澳大利亞大學科研商業化行動計劃解析

車 堯，曾 用，張志剛

（1.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2.浙江省科技廳科技交流和人才服務中心，杭州 310012；3.科學技術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北京 100045）

2022 年2 月2 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宣布了一項重大國家戰略——大學科研商業化行動計劃[1]（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澳大利亞希望借助其擁有的世界一流大學的整體研發優勢，力求發展商業化研究，旨在實現高校的優勢研究領域與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發布的制造業六大優先領域，即“醫療產品”“食品和飲料”“回收和清潔能源”“資源”“技術和關鍵礦物加工”“國防和太空”保持一致，從而為大學科研商業化戰略提供路徑。行動計劃得到了澳大利亞企業界和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并獲得了新一輪高達22.76 億澳元的政府撥款。

1 澳大利亞政府加速大學科研商業化的具體措施

相關研究發現，大學早期研究成果通常很難實現后期的商業轉化。早期階段的投資風險較大。澳大利亞大學以往的研究資助計劃主要面向科學發現，這導致了其在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方面存在資金缺口。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創新技術往往會“無路可尋”（valley of death）。行動計劃的目標是在大學和企業之間架起合作的橋梁，“行動計劃”涵蓋的主要內容有：啟動16 億澳元建立經濟加速器計劃；追加1.5 億澳元成立澳大利亞聯邦科學工業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擴大主序風險投資基金（Main Sequence Ventures，MSV）；承諾出資2.4 億澳元支持“開拓者大學”（Trailblazer Universities）計劃。

1.1 啟動經濟加速器計劃

為支持科研成果商業轉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正在研究制定澳大利亞經濟加速器計劃（Australia’s Economic Accelerator，AEA），決定優先資助澳大利亞制造業的六大優先領域。AEA 將采取一種全新的資助方式推動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促進大學和企業之間的合作，擴大公共和私人研發投資規模。AEA 的立法程序已于2022 年上半年通過。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致力于在整個科學研究和創新系統中加速實現優先事項的一致性，并使用“杠桿”手段促進國家制造業優先科研項目。為實現該目標，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已允許調整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的Linkage Program 計劃和澳大利亞國家合作研究基礎設施戰略（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Strategy，NCRIS）的既定科研經費計劃使用安排，推動科研成果商業化。

1.2 擴大“主序風險投資”創新基金風險投資規模

國際實踐表明，政府投入是科研成果商業轉化早期階段的關鍵所在，企業資金往往僅存在于可能獲得投資回報的后期階段。因此，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啟動經濟加速器計劃的同時，做出了進一步擴大科研風險投資規模的戰略決策。

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CSIRO）設立的“主序風險投資”創新基金（Main Sequence Ventures，MSV），旨在資助科學領域早期階段的研發活動。其對高價值的、尚處于商業性早期機會進行基于完全市場化股權融資，此時的被投資對象通常還不具備產出效益的能力，但擁有積極進取的創始人團隊以及潛在的面向全球市場技術能力。MSV 將獲得1.5 億澳元的政府股權注資，預計可形成3 億～5 億澳元的基金規模?！爸餍蝻L險投資”創新基金是經濟加速器計劃風險投資的來源之一，將進一步促進澳大利亞公共研發機構的風險投資，有助于將大學高價值研究推向市場。

1.3 實施“開拓者大學”計劃

除以上兩項措施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還配套制定了“開拓者大學”計劃，意在為優先領域的商業化改革提供快速切入點。目前，澳大利亞已有多所大學初步具備了將研究成果進行商業轉化的能力，這些大學正在實施內部驅動改革，通過優化、修訂薪酬和科研評價體系，加速促進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鼓勵在知識產權、產業關系和技能實踐方面先行先試，下一步還會在實踐認知方面推進思想和文化變革。

