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生活體育發展歷程、成效及啟示

虎曉東，李成寶

（1.寧夏大學體育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2.阜陽師范大學體育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并通過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取得了快速發展，為加快推進體育強國建設和實現健康中國戰略目標奠定了基石。 但與此同時，我們應意識到，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環境得到不斷改善的同時，也要求新時期全民健身事業更高水平地發展。 然而，全民健身活動的開展還存在諸多問題，具體表現在：場地總量依然不足［1］；質量不高、社會力量參與不充分［2］；社會體育指導員未能充分利用；國家體育鍛煉標準的制定與推行；便捷的體育鍛煉場所等方面。 了解、借鑒全民健身體系較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全民健身戰略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其中，韓國在推行“生活體育”的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成功經驗，有效提升了其國民健康和體能水平。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韓國生活體育相關法規和政策，以及老年人生活體育的開展現狀等進行了研究［3-5］。 也有學者對“韓國生活體育發展狀況進行分析、歸納與發展建議”［6］，認為“韓國生活體育的最大特點是經費充足，以營利性體育場所為主”［7］。 但是，已有研究缺乏對韓國生活體育法制化支持的發展歷程及成效的研究?；诖?，本研究采用文獻資料法、邏輯分析法，以及作者在韓國求學期間的田野觀察，系統梳理、歸納、分析韓國生活體育的發展歷程、現行主要支持項目及發展成效和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提出發展建議，期冀為中國全民健身戰略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1 韓國生活體育的發展歷程

20 世紀80 年代，“韓國政府為加快創建先進國家的進程，便效仿西方國家‘終身體育’（Sport for Lifetime）和‘為所有人的體育’（Sport for all），不斷開展改造國民意識的運動”［6］。 以1988 年漢城奧運會成功舉辦為起點，開始逐步推行生活體育政策。 其演進歷程可分為3 個階段。

萌芽期（1982—1988 年）。1982 年《國民體育振興法》做出“旨在有效振興國民體育，為國民提供體育福利和弘揚國威做出積極貢獻”的全面修改，標志著“國民體育”首次有了法律依據；但實際上的法律修訂內容是：培養大韓體育會、以競技體育為中心，成功舉辦國際和地方職業體育賽事為主［8］。 但這為后來的生活體育政策奠定了一定前期基礎。

形成推廣期（1989 年至新世紀初）。1986 年漢城亞運會和1988 年漢城奧運會的成功舉辦，激發了國民參與體育運動的熱情，韓國政府隨即制定了滿足國民體育需求的第一例政策——《國民生活體育振興綜合計劃》（又稱虎計劃1990—1992 年），又于1991 年新設了專門負責推進生活體育的社會組織——國民生活體育協會；同時，依照《國民體育振興法》的規定，制定了 《國民體育振興第一個五年計劃（1993—1997年）》，該計劃提出“面向全國推廣生活體育”的要求。 以上從制度上為生活體育的發展提供了保障。

調整完善期（2000 年至今）。進入新世紀后，韓國在關注國際體育比賽的同時，擴大不同階層的體育參與機會，提高全體國民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的決定性權利，將生活體育作為國家基礎福利政策推進。 韓國政府先后制定了《國民體育振興五年計劃》《文化愿景（2008—2012）計劃》《2030 運動愿景》等支持生活體育發展的政策。 2015 年3 月27 日，以通過生活體育增進國民健康和體力、善用閑暇及提高福利為目的，頒發《生活體育振興法（法律第13251 號）》作為配套實施法。至此，生活體育政策支持體系逐步完善，走向了成熟發展階段（見表1）。

