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結構及問卷編制

韓黎 廖傳景 張銳

【摘要】為探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結構，本研究編制適應于農村留守兒童的抗逆力問卷。本研究采用半結構訪談和開放編碼方式構建抗逆力理論模型，形成了初測問卷；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法選取農村留守兒童各550名分別進行初測和正式施測，并進行信效度檢驗。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包含8個維度（逆境信念、社區融合、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家庭支持、情緒調節、學校適應和朋輩支持）。問卷總分與因子分的Cronbachα系數為0.73～0.81，分半信度為0.83，重測信度為0.90，表明問卷信度良好；驗證性因素分析指標擬合良好（χ²/df=1.21，GFI=0.90，TLI=0.91，CFI=0.90，RMSEA=0.039，P=0.001）具有良好的效度；抗逆力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與效標問卷得分呈顯著正相關（r=0.30～0.62，P<0.01），問卷具有較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留守女生比男生抗逆力水平更好，留守時間“長短效應”仍然存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發展。這項研究表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留守兒童抗逆力的測評。

【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信度；效度

【中圖分類號】R39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60（2024）01-0101-10

農村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而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的0～16周歲的未成年人^[1]?！?019中國兒童福利與保護政策報告》顯示，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其中四川農村留守兒童有76.5萬，區域分布規模最大。由于父母關愛和教育的缺位，農村留守兒童比同齡非留守兒童表現出更多的情緒與心理問題^[2]，面對日常生活事件及壓力產生的負面影響更大^[3]；然而，農村留守兒童成長中的“逆境”對其心理健康不一定產生不利影響^[4]，其中部分兒童仍然成功“抗逆”實現了健康成長^[5]。

