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外徒步旅游社會支持對參與滿意度的影響
——基于情緒體驗的多重中介效應分析

李 娜，顧祎晗

（湖北大學體育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國務院關于印發全民健身計劃 （2021—2025 年） 的通知》，指出要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廣泛開展全民健身賽事活動，通過普及推廣戶外運動項目，拓展體育旅游產品和服務供給，打造一批體育旅游精品線路、精品賽事和示范基地，營造全民健身社會氛圍［1］。 《通知》將“促進體旅融合”作為主要任務之一。 體育旅游是體育產業和旅游產業深度融合的新興產業形態，發展體育旅游是豐富旅游產品體系、拓展旅游消費空間、促進旅游業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也是盤活體育資源、推動體育產業提質增效的必然選擇。其中，戶外徒步旅游以適用人群廣泛、慢節奏欣賞自然與身體力行挑戰體驗等優勢成為體育旅游的主流趨勢，吸引了大批的旅游者參與其中。 戶外徒步旅游是個體臨時離開居住地，在自然環境中以行走為主要方式，從而獲得強烈具身體驗的休閑旅游形式。 它是一項群體性活動，具有身體強參與、游憩感和挑戰性等特點。

滿意度是反映消費者直接態度的重要指標，通過滿意度可預測消費者后續及未來行為的傾向，是理解顧客行為的關鍵因素［2］。參與滿意度是衡量戶外徒步旅游體驗質量的重要評價指標。 前人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個人情感體驗是影響參與滿意度的重要前因變量，但其影響路徑目前尚不明確。 因此，本研究在文獻的基礎上構建了 “社會支持—積極—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理論模型，深度分析參與滿意度的影響路徑，挖掘旅游者的內在需求，優化其參與過程體驗，從而提升戶外徒步旅游者的體驗質量。

1 研究理論與假設

1.1 社會支持與情緒體驗的關系研究

社會支持指個體從親人、朋友、同事或團體組織等社會關系中獲得的物質和精神支持［3］。 社會支持的緩沖器模型認為，當個體處于應激狀態下時，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發生聯系，它能緩沖負性生活事件的不良影響，從而實現對個體身體及心理健康的保護［4］。 社會支持的主效應模型認為個體感知到的社會支持對其心理調適起保護作用，有利于增加積極情緒體驗［5］。戶外徒步旅游最大的特點是娛樂性、趣味性和健身性，參與徒步旅游是以趣緣為紐帶的社會互動，不僅能使參與者感知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減少負性情緒的產生［6］，這種結伴出游，通過創造一種脫離社會結構和性別期望的自由感，為提升自身幸福感做出了貢獻［7］。通過研究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對情緒體驗的影響，得出高水平的社會支持對情緒體驗的影響是有益的，本研究將探討社會支持及其2 個維度對積極/消極情緒體驗的不同預測作用，提出如下假設。

H1：社會支持正向影響積極情緒體驗。

H1a：親友支持正向影響積極情緒體驗。

H1b：群體支持正向影響積極情緒體驗。

H2：社會支持負向影響消極情緒體驗。

H2a：親友支持負向影響消極情緒體驗。

H2b：群體支持負向影響消極情緒體驗。

1.2 社會支持與參與滿意度的關系研究

1965 年，Cardozo 將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引入營銷學，學者們開始廣泛關注滿意度這一領域［8］。滿意度是對目的地的預期同實際旅游中產生的體驗相比較的結果［9］，是個體在體驗后對信息質量進行綜合評價產生的需求滿足狀態［10］。因此，戶外徒步旅游參與滿意度是旅游者在戶外徒步旅游中獲得的心理愉悅和需求滿足程度。 感知—期望差異理論認為當旅游者與環境融合程度越高，其越感到“超值”，對應的滿意度也越高；若對服務有表現沒有達到期望，則會感到不滿意。 研究表明，參與滿意度受外界氣氛和群體互動等因素的影響［11］，經常參與運動的人群，能夠加深對運動的價值認同和自我身份認同，獲得愉悅感，提升參與滿意度［12］。 粟路軍發現影響旅游者消費、 重游意愿和推薦的因素受其期望與實際感知對比后而形成的心理狀態影響［13］。 在戶外徒步旅游中，良好的群體互動與共同的團隊目標可確保旅游團隊的和諧統一；在旅游者身心面臨問題時，親友和群體成員能及時獲得援助達到令人滿意的體驗。 綜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社會支持正向影響其參與滿意度。

