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M 的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機制分析

劉 沖，孫宗臣，張春蕾

（揚州大學體育學院，江蘇 揚州 225100）

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所發布的第50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2 年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10.51 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達10.47 億，占網民整體的99.6%［1］。 手機作為方便人們生活的智能化的數碼產品之一，其發明初衷是為了便利人們的生活，可以使得人們突破距離的限制進行交流，但隨著科技的發展以及疫情時代下人們日?；顒拥南拗?，手機也有可能帶來一些負面效果——“手機成癮”。 成癮是一個不能反復控制和盡管會造成重大負面后果，卻仍繼續進行的行為過程［2］，而手機成癮是一種沉迷于手機的使用，而忽略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行為［3］，在這種行為過程當中使得手機的功能本末倒置，并引發一些心理上的負面效果，如孤獨感［4］、焦慮［5］、抑郁［6］等?，F有的文獻綜述和Meta 分析證實在大學生群體當中患有手機成癮的學生更容易出現焦慮、抑郁、沖動等消極情緒［7］，與這與之前的研究相一致［8］。

體育鍛煉作為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大眾所認可，為增進健康和減少患慢性病以及抑郁癥的風險，世界衛生組織建議18～64 歲的人們每周至少進行150 min 的中等強度有氧運動［9］。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體育鍛煉可以增進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10-11］，此外來自2022 年的一項元分析證實了在年輕人當中，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之間存在著不受數據收集時間、國家或地區、人口的影響負相關關系［12］。 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研究均發現體育鍛煉可以改善大學生的手機成癮行為，且中等強度的體育鍛煉可以顯著改善這種現象［13-14］?；谏鲜龇治?，本研究提出H1：體育鍛煉能夠負向預測大學生的手機成癮行為。

自我控制指的是改變自己反應并支持實現長期目標，使之符合理想、價值觀、道德等標準的能力［15］。 從橫斷面的研究來看體育鍛煉和自我控制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16-17］，同時也有學者證實了體育鍛煉可以提升人的抑制功能，而這正是自我控制能力的核心部分［18-19］。 在國內外有眾多的研究證實成癮行為與自我控制有著密切聯系［20-21］，同時現有的研究也提示自我控制可以負向預測手機成癮行為［22-2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H2：大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能夠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人際關系是一種人與人之間通過交往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心理關系，反映了個體或團體尋求滿足需要的心理狀態［24］，在本文中的人際關系主要是指大學生與同學、老師、家庭之間交往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關系。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一個人滿足生理和安全的低層次需要后，為進一步獲得愛和歸屬感就會同他人建立感情的聯系。 人際關系較好的大學生相較于人際交往困擾的大學生更容易與他人建立感情的聯系，而具有人際交往困擾的大學生則不易于獲得社會需求。 研究發現大學生手機成癮與人際關系困擾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25-26］，和健康的人際關系存在負相關關系［27］。 科學的體育鍛煉作為一項能夠改善人們身心健康的手段已經成為共識，橫斷面的研究發現體育鍛煉與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困擾呈負相關關系［28］，實驗方面的研究發現體育鍛煉可以改善大學生的人際關系［29-30］。 體育鍛煉能夠直接改善大學生人際關系以及手機成癮行為，人際關系又可以影響手機成癮行為，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H3：大學生的人際關系狀況可以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之間起到中介作用。

社會支持作為一種重要的彈性資源與個體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有著重要的聯系［31］，是社交網絡對個體提供的一種心理支持和物理資源［32］。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會將自己劃分到不同的社會群體中，以增加個體在群體中的認同感和歸屬感［33］，社會支持水平高的個體，更愿意參與社會交往活動［34］，因為這有助于他們在社會群體中建立積極的認同。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能降低個體對手機成癮的風險，因為個體在現實生活中建立了更緊密的人際關系，將不再過分依賴手機進行社交活動。 體育鍛煉作為一個提高社會認同感、改善人際關系和減少手機成癮傾向的有效途徑，有理由推測社會支持和體育鍛煉的交互作用能夠影響個體的人際關系狀況和手機成癮趨勢。 因此提出H4：社會支持能夠在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過程中起調節作用。