抗逆力（Resilience）作為個體面對逆境產生的適應性反應，在諸多困境群體的相關研究中應運而生，無論是特質論、能力論、過程論還是結果論，抗逆力都被視為兒童青少年運用自身力量和積極資源去解決問題的關鍵?？鼓媪Υ砟切┰?、正在經歷嚴重壓力或困境的個體，其身心發展和社會功能并未受損，甚至有愈挫彌堅的現象^[6]?？鼓媪Φ难芯客黄屏艘酝鶎α羰貎和芯康膯栴}視角，轉而關注個體如何利用內、外部資源，關注個體成長的積極力量如何促進個體成功抗逆，成為農村留守兒童研究的新取向。目前，針對抗逆力測量的量表主要包括三類：第一類是依據人格特質或能力編制的量表，主要考察個體人格特質和能力對抗逆力水平的影響，如自我韌性量表^[7]、CD-RISC心理韌性量表^[8]；第二類是依據抗逆力過程說或保護性因素作用而編制的量表，主要用于測量個體面對壓力或應激情境時的保護性因素和作用過程，如成人心理韌性量表^[9]、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10]；第三類是依據抗逆力作用的結果編制的量表，主要用于測量抗逆力個人因子與生活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如心理韌性量表^[11]。上述量表從不同視角對個體抗逆力水平測量，特別是針對青少年抗逆力的測量運用廣泛，但鮮有以農村留守兒童為被試對象的抗逆力測量量表。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環境會對每一個體的發展產生影響，而影響力則由個體和環境相互作用共同決定?？鼓媪ρ芯坎粌H需要關注個人特質和能力，還需擴展到與之相聯結的家庭、學校、社會等生態系統因子是如何塑造個體，進而表現出個人的現實狀態^[12]。保護性因子和危險性因子作為生態系統視角下抗逆力的兩個主要概念，個體擁有的保護性因子越多，危險性因子就越少，個體抗逆力也就越高。如若特別強調，為更全面地理解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生成機制，我們需要將抗逆力研究放在關系視角中來考察。壓力認知理論認為^[13]，個體對自身資源與所處環境的評估是壓力產生的主要原因，個體會因為緊張或焦慮而降低壓力應對能力。身處“逆境”的農村留守兒童，如果能較客觀認識逆境成因，理解自己的經歷，那么，能產生克服困難的堅定信念并積極尋找合適的應對方式，即逆境信念。有研究表明，低逆境信念的留守兒童可能因為消極的自我認知，在面對困境和挫折時選擇自責、逃避、幻想等消極應對方式^[14]?？鼓媪Φ倪^程取向研究認為，個體認知思維、情緒感受及意志行為都會與生活環境相互作用，抗逆力也會在這種相互作用下不斷發展^[15]。農村留守兒童通過客觀評估自身擁有的積極資源，對逆境應對和未來發展產生一系列積極想法，即積極認知。留守處境中的壓力性生活事件容易誘發個體出現負性情緒體驗，損害心理健康。學會對情緒的調節和控制，不僅是青少年社會化發展的重要任務，也體現出他們的經驗與智慧^[16]。當農村留守兒童感受到壓力和負性情緒時，采用認知重評、注意力轉移等方法來達到調節自身的情緒體驗、生理反應和行為表現并盡快從壓力性生活事件中恢復，即情緒調節。社會支持作為兒童青少年積極的心理資源，對維持良好的情緒狀態，促進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17]。研究發現，社會支持不僅能正向預測農村留守兒童的積極情緒，而且對社交焦慮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具有緩解作用^[18]，尤其是來自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對兒童青少年更為重要。一方面，中國人注重家庭關系、家庭親密感與歸屬感，即使父母外出無法實際撫育子女，但父母對子女仍保有濃厚的情感牽掛^[19]；另一方面，父母外出務工后，家庭氛圍相對冷清，農村留守兒童也傾向從同伴朋友中尋求更多支持^[20]。已有研究證實，兒童的家庭關系和同伴關系均能通過社交焦慮、抑郁、品行問題等相互影響，實現動態關聯^[21]。因此，良好的家庭支持和朋輩支持也是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保護性因子。有研究顯示，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對留守兒童學校適應具有正向預測作用^[22]。農村留守兒童需要學會適應學校教育的各種要求，處理好學習任務、同伴關系和師生關系，以及能在學校愉快地參與各項活動并最終獲得學業成功，即學校適應。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體所處的不同生態系統層級均對其身心發展產生影響。相關研究也表明，家長投入、家庭聯系、社區聯系等生態因素均與抗逆力有顯著正相關關系^[23]。我國農村地區社區多是基于血緣關系形成共同的觀念、習俗和文化，農村留守兒童應對父母外出、親子分離會受到留守社區社會支持網絡的強弱、使用通信工具的便捷程度、家庭經濟的穩定性等因素影響。良好的鄰里關系、友好的社區氛圍、積極融入社區活動等都成為農村留守兒童積極的社區資源，即社區融合。社會效能理論認為，兒童主要的社會活動是學習和生活，他們解決學習和生活中各種問題能力也是抗逆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逆境的堅定信念、積極認知、積極情緒調節以及感知到社會支持力量，均能有效促進農村留守兒童應對問題的態度認知和靈活應對能力，即問題解決。

基于此，本研究認為對逆境的認知、評價和接受程度，取決于農村留守兒童的逆境信念和積極認知；而情緒調節會影響他們對自身逆境信念、積極認知的運用，情緒調節也能幫助個體達到內在心理和外在環境中的平衡；家庭支持、朋輩支持、社區融合作為農村留守兒童外在保護因素能促進逆境中問題解決和學校適應，而良好的問題解決和學校適應能力可以增強逆境信念、積極認知等內在保護性因素的力量。如此一來，農村留守兒童的逆境信念、積極認知、情緒調節、家庭支持、朋輩支持、社區融合、學校適應和問題解決能力都得到增強，生成較好的抗逆力。因此，本研究根據生態系統理論，結合抗逆力生成過程，編制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豐富兒童青少年抗逆力的測評工具。

一、研究方法

（一）被試

樣本１：預測樣本，用于問卷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本調查采用方便取樣法在四川省外出務工人口較集中的Z縣轄區內抽取550名4、5年級和7、8年級的留守兒童開展問卷調查，6年級和9年級屬于畢業班無法參加本次調查。采用現場作答方式，回收有效問卷515份，其中4年級113份，5年級127份，7年級219份，8年級56份；男生問卷271份（52.62%），女生問卷244份（47.38%）。

樣本２：正式調查樣本，用于信效度檢驗及農村留守兒童的抗逆力現狀分析。本調查采用整群分層抽樣和方便取樣法相結合，在四川省外出務工人口較集中的Z縣轄區內抽取550名4、5年級和7、8年級的留守兒童開展問卷調查，采用現場作答方式，回收有效問卷500份，其中4年級69份，5年級72份，7年級170份，8年級189份；男生問卷255份（51%），女生問卷245份（49%）。