H3a：親友支持正向影響其參與滿意度。

H3b：群體支持正向影響其參與滿意度。

1.3 情緒體驗的中介作用

旅游者情緒體驗從始至終滲透在旅游全過程，對旅游者的滿意度和后續行為發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旅游是研究情緒的極佳試驗場［14］。 情緒共分成2 個維度，以0 為中間界限，是個體對外在事物的表現中立，當個體受到外界事件刺激時，個體對該事件是否有利于自身進行編碼判斷，從而向兩邊逐步擴大，若個體感知到體驗事件有利于自身需求或價值時，積極情緒體驗會隨之出現，反之則產生消極情緒體驗。 積極情緒（PA）和消極情緒（NA）具有相對獨立性，消極情緒體驗的減少并不意味著積極情緒體驗的增加［15］。 作為外在影響的社會支持會引發個體在人格系統中的情感體驗發生變化，這表明情緒體驗可能是對社會支持所表現出的回應。 研究表明，社會支持不僅直接作用于生活滿意度，還能通過心理狀態間接作用于生活滿意度［16-17］。 當個體處于舒適的群體氛圍，個體將會獲得更多的積極情緒體驗，具有積極情緒體驗的個體更能積極地應對、解決問題并更容易獲得生命意義感，提升滿意度［18-19］。 因此積極情緒體驗能夠增強個體幸福感，降低個體心理疾病的易感性，使個體在高壓或消極狀況下可快速有效地恢復，改變、融入外界環境，幫助個體產生幸福感。 基于文獻分析，提出假設。

H4：積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H4a：積極情緒體驗在親友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H4b：積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H5： 消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H5a：消極情緒體驗在親友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H5b：消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圖1 假設模型圖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2022 年6—7 月調查人員到達武漢東湖七連山、大青八路線、云霧山、九峰山等地（調研地作為生態旅游目的地具有典型代表性，且以上路線均符合調研要求的遴選標準中等強度：6 h20 km）。對平均每月有1 次戶外徒步旅游經歷的旅游者發放紙質版問卷，被調查者進行現場填寫。 預調研回收問卷133份，有效問卷120 份，有效率90.23%。 正式調研問卷回收650份，剔除無效問卷后為587 份，有效率為90.31%。 男性旅游者有374 人（63.7%），女性有213 人（36.3%）；年齡以18～40 歲人群為主，18～25 歲（30.2%），26～30 歲（17.7%），31～40 歲（21.1%），41～50 歲（11.4%）；學歷以大專/本科為主（63.5%）；月收入以8 000 元以下為主，5 001～8 000 元以下 （29.1%），3 001～5 000 元（18.9%），3 000 元以下（27.4%）。

2.2 研究工具

社會支持量表參考Zimet 編制的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SSS）［11］和王真真設計的適用于線上跑者的社會支持量表［20］，編制了符合戶外徒步旅游情境的社會支持量表，問卷采用Likert 5 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社會支持程度越高。 社會支持KMO為0.89，p<0.001，旋轉后各因子載荷均大于0.60。社會支持因子分析結果為二維，與最初擬定的維度數量是一致的，分別命名親友支持和群體支持。 旅游者親友支持、群體支持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75、0.78。

積極情緒量表、 消極情緒量表選用黃麗翻譯的中文版積極消極情緒量表［15］。 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KMO分別為0.92、0.90，p<0.001，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0、0.92。

參與滿意度量表參考Spreng［21］、李京律［22］等的研究，采用整體滿意度的指標進行參與滿意度的測量，共3 項指標。 參與滿意度KMO為0.64，p<0.005，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2，問卷符合基本信度標準，題項問題設置合理穩定。