2022 年下半年，第一批遴選出的“開拓者大學”將被賦能引領改革的靈活性和敏銳的洞察力，其會陸續加入將研究成果商業化的知識產權總體框架協議，并通過框架內的利潤分享機制，從而確保大學科研人員和企業均能獲益。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堅信“開拓者大學”計劃會迅速成為號召企業積極與大學開展合作的“燈塔”，助力產學研聯動。

2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出臺行動計劃的背景

澳大利亞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體系，具備商業轉化所需“原料”，其以占全球0.34%的人口貢獻了全球2.7%的科研產出[2]，尤其是醫藥、醫學健康以及數學領域內的90%以上的研究成果達到世界領先水平。雖然澳大利亞大學具備較高的科研實力，但其科研投入成果產出比并不高。澳大利亞大學對科研的激勵措施僅依靠對學術出版物和引用情況的考核，缺乏對科研成果商業轉化效率的評估[3]。

澳大利亞提升大學科研成果商業轉化效率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強烈，但目前而言，不論是企業層面還是大學層面，均存在影響雙方開展合作的不利客觀因素，主要問題如下。

2.1 澳大利亞中小型企業欠缺開展產學研合作的創新能力

澳大利亞整體商業格局以中小型企業（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為主。截至2021年6月，97%的澳大利亞企業聘用員工的數量少于20 人，且59%屬于沒有員工的自我雇用型。員工數量少于200 人的大多數企業，每年的創新投入不足2.5 萬澳元，由于缺乏資金和熟練勞動力，中小型企業的創新能力會出現下降的情況[4]。目前，澳大利亞少數大型企業承擔大部分的產學合作，企業研發投入集中在特殊行業的大型公司。與大企業相比，中小型企業通常是將其有限的資金更多地投向非研發領域，這類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大約是投向研發的中小型企業的5 倍[5]。

2019 年，澳大利亞《“小企業和家族企業監察員”報告》顯示，63%的澳大利亞大型企業參與創新活動，而中小型企業的這一比例為50%[6]（2014 年為80%），創新活力呈下降態勢。CSIRO發布的《中小企業科研的推動因素及障礙》顯示，與許多大學缺乏與企業合作的技能一樣，企業往往也缺乏與公共研究部門合作所需的技能和資源。與大學相比，中小型企業更加強調時間成本，其通?？释軌蛟诟痰臅r限內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大多數中小型企業并沒有將與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合作視為其核心業務，即便這種合作是低風險的。雙方合作存在的主要障礙包括：有限資本、效益產出和時間成本；大學內部煩瑣的行政化程序；知識產權歸屬的界定劃分；參與價值和風險的不確定性；不同的合作原始動機。

還有相關證據表明，合作關系的建立存在困難，澳大利亞中小型企業認為大學并不真正了解在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可能遇到的實際問題，并認為后者不具備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和能力。另外，許多企業報告都曾提及過與大學開展合作時存在困難和障礙，主要包括文化和技能差異、知識產權交易障礙和不同的監管機制[7]。優先事項、價值觀差異也是企業與大學間開展合作有限的原因之一。此外，大學尤為重視科研成果的學術出版，企業存在低估研究人員能力的問題，同時大多數研究人員缺少將科研成果進行商業轉化的動機。

2.2 澳大利亞企業研究人員數量偏少、流動性偏低

澳大利亞科研成果商業轉化能力不足的原因在于其企業內部的研究人員數量比例偏低，只有約40%的研究人員選擇在私營企業工作，遠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平均水平，僅約為韓國的50%。另外，雖然澳大利亞研究人員的數量整體增長勢頭強勁，但近幾年趨勢放緩。企業研究人員數量偏少，且與大學之間的人員流動性不高，導致校企之間科研資源配置的不對稱性。