（二）問卷編制的過程

1. 初始問卷的編制

在文獻分析基礎上，結合開放式訪談和教師、專家建議，建立項目庫；通過郵寄邀請6位心理學研究者對項目庫中題項進行分析，并基于生態系統理論，初步構想了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內、外保護因子，形成了包括家庭支持、朋輩支持、學校適應、社區融合、逆境信念、積極認知、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等8個維度127個項目的預測問卷；考慮到題目數量較多，在預測問卷中設置4道認真性測謊題。為考查初測問卷中每一題項和問卷結構，正式測試前進行了110人的小規模試測，測試后對部分被試進行了個別訪談，并刪除初測問卷中令被試難以理解的9項。數據整理分析后，共刪除了70項因素載荷小于0.40、決斷值未達0.001水平、共同度低于0.20，以及與總分相關小于0.40的題項，形成了包含48題的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初測問卷。問卷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1和5分別代表“根本不符合和完全符合”。

2. 初始問卷的修訂

依據樣本1的問卷結果，采用相關法修訂初始問卷。首先檢驗抗逆力各題項得分和總分的相關系數：如不相關或相關系數小于0.30，則刪除該題（表1），Q13、Q19兩個反映學校適應題項、Q93反應情緒調節題項和Q104反映人際溝通題項均被刪除。通過項目分析最終保留44個題項。

其后，對44個題項做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 球形檢驗統計量為9?133.733（p?= 0.000），取樣適當性KMO 值為0.929，表明數據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素得到初始載荷矩陣，再用正交旋轉法求得最終的因素載荷矩陣。結果發現，有8個維度的特征根值均大于1，其累計貢獻率為56.47%。按照因子載荷不低于0.4、每個因子至少包含3個題項的標準，并根據各題項反映的內容，分別將8個維度進行命名：逆境信念、社區融合、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家庭支持、情緒調節、學校適應和朋輩支持（表2）。

3. 正式問卷施測

采用樣本2進行項目分析和信效度檢驗，通過獨立樣本ｔ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對抗逆力特點進行分析。

（三）所采用量表

采用費立鵬等修訂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Scale FACESII-cv，中文版）^[24]，包括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適應性兩個分量表：家庭親密度主要測量家庭成員間的情感聯結緊密程度，一共16個題目；家庭適應性主要測量家庭成員隨著發展變化所具有的適應能力；量表5點計分，從“不是”到“總是”；分數越高，表明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所有題目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10。

（四）數據處理方法

運用Spss20.0和Mplus8.3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二、結果與分析

（一）項目分析

樣本２數據項目分析顯示，抗逆力各題項和總分間的相關系數為0.34～0.65。采用臨界比率法檢驗也發現，高（前27%）和低（后27%）分組t檢驗的差異統計學意義（p<0.001）表明，項目區分度良好，與樣本1結果相一致。

（二）信度分析

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總得分和8個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3～0.81，其中總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分半信度為0.83，重測信度為0.90，這表明問卷信度良好。

（三）效度分析

1. 結構效度分析

為考查模型的擬合度，運用極大似然估計法對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并依據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正式問卷擬包含44個觀測變量的8個因子模型，對所有題項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其結果顯示：χ2/df=1.21，P<0.001，取值小于3表示模型可接受；同時，GFI=0.91、TLI=0.90、CFI=0.91，取值在0～1之間，且值均大于0.90表示擬合良好；SRMR=0.06<0.10擬合良好，RMSEA=0.04<0.05擬合良好。上述模型擬合指標說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進一步對抗逆力問卷各維度及總分之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抗逆力各維度相關系數在0.24～0.69之間，且各維度與總分間的相關系數為0.41～0.81，且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說明編制的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表3）。

2. 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費立鵬等修訂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得分”（中文版）作為效標，計算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總分、各維度得分與校標問卷得分間的相關系數（表4）?？鼓媪偡趾透骶S度得分，均與效標問卷得分呈顯著正相關性（P<0.01）。結果表明，問卷具有較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四）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特點分析