2.3 數理處理與分析

采用SPSS 26.0 對社會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4 變量進行相關分析，AMOS 24.0 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建模，對假設路徑進行檢驗。

3 研究結果

3.1 共同方差偏差檢驗

本文采用AMOS 24.0 檢驗社會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和參與滿意度量表測量結果CMIN/DF=2.409；RMSEA=0.049；CFI=0.940、IFI=0.940、NFI=0.902、TLI=0.933；PNFI=0.807，因子的特征值均大1 符合理想標準，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

兩變量間的線性相關作用可通過SPSS 相關分析進行檢測，相關系數越大，相關越強。 通過對戶外徒步旅游社會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及參與滿意度相關性分析，得出測量變量兩兩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3.3 假設檢驗

運用Amos24.0 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對總模型進行路徑系數檢驗，并依據p值的大小判斷路徑系數是否顯著具有統計學效力。 結果顯示，各項指標為CMIN／DF=2.464，GFI=0.906，AGFI=0.888，NFI=0.863，IFI=0.914，TLI=0.905，CFI=0.914，RMSEA=0.050，數據顯示擬合良好。

圖2 社會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的結構模型

社會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分析（B=0.464，p<0.001），表明社會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有顯著正向作用，假設H1 成立。 社會支持對消極情緒體驗分析（B=-0.339，p<0.001），表明社會支持對消極情緒體驗有顯著負向作用，假設H2 成立。 社會支持與參與滿意度的分析（B=0.395，p<0.001），表明群體支持顯著正向預測參與滿意度，假設H3 成立?！吧鐣С帧e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的效應值顯著（B=0.145，p<0.05），這說明積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和參與滿意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社會支持→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的效應值顯著（B=0.048，p<0.05），這說明消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和參與滿意度之間起中介作用。 在模型中“社會支持→參與生活滿意度”直接路徑p<0.01，直接效應結果顯著，說明積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消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分別占總中介效應值的75.13%，24.87%。

對社會支持二維度、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與參與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路徑標準化分析。結果顯示，各項指標為χ2/DF=2.840，GFI=0.901，AGFI=0.882，NFI=0.844，IFI=0.893，TLI=0.880，CFI=0.892，RMSEA=0.056，數據顯示擬合良好。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n=587）

圖3 社會支持二維度、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的結構模型

親友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無顯著差異（p>0.01），假設H1a不成立。群體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分析（B=0.462，p<0.001），表明群體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有顯著正向作用，假設H1b 成立。親友支持對消極情緒體驗無顯著作用（p>0.01），假設H2a 不成立。 群體支持對消極情緒體驗有顯著差異 （B=0.462，p<0.001），假設H2b 成立。親友支持對參與滿意度分析（p>0.01），表明親友支持對參與滿意度無顯著作用，假設H3a 不成立。群體支持對參與滿意度分析（B=0.455，p<0.001），表明群體支持對參與滿意度有顯著正向作用，假設H3b 成立。 “群體支持→積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 的效應值顯著 （B=0.131，p<0.05），這說明積極情緒在群體支持和參與滿意度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群體支持→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的效應值顯著（B=0.043，p<0.05），這說明積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和參與滿意度之間起著中介作用。 在模型中“群體支持→參與生活滿意度”直接路徑的p<0.001，且直接效應結果顯著，說明積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消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4b、H5b 成立，分別占總中介效應值的75.29%，24.71%。

4 討論

4.1 社會支持對情緒體驗的直接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社會支持、 群體支持能正向顯著影響積極/消極情緒體驗。 雖然群體支持、親友支持與積極/消極情緒體驗之間存在顯著相關，但是親友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和消極情緒體驗無顯著預測作用，且社會支持的群體支持要高于親友支持對積極情緒體驗的影響，這可能與戶外徒步旅游的群體活動屬性有關。 徒步旅游過程中，同伴支持可以增強旅游者間的社會互動，形成積極的動力機制，共同完成團隊目標，有利于旅游者將其編碼為“積極”的一面，促進積極情緒體驗的獲得。 反之，旅游者感知到的外界關懷與支持較少，或感受到不安全因素時，便會增加消極情緒體驗。 崔麗霞認為社會支持是消極情緒的重要途徑，可通過提升預先應對策略和積極情緒的體驗進行緩解［23］，支持本研究結果。 戶外徒步旅游氛圍促進旅游者的參與體驗的積極情緒產生，旅游群體成員的鼓勵可提高旅游者群體認同感，激發旅游者參與戶外徒步旅游的積極性。 在戶外徒步旅游中旅游者從陌生到熟悉、 相約出行，真正融入徒步群體。

