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統籌推進
——基于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構建視角

曲亞囡 白 冰

（大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與人文學院，大連 116023）

面對愈加復雜的國際環境，囿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立場鮮明地提出“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1]的重要論斷。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總結了我國法治國家建設經驗的基礎，再次重申了“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2]的法治國家建設的基本立場和重點方向。因此，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世界格局變化與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糅合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國不斷完善國內法律規范體系、持續擴大國際影響力、逐步走向世界強國的重要標志。

一、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時代應然性

習近平總書記[3]77指出：“領導干部們應當胸懷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才能更加主動地辦好自己的事情?！倍y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則是習近平總書記大局觀在法治建設領域的具體體現，也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在對國情世情進行深刻考量與實踐把握后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時代發展變局的正確選擇。

（一） 國內層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有待完善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是中國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的背景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有效路徑。黨的二十大報告[2]指出，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必須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而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亟須完善，以期到2035 年可以基本實現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總體發展目標之一。

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需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根據法律規范的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的不同，又可將法律規范體系分為域內適用法律規范和域外適用法律規范。其中，域外適用法律規范則又可歸屬于涉外法律規范體系的范疇。但目前，總體上我國涉外法律規范體系仍然存在部分關鍵涉外法律事務的相關法律規制缺失，已有涉外法律規范較為籠統化和零散化等問題，使得我國涉外法律規范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構建中處于短板位置。更在諸如對外投資、對外援助、自貿區建設等方面均存在法律規制不完善的問題，有礙于完備法律規范體系的形成[4]。此外，盡管中國國內的法治水平在近些年已經取得了較大進步，但與其他已經在法治建設實踐中取得豐富經驗的國家或地區來說，整體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還有待提高，尤其體現在涉外法律規范體系的構建上。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不僅可以促使中國在風云變幻的國際變局中，發揮自身制度優勢，在全球治理體系重塑中傳播中國法治話語，弘揚法治精神，彰顯法治文化；也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道合作，形成一股可以與傳統大國相抗衡的巨大力量，增添中國的國際法治力量。

（二） 國際層面：全球治理體系有待重整改革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是中國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應對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應有之道。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處于亟需高速重組的發展新階段，傳統的國際法規則已經無法調解日益激烈的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間的較量與矛盾；也無法應對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在政治結構改革多元化、經濟全球化增長乏力、網絡信息化加速融合，以及全球氣候變暖等方面暴露出來的問題；更無法解決在上述背景下衍發而生的諸多全球傳統非安全問題。因為當下國際法發展的基本導向仍由傳統大國掌握，以其國內法律規范為基礎，以國家間的博弈合作為輸出方式，以控制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實現其自身利益追求為目的，既無法代表也不能實現所有主權國家的普遍利益訴求。隨著國際社會的不斷發展，不少西方發達國家和在其主導下構建的國際組織之間也出現了利益不對等和訴求矛盾等問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逐漸渴求在國際治理平臺上謀求與傳統大國的同等地位和話語權。然而傳統大國始終占據不可否認的先發優勢，且由于歷史因素，部分國際組織仍深受其控制和影響，在新型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中仍然占據主導權[5]。

在變幻莫測的全球發展格局下，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構建系統完備的國際法規則體系，增強新興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執行度和影響力，完善國際組織的責任承擔機制，無疑是正確的化解之道。所以，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塑改革，中國必須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發揮新興國家的主體和力量優勢，參與到新型國際治理規則的構建當中。立足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發展困境，努力提出為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贊同的中國方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美好愿景提供開展國際合作的理論基石，確保改革后的國際治理體系與全人類命運和所有主權國家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

二、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互動關系

國內法治以其根植于本土法治化的優良傳統和實踐經驗為涉外法治奠定基礎，同時，涉外法治又以其與國際法治交軌的創新型法治設計為國內法治的發展提供經驗與方向，兩者共同助力于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構建。