通過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 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對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發展特點進行分析（表5）。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總均分為26.07（20分為中間值），這表明本研究中農村留守兒童的抗逆力屬于中等水平，其中逆境信念得分最高，社區融合得分最低。

以抗逆力總分及各維度分為因變量，以性別、父母外出時間為自變量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其結果顯示：女生的抗逆力顯著高于男生，具體體現在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學校適應、朋輩支持等維度上。每年父母外出時間在6～9個月的抗逆力顯著高于父母外出大于9個月的農村留守兒童，具體體現在逆境信念、社區融合、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家庭支持、朋輩支持等維度上。

對農村留守兒童在年級上的差異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其結果顯示，年級間的抗逆力差異顯著：4年級兒童的抗逆力顯著高于其他年級，5年級次之，7年級更次，8年級則最低；除情緒調節維度外，其余各維度年級間得分差異均顯著。在留守時長上，留守4～6年的農村留守兒童在逆境認知、問題解決維度得分顯著高于其他留守時長者，但在抗逆力得分上未見顯著差異。

對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單因素方差分析發現：父親教育水平為大學/大專的抗逆力顯著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者，具體體現在逆境認知和問題解決維度差異顯著；母親教育水平為大學/大專的抗逆力顯著高于其他受教育水平者，具體體現在逆境認知和學校適應維度差異顯著。

三、討論

本研究旨在編制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的基礎上，分析其抗逆力的發展現狀與影響因素。通過文獻研究、專家咨詢、模型建構、預測調查、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問卷信效度、模型擬合指標均較好，符合最初的理論假設。

（一）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的編制

本研究根據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實際，基于生態系統理論將個體、家庭、學校、社區等方面與抗逆力密切相關的因素納入問卷維度考查。在前期調研訪談、文獻分析基礎上，建構了逆境信念、積極認知、情緒調節、家庭支持、朋輩支持、學校適應、社區融合、問題解決8個維度，并依據專家咨詢問卷的反饋進行了修正，形成初測問卷。采用相關法對初測問卷進行了項目分析，刪除了4個題項，最終形成44個題項、8個維度的正式問卷。在探索性因素分析過程中，8個維度的方差變異解釋率從大到小依次為：逆境信念、社區融合、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家庭支持、情緒調節、學校適應和朋輩支持，這反映了各個維度在抗逆力問卷生成中的重要程度。逆境信念和社區融合分別為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內、外部保護性因素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對社區融合度的考查，適切于當下農村留守兒童的生活場域，具有現實意義。積極認知、問題解決作為兒童個體應對逆境的內部保護因素，參與抗逆力的生成過程，體現出個體抗逆的經驗和能力。同時，問題解決離不開家庭支持和情緒調節效用的發揮，但家庭支持的貢獻率次之，與農村留守兒童家庭功能的缺損相關；情緒調節能力對兒童青少年而言正處于劇烈變化的發展期，穩定性欠佳，因而貢獻率也次之。此外，學校適應和朋輩支持作為抗逆力生成的外部保護因素在8個維度中位居后列，方差變異率略低，這可能與兩個維度的題項數量略少有關，下一步研究將繼續探討。

進一步對問卷進行信效度評估發現，8個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3～0.81，問卷總體Cronbach's α系數為0.87，分半信度為0.83，總問卷重測信度達0.90，各因子在0.74以上，問卷具有良好的穩定性和可靠性。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也顯示，RMSEA和SRMR等模型擬合指數均小于0.05，且GFI、TLI和CFI都大于0.90，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本研究以費立鵬等修訂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中文版）為效標，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的總分和因子分與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兩個維度分別呈顯著正相關，且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適應性均與家庭支持相關性最強，其次是抗逆力總分，再次是問題解決。由此可見，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可靠的內部一致性、較好的結構效度和效標關聯效度。