4.2 社會支持對參與滿意度的直接影響

研究發現，社會支持、群體支持對參與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葉鳴、魏孟均得到社會支持對滿意度有直接正向作用［24-25］，當個體處于困境時有效維持其心理健康水平的途徑是獲得較高且穩定的社會支持［26］，支持本研究結果。 戶外徒步旅游者參與互動程度更高，體驗更為深刻，更容易獲得來自群體成員的幫助與認可。 獲得群體支持較高的旅游者更容易產生正向的評價，從而增加旅游者對戶外徒步旅游的好感，而群體提供的支持氛圍是旅游者產生期待、 積極評價和重游意愿等的重要前提條件，因此，參與滿意度更容易受群體支持的影響。 縱觀國內外知名戶外徒步旅游文章，其更加注重戶外徒步旅游的體驗［27-28］。 若想通過戶外徒步旅游帶動經濟發展的城市，需要國家加大對全民健身的推廣和宣傳，注重徒步道路的建設，培養專業人才帶領群眾參與，促進旅游者滿意度形成。

4.3 情緒體驗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證實了社會支持不僅直接作用于滿意度，還通過積極情緒體驗和消極情緒體驗的間接作用影響滿意度，且相較于消極情緒體驗，積極情緒體驗的中介效應更大。 這說明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旅游者在戶外徒步旅游中面對消極事件時更傾向產生積極的情緒體驗，并可能具有將消極情緒體驗轉化為積極情緒體驗的能力，增加并維持積極情緒體驗的發生頻率，從而能更為頻繁的體驗到積極情感體驗，這種積極的作用也能較好的促進滿意度的產生。 分析得出，社會支持、群體支持不僅會直接影響參與滿意度，還會通過積極情緒體驗間接影響參與滿意度，說明積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和參與滿意度、群體支持和參與滿意度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從間接效應的比較來看，積極情緒體驗的中介效應要明顯大于消極情緒體驗的中介作用，即消極路徑削弱效應成立。 這一研究結果與師方媛［29］、陳海燕［30］的研究結果一致，其研究也發現積極情緒體驗比消極情緒體驗的中介效應更大。 根據拓展—建構理論，積極情緒體驗在幫助個體拓展思維—行動的范疇和建構心理資源的同時還具有重要的緩釋功能［31］。消極情緒體驗會引起個體軀體和精神上的消極體驗，喚醒憤怒、焦慮等應激反應［32］。而積極情緒體驗此時會發揮修復和緩釋作用，積極情緒體驗可以促進自主神經系統平靜，解除應急防御，使身體處于放松狀態，同時還可以修復思維的靈敏性［33］。 積極情緒體驗不僅自身發揮著心理資源的作用而且還可以同時削弱消極情緒體驗所帶來的影響。 獲得較高積極情緒體驗的旅游者更容易產生積極評價推薦，輻射周圍人群參與積極性。

表2 假設檢驗結果

本研究構建的社會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模型、 群體支持—積極情緒體驗—消極情緒體驗—參與滿意度模型，積極／消極情緒體驗的中介作用也得到了有效驗證。 因此，積極／消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和參與滿意度、群體支持與滿意度之間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戶外徒步旅游社會支持和群體支持會通過情緒體驗，作用于旅游者對戶外徒步旅游的參與滿意評價。

5 結論

戶外徒步旅游社會支持、群體支持正向顯著影響積極／消極情緒體驗。

戶外徒步旅游社會支持、 群體支持正向顯著影響參與滿意度。

戶外徒步旅游積極／消極情緒體驗在社會支持與參與滿意度、積極／消極情緒體驗在群體支持與參與滿意度間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