表1 韓國生活體育政策支持演變歷程

2 韓國生活體育主要支持的項目

2.1 體育基礎設施支持項目

韓國通過實施體育基礎設施支持項目，為國民參與生活體育提供便利條件。 2018 年，共投入1 336 億韓元［9］支持4 個項目：一是國民體育中心，該項目從1997 年開始實施，2018 年推行了生活圈型（貼近日常生活型）的國民體育中心模式和試點工作，以集中設置的方式為國民體育活動提供平等參與的機會； 二是開放性多功能體育館，利用學校用地建立體育場館，為學生和社區居民提供共同使用的生活體育設施，并提供平等的體育福利機會； 三是公共體育設施改造維修，支援10年以上需要緊急改造、 維修的全國公共體育場館設施，并為殘疾人提供安全舒適的體育活動參與條件； 四是生活體育基層擴散，通過建設社區冰球、拳擊、足球等場地設施，讓青少年體驗各種體育活動，以及滿足不同階層、群體（殘疾人和婦女）的新體育設施需求，提高國民的生活質量。

2.2 生活體育廣場項目

“生活體育廣場項目”是最早（1993 年）實施的生活體育支持項目，它是以村或社區為單位，通過部署體育指導員、提供飲用水等方式，在公園和廣場等公眾體育活動場所的早、晚時段，就近創設各年齡段均可參與的基礎性體育環境。 其目的是為持續開展全民性體育生活化運動而營造文化氛圍。 各鄉鎮或社區充分利用報紙、電視和社交平臺等宣傳途徑，為居民提供生活體育廣場相關信息，吸引居民的關注和參與。 據2019年大韓體育社會事業報告書顯示，“2018 年生活體育廣場共運營5 萬余場次，參與人數高達142 萬余人。此外，通過體育7 330 志愿者服務團隊的才能分享，以關注弱勢群體的身體、情感和社會健康為主，改善國民對接近生活化體育服務的認識。 2018 年，體育7 330 志愿者團隊全年共組織1 654 名成員進行了時長787.6 h、共計196 次的分享才藝志愿服務［10］。 ”

2.3 體育講座（課程）券支援

體育講座券支援項目始于2009 年，2013 年由國民體育振興公團移交給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主管。 該項目是福利計劃，主要為低收入者、青少年（5—18 歲）提供每年7 個月以上、每月8 萬韓元的援助，擴大這一群體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提高生活質量，為社會團結作出貢獻，體現出體育的福利性。 運行方式是需求者網站申請（資格確認）→地方自治團體復審→發卡→使用券→統一核算→統計管理（電算）［11］。據統計，2018 年該項目為52 129 人提供了196 億韓元的援助。

2.4 分享幸福體育教室

“分享幸福體育教室” 旨在以弱勢群體青少年為對象，提供參與各種體育活動的機會，為創造健康的休閑活動條件、提高體育參與公平性及培養社會適應能力作出貢獻。 分享幸福體育教室分為移動的體育館（運動巴士）和分享幸福各項目生活體育教室。 運動巴士內部由媒體區、VR 體驗區、 數字展示區、Will 體驗區組成，外部為體能測試區，可開展迷你棒球、迷你籃球、足球、傳統體育等。2018 年，共有352 家108 313 人參與足球、田徑、保齡球、劍道等17 個項目［9］。 此外，國民體育振興公團的產業培養組以全國的小學校為支援對象，正在推進普及虛擬現實體育教育室的尖端技術基礎產業革新事業。 從2016—2018 年，共有141 所學校設置和運營體育課堂虛擬教室［12］。

2.5 國民體能100 運營支援項目

國民體能100 運營支援是為了賦予國民參與生活體育的動機，通過個人體力診斷、量身定做運動處方的方式，提供科學的體能管理計劃。 2010 年文化體育觀光部制定了體能認證項目實施決定和以成人為對象的體能認證標準，測定項目根據對象分為青少年（13—18 歲）、成年人（19—64 歲）、老年人（65 歲以上），測定方法也根據對象的不同而不同。2016 年，開發了 《韓國人健康體能標準》；2018 年，43 家體能認證中心投入運營，并增設了少年兒童（11—12 周歲）體能認證標準［12］。國民體能100 根據體能測試結果，通過頒發不同認證階段的認證獎和多種政策支持來激勵和吸引國民參與生活體育。