在現有研究當中，探討手機成癮的文章較多，對各種影響機制的探討都比較分散，且沒有將其系統納入一個框架中考慮其聯動機制。 從體育鍛煉角度看待手機成癮的研究較少且影響機制的研究都比較單一［35-36］，相比較其他心理變量，體育鍛煉作為一個比較容易的干預手段更容易對手機成癮起到作用。 此外，社會支持作為一個短期不易改變的環境因素，已經被證實可以改善大學生的手機成癮行為［37］。 根據班杜拉的三元交互決定理論，內部因素、行為和外部環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38］，但少有研究去探討社會支持在2 者之間的調節作用。 因此本研究構建了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模型，主要研究目的有如下2 個。

1） 檢驗大學生體育鍛煉對手機成癮傾向的影響機制：人際關系和自我控制的平行中介作用。

2）探討社會支持是否調節體育鍛煉通過人際關系影響手機成癮的前半段中介過程。 假設模型如圖1。

圖1 假設模型

1 研究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在江蘇省揚州市某高校對588 名大學生發布電子問卷，被試者的專業包括計算機、土木、外國語等常規大學都設置的專業。 在發布電子問卷前，每位參與者都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同時本項研究在非參與本項研究的心理學相關專業的專業人士進行指導填寫，排除連續空缺、規律作答問卷，納入填答完整，正確回答干擾題項（如1+1 等于幾）的問卷。 共有540 份有效問卷，有效率92%（男生395 人，女生145 人，平均年齡19.24±1.20 歲，大一學生222 人，大二學生294 人，大三學生13 人，大四學生11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人口統計學信息

采用自編的人口統計學問卷，調查被試的性別、年齡、年級等信息。

1.2.2 體育鍛煉

采用由日本學者橋本公雄編制，梁德清翻譯和修訂的體育鍛煉等級量表，重測信度為0.82［39］。 單維度共3 個條目分別為運動強度、運動時間、運動頻率。 計算公式為：體育鍛煉量=運動強度×（運動時間-1）×運動頻率，得分越高，體育鍛煉量越大。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3。

1.2.3 自我控制

采用由譚書華和郭永玉修訂的大學生自我控制量表［40］，該量表共19 個條目，由沖動控制、健康習慣、抵制誘惑、專注工作與學習和節制娛樂5 個維度構成。 李克特5 點計分，總分越高，表明自我控制能力越強。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

1.2.4 人際關系

采用鄭日昌編制的人際關系綜合診斷量表［41］，該量表共28 個條目，由人際交談、人際交友、待人接物和異性交往4 個維度構成。 出現有關困擾情況計1 分，未出現過有關困擾計0分，總得分越高，其人際交往越存在困擾。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

1.2.5 手機成癮

采用熊婕（2012）等人編制的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量表［42］。該量表共15 個條目，可分為戒斷癥狀、突顯行為、社交撫慰、心境改變4 個維度。李克特5 點計分，1—5 表示“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手機成癮傾向越大。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1.2.6 社會支持

采用Zimet 等編制，姜乾金翻譯修訂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43］，該量表共12 個條目，由家庭內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3 個維度構成。李克特7 點評分，1—7 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總分得分越高，表明領悟社會支持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6。

1.3 數理統計法

采用IBM 公司的SPSS 27.0 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和Pearson 相關分析，用Amos 28.0 驗證量表的結構效度并構多重中介的結構方程模型，再用Hayes 編制的宏程序Process 插件檢驗調節變量對多重中介模型的調節作用。 設定p＜0.05 為統計結果具有顯著性。

2 研究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和檢驗

本研究數據均來自自填問卷調查，因此需要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控制與檢驗。 在發放的問卷中部分題目使用了反向計分和變化選項順序等手段，用以控制數據采集環節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 將所測實驗數據納入SPSS 27.0 中，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表明特征根＞1 的因子有15 個，其中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16.48%（＜40%），由此推斷，本研究的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變量間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1 各研究變量總分的描述統計及相關系數

Pearson 相關分析的結果如表2 所示：體育鍛煉與自我控制、領悟社會支持呈正相關（r＝0.21，r＝0.17；p＜0.01）與人際關系困擾、手機成癮傾向負相關（r＝-0.17，r＝-0.24；p＜0.01）。其余變量之間也均兩兩相關，這與之前的理論分析一致，可進行下一步的中介效應分析［44］。