2.3 澳大利亞企業的市場創新和投資研發強度相對偏弱

根據OECD 統計，僅有11%的澳大利亞生產型企業在2016—2021 年進行了市場創新，在OECD 國家中排名第25 位[8]，這表明澳大利亞是一個漸進式創新者，主要借鑒、引進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創新而非原創。澳大利亞研發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2008 年的2.2%下降到2017 年的1.8%，低于2017 年OECD 的平均水平，與其他OECD 國家相比，企業在研發上的支出占比也偏低——低于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只達到OECD 平均投入強度的2/3（GDP 的1.67%）[5]。

2.4 對大學的激勵措施不夠重視商業合作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激勵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方面相對缺位。行動計劃的出臺表明，聯邦層面已下定決心對大學科研財政制度和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管理的撥款程序進行改革，特別是改革大學現有的研究經費制度（見表1），并激勵高校與企業合作推進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

2.5 澳大利亞企業研發投入占比下降明顯

澳大利亞工業、科學和資源部（DISR）的“科學研究和創新”研發投入統計數據顯示[9]，2011/2012 財年，澳大利亞大學和企業的研發投入規模占全社會研發投入的占比非常接近，分別為33.14%和34.30%，而到2021/2022 財年，前者占比降至31.45%，而后者占比則大幅降至24.77%，可以研判這是促使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制定行動計劃戰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3 行動計劃的可行性基礎及政府的支持配套政策

在澳大利亞的大學與企業之間開展科研成果孵化后的市場商業轉化時，雖面對不利條件，但存在開展合作的基礎、潛力及發展空間。

3.1 澳大利亞大學具備推動科研商業轉化的研究基礎

澳大利亞大學的研發投入能夠持續穩定增長[10]，規模體量不斷躍升。2022 年澳大利亞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2022 財年，已有超過8 萬研究人員在41 所研究型大學和CSIRO 中從事研發工作，該財年總研發支出為360 億澳元，其中大學承擔了約1/3 的研發活動，達129.68 億澳元，這一數字較2008/2009 財年大學研發經費投入（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HERD）幾乎翻了一番（見圖1）。大學是澳大利亞研發整體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具備較為雄厚的研究基礎和實力，但其諸多科研成果亟待轉化。

圖1 澳大利亞大學研發（HERD）經費投入

3.2 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助推科研商業化行動計劃

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穩定資助澳大利亞大學的高質量研究40 余年，其管理的聯邦競爭性資助計劃主要包括：發現計劃（Discovery Program），支持基礎研究尋找新思路；聯動計劃（Linkage Program），支持主要利益相關群體之間的研發合作。

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將對部分關鍵領域采用新標準：一方面，將至少70%的聯動計劃撥款投向國家制造業優先領域，并定期進行審查。另一方面，加強澳大利亞大學專家的作用及影響，大學可引進企業科研人員。

2023 年8 月末，澳大利亞研究理事會發布的《國家競爭性經費計劃（National Competitive Grants Program，NCGP）績效評估報告》顯示，2002—2021 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NCGP 研發投入上每投入1 澳元，其國內生產組織產出會比將其投向其他政府部門時高出3.32 澳元（實際折現率按7%計算）[12]。在此基礎上，將有更多的資金被引導投向能夠解決澳大利亞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的相關研究。

3.3 澳大利亞《國家研究基礎設施（NRI）路線圖》使大學科研商業轉化成為可能

澳大利亞制定的《國家研究基礎設施路線圖》可以為大學及企業研究人員提供工具和環境，促進研究創新和轉化（見表2）。澳大利亞鼓勵具備高職業素養的從業人員就研究成果的商業性實際應用情況向政府和企業提出相關建議。

表2 澳大利亞《國家研究基礎設施路線圖》具體內容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每5 年制定一次《國家研究基礎設施路線圖》，為科研投入提供政策方向，最新版為2022 年4 月7 日發布的“2021 路線圖”[13]。該路線圖指明了目前企業之間開展有效合作和研究轉化方面存在的障礙，政府同時還表示要抓住機會，積極為國家研究基礎設施管理、大學企業均參與的合作項目提供撥款，促進數據共享，實現校企科技創新合作發展。