3 韓國生活體育推行效果

3.1 生活體育參與情況

據韓國2020 年國民生活體育調查報告［12］顯示，近一年，參加生活體育活動的比例為70.5%，其中，每周參加2~3 次、每次30 min 以上體育活動的人數最多，占30.7%。這一數據自2016 年以來，呈逐年上升趨勢，但在2020 年出現下降（見表3）。 此外，據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最近一年規律參與體育活動的理由” 問題中，有59.4%的人認為，參加體育活動是因為有足夠的時間保障；37.6%的人認為，體育設施的接近性為參與體育活動提供了便利。 對于“不參加體育活動的理由”問題中，閑暇時間不足、不關注體育活動、體育活動支出費用高等因素占據前三。

可見，韓國政府通過不斷擴大貼近生活化的體育基礎設施、體育講座券的支持力度等扶持項目，提高了體育人口，但仍有約30%的國民因“閑暇時間、經費不足”等因素而不能參與體育活動。 對此，韓國學者認為，生活體育政策應朝著國民體育權利得到保障的方向推進，進一步通過生活體育振興政策，為國民提供多樣化的政策環境［13］。

3.2 國民健康與體力的意識

韓國2020 年國民生活體育調查報告［12］顯示，在回答“參加體育活動的相關效果”等問題時，有90.3%的人認為，體育活動對保持身體健康“非常有效”；88.7%的人認為，體育活動對保持心理健康的效果“非常有效”；77.0%的人認為，體育活動對日常生活 “非常有效”； 體育活動對降低醫療費用的效果，認為“非常有效”的比例為67.3%。 說明，參加體育活動除了促進個人健康水平外，醫療成本也得到降低。 這也是韓國政府在應對高齡化時代高額醫療費用問題時，采取的有效措施。

韓國體育科學研究院研究認為，如果國民的體育參與率達到50%，每年可以節約醫療費1.4 萬億韓元，如果人均每月的體育活動經費為4 萬韓元，健康增進效果為每月32.9 萬韓元［14］。 因此，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體育活動對國民健康和幸福的貢獻率會增大，國民的體育需求也會增加，政府在生活體育政策方面也應向福利層面方向進一步持續推進。

表2 2016—2020 年韓國國民參與生活體育及頻率情況表 單位：%

3.3 體育活動條件

3.3.1 生活圈周邊的體育設施及使用現狀

韓國生活體育扶持持續時間最長、 力度最大的是體育場地基礎設施項目。 據韓國2018 年體育白皮書［15］顯示，韓國民眾對“生活圈周邊體育設施的認可度”為89.4%，其中有74.3%的民眾經常使用體育設施。從年齡段來看，10 歲年齡段表示經常使用“學校體育設施”；20—40 歲年齡段表示經常使用“民間體育設施”（體能健身房）；50 歲以上人群表示使用 “公共體育設施”，即公共住宅小區體育設施或簡易運動場。 在使用體育設施的原因中，民眾認為“距離近、費用低或免費”的比例最高，不使用體育設施的主要原因是“時間不充?！?。 多年來，韓國政府以國民需求為主，逐步擴大體育基礎設施建設，滿足國民對體育鍛煉的需求。 生活體育作為國家政策出現后，為了滿足民眾體育需求，持續擴大體育基礎設施建設、豐富生活體育項目，并通過生活體育指導者支援工作，不斷提高國民生活體育參與率。

攀枝花市上規模(年產浮選鈦精礦30萬噸以上)干燥浮選鈦精礦的生產廠家有4家，從實際生產工藝流程來看，C廠和D公司選擇以煤氣作為燃料，采用直接烘干—干式布袋除塵—濕式噴淋的工藝流程。E公司和F公司則采用間接烘干—濕式除塵(復噴+復擋)的工藝流程，燃料采用煤。

