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憑篩選視域下我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理性思考

黃小賓 趙怡蓉

（1. 湖南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長沙 410081；2. 云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昆明 650500）

一、問題提出

就業問題關乎民生穩定與社會安寧，大學生就業程度不僅影響高?？沙掷m發展的戰略規劃與資源分配，而且影響社會人才資源的妥善安置。隨著2022 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1]，我國高等教育在適齡學生毛入學率上達到了相對普及化的階段。高等教育普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可觀的毛入學率增長和學生人數的簡單疊加，還伴隨著社會對就業問題和高等教育文憑的重新思考。在當下，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的作用似乎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背離。一方面，高等教育文憑仍然是促進大學生就業以實現經濟收入增長、職業角色獲取和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通行證。作為教育的符號象征物，高等教育文憑仍然是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前提條件，在個體進入社會的求職過程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在一定意義上，高等教育文憑取代了以往特權成為個人獲取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并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價值實體與價值制度。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文憑在大學生就業中的能職匹配、階層躍進等方面越來越難以發揮以往人們所寄托與期許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浪潮中，文憑膨脹現象日益嚴重。文憑膨脹（education inflation）指的是在一定邊界的勞動力市場中，從業者學歷得到普遍提升，擁有高學歷文憑的從業者數量超過了勞動力市場對高學歷文憑從業者的實際需求，以至于出現“供過于求”的膨脹現象[2]。

高等教育文憑與大學生就業之間關系的已有研究聚焦三個方面：第一，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仍存在積極的正向影響。不同層次的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的作用存在差異，一定程度上，層級越高的學校提供的各類資源越多。大學生所能得到的就業幫助程度取決于學校制度性社會資本的多寡[3]。有別于高職院校與層次相對較低院校的大學生，本科院校和層次相對較高院校的大學生進入體制內單位工作、獲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大[4]。與此同時，不同專業類型的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的作用存在差異。在同一高等教育層次中，理工類專業的畢業生初次就業所取得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回報要高于人文社科類的畢業生等[4-5]。第二，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市場選擇仍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如大學生所獲得的文憑越優，其從事正規就業的概率隨之提高。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大學生越不傾向于穩定性較差的非正規就業，因自身綜合競爭能力強，他們更傾向于選擇準入門檻較高的正規就業勞動市場[6]。第三，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整體就業存在一定程度的負向影響。在一定意義上，文憑膨脹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的現實問題。由于勞動力市場高層次學歷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以及勞動力市場對其需求的飽和，供求彈性之間的變化促使著企業會以更高學歷標準去篩選員工。一些高學歷員工從事的或許是過去較低學歷員工足以勝任的工作，這容易造成就業空間的不合理擠壓[2]，使得大學生整體就業陷入一種非預期性的惡性循環當中。

現有的研究成果對認識高等教育文憑與大學生就業之間的關系具有較大的參考意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到高等教育文憑在不同學校層次和專業類型大學生就業中的作用差異，并進行了有效的分析研究，但對文憑膨脹的負面影響，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問題關注不足?，F有研究顯然對同一高校層次或類型的高等教育文憑作用“失靈”過程有所忽視，文憑“失靈”的動態過程如何影響大學生就業等問題還有待進一步厘清。二是高等教育文憑催生出的關于人的發展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思考。當下人們更加關注文憑膨脹后的就業薪酬、求職機會、階層流動等結構性變化，而相對忽略了大學生就業背后關于人的發展等主體性問題。隨著行業結構調整，勞動力市場的新變化促使著大學生就業觀念與行為發生改變，如大學生在鎖定職業目標上呈現出“求穩”態勢，在就業行動過程中追求“既簡又順”等[7]?！疤善健薄胺鹣怠薄奥蜆I”“不就業”等一系列大學生就業話題也在近些年頻上熱搜[8]。在應然狀態下，擁有高學歷文憑的大學畢業生能在社會中找到一份相對較好的職業，收獲良好的經濟收入與社會聲譽。但在實然狀態下，大學生擁有高學歷文憑不一定能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中謀求一份良好的職業，還可能會面臨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中難以就業的潛在風險。換言之，高等教育文憑在當下社會情境中越來越難以滿足人們對其功效的期望，或者說，高等教育文憑不能很好地滿足人們所要求的那部分遠高于文憑客觀作用的主觀期許，從而衍生出一些關于人的發展等社會問題?；诖?，通過文憑篩選假設理論的補充分析，本文將著力分析以上問題，力圖對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的大學生就業問題進行本質性解讀。