3.4 優化大學科研激勵措施

基于上述有利因素，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制定了能夠促進大學科研商業化的配套措施，具體如下。

（1）繼續推進澳大利亞聯邦藍天研究。

大約2/3的澳大利亞基礎研究是由大學承擔的，在現有基礎上，澳大利亞政府將繼續為澳大利亞聯邦藍天研究①藍天研究是一種不受特定應用或實際需求限制的基礎性研究計劃。（Blue Sky Research，BSR）的核心圈層項目提供資助，通過質量及風險把控，獲得長遠的潛在商業預期回報。

（2）推進整筆研究撥款。

目前，澳大利亞大學可以從每1 澳元的政府研發經費中可有效獲得0.31 澳元的整筆研究撥款（Research Block Grant，RBG）資金，可從每1 澳元的企業研發投入中獲得0.26 澳元的RBG 資金。澳大利亞大學從政府獲取研發資助的單位產出高于其與企業合作的單位產出，RBG 經費計算基準（funding formulas）仍有調整的余地，以激勵大學與企業之間開展更多合作。在合作總量不變的情況下，澳大利亞大學與企業合作的RBG 增長，將使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研發支出占全國研發費用的比例變小。

（3）先后出臺“研究支持計劃”和“研究培訓計劃”。

前者致力于提升澳大利亞高校的研發能力，支持系統性研究并承擔所發生的間接成本；后者向高校中從事高級研究（higher degree by research，HDR）的學生提供獎學金。資助的項目類型分為競爭型和參與型，二者是確保澳大學能夠獲得持續性科研產出的重要手段，也是進行成果商業化的必要保障。

（4）消除商業轉化的知識產權管理問題。

為解決校企合作和在商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曾于2021 年9 月20 日發布關于《高等教育研究商業化知識產權框架》（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Commercialisation IP Framework，HERC IP Framework）的征求意見，同年11 月完成集中討論，并于2022 年2 月再次開展公眾咨詢，征集知識產權管理和大學主導的研究成果商業化建議。

4 后續推進工作

澳大利亞工黨（Australian Labor Party）新政府繼承了前自由聯盟黨政府出臺的行動計劃，2022 年9月27日澳大利亞工業、科學和資源部部長艾德·胡西奇（Ed Husic）宣布對聯邦科學研究優先事項進行審查，確保其符合商業轉化目標。澳大利亞首席科學家凱西·福麗（Cathy Foley）將領導為期12 個月的審查工作，并更新2017 年版的《澳大利亞國家科學聲明》。行動計劃的后續推進工作還包括如下內容。

4.1 在大學內部建立轉化能力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建立一套清晰的商業化研究專項計劃——行業博士研究獎學金計劃（Industry PhD and Research Fellowship Schemes），試圖從根本上改變澳大利亞大學現有的項目基金和獎勵機制，旨在激勵更多的研究人員融入企業生態。

該計劃從2022 年7 月開始，目標是在10 年內增加1 800 名行業博士和800 余名研究商業化的專職人員。上述博士學位和獎學金全部為競爭性申請，優先考慮符合澳大利亞國家制造業優先事項的申請，鼓勵大學將研究人員的薪酬和晉升與研究的商業轉化結果進行對接；在項目合同中增加提交商業轉化報告條款；將商業轉化作為申報經濟加速器計劃項目和“開拓者大學”計劃的資格要求。

4.2 汲取國際經驗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科研機構和行業企業將會進一步深入研究國際上科研成果商業轉化成功案例。已有經驗結果表明，實施轉化的主體均強調商業化的關鍵成功要素，具體包括：任務驅動，如美國小企業創新研究和小企業技術轉讓項目、日本的Moonshot 計劃（日本政府于2020 年東京奧運會籌備期間提出的一項大規?？萍紕撔掠媱?，旨在通過技術創新解決當前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和英國的9 個產業加速計劃（Catapult）；商業基金驅動，如新西蘭的育種加速基金（PreSeed Accelerator Fund）等。轉化成功的共性因素是制訂行動計劃的主要參照，總結得出的主要成功因素如下：