（一） 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關系厘定

從傳統的法治理論入手，法律通常被分為國內法和國際法，并相應地將法治分為以國家主權為基礎而存續的國內法治和以國家意志間的協調關系為基礎而存續的國際法治。其中，國內法治并非單純指處理其國家內部的法治工作，同樣包括一國處理對外事務的法治活動；國際法治則從全球治理角度出發，將調整與處理國家間的社會活動關系，和其他超越國界的社會活動關系等均納入其法治工作之中[6]。通過二元方式對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進行區分，已經成為理論學界一直以來適用的固有思維模式。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涉外法治層面，并充當橋梁角色，不斷促進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之間的溝通、融匯與互動[7]。涉外法治概指一國法治體系中調整有關涉外法律關系的原則、理念、規則以及制度等的總和，包括涉外立法、涉外執法、涉外司法以及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等方面，是一國法治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8]。但也因涉外法治體系中具有較為廣泛的涉外因素，諸如一國締結或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其他處理涉外事務的法治活動等，也有學者[6]認為涉外法治同樣屬于國際法治的范疇之中，是國際法治在一國國內的體現。

可運用數學集合的方式對涉外法治在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間的關系進行簡單描述，其中國內法治為一個集合體，國際法治為另一個集合體，而這兩個集合體又有一部分重疊在一起，這個重疊部分即為涉外法治。單從這個層面而言，國內法治不僅包括我國依法處理本國國內事務的法治活動，也包括我國依法處理涉外事務的法治工作，后者即為涉外法治。當前，我國涉外立法的域外效力和適用范圍仍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對國內法治予以對外延伸與擴展。通過涉外法治強化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落實，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

（二） 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雙向互動

在進入21 世紀后，國際法治逐步成為全球范圍內最為有效的治理方式，并得到各主權國家認可[9]。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進程中，法治早已成為中國應對國際國內各類危機挑戰的安全閥和從容應對風云詭譎的國際形勢的重要保護器。

1. 國內法治為涉外法治發展奠定溝通基石

無論是在勞工保護領域、人權發展領域、環境治理領域還是在涉外司法領域等，諸多國際談判均是以本國良好的法律規范體系為基礎而開展的。完備的國內法律規范體系不僅為涉外法律規范體系奠定溝通和談判的基石，而且也向世界展示了既符合國際法治規則，又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中國式現代化法治規則體系。比如，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打擊貪官污吏和追贓追逃的力度，司法權威的公正性逐步在國際層面得到認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在反貪追贓或打擊其他有組織犯罪上已經營造了良好的國內法治環境，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司法規范體系，積累了豐富的涉外實踐經驗，所以才能夠在國際上贏得國際刑警和主權國家的認可[10]。這也是通過國內法治的良好構建，驅動涉外法治不斷完善的具體表現。

2. 涉外法治為國內法治發展提供具體方向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以“開放發展促改革”的理念深入人心[11]。國際的先進治理方法、適應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治理方向以及優秀的治理經驗等均為中國的改革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促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法治建設都逐漸與國際社會形成良好對接。

總體來說，我國的涉外法治發展對于國內法治建設同樣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為我國締結的國際條約，加入的國際組織，以及與其他國家就某些領域的全球化治理問題開展的國際合作等。例如，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發布《關于全面推進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精品戰略 為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和建設海洋強國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見》等，涉外法律體系正逐步完善。其中2020 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實施條例》，涉及的部分概念更加細化，將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的發布程序予以明確[12]。這一系列涉外法律規范的陸續出臺，充分說明了我國國內法治體系正在通過涉外法治與國際法治有序接軌。

3. 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共同助力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構建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也是中國主動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應有之舉。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實踐經驗表明，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之間相輔相成，互相作用。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全面構建提供重要力量。