二、文憑篩選與大學生就業的關系

在當下，高等教育文憑與大學生就業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相關關系，但二者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遞增關系。文憑的篩選假設與其現實作用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關注其張力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高等教育文憑與大學生就業之間的關系。

（一） 篩選假設：高等教育文憑能助推大學生就業

作為知識獲取與能力培育的文化憑證，在一定意義上，缺乏高等教育文憑的個體越來越不利于社會職業的嵌入[9]59-60。尤其進入信息社會以后，這一觀點愈發深入人心，以至于人們在認知上將二者關系簡單地劃為等號，即高等教育文憑可在當下或者未來兌換一份良好的工作崗位。高等教育文憑是一種有效的信號標識，它暗示著大學生依據自身能力接受了既定水平的教育，借此向未來用人單位傳達高能力的信號，以便于謀求一份良好的職業[10]，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通過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的篩選假設理論進行學理解釋。

該理論認為，用人單位總是希望能從眾多求職者中選拔出具備一定工作能力的人，但面對市場信息的不對稱，他們需要從求職者先天的“標識”屬性（家庭背景、性別等）以及后天的“信號”屬性（學歷、婚姻情況等）當中加以甄別與挑選[11]241-243。其中，信息不對稱指的是勞動力市場上雇傭雙方所擁有的信息并非完全對等，二者所掌握的信息密度與所運用的信息渠道都是有所差異的。一般而言，用人單位雖然對勞動力市場上應聘者生產能力的統計分布大致有所了解，但是對其具體應聘對象的勞動生產能力卻難以把握，因而只能通過他們認為與個體生產能力之間存在某種緊密關聯的特征來衡量[12]，如先天的“標識”與后天的“信號”等。在這些特征當中，高等教育文憑最容易觀察得到。最為關鍵的是，在這一識別過程當中，高等教育文憑“釋放”出兩個重要的信號作用：一是對求職者而言，在相同的控制變量條件下，能力較強的人往往能夠以較低的教育成本，獲取較高的學歷與文憑；二是對用人單位而言，組織按照文憑信號強弱來挑選員工并給予相匹配的薪酬，可降低引才投資的不確定性。

從篩選假設理論出發，高等教育文憑是用人單位篩選人才的有效信號。不同層次與類型的文憑“含金量”存在差異，為謀求更好的就業機會，眾多大學生努力地提高自身文憑“含金量”。如2022 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為457 萬人，較去年增長了80 萬人[13]，考研人數在高位上保持高增長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學生對高等教育文憑的熱衷程度。一些有助于獲取良好就業崗位的資格證書也成為他們努力“攻克”的范疇，如2021 年全國教師資格證報名為1 144.2 萬人次，“技多不壓身”“多個證書多條路”等心態促使著許多大學生積極備戰各類證書考試[14]。在我國經濟社會加速轉型和高等教育大眾化深入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社會用才的標準在不斷上移，人們對高等教育文憑所能發揮的信號作用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期望。這種期望裹挾著大學生為追求高等教育文憑而拼搏奮斗：那些對文憑作用“猶豫不決”的大學生為了就業而變得“隨波逐流”，那些對文憑作用“深信不疑”的大學生為了就業而變得“愈發不可收拾”。

（二） 篩選現實：高等教育文憑未必能助推大學生就業

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優的高等教育文憑，是因為人們希望由此獲得滿意的高等教育投資收益[10]。而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高等教育文憑的信號篩選作用邊界及其前提條件能保持相對穩定，即大學生能用文憑來證明自身能力，用人單位能用文憑來篩選與工作相匹配的人才。但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的到來，勞動力市場信息因其復雜性而愈發不對稱，大學生人數突增導致以往高等教育文憑所能發揮的信號作用逐漸被削弱或者抹平，以至于人們發現高等教育文憑未必能助推大學生有效就業這一事實。誠然，根據以往的篩選假設理論，能力較強的人往往能夠以較低的教育成本，獲取較高的文憑，最終實現有效就業。但在我國高等教育體制中，學生接受相同學科與專業的高等教育，其所需的學費成本、努力成本和風險成本相對一致，這未能滿足個人能力與教育成本成反比的信號篩選條件[15]，最終導致文憑所附有的社會期望難以實現。面對高等教育文憑的通貨膨脹，對于置身其中的個體而言，似乎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獲得更優的文憑[16]，而這一解決辦法又在無形中助推著新一輪的教育擴張與文憑膨脹。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與文憑篩選信號弱化的當下，作為享有文憑“特權”的群體，大學生以往的精英身份容易受到現實挑戰。

