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研究

張藝杰 何耀宇

摘 要：隨著中國“引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雙向FDI協調發展促進中國工業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要注重行業低碳發展。文中利用34個中國工業行業2008—2020年數據，對雙向FDI進行耦合協調發展測度，并選取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作為中介變量，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作為門檻變量來探究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結果表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著為負；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影響中均存在顯著的負向部分中介效應；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影響中存在雙門檻效應，且作用方向為負。因此，要積極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的技術溢出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且合理改善收入水平，增強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利用好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其中的調節作用，完善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力度，有效推動中國工業結構升級。

關鍵詞：雙向FDI；協調發展；碳排放強度；門檻效應；中國工業

中圖分類號：F 742；X 5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7312（2024）01-0109-10

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ZHANG Yijie，HE Yaoy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Jinzhong? 0306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bringing in” and “going out” in China，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34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s from 2008 to 2020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wo-way FDI.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ome level were selected as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level as threshold variab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its mechanism.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ome level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The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a double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influence of two-way FD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n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effect is negativ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improv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reasonably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so as to enhanc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wo-way FDI on Chinas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make good use of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protection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two-way FDI；coordinated development；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threshold effect；Chinas industry

0 引言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笆奈濉币巹澗V要明確提出，要推動能源結構優化，降低煤炭消費比重。工業行業不僅能源消耗量占全國能源消耗總量的70%以上，而且是碳排放量最大的產業部門[1]。因此，工業行業“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使其成為我國節能減排的首要對象。

外商直接投資（I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FDI）作為“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重要方式[2]，成為促進節能減排技術創新的重要國際技術傳導路徑。同時，雙向FDI之間存在互動關系，相互作用促進雙方協調發展。因此，科學評估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研究其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對于推動工業結構升級，促進低碳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IFDI對碳排放影響的研究，部分學者認為IFDI會加劇環境的污染。REN等[3]以中國工業為研究對象，證實了IFDI會促進碳排放的觀點。

王榮等[4]以區域的角度研究了IFDI對中國東、中和西部地區的不同影響，研究發現，從規模、結構、技術和環境規制效應來看，中國東部的IFDI對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而西部的IFDI對碳排放量起促進作用。昌敦虎等[5]發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IFDI也對碳排放起正向作用。從影響碳排放的三大機制即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角度研究的還有葉素云等[6]，但得出的結論與王榮等學者持相反意見，其結果顯示，由于后2種效應的存在，IFDI有利于能源使用強度的下降。

李曉鐘等[7]從行業異質性的角度分析得出，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部門的IFDI均抑制我國的碳排放。馬林林[8]以中國制造業為研究對象得出，IFDI的流入顯著降低了制造業出口隱含碳排放。也有學者對IFDI環境效應的內在影響機制進行了深入分析，如周杰琦等[9]從IFDI數量和質量的角度研究發現，IFDI數量和質量在環境技術和經濟增長的兩個影響渠道中均可改善環境效率。對于OFDI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學者們以IFDI的理論思路陸續展開。周佳[10]從規模、結構和技術效應角度將OFDI對碳排放的影響路徑進行分解，結果顯示結構和技術效應顯著為負，規模效應顯著為正，但規模效應效果更為明顯，整體對碳排放呈現促進作用。而周力等[11]運用區域異質性分析方法，得出較發達地區的OFDI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而欠發達地區的OFDI對碳排放起促進作用。同時有不少學者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研究結論，如屈小娥等[12]引入中介效應模型研究發現，OFDI可通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和緩解要素市場扭曲間接抑制我國的碳排放量。姜美玲[13]從中國制造業行業的角度進行分析，發現OFDI對中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有著顯著的抑制作用。還有很多學者對雙向FDI之間的關系也進行了測度，發現它們之間存在互動關系。鄒志明等[14]建立了耦合協調度模型發現，中國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還較低，且存在地區異質性，整體呈現“東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布局。學者還進一步研究了雙向FDI相互關系對碳排放的影響。WANG等[15]通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進行分解發現，規模效應起促進作用，效果大于顯著為負的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整體上中國雙向FDI協調發展對碳排放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朱于珂等[16]利用中介效應模型發現，雙向FDI協調發展通過技術創新對區域碳排放起抑制作用。向宇等[17]從空間視角檢驗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碳減排效應發現，雙向FDI協調發展對本地碳排放強度起抑制作用，但相鄰省份的雙向FDI協調發展有空間溢出效應，有利于碳減排。綜上所述，發現以往關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碳排放影響的研究中，大多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國和省際層面，而較少研究關注工業行業?；诖?，本研究著重研究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的影響。國際資本投資帶動經濟發展，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環境庫茲涅茲曲線表明，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環境保護意識也逐漸增強，從而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從已有研究來看，較少研究將收入水平放在中介變量的位置上。因此，將收入水平納入到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影響的體系當中，并檢驗收入水平的中介機制。知識產權保護作為一種制度保障，與技術創新有著密切聯系。知識產權保護作用于雙向FDI技術溢出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從而影響著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然而現階段更多是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與雙向FDI聯系起來，尚未發現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雙向FDI協調發展和碳排放納入到同一體系中。文中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作為門檻變量，探索其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影響中的門檻機制。通過本研究，為促進中國工業低碳綠色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