表2 中介模型的路徑與效應值

2.3 體育鍛煉對手機成癮的影響：多重中介模型的檢驗

為進一步探討大學生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之間的關系，利用Amos 構建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之間的結構方程模型，模型圖如圖2 所示，模型整體擬合指數為：χ2/df=4.57，CFI=0.92，TLI=0.90，RMSEA=0.08，指標提示該模型對數據擬合良好。 將自我控制和人際關系困擾作為中介變量，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分別作為自變量和因變量，在95%置信區間下采用非參數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法對自我控制和人際關系困擾的多重中介效應進行5 000 次抽樣檢驗。 結果（表2）提示：體育鍛煉→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效應顯著，c’=-0.15，95%CI［-0.28，-0.01］，驗證了H1；自我控制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之間起部分中間作用，ab=-0.07，95%CI［-0.14，-0.02］，驗證了H2；人際關系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之間起部分中間作用，ab=-0.03，95%CI［-0.06，-0.01］，驗證了H3。 因此構建的自我控制和人際關系在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間的多重中介模型成立，其中自我控制和人際關系的多重平行中介介導了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40%的作用。

圖2 多重中介模型效應圖

2.4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Hayes 編制的SPSS 宏程序Process 插件中的Model 8，對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模型進行檢驗。 為了避免交互項與自變量和調節變量產生共線性問題，對各變量均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在之前的分析中發現，性別對多個變量都有影響，因此將性別作為協變量，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對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5 000 次重復抽樣檢驗，結果如下（表3）體育鍛煉與領悟社會支持的交互項對人際關系困擾的預測作用顯著（β=-0.09，p＜0.05），說明領悟社會支持調節了體育鍛煉通過人際關系困擾影響手機成癮傾向的前半段中介路徑。 同時，體育鍛煉與領悟社會支持的交互項對手機成癮傾向的預測作用也顯著（β=-0.15，p＜0.001），說明領悟社會支持還調節了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路徑。

表3 有調節的多重中介模型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領悟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將M－1SD 的個體稱為低社會支持者，M+1SD 的個體稱為高社會支持者，當個體的社會支持處于不同水平時，體育鍛煉對手機成癮的直接效應值、 人際關系在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之間的中介效應值及置信區間見表4。由表4 可知，不同社會支持水平下，體育鍛煉直接作用、人際關系的中介作用具有顯著差異。 驗證了H4。

表4 不同社會支持水平上的直接效應及中介效應

為進一步理解社會支持在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多重中介中的實質，進行簡單斜率分析并畫出了調節效應圖（圖3、圖4）。 由圖3 可知，在相同等級的體育鍛煉量時，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的人際關系要好于低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 同時，在低社會支持水平時，體育鍛煉對大學生的人際關系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5，t=-0.87，p＞0.05）；在高社會支持水平時，體育鍛煉對大學生的人際關系預測作用顯著 （β=-0.22，t=-3.99，p＜0.01）。

圖3 領悟社會支持在體育鍛煉與人際關系困擾間的調節作用

圖4 領悟社會支持在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傾向間的調節作用

由圖4 可知，在低社會支持水平時，體育鍛煉對大學生的手機成癮傾向的預測作用不顯著（β=0.03，t=0.62，p＞0.05）；在高社會支持水平時，體育鍛煉對大學生的手機成癮傾向預測作用顯著（β=-0.27，t=-5.47，p＜0.01）。

3 討論

3.1 自我控制、人際關系困擾的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當中經過相關分析和中介效應檢驗得出了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2 條路徑，在第一條路徑當中以自我控制為單獨中介變量。 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認為自我控制力量是可以通過訓練得到提升的，類似于肌肉經過一定訓練后可以達到力量的增強效果，并指出自我控制水平的提升是非特異性的，所有的自我控制行為共用同一能量，在特定領域內進行自我控制能力的訓練，有益于提高其他領域的控制力量。 張秀閣指出，自我控制的過程是個體努力提升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體能夠增加勝任感并更容易得到他人的認同并增加歸屬感，在這種基本心理需要被滿足的同時，大學生就不會尋求手機來替代心理滿足［45］。 而科學的體育鍛煉作為一種有益于人們身體和心理健康的手段，已經被證實能夠提升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中介模型的效應分析提示了自我控制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中間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該結果提示，將來在面對大學生手機成癮問題時，我們可以從大學生的體育鍛煉入手。為大學生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運動形式和運動場館，營造良好的體育氛圍。 在增強體質的同時提高他們的自我控制能力，從而起到改善他們的手機成癮傾向的作用。

第二條路徑是以人際關系困擾為單獨中介變量。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包含身體和心理的健康還包括社會適應方面。 如果一名青少年具有高中及以上學歷，他將有12～17 年的時間接受學校教育［46］，而大學階段正是這些青少年向社會過渡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的影響以后的健康狀況［47］。 在本研究結果中，通過中介效應檢驗發現人際關系在體育鍛煉和手機成癮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該發現提示，將來在面對手機成癮等問題時，學校、家庭、社會應當更加關注他們的人際交往狀況。 由于大學生群體處在社會化發展的特殊階段，體育鍛煉一方面可以通過改善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困擾從而間接改善他們的手機成癮，另一方面改善他們的人際交往困擾又可以使得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實現全方位的健康。