習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新時代同樣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建設的基本價值指引。黨的二十大報告創造性地提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圖景，并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內核作出闡述。這充分說明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是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開展的，不僅立足于法治國家建設進程的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基礎，又集各國現代化法治優秀經驗于一體，是聚力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項新使命。新時代發展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構建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國際外部環境，涉外法治作為連接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的關鍵橋梁，是國內法治建設獲取國際法規則變化的輸入方式，也是向全球治理體系改革聲明中國法治立場與法治態度的輸出方式。作為國內法治的域外延伸，涉外法治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與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的維護，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強國建設站穩了中國立場。

三、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構建對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發展要求

在新時代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話語新境界的征程中，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構建進程更要加快步伐。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需要在涉外法治體系與國內法治體系層面，以及國際法治整體層面做好戰略目標、提出發展要求，充分體現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習近平外交思想以及獨特的中國法治思維。

（一） 要求從多主體多領域出發完善中國涉外法治體系

我國涉外法治的良好有序發展依賴于涉外法律規范體系的全面搭建和基本制度的有效適用。盡管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涉外法治建設領域已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基本上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涉外法律規范體系，但在立法質量和數量上卻仍不盡如人意，與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構建速度并不同步[13]，國家、企業、公民的合法利益仍不斷遭受域外侵害。特別是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后疫情時代，逆全球化趨勢凸顯，有個別國家在出口管制或反壟斷等領域，為了實現其本國的國家利益，而將其國內法的適用范圍和效力延伸至別國領土范圍內，肆意制裁外資企業，對其他國家主權和安全，企業和公民的人身、財產等利益產生侵害，不僅有違國際秩序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基本原則，更嚴重破壞國際法治的公平正義。

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盡管我國的社會主義特色法治得到了有效傳承與發展，但對于國內法治與國際法治的分析與討論卻處于“相交不足”的狀態，對二者間的統籌與互通關系研究較少。2020 年11 月，習近平總書記[14]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要強化法治思維，運用法治方式，有效應對挑戰、防范風險；要綜合利用立法、執法、司法等手段開展斗爭；要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該論斷充分指明新時代我國涉外法治工作的整體規劃、適用方式、有效手段以及期待目標，為我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提供了正確的指引，同時為我國涉外法治體系的完善提供了方向。

（二） 要求從國內國際兩個維度出發處理中國涉外事務

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總結了當前的國際形勢，即當前“人類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這體現在國際法治層面，一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自身在現行國際秩序中占據的主導權，屢屢借助國際法治的外衣，多次以議會立法等手段插手他國事務，倒逼被針對、被實施單邊制裁手段的國家采取對應手段，對本國的涉外立法、涉外司法、涉外執法等進行更新與完善，以維護本國的主權、國家安全與利益[15]。二是因現行國際秩序與治理規則的不合理導致現行國際規則制定權爭奪的多元化博弈局面?，F行國際秩序是在二戰后為符合當時的國際軍事政治格局而制定的，規則制定和制度設計的主導權大多也都掌握在英美等國手中。一方面，這些國家往往帶頭無視國際規則，公然違反國際秩序，多番訴諸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16]16；另一方面，諸多發展中國家長期籠罩在美國等主張強權政治國家的陰影下，頻頻遭受來自現行國際秩序和規則的“歧視”，自身合理的國家利益和訴求難以得到實現，導致國際矛盾沖突頻頻發生。國際社會亟需提出一條嶄新路徑以化解僵局，完善國際秩序，維護國際社會公平正義。

黨的二十大也明確提出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毫不動搖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2]。習近平總書記[17]也曾提出：“現行國際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重來，也不需另起爐灶，而是應在悉心維護的基礎上改革完善?！?簡言之，新時代中國所倡導的國際秩序，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價值指引，以營造和諧穩定的國際法治環境，維護國際社會公平正義為根本目標；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為首要目標；以促進法治中國進程為現實目標；以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共同推進為直接目標。