1 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雙向FDI協調發展是在溢出效應視角下，通過IFDI的技術溢出和OFDI的逆向技術溢出協調發展的結果[18]，以使國際資本投資對本國的正向效應達到最大化[19]。本研究通過耦合測度模型將雙向FDI納入到同一框架中，并分析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1.1

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以及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

根據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東道國擁有著先天然的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優勢，再加上IFDI的流入，增加了資本存量[20]，購入大量生產設備和廠房，擴大了生產規模[21]。同時，IFDI的技術溢出和IFDI與本國企業因競爭效應而推動企業進行技術研發和創新[22]，這有利于提高我國工業的生產和清潔技術，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降低企業成本，將更多資金放入到對外直接投資。隨著OFDI與國外的深度合作，跨國企業通過技術擴散和轉移的方式為我國積累很多隱形技術知識[23]，從而再次提高我國工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有利于我國工業環境的改善。LETCHUMANAN等[24]研究發現IFDI促進東道國改善環境技術的同時，東道國環境福利也在提升；盛斌等[25]認為IFDI不論是地區還是行業都對碳排放起抑制作用；聶飛等[26]從城鎮化的角度研究發現，OFDI在中高城鎮化水平的地區對碳排放起顯著的抑制作用；WANG等研究表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在2004—2016年對中國碳排放呈現出顯著的制動效應。隨著雙向FDI總流量的增加，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從2008—2020年專利申請數也在逐年上升，正向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更為顯著，推動了節能減排技術的發展。YANG等[27]認為FDI對節能技術有推動作用；程棲云[28]研究發現雙向FDI互動發展能有效促進綠色創新，利于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

H1：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具有抑制作用。H2：雙向FDI協調發展通過有效推動技術創新，進而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起抑制作用。

1.2

收入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中介效應

隨著我國貿易的不斷發展，進出口規模不斷擴大，居民收入也在不斷提高。黃燦[29]和郭熙保等[30]研究表明，對外貿易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理論表明，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環保意識也在逐漸加強，環境質量也逐漸得到改善。PANAYOTOU[31]研究再次驗證，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有意識采取環境規制等環境保護辦法來改善環境。許廣月等[32]研究表明，我國東、中部符合環境庫茨涅茲曲線，而西部不存在該曲線。因此，雙向FDI協調發展作為開放型經濟的重要舉措，帶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時，也有利于改善工業環境，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

H3：雙向FDI協調發展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進而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起抑制作用。

1.3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門檻效應

知識產權保護是國家保護企業或個人創新成果的一項重要制度，對雙向FDI協調發展的技術效應和逆向技術效應必有影響。蘇維華等

[33]研究發現，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強化對外貿的技術溢出起促進作用。靳巧花等[34]認為，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可通過國際技術溢出渠道促進區域創新能力。劉思明等[35]以中國工業為研究對象研究得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有利于提升國外技術引進效果，從而促進我國工業創新能力。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僅保護國內企業的創新成果，而且減少了IFDI進行技術轉移時的顧慮和降低了OFDI進行國內技術傳播時的風險，這將有利于我國技術水平的提升，從而改善我國工業環境質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但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較為寬松，不僅不會為雙向FDI提供良好的技術環境，還容易出現一些“機會主義行為”，導致工業環境惡化。因此，文中認為，不同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使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根據以上分析，提出假設：

H4：雙向FDI協調發展對我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過程中受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影響，可能存在知識產權保護的門檻效應。

2 變量選取和模型方法

2.1 模型方法

2.1.1 中介效應模型通過上述分析，建立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基礎回歸模型和技術創新、收入水平的中介效應模型。

CIit=α0+α1IDFDIit+α2CVit+μi+vt+εit

（1）

Mit=β0+β1IDFDIit+β2CVit+μi+vt+εit

（2）

CIit=λ0+λ1IDFDIit+λ2Mit+λ3CVit+μi+vt+εit

（3）

式中，工業行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Iit為被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IDFDIit為主要的解釋變量；Mit為中介變量，包括：技術創新（TI）和收入水平（IL）；CVit為控制變量，包括能源消費（EC）、資本勞動比（K/L）、外貿競爭力（FTC）、行業所有制結構（OS）、人力資源積累（HC）、開放程度（OD）和勞動生產率（LP）；α0、β0和λ0為截距項；μi為個體效應；ν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α1為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工業CI的總效應；λ1為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工業CI的直接效應；β1λ2為通過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的中介效應。2.1.2 門檻效應模型為進一步探索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變化，雙向