一是大規模投資。政府研究資金規模龐大且能夠長期持續投入。二是劃定特定優先事項。商業化投資通常圍繞國家需求和國家優先事項。三是行業企業為動力主導。企業通過創新渠道汲取發展思路，而并非以學者個人意愿為主導。四是大學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基礎。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能夠在二者之間自由流動。五是研究機構主動融合?！疤ь^”搞科研并開展商業環境調研。

4.3 加強監督與評估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已決心致力于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性轉化的長遠規劃，穩步推進行動計劃中的各項舉措并對執行情況進行定期監督和評估。例如，已制定一套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旨在系統層面或特定目標層面監督研發投入與產出比例、研發過程效率和優化、技術或產品的市場接受度、風險管理和決策效果等方面所能達到的項目預期整體效果。

（1） 加強協作?！?人際協作”（human collaboration）指代更多的學者和企業人士的合作，“物理協作”（physical collaboration）指代在企業和大學研究議程下的主動協作。兩者構成了廣泛的合作空間和目標，并且相互依存。單獨跟蹤“人際協作”和“物理協作”，可能會面臨無法識別特定風險的可能，如果不加以解決，最終會導致失敗。

（2）促進商業化。提倡在應用研究領域內，根據科研成果轉化后的商業價值對大學認可度進行評估，鼓勵大學成為科技成果商業化的推動者。

（3）鼓勵創新。創造良好的有利于本土化創新的知識環境，營造大學和企業共同追求創新的氛圍和理念、聚焦澳大利亞國家制造業優先發展事項。

上述總體目標被進一步分解為特定的成功因素，根據這些因素并結合3 個關鍵因素即關注點、有效性和影響，可以確定具體的關鍵績效指標，如表3 所示。

表3 澳大利亞科研商業化改革關鍵績效指標（KPI）

行動計劃在實施層面已取得重大進展。早在制定之初，澳大利亞聯邦政府便與大學和企業保持密切溝通，在后續推進過程中，聯邦政府著力于統籌管理，以確保所有舉措可以得到有效實施?！伴_展情況跟蹤”和“監督監管”是澳大利亞政府管理層的下一步的工作重點。澳大利亞為監督經濟加速器計劃設立了“商業化專家理事會”以及需要向理事會提交工作報告的“高級負責人”，是監督系統下的核心組成部分。工作報告需以年報形式進行提交，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每5 年審查一次商業化議程是否與國家制造優先事項保持一致，

此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還會對其中一些措施進行抽檢評估，并表示還需要完成后續的行政審批，但大學和企業無須等待全部細節的發布，強調政府將與學界、企業界一道共同推進這一議程，并承諾積極參與科研商業化合作的大學和企業會比選擇觀望的同行率先得到回報。

5 結語

中國可參考澳大利亞的相關做法，系統性分析國內大學科研成果商業轉化存在的不足，并挖掘自身的潛力和優勢，從而做到精準施策，具體可以從以下5 個方面入手：

（1）科學規定大學科研成果商業轉化績效考核指標，促進科研成果轉化成為大學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的努力方向。

（2）整合優化政府財政和社會資本為大學科研成果的商業轉化提供風險擔保，科學制定利益分配機制。

（3）鼓勵大學科研人員與企業界人士的溝通交流，建立雙方科技人員職稱、待遇的互認互通機制。

（4）搭建支持大學科研成果轉化服務平臺，為科研人員提供高質量、全方位的面向市場的數據分析及技術需求服務。

（5）統一思想、統一目標，以在優先發展事項能夠保持一致的大學和企業作為政府優先支持對象，促進科研成果商業轉化，并逐步擴大范式的影響效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