（三） 要求從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出發輸出中國涉外法治思維

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2018 年習近平總書記[18]指出：“我們應當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不斷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各國攜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全球治理觀同樣以維護和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為進路，以實現全人類共同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中國參與國際法治建設，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遵循。新時代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應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以全球治理觀為指導，聚焦于治理主體、治理目標以及治理方式的革新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與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具有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發展新特色，開辟了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新模式[19]。故在治理主體上，要求中國從現實國情出發，厘清國家作為國際治理主體的責任；在治理目標上，要求中國以不同層面的共同體建設，不斷將中國的治理方案和國內治理的有效經驗輸出到全球治理體系中，為國際法的創新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治理方式上，要求中國兼顧國家權力與國家責任間的平衡，兼顧理想國際治理狀態與現實國際治理狀態間的差距，明確與不同國家的關系構建和合作方式。

四、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統籌推進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路徑

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不應只局限于國內法治的發展，而忽視涉外法治的問題。在習近平法治思想指導下，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應朝著深刻互動的方向發展與完善。

（一） 以總體國家安全觀建立系統完備的涉外法治體系

黨的二十大報告[2]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辈S護我國國家安全能力作出了專門部署。在經濟波動、地緣政治和全球性氣候變化等多重全球性問題的影響下，世界各國愈發依存，以保障公共安全作為促進共同發展的基礎，也已成為一項廣泛的國際共識[20]。從國家安全能力建設角度來看，以總體國家安全觀推進系統完備的涉外法治體系的建立，就是要形成一套體現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經濟安全和公民安全的現代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體系，并通過安全能力的有效提升，切實將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優勢轉化為國家安全治理效能。因此，新時代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應當在充分明晰現行國際治理秩序與規則的前提基礎上形成，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企業、公民安全的根本立場出發，應著重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不受損害，維護我國企業和公民的正當國際訴求得以實現。

新時代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下，中國應當采用積極公正的法治手段，并以平等互利的法治觀念助推國際治理體系變革，以和諧穩妥地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雙向關系作為落腳點，在涉外法律規范層面實現與國際規則的有效接軌，積極推動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融入涉外法治和國際法治當中，制定既符合中國國家和公民利益，又不違反國際法規則，同時和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構建進程相同步的新時代涉外法治規范體系；在法治實施層面完善涉外執法、涉外司法以及涉外法律服務等方面工作，重視提高涉外法治水平，加強涉外法治話語體系的建設。例如，針對本國法的域外適用，可以在目前已有的涉外立法、涉外司法和涉外執法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制定、廢止、修訂和完善[21]；對有損我國國家、企業以及公民正當合法經濟利益的國際不法行為，可以進一步出臺專門性的單行法，抵制域外法律對中國的適用；可以就涉外法律適用的程序、方式以及效力等級作出限制性條件等。

（二） 以國際法治觀打造良法善治的國內外法治環境

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國際法治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現代國際法理論和中華傳統文化為主要思想和理論來源，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內容，以全面有效參與全球治理，提高中國在國際事務處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主要目標，為打造良法善治的國內外法治環境提供正確的指導[22]。作為中國國際法治思想和觀念的集大成者，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國際法治觀站在世界、時代和歷史的交界點，科學回答了為什么要建設國際法治、建設什么樣的國際法治以及由誰來建設國際法治等系列問題，指明以國際法治觀促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協調發展的基本路徑。

從國內法治來看，穩定的國內法治環境是國家發展的前提，涉外法治的發展才會有穩定的基石，國家才有能力促進國際法治的發展。反過來，良好的國際法治環境能夠有效維護國家權益，進而發揮國際法的作用，推動國內法治的發展。中國應積極吸收借鑒國際法治建設優秀經驗和世界法治文化建設優秀成果，通過與國內法治的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建設奠定堅實的法治基礎，為中國式現代化國家建設提供良好的國內法治環境，進而向世界各國輸入中國的法治經驗。