（二）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特點

本研究中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總均分為26.07，這表明抗逆力總體處于中等水平。農村留守兒童能有效利用自身內、外部保護因素，應對留守處境所面臨的學習生活問題，盡快從逆境中恢復，并促進個體抗逆力的發展。具體而言，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發展在性別、留守時間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上呈現顯著差異。農村留守女生抗逆力水平高于男生，并在積極認知、問題解決、學校適應、朋輩支持等維度上得分高于男生，這與相關研究結果一致^[25]。與同齡男生相比，父母外出后留守女生在家庭中被賦予更多的“照顧”責任，她們心智發育較早，更擅長建立親密關系和尋求朋輩支持，并對逆境保持樂觀的態度，良好地應對學習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一般而言，留守時間越長對留守兒童心理健康的消極影響越大^[26]，本研究中留守時長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累計留守時長，二是每年父母外出時長。在累計留守時長上，留守4～6年的兒童在逆境認知、問題解決維度得分顯著高于其他留守時長者；每年父母外出6～9個月的兒童在抗逆力總分上顯著高于每年父母外出大于9個月者。雖然父母外出務工帶來“收入效應”有助于家庭條件改善和子女教育投入的增加，但當父母外出時間超過一定期限后，“分離效應”會導致父母的教養作用減少，親子情感鏈接削弱，影響留守兒童安全型依戀的建立，容易產生更多的孤獨感體驗，而對年齡較大的青春期兒童可能出現明顯的社交回避行為，增加了留守兒童情緒和行為問題的風險，并對留守兒童學業產生不利影響。因而，上述兩種留守時長都符合“留守時間長短效應”^[27]，不利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發展。

代際傳遞理論認為，父母受教育程度影響家庭收入、社會地位、教育投入和養育方式等，父母通過教育子代將優質資源傳遞給下一代。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可能獲得更多優質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如知識儲備、認知靈活性、言語技能、問題解決等積極資源^[28]，對子女認知能力和非認知能力都會產生積極影響^[29]。具體而言，父親對留守兒童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家庭經濟改善和教育投入等方面，尤其是“父親在位”^[30]對子女責任感、價值感和掌控感的心理需求產生積極影響，有利于留守兒童自尊的發展和情緒行為問題的減少，成為留守兒童抗逆力的保護性因素。父親外出務工后，母親相比父親往往承擔更多撫育子女的責任，受教育程度高的母親更傾向用溫暖、接納的教養方式，親子溝通頻率較高，良好的家庭氛圍讓留守兒童在情感上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產生積極認知并能有效調節負性情緒，提升自尊水平，良好應對留守處境中的壓力和問題，促進其抗逆力生成。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構建了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模型，并將抗逆力分為逆境信念、積極認知、情緒調節、家庭支持、朋輩支持、學校適應、社區融合、問題解決8個維度編制了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采用問卷方法在四川省外出務工人口集中的Z縣對留守兒童抗逆力發展的現狀特點進行了分析，但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橫斷面數據分析可能存在組群效應，若需對抗逆力各維度能力發展的深入分析，仍需要進行縱向追蹤調查；第二，自陳問卷可能存在社會贊許傾向，未來研究可通過增加教師評價和家長評價來避免；第三，下一步研究，需要擴大研究對象范圍至東部、西部外出務工集中的農村地區，分析留守兒童在抗逆力各維度上的發展狀況，建立常模并進行干預研究。

結語

本研究表明，“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問卷”具有良好理論構想和信度、效度指標，是研究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的有效工具。本研究中農村留守兒童抗逆力發展處于中等水平，在性別、留守時長、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人口學變量上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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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ucture and Questionnaire of Resilienc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HAN Li^1，2， LIAO ChuanJing³， ZHANG Rui⁴

（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nyang 621000， Sichuan， China;2.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3. Mental Health Center，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00， Zhejiang， China;4. M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Mianyang 621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resilience， a questionnair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RLBC） was compiled.?In this study， the initial scale was form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pen coding，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tress resistance was constructed. Th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550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for preliminary and formal testing，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LBC contains eight factors （adversity beliefs， community integration， positive cognition， problem-solving， family support， emotional regulation， school adjustment， and peer support）. The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 of the total scores and the dimension scores of each factor were 0.73 to 0.81， split-half reliability was 0.83，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90， indicating that the questionnaires reliability was goo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had good fit （χ2/df=1.21，GFI=0.90， TLI=0.91， CFI=0.90，RMSEA=0.039， P=0.001）. The total score of resilience and each factor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s of the criterion questionnaire （r=0.30-0.62， P<0.01）， and the questionnaire has a good criterion correlation validity.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left-behind girl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boys， and the “left-behind time effect” still existed. The higher the parents education level， the more conducive to the resilience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The study suggests the Questionnaire of Resilience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t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Keywords：?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resilience，?reliability， val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