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否存在差異影響，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是否促進雙向FDI耦合協調發展進一步降低工業二氧化碳排放。文中借鑒Hansen（1999）發展的面板門檻模型，構建如下形式的面板門檻回歸效應檢驗模型

CIit=θ0+θ1IDFDIitI（git＜r）+θ2IDFDIitI（git＞r）+θ3CVit+μi+εit（4）

式中，工業行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Iit是被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IDFDIit為主要的解釋變量；CVit為控制變量，其中包括能源消費（EC）、資本勞動比（K/L）、外貿競爭力（FTC）、行業所有制結構（OS）、人力資源積累（HC）、開放程度（OD）和勞動生產率（LP）。git為門檻變量，文中指的是知識產權保護水平（HIPR），r為特定的門檻值；I（·）為一個示性函數；μi為個體變量；εit為隨機干擾項。

2.2 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2.2.1 被解釋變量

二氧化碳排放強度（CI）：文中采用IPCC碳排放系數法，選取煤炭、焦炭、原油、柴油、汽油、煤油、燃料油和天然氣8種能源消費數據，該數據均來自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測算2008—2020年工業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CO2為i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量;Qij為i行業第j種能源的消費總量；μj為第j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見表1。各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計算公式如下

2.2.2 核心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ODFDI）。借鑒劉海云和龔夢琪[2]的方法，首先對雙向FDI耦合度利用耦合系統模型進行計算。耦合度公式如下

式中，IFDIit和OFDIit分別為i行業在t年份的IFDI（萬美元）和OFDI（萬美元）流量，因為目前統計數據只公開了行業大類的IFDI和OFDI，因此文中借鑒劉海云等[36]的方法，將IFDI和OFDI與各行業出口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的乘積來衡量細分行業的IFDI和OFDI流量數據，核算該指標要注意先將美元數據利用人民幣匯率年均價轉化為人民幣數據后再計算。IFDI和OFDI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和《中國統計年鑒》。各行業出口交貨值與工業銷售產值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α和β分別為IFDI和OFDI的權重，均取值為0.5。γ為調節系數，根據黃凌云等[37]的方法，取值為2。在耦合度公式的基礎上引入耦合協調發展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2.2.3 中介變量技術創新（TI）：技術創新提高能源效率，從而降低碳排放。文中借鑒KIM等[38]的研究，選取專利申請受理量作為技術創新的代理變量。各行業專利申請受理量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收入水平（IL）：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引起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消費結構的調整與碳排放之間存在著較強的內在關聯。文中借鑒施金成[39]的研究，使用城鎮單位工人平均工資來衡量人們的收入水平。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2.2.4 門檻變量知識產權保護水平（HIPR）：借鑒韓玉雄等[40]的方法，在GP指數測度基礎上引入“執法力度”因素，即采用HL方法以更真實地反映我國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IPRt=Gt×Ft

式中，IPRt為我國t年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Gt為我國t年的立法強度；Ft為我國t年的執法力度。各行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借鑒李鳳新等[41]的做法，用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乘以行業專利密集度來表示，即HIPRit=IPRt×Patentit，文中采用i行業t年度就業人員人均（萬人）有效專利持有量來衡量專利密集度Patentit，HIPRit指i行業t年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

2.2.5 控制變量能源消費（EC），能源消費與碳排放呈現正相關。文中選取折算為標準煤的能源消耗量分析能源消費對中國工業行業二氧化碳強度的影響，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資本勞動比（K/L），現有文獻通常用資本勞動比來表示行業結構。我國工業以能源密集型行業為主，能源密集型行業資本勞動比越高，能源消耗越多，溫室氣體排放也越多。文中采用行業固定資產凈值來表示資本，行業平均用工人數來表示勞動。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和行業平均用工人數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外貿競爭力（FTC），文中采用出口交貨值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來測度，我國外貿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工業制成品上，且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出口交貨值要比勞動密集型多，而資本密集型行業能源消耗大，污染排放嚴重。該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行業所有制結構（OS），文中采取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銷售產值與工業銷售總產值的比值來測度，該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國有企業憑借其產權屬性會在資源和政策上具有優勢，在環境污染費率上要比非國有企業低，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對國有企業的環境規制做出了讓步，這不利于工業環境的改善。人力資本積累（HC），文中采用行業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占就業人數的比例來表示。由于我國工業“高消耗、高排放”的發展特點，人力資本優化會促使要素稟賦積累，但污染排放也會隨之增加。該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開放程度（OD），文中采用外商資本金與港澳臺資本之和與行業實收資本的比值來測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開放程度越高，可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但由于我國工業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引入的更多是低端產業，高污染行業較多，碳排放量也較大。勞動生產率（LP），文中采用工業銷售產值與從業人數之比來表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能源使用強度，從而有利于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該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為了避免異方差，文中對除百分比的變量進行了對數處理。相關數據的統計見表2。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基準回歸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表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應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見表3（1）。同時雖然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存在一定影響，但中國工業碳排放強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雙向FDI協調發展。因此文中使用面板工具變量法來解決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工具變量選取文中的變量滯后項，并對模型利用差分GMM和系統GMM進行估計，見表3（2）和（3）。此外，文中利用更換被解釋變量的測量方法來檢驗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與行業主業務收入的比值衡量碳排放強度，見表3（4）。