首先是“精英里面挑精英”。由于社會分化和社會積聚的同時存在，大學畢業生中的一般性精英或許會淹沒在蕓蕓眾生之中而不再被視為精英，而一小部分勝者將會成為更為耀眼的精英[17]。這也是社會為保障高等教育文憑篩選作用的有效性，而提高篩選標準線的直接表現之一。其次是“學歷里面挑學歷”。社會吸納大學生的增速跟不上大學生培養的增速，以至于文憑篩選作用貫穿個體全過程的受教育情況。有學者[18]指出，我國就業市場存在“三個985”（博、碩、本三個階段是否都畢業于985 院校）的學歷歧視。也有學者通過調查發現，在碩士畢業生中，本科學歷為非“211 工程”院校的學生，會在初次就業中顯著地比本科學歷為“211 工程”院校的學生收到更低的簡歷回復（低41%）[19]。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高校的學生即便是通過考研獲得更好的高等教育文憑，也難以從競爭激烈的求職市場中脫穎而出，就業過程相對更加坎坷。最后是“簡歷里面挑簡歷”。大學生在初次求職時，部分招聘單位還會通過大學生簡歷的精美與布局程度來考量其能否勝任崗位要求，哪怕這種考量與實際工作需求之間的關系相距甚遠。許多大學生為了豐富自身簡歷內容，在追求更優的文憑之余，他們還會去追求更好的課程分數、社團經歷、企業兼職、榮譽證書等模塊，以增加自身求職優勢。但這又容易滋生一些不利于個體全面發展的潛在問題，如大學生在各類衍生賽道上的無意義競逐，可能只是關注高等教育對個體求職發展所帶來的衍生作用，而忽視高等教育對個體生命成長的本質作用。

三、文憑作用下大學生就業的個體發展難題

當下教育擴張的真正動力部分源自個體對文憑通貨膨脹的不安全感。許多大學生或許知道，學校教育既不能為以后的就業提供什么技能，又不能證明個體的社會能力，但他們還是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與金錢去獲取更高的學歷[10]。這種社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發展問題。有別于追求人格發展的完整性，人容易受到社會發展的工具性、片面性等影響，從而盲目地去追求一些功利需求和純粹謀生的手段與工具[20]，并在這一過程中分裂出阻礙自己全面發展的對立力量。在現實中，為了謀求更好的就業機會，作為教育主體的學校以及受教育者的學生容易在教育目的上達成某種程度的“共謀”，如學校順應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人才特征來培養學生等。所有以迅速獲取實際利益為動機的專業和課程愈發受到學校與學生的青睞，而那些關于人生意義與目的、人文情感與關懷的教育則難以在學生心中留有一席之地[21]。久而久之，許多大學生對成功有著一種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以最高效的方式完成當前目標，以便于更有效地去競逐下一個更高的目標[22]2-3，如更優的文憑。從內在機理來看，大學生對高等教育文憑的熱衷程度與當下時代、個體歸因等因素息息相關。