在本研究構建的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多重中介模型中，中介效應發現自我控制的中介效應量（28%）顯著高于人際關系（12%）。 自我控制作為人格特質中的一種積極特質，可以緩解眾多危險因素對心理健康對中介的作用，根據班杜拉的三元交互決定理論，主體、行為和環境密不可分、交互影響。自我控制作為主體因素，人際關系作為環境因素，2 者都能夠對手機成癮這一行為因素產生影響，但是本研究的模型中發現了自我控制在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路徑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其原因可能是自我控制作為個體的內在因素，對個體的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殷融指出，在主體與行為的互動中，個體的信念、意向和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著個體的行為方式，雖然環境因素對個體行為方式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也要取決于個體的內在因素［48］。 例如，當個體身處不利于體育鍛煉的環境當中，但如果個體自身具有強烈的健康意識和生活態度，受內在因素的調控就可以自主選擇進行體育鍛煉。

3.2 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社會支持調節了體育鍛煉通過人際關系影響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的前半段路徑的中介過程。 具體表現為在同等強度的體育鍛煉水平下，當大學生社會支持水平較高時，其人際關系狀況要好于社會支持水平較低的大學生，其次表現為高社會支持的個體，其體育鍛煉量的大小將直接影響其人際關系，體育鍛煉量越高，其人際關系狀況就越好。 此外，當大學生的社會支持水平處于低水平時，其體育鍛煉量則無法顯著預測其人際關系狀況，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其體育鍛煉量對人際關系狀況的預測作用則不受影響。 根據一般壓力理論，壓力的出現會引發一系列問題行為［49］，手機由于自身的包容性和便捷性使其成為緩解壓力的最佳選擇［50］，當大學生感受到壓力時，他們可能會通過玩手機等方式將日常生活中積壓的心理壓力轉移出去以得到緩解。 此時，社會支持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可以緩解個體的壓力。 劉玉新通過對大學生2 年間的社會支持變化與壓力關系的追蹤調查進一步驗證了社會支持能夠有效緩解壓力的有效性，研究結果還表明，在各種不同的支持類型中，同伴支持在大學生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51］。 在這種情況下，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和人際關系的過程中就會受到社會支持水平這一變量的影響，由此可以看出社會支持是體育鍛煉影響人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的調節變量。

本研究同時還發現，社會支持調節了體育鍛煉影響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的直接路徑。 具體表現為當大學生的社會支持處于較高水平時，大學生的手機成癮傾向顯著降低。 此外，當大學生的社會支持水平處于低水平時，其體育鍛煉量無法顯著預測其手機成癮傾向，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其體育鍛煉量對手機成癮傾向的預測作用則不受影響。 社會支持作為一個短期無法發生重大改變的外部環境因素，當大學生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時，他們會更有信心應對壓力，從而減少對手機的依賴，降低手機成癮的程度。 根據社會因果關系模型，社會支持的缺乏會引起個體的社交焦慮［52］，因此，當大學生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時，他們可能會更自信地與他人交往，從而豐富其人際關系網絡并提升其人際質量。 這一點也符合人際關系理論模型，即高水平的社會支持有助于幫助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并降低社交焦慮［53］。

同時，根據圖4 的簡單斜率分析發現，當大學生的社會支持在同一水平時，高社會支持大學生的手機成癮傾向要高于低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這一點與已有的研究發現不同。 這是因為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大學生通常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支持，能夠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實質性支持，從而更有能力應對手機成癮問題。 但在本文中推測，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當個體的體育鍛煉量較低時，個體將會多出很多原本屬于體育鍛煉的時間。 高社會支持水平的個體由于其有豐富的人際資源、物理及心理支持，他就可能將多出來的原本屬于體育鍛煉的時間用于維持自己的社會關系，手機作為當前社會進行社交交流的流行工具之一，不可避免地增加使用頻率，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對手機的依賴。

4 結論

自我控制、 人際關系困擾在大學生體育鍛煉與手機成癮之間起平行中介作用； 領悟社會支持不僅能夠調節體育鍛煉影響手機成癮的直接過程，還能夠調節以人際關系困擾為中介的前半段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