3.3.2 體育消費現狀

生活體育的全面推廣和高比例的體育人口，推動了體育產業的快速發展。韓國2020 年國民生活體育調查報告［12］顯示，近一年國民購買過運動用品的比例為34.2%，國民體育支出費用在30 萬韓元以上的比例為35.5%。 從年齡段來看，40 歲人群購買運動用品平均為35 萬韓元，10 歲人群購買運動用品平均為19.9 萬韓元。 據韓國體育科學會研究表明，每周2～3 次的體育活動可為國家帶來11 萬億韓元的經濟效益，體育活動投資1 110 韓元可節省3 801 韓元費用［14］。如韓國體育產業學者金基卓所述：近年來，韓國整個服裝產業處于低迷狀態，只有體育領域的服裝產業在增長。 可見，生活體育的全面推廣，帶動了韓國經濟產業的發展。

3.3.3 體育培訓體驗現狀

韓國2019 年國民生活體育調查報告［12］顯示，國民參加過生活體育相關講座或培訓的平均比例為20%，其中，女性（23.1%）參加講座或培訓的比例高于男性（16.9%）；從年齡段來看，40 歲年齡段占比最高（25.3%），70 歲及以上年齡段參加講座或培訓占比最低（12.9%）。參加講座或培訓的平均時間為4.9 個月，從性別來看，女性（5 個月）比男性（4.8 個月）參加生活體育講座或培訓的時間更長；從年齡段劃分，60 歲年齡段參加講座或者培訓的時間最長（5.5 個月），30 歲年齡段的講座或培訓時間最短（4.5 個月）。 在回答“沒有參加體育課程或培訓的原因”問題中，除了70 歲及以上年齡段認為“經濟不富?！蓖?，其他年齡段均認為“沒有時間參加”。 可見，政府制定了針對不同生命周期有關生活體育的講座或培訓，在一定范圍內得到宣傳。 但考慮到超老齡化社會、多元文化家庭增多等社會結構的變化，預計未來將進一步強化以需求者為中心或符合特殊目的的生活體育政策方向。

4 對中國全民健身高質量發展的啟示

4.1 構建標準化頂層設計，加強融合服務

韓國“生活體育”政策支持體系從開始到推行用了30 多年的時間，且至今處于不斷完善補充的過程中。 相比韓國，中國人口基數大，地域間差異顯著。 因此，全民健身作為實現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基礎，一方面，不僅要構建中央層面標準化的頂層設計來保證政策的引導、資金支持、法律保障，還要各地方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制定能夠落地、 落實和落深的具體執行方案，只有兩者有機結合才能完善全民健身政策體系，實現政策目標。 另一方面，在復雜和瞬息萬變的社會結構與環境中，由單一部門獨自推進的政策逐漸無法保證其實效。 因此，“把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和市場配置資源的競爭優勢有機結合”［16］，促進體育、教育、文化、環境以及衛生等多部門之間的深度融合，才能確保政策的有效推進。

4.2 以需求為主，擴大體育基礎設施建設

據我國2020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共有體育場地371.3 萬個，體育場地面積31.0 億m2，預計人均體育場地面積2.20 m2［17］。 同時，2020 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發展群眾體育的意見》為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給出了指導意見。 因此，為了實現體育強國建設目標，各地方需要深挖、細挖全民健身政策，并結合惠民政策，以社區、鄉（鎮）或村為單位，擴大貼近居民生活圈、使用率高的中小型體育設施，提高體育設施的利用率，“推動公共體育服務扎根社區、扎根居民日常生活的創新與變革，支撐健康中國建設”［18］；同時，增設適宜幼兒、婦女、老年人和殘疾人體育鍛煉的基礎設施，保障不同群體人群的基本體育需求。 從而轉變以普遍化為主轉向有針對性的政策方向，以便能夠應對社會變化帶來的體育環境。

4.3 擴大政策支持內容，構建宣傳與志愿者服務體系

韓國政府為了鞏固有規律參與生活體育人群的持續性，提高非參與者對生活體育的關注和促進其參與，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宣傳體系和志愿者服務辦法。 隨著現代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中國各地方在制定當地全民健身政策中，應設立專項基金或基金會，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構建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宣傳與志愿者服務措施擴大政策實施的深度、力度和廣度。