“文憑社會”暗示著文憑在當今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文憑作用的變化使得許多大學生在實際求職過程中衍生出不同程度的失落感。面對失落感，大學生已有經驗并不會主動引導其對文憑作用變化的外部環境進行思考，他們往往會將自身的失落感歸因于文憑還不夠好，或者自身學歷還不夠優秀等，進而投身于更高層次的文憑競逐當中。這種有悖于大學生全面發展規律的競逐過程容易加速個體身體與心靈之間、人際關系之間的沖突與不協調，以至于造成大學生身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一是大學生就業過程出現或可能引發的精神異常問題。人是特定環境的產物，我國大學生普遍生活在當下社會加速的環境之中。這種社會加速與大學生對時間結構感受的顯著改變直接相連[23]9-10，以至于大學生認為他們“實際擁有的時間加速了”。但很顯然，時間本身并無實際意義上的加速，這種時間加速錯覺實際上是物質世界變化于個體精神世界的一種“折射”反映。在這種社會加速感覺的長期影響之下，大學生的精神世界容易產生一些異常問題。一方面，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存在精神焦慮的問題。大多數個體不會孤立地形成自身對事物（如就業崗位和社會地位）的相應期待，其判斷必然存在一個參照群體--那就是個體認為與其差不多的人[24]38。當他們的參照群體在就業過程中更有成就時，個體感到自身原本應該取得更大的成就，其精神焦慮也隨之而來。同伴成就所帶來的焦慮、社會加速的價值取向助長了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的精神焦慮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我效能感。在較低的自我效能感狀態下，個體對自我認知的判斷容易出現偏差，許多大學生選擇通過忙碌來緩解內心焦慮，但卻在“不經意間”陷入更深的精神焦慮漩渦當中。另一方面，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存在精神抑郁的問題。個體的抑郁狀態會影響其對生活事件的認知偏好與價值選擇，如抑郁程度較高的大學生對未來就業后個人職業發展前景表現出較高的風險認知水平[25]。這種消極的自我圖式容易使得大學生對未來生活的感知充滿困難與挫折，個體也因此而易于陷入長期的精神抑郁當中。久而久之，這容易加劇大學生就業過程中的精神焦慮等問題。

二是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出現或可能引發的行動失序問題。一方面，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存在行動失范的問題。受到精神焦慮等因素影響，許多大學生為增加其就業優勢而盲目去考取相關的資格證書與高等教育文憑，忽視自身職業發展規律，以至于事倍功半。更有甚者，為了能在眾多應聘者中引起用人單位的關注，部分大學生不惜違背誠信原則，如編造學生干部履歷、偽造各類證書、杜撰社會實踐活動等[26]。在這種“無序感”的影響下，大學生容易不遵守共同的行動規范，個體之間的行為陷入無組織狀態，以至于彼此之間產生不信任感等。另一方面，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存在行動躺平的問題。區別于重復的精神內耗與無意義的“內卷”，部分大學生選擇一種暗含喪文化的低欲望生活方式。在這種低欲望的生活理念引導下，許多大學生的求職行動意愿會相對降低，如從事輕松的工作、避免“996”和“007”或者選擇不工作待家里等。在一定意義上，大學生“躺平”行為實質是對以“內卷”為核心的反常社會現象的一種無奈反抗[27]。從短期來看，大學生“躺平”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個體暫時調節其在求職過程中所積攢的壓力[28]，并以一種邊緣化手段來對抗城市化背后的一些不合理之處。但從長期來看，大學生“躺平”行為難以有效應對“內卷”的深層原因在于，其“躺平”不僅僅是行動上的躺平，還包含著精神上的躺平，后者易破難立。久而久之，愈發沉重的“躺平”代價容易抹平大學生就業的進取之心，使其難以有效應對就業過程中的多重困難。

三是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可能引發亞健康問題。健康可視為一種身體、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狀態，而不僅僅是身體無恙。依據這一定義，世界衛生組織調研發現，人群中真正健康（第一狀態）和患病者（第二狀態）不足三分之二，剩余比例人群處于健康與患病之間的過渡階段，即“亞健康”狀態[29]。在精神異常與行動失序問題的相互影響下，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容易滋生一些亞健康問題。如在過度的就業壓力情境中，大學生容易產生焦慮、抑郁、自我效能感降低、自卑、易怒等癥狀，進而影響其認知活動和人格特征，降低其學習效率與工作競爭力，更有甚者會誘發失眠、頭痛、胸悶、腸胃不適等生理疾病，以至于嚴重危及個體身心健康[30]。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大學生的亞健康問題難以被旁人所察覺。當那層“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后，人們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失落、無助和孤獨等亞健康問題，且已有足夠的證據指出，大學生難以自愈其自身的亞健康問題。如《2022 年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31]顯示，45.28%和21.48%的大學生分別可能存在焦慮與抑郁的健康風險問題，且許多大學生不知道如何實現有效地自我調節等。綜上，高等教育文憑作用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的失衡，容易使得大學生發展問題愈發突顯，以及滋生出一系列不良問題。如低技能工作要求研究生學歷等不合理現象不僅拉扯著大學生群體的就業觀念，同時也在無形中擠壓著其本不友好的就業空間。立足于個體健康發展的出發點，我們應該回歸探討一下如何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文憑對大學生就業的作用，以及警惕由此引發的關于人的發展問題。