實證結果顯示，在差分GMM和系統GMM模型中，前期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對當期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30和0.431，顯著為正，說明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是一個持續增加的過程。在模型（1）、（2）、（3）和（4）中，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負，與H1相符，說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具有抑制作用，有利于工業環境的改善。

3.2 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的中介效應檢驗根據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來看，見表4，模型（3）中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系數均顯著為負，分別為-0.246和-0.262，表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直接效應顯著為負，與H1相符。模型（2）中，雙向FDI協調發展對TI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同時在模型（3）中，TI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即可得出技術創新在該影響中的中介效應為0.046，影響方向為負。又因為模型（1）中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總效應為0.292，大于直接效應，影響方向為負，這說明技術創新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影響中存在顯著的負向部分中介效應，與H2相符，且中介效應占比為15.75%，影響方向為負。對于收入水平，在模型（2）中，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同時在模型（3）中，IL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即可得出收入水平在該影響中的中介效應為0.03，影響方向為負。又結合模型（1）可知，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強度的總效應為0.292，大于直接效應，影響方向為負，即可知收入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中也存在顯著的負向部分中介效應，與H3相符，且中介效應占比為10.27%，影響方向為負。綜上，雙向FDI協調發展可通過技術水平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增長來降低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但中介效應占比較低。

3.3 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門檻效應檢驗從門檻效果檢驗結果來看（見表5），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通過了雙重門檻檢驗，即在95%的置信區間下，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門檻值為5.883和6.738。由門檻效應估計結果可知（見表6），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低于5.883第一門檻值時，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系數為-0.217；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介于第一門檻值5.883和第二門檻值6.738之間時，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302，即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增加了39.17%；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高于6.738第二門檻值時，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回歸系數為-0.460，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增加了52.32%?？傮w上說，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碳減排效應逐漸增強。

4 結論與建議“十四五”規劃綱要對我國碳減排提出了新的要求。作為碳排放量最大的產業部門，中國工業部門應加快降低碳排放的步伐，積極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而雙向FDI協調發展的技術溢出和技術溢出效應對我國碳減排技術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2008—2020年的34個中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首先對雙向FDI進行了耦合協調性測度，繼而探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加入中介效應和門檻效應模型對該影響的作用機制進行了深入的的實證檢驗。研究結果如下。1）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顯著為負；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過程中，技術創新和收入水平均存在顯著的負向部分中介效應，但兩者在該影響機制中中介效應所占比重較低，技術創新在其中的中介效應占比為15.75%，收入水平在其中的中介效應占比為10.27%，影響方向為負。

2）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影響中存在雙門檻效應，且存在顯著的負向作用。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跨過第一門檻值時，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增加了39.17%，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跨過第二門檻值時，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碳減排效應增加了52.32%。即隨著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工業碳減排的作用逐漸增強。3）積極促進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工業二氧化碳減排的作用。提高雙向FDI的質量，積極引導雙向FDI投向節能減排領域，并規范節能減排的管理體制，建立健全低碳環保的激勵制度，激發行業的綠色創新動機，并推動對清潔能源的開發和使用，確保行業實質性的低碳發展。4）重視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的技術溢出和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提供技術創新的公共服務，激發行業創新活力，積極引導企業對海外先進技術的模仿和學習，豐富技術積累，并要加大技術創新的研發力度，促進清潔技術的提高和創新，為行業低碳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撐。5）合理改善居民收入，增強居民環保意識。貿易全球化帶動經濟快速發展，合理改善居民收入和持續改善生態環境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積極發展雙向FDI，增加就業機會，帶動居民的收入水平，從而改變居民消費結構；并且要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加強“低碳環?！崩砟畹男麄髁Χ?。6）完善和加強我國工業行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各行業根據自身實際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調整為適宜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更大程度地降低碳排放強度；完善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執法力度，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和傳播，為行業低碳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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