從涉外法治來看，中國應當立足于國內法治，切實解決好國內法治中的涉外問題，這也是中國處理好與其他國家關系的關鍵。不論是“一帶一路”倡議還是新型伙伴關系建設，始終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斷促進國際法律體系朝著公平化、合理化和正當化的方向發展，是中國多年來不變的立場和堅持的準則。中國應充分發揮涉外法治在國內法治和國際法治中的橋梁作用，加快我國涉外法治工作整體戰略布局，在推進我國涉外法治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可分別從完善涉外法律規范體系、涉外執法規范體系、涉外司法規范體系以及涉外法律服務體系等方面全方位、整體化發展[6]。此外，在保障我國涉外法治體系規范全面建設的基礎上，也要充分認識到國際法的重要性。作為國際法治的特別組成部分，涉外法治也同樣應當遵循國際法的核心要求，價值和精神，所有違背國際法原則的涉外法治活動均應該被修正，應當繼續加強對國際法原則、基礎、精神和價值等重要內容的研究和適應，確保在符合國際法規則的前提下開展涉外法治活動，進而在國內法治、涉外法治和國際法治之間形成良好的法治對流，為中國現代化法治國家構建營造和諧穩定的國際法治環境。

（三） 以全球治理觀構建中國特色的涉外法治話語體系

步入新時代，中國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積極倡導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逐步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涉外法治話語體系。

一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涉外法治話語體系的價值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項促進國際法治變革以應對全球化危機的宏偉愿景，不僅內蘊豐富的國際法治理論，具有一定的原創性貢獻，也同樣包含具體的實踐內涵。以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導向，在推動國際法治框架完善和促進國際秩序革新上發揮重要作用?！笆澜缑\應當由全人類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也應當由各國共同分享?！盵23]417

二是以國際社會的“中國觀”奠定涉外法治話語體系的戰略基礎。作為提高國家國際競爭力的組成因素，國家的國際話語影響力具有重要作用，既能向世界傳達國家立場、國家態度，也能就世界未來發展走向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方案，而中國涉外法治話語體系構建也是提高中國國際話語影響力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與國內實際涉外法治發展現狀相連，中國提出的“海洋命運共同體”“全球經濟共同體”等理念在不斷創新全球治理觀，這些創新理念應與涉外法治有效結合，充分發揮涉外法治對國際法治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與國際法治發展現狀接軌，回應時代之問、世界之問，可通過組織論壇、研究交流等途徑傳播中國法治理念，將中國立場、中國觀點向世界傳遞，提高中國法治話語的可見度、可適用度，促進國際社會的“中國觀”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作用。

三是以“中國治理經驗”奠定涉外法治話語體系的制度基礎。中國的治理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全球治理也應當是以全人類為中心的治理。中國主張的全球治理觀是具有戰略高度的治理觀，內涵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全球經濟治理、主動擔當作為和促改促建的全球衛生治理、減貧合作和交流互助的全球貧困治理、共同建設和公道正義的全球安全治理、責任共擔和綠色低碳的全球氣候治理等內容。這些內容都與涉外法治息息相關，因此，在涉外法治話語體系建設中，一方面應充分考慮中國的現實國情，處理好與域外國家和地區的國際關系，推動國際法在國內的適用。另一方面應重視中國治理經驗的輸出，代表發展中國家發聲，維護國際法的權威，促使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朝著更加多元化、包容化以及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五、結語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習近平總書記統籌兩個“大局”在法治領域建設的具體體現，也是順應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全球治理體系亟須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一條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必經之路。既布滿胸懷天下的濟世情懷，又立足于世情國情，分別從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兩個建設層面發力。一方面，促使本國法治以規范、合理且正當的方式向域外延伸，另一方面，又對域外法律在本國域內的適用施以對應的銜接程序和限制性的管控措施。雙管齊下，筑好理論基石，創新實踐范式，高效實現二者的互動路徑，最終實現構建中國式現代化法治國家的宏偉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