四、理性看待文憑對大學生就業的作用

一紙文憑的篩選信號“失靈”與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張之間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社會現象的產生并非單一原因使然，而是由多個矛盾與問題相互疊加而成[1]?；诖?，本研究試圖從個體能動性的微觀層面去解讀大學生就業問題，通過引導大學生去厘清當下社會情境與個體努力之間的關系，促進大學生對如何發展自我的再思考。

（一） 端正對高等教育文憑的態度

大學生應當理性看待高等教育文憑對其就業的經濟性價值與符號性價值。首先，降低個人對高等教育文憑的期待。在絲紛櫛比的象牙塔中，有一般的高等教育文憑，自然而然地就會有更優的文憑或者其他等價物。當大學生盲目地追求更優的文憑時，其行為實則是背離了個體受教育的本來目的。因此，大學生從文憑陷阱中脫身而出的關鍵在于明確自己“以何為業”，放棄“擁有更優的高等教育文憑就能擁有良好職業”的簡單假設，通過降低個體對文憑作用的主觀期許，從而理性地看待個體發展問題。

其次，降低個人對高等教育文憑的焦慮。大學生可試圖去接納自身的焦慮與不安，適度釋放壓力，并增強自身情緒調節能力。作為教育結果的識別符號，文憑雖然是個體進入職業的準入證，但文憑并不代表個體勝任職業的能力，文憑與能力之間并不一定成正比關系。有學者[32]指出，“物或損之而益”，或許先賦性動力的不足反而更容易轉化為大學生奮發向上的非常規動力，并引導大學生在就業層面獲得新的機遇。此外，除了尋求內心平和之余，大學生還可積極向外尋求幫助，將個人議題與公共議題聯系起來。如大學生就業問題等社會問題應置身具體情境中去解決，而非抽象地去思考，才能使問題的解決更具有現實操作性。

再次，厘清個人與高等教育文憑之間的關系。作為一種知識或技能習得的象征物，文憑的獲得更多地代表著大學生個體某一階段的學習任務結束。但相較于短暫的在校學習時間而言，大學生就業時間會更加長久，個體如何實現學習與就業之間的有效過渡與銜接顯得尤為重要。因而，在就讀大學時，大學生應以平實之心來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道路[33]，并在求學過程中為之堅持與拼搏。而畢業之時，則踐行自身所規劃的職業生涯發展道路。大學生厘清自身發展與文憑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減少與他人橫向結果的比較，以及增加與自我縱向發展的比較。

最后，把握個人發展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大學生個體發展與高等教育之間并非只是一紙文憑的簡單關系，它還涉及真正的教育價值與教育過程的關系思考。伊利奇（Ivan Illich）[34]在對學校教育進行強有力批判的基礎上，要求重新審視學校教育和現代教育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真正的教育應該是打破“最終可通過成績和文憑來衡量和證明的制度化價值觀”神話，以及就業期待-課程學習-成績與文憑一體化的預設的“套裝價值觀”神話。隨著智能時代的深化，他所倡導的學生可隨時隨地通過網絡獲取各類學習資源與機會的“學習網絡”設想逐漸成為現實。在這種語境下，大學生個體發展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已不再僅限于制度化的學校教育當中，大學生如何利用多元的學習網絡進行自主學習與理智訓練[35]，這將會變得愈發重要。

（二） 以文化資本的轉化促進就業

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形態，制度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如文憑）賦予了擁有者一種獨立于個人的、具有合法保障的價值，且該價值被社會認可與接納[36]200。誠然，文憑等制度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所附有的物質利潤與象征利潤吸引著眾多利益相關者為之奮斗。但在復雜的社會場域當中，以往對單一形態文化資本的行動邏輯并不完全適用于實際就業情境，大學生會因為文化資本與多維資本之間轉換能力不足而產生行動的挫敗感和迷茫感。