線上，一是積極利用大眾媒體（電視、報紙和廣播）、互聯網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渠道，集中宣傳全民健身對于健康和體力的影響，提供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多樣要求的健身內容，以及全民健身信息；二是建立地方全民健身信息門戶，通過調查當地居民的體育需求選定體育項目，進行能夠融入生活化、常態化的宣傳，并非每年一次的行政宣傳（全民健身日）。 線下，一是規范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管理，實行全年指導服務的最少次數要求，給予志愿者免稅、城市公共交通優惠等激勵或適當物質獎勵辦法；二是由體育部門引導，各運動項目協會協同，廣泛開展省、市、縣以及鄉鎮（街道）四級比賽，定期舉辦各體育項目的推廣與指導；三是體育部門協同高校，選派體育專業大學生進行持續1～2 周的寒暑假社會實踐服務活動，可以深入到村、社區進行宣傳和指導服務。

4.4 制定國民體力認證標準，創新激勵機制

文獻資料顯示，早在“1982 年中國出臺了《國家體育鍛煉標準》，但為了滿足不同時期學生體質健康需要，于2002 年經過修訂完善，更名為《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19］。 此外，有12 個運動項目已制定業余鍛煉等級標準，包括武術、馬術、健身氣功、鐵人三項等等，但都因經費、配套政策以及群眾積極性不高等關鍵因素而難以落實［20］。 中國《全民健身計劃（2016—2020 年）》中指出，“推行《國家體育鍛煉標準》，頒發體育鍛煉標準證書等 建立多渠道、市場化的全民健身激勵機制。 ”

因此，制定并推行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體育鍛煉標準》，提供科學的體育鍛煉管理計劃，為增進人民群眾健康水平作出貢獻。 比如，首先借鑒韓國、日本等國家關于國民體能標準與認證制度的成功經驗，進行可行性分析和基礎研究；其次，在中國《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的基礎上，增設、完善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鍛煉標準，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體育鍛煉標準》；第三，各地方建立《國家體育鍛煉標準》認證機構，線上線下相結合，個人通過網站或者信息門戶申請體育鍛煉標準認證，團體認證到相關現場進行測量的方法。 第四，體能測試后，根據測試者的體育鍛煉評估結果，由專家開出個性化的運動方案，并通過印刷品或視頻的形式提供給測試者；第五，通過頒發不同年齡階段的體育鍛煉標準證書，以及免稅、公共交通、體育場館、旅游景點費用減免等多種優惠政策，吸引和激勵民眾參與《國民體育鍛煉標準》的推行。

5 結語

韓國“生活體育”推行30 多年以來，政府在不同時期給予充分的政策支持，取得了顯著成效。 從發展歷程來看，政策目的由發展競技體育向生活體育的轉變，并且已經從傳統的健康層面逐漸發展到人人享有的國家福利層面； 在法律保障方面，不斷修改、完善《生活體育振興法》，對授權事項或補充事項做出進一步的細化規定。 從推進成效來看，最直接的影響是擴大了體育人口；生活化體育基礎設施得到完善；國民對生活體育的意識和需求不斷提高； 生活體育振興政策成為國家主要政策。 從而不同程度地增進了國民健康和體力水平，降低了老齡化帶來的高額醫療費用支出，帶動了體育產業的發展。 但是，韓國生活體育推行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 例如，由于政府主導下體育政策的特性，不能主動應對私營部門的需求和供給、體育權力無法得到保證，以及體育福利擴散過程中存在顯著的地區間差異等問題。

當今中國社會，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人均收入增加，擺脫了絕對貧困；閑暇時間的增多，以及老齡化人口急劇增加等變化的社會環境下，人民群眾對體育的需求會逐漸增加。 這就要求不斷提升全民健身事業向著標準化、 針對性的方向發展，激發社會體育指導員與志愿者的社會服務，擴充便捷的體育基礎設施，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體育需求，讓體育成為人們生活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