基于此，為跳出高等教育文憑困境，大學生理應注重文化資本內部形態之間的轉換。對大學生就業而言，高等教育文憑是固化的制度化形態的文化資本，其本身具備一定的既定價值，但并不具備動態的增值能力，而具體化狀態的文化資本（如個人品質道德、心理健康、思維模式等）的形成與培養是具有動態增值作用。無論是大學生求職過程抑或就業過程，良好的具體化狀態的文化資本有助于大學生在職場與生活中協調自我，并取得更為多元的就業發展機會。如注重大學生的道德養成與人格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大學生在面對紛亂復雜的場域邏輯時能夠有持之以恒的信念來驅動自身。值得注意的是，依據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家庭中的文化資本會在子女身上復制，實現文化意義上的階層再生產。父母的教養方式、閱讀習慣、溝通習慣等具體化形態的文化資本會對學生的文化資本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作用[37]。因而父母還需要注重家庭文化資本尤其是具體化狀態的文化資本投入與提高，從而削弱低學習效應、低文化資本在學生身上復制的負向影響。

此外，大學生理應注重文化資本向社會資本等資本的轉化。不同種類的資本具備不同的制度化形式與功能。資本轉化是指某一種類的資本通過一定的途徑與機制向另一種類的資本變形的過程與結果[38]8。任何單一的資本形式，在大學生就業融合過程中的影響力都是有限的。倘若大學生只是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本（如文憑），他們雖然在就業前期可以獲取眾多的工作機會，但無法在就業后期建立穩定的社會支持網絡，以及有效適應職場社會的規則等。由此，文化資本形態與各類資本之間的有效轉化，既是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所面臨的重點挑戰，又是大學生促進自身長期發展的重要機遇。

（三） 大學生就業應該多元意義化

個體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促使著我們應當以多元的意義去看待當下大學生就業問題，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大學生就業成功應該賦予多元意義。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25]5在《道德情操論》中叩問：“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到底為了什么？”也許“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贊美與支持”等渴望是我們想要從一切行為中得到的價值。對大學生而言，就業成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市場經濟回報，市場經濟回報只是個體就業成功的某一測量指標，個體就業成功還與個人興趣發展、生活方式的舒適度、親密關系的關聯程度、對社會的貢獻重要性等多元測量指標息息相關。在一定程度上，經濟回報在大學生就業成功測量指標體系當中發揮著“保障作用”。即當經濟回報出現時，大學生就業會受到一定的鼓勵，但達到一定閾值之后，繼續增加也難以賦予大學生就業成功更多的意義。而個人興趣發展、生活方式舒適、親密關系相伴等與個體情感世界相契合的指標可起到“激勵作用”，即大學生在保持一定的經濟回報基礎上，生活上、情感上的正向反饋更有助于大學生就業的良性循環，并對就業成功的多元意義有更為深入的理解。無論何時，所謂成功、失敗只能是相對于某一事件或參照某一價值系統而言，沒有人都是成功者抑或失敗者[39]。而大學生對就業成功意義的多元思考，恰恰是對優績主義和文憑主義框架下以收入和地位為中心的就業觀的反問。

第二，大學生就業嘗試賦予多元意義。受到種種社會經濟因素影響，“求穩”成為眾多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所看重的第一要素。許多大學生往往將目光聚焦于公務員、教師等相對穩定的體制內職業，而忽視新職業與創業所蘊含的巨大潛力。而且追求高等教育文憑的大學生群體不僅想要獲得就業的穩定，還想將其文憑所賦予的優勢轉化為高職位、高薪酬與高發展，并取得社會公認的世俗成功。這種對于“穩定”崗位的過度關注與追求，往往容易造成部分大學生就業空間的過度擠壓，反而不利于就業市場的良性發展。當下，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正在努力擺脫這一困境，走出一條全新的就業道路。如《2020 年輕人理想工作大調查》顯示，“自己開店”“獨立攝影師”“媒體人”“料理師”等工作占據95 后與00 后理想職業排行前三[40]。大學生多元的就業嘗試是社會結構性困境中青年對自身命運前進方向的主動把握，同時該嘗試也折射出青年對文憑膨脹現象的理性反思?！昂我詾闃I”與“以何為業”的厘清將有助于大學生就業觀的轉變，以及開展新的就業嘗試和重新定義就業成功?？傊?，如何看待高等教育文憑作用的變化，將是影響我們如何看待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關鍵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