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天下”觀及天下一統時代其學說的可能面向

夏 茜

自漢代以降,在反思前朝政治得失的語境下,秦朝速亡的歷史教訓多是與法家思想關聯在一起的。董仲舒謂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1)班固:《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510頁。,《鹽鐵論·非鞅》曰:“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2)桓寬撰集,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二《非鞅》,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4頁。皆是將秦亡的原因歸咎于法家所倡之嚴刑峻法。同樣,在評價先秦法家思想時,論者也往往引秦朝短祚為說,批判其“慘刻少恩”。如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梢孕幸粫r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3)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291頁?！痘茨献印ぬ┳逵枴吩?“商鞅之法亡秦,察于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4)劉安編,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卷二〇《泰族訓》,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96頁。將商鞅與刀筆吏相提并論,認為其思想并沒有觸及治亂的根本。這種將法家思想與秦政緊密關聯起來甚至視為一體之兩面的思路,在后世影響甚大,至今仍有不少學者堅持認為,法家思想當為秦之速亡承擔主要責任(5)相關論文如劉仲一:《法家思想與秦朝的速亡》,《求是學刊》1998年第3期,第94～96頁;李慧娟、趙曉晨:《法家思想與秦朝興亡關系淺論》,《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41～43頁。。誠然,從秦政實踐中,我們能明顯看到法家思想的影響,但二者之間是否就存在著一種嚴格的對應關系,以至后者必須要為前者負責,這是值得反思的。

有學者認為,秦朝國祚不久,不應當歸咎于法家思想本身,而是因為秦朝統治者沒有適時調整統治策略,在天下一統之后仍然施行戰時體制?！哆^秦下》曰:“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6)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一《過秦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6頁。事實上,在司馬談“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的判斷中,就已經隱含了這樣一個觀點,即法家思想在特殊時期下,對于迅速組織軍備、壯大國力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當社會形勢發生變化轉入穩定期,統治者就應當摒棄之,尋求別的出路。這一觀點的影響也頗為深遠。驗之中國歷史,自秦亡以后,法家思想確乎都是在亂世當中才擁有短暫的正當性(7)典型者如三國時期?！皾h末,天下大亂,雄豪并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5頁)呂思勉也說:“三國承漢季縱恣之后,督責之術,乃時勢所需,非魏武、孔明等一二人故為嚴峻也。故其時薄有才略之君,皆能留意于此?！?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66頁),而一旦進入相對平和的時期,法家思想就多委身于主流意識形態之下,以“實用之治術”的姿態被摭取入政治實踐之中。這雖被后世一些學者當作思想發展與融合的典范(8)林緯毅:《法儒兼容:韓非子的歷史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但作為一種思想理論的法家實際已被終止了“學理上之發展”(9)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166頁。。這一過程之所以是被動的,是因為從法家思想固有的“應時”特征來看,其理論本身業已具備轉向的可能。只是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慎到、商鞅等早已湮滅于戰國的狼煙之中,就是其集大成者韓非子,亦死于始皇一統的前夕,務實的思維方式使得他們未及思考武力征伐的轉向問題;李斯雖與韓非師出同門,又是秦帝國建立的見證者,但迫于二世淫威,亦不敢有所異議;法家思想與秦亡教訓緊密關聯所產生的惡名,又使得其在后世師承有限,“自漢代以降,法家作為一個完整的學派已經不復存在”(10)宋洪兵:《先秦法家政治正當性的理論建構》,《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69頁。,其理論自不得更為發展。因此,蕭公權所說的“法家之政治遂隨秦以共亡”(1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166頁。似只是一個事實陳述,而非基于法家學理本身的判斷。

那么進一步的追問就是,在先秦法家著作中是否存在相關表述,標示了其理論應用的限度?宋洪兵較早關注到“天下”語詞在此的重要性,他在討論法家富強理論時指出:“法家對于大國富國強兵的目標設定隨著歷史演變進程也經歷了一個‘服天下’到‘兼天下’的轉變?！?12)宋洪兵:《法家的富強理論及其思想遺產》,《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第53、54頁。換言之,雖然應對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天下”始終是先秦法家通過系列舉措最終想直面的對象,一切應時性政策最后都匯集到“天下”目標的實現當中。此外,正如《商君書·畫策》“兼天下之眾”(13)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畫策》,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1頁。的表述所提示的,“天下”目標的實現可能也不僅僅局限于“政治空間”(14)宋洪兵:《法家的富強理論及其思想遺產》,《社會科學戰線》2018年第10期,第53、54頁。的層面。那么,法家“天下”概念到底具有怎樣的政治內涵?秦政實踐與法家天下觀之間具有怎樣的互動關系?當“兼天下”的目標達到時,法家學理自身當如何進展?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所在。

一 “天下”的雙重政治內涵

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說:“我國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為對象,此百家所同也?！?15)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頁。究其緣由,大概是周室自平王以后漸趨衰弱,諸侯力爭,滅亡日眾,所謂“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16)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第3297頁。,于是,其時的思想家們就紛紛將目光轉向了“國”之上的“天下”,以期結束列國之間兼小攻弱、常相侵凌的風氣,構建一個和平穩定的秩序。法家思想也并不例外。但是在前人的研究當中,法家“天下”觀似乎多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相關研究缺席的一個主要原因,或許來自學者對于“天下”觀與儒學傳統內在關聯性的強調。例如有學者認為,天下觀就是“中國古代儒家精英用來處理內政外交的政治綱領和意識形態”(17)周桂銀:《中國古代“天下主義”的千年傳統:演進、內涵和特征》,《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年第2期,第1頁。,其理想秩序就如《國語·周語上》所描繪的那樣:“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18)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6～7頁。儒家對于周制的推崇及其在歷史上長期占據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對中國古代政治產生深遠影響的事實,自然容易讓人將其對“天下”的表述誤認作中國古代天下觀的全部。何況疆域上的無遠弗屆以及在此秩序之下中國與蠻夷戎狄之間“松散的、名分的、非壓迫與被壓迫、非征服與被征服、非競爭、非契約的關系”(19)孟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與世界主義思想》,《四川輕化工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第75頁。,更引得后世學者心向往之。如趙汀陽認為這一建構于先秦的“天下體系”具有未來性,因為它超越了近代意義上民族國家的局限和矛盾,能夠提供“容納全球化問題的世界尺度”(20)趙汀陽:《“天下體系”及其內涵》,《中國科學報》,2012年5月28日,第5版。。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趙汀陽認為正是經由法家改革奠定的大一統帝國“結束了天下體系,終結了由周朝開創的世界政治思路”,從而走向了“反政治的政治”(21)趙汀陽:《反政治的政治》,《哲學研究》2007年第12期,第31頁。。因此,將法家關于天下的論述排除在傳統天下觀之外,似乎也出于當代中國學者理論創新的需要。

但是,正如葛兆光所言,中國古代的“天下”本就包含“實際政治”與“觀念想象”兩個維度(22)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4～49頁。,前述的天下觀,在他看來“充其量只是古代學者的思想著作”(23)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烏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臺北《思想》第29期,2015年10月,第10頁。,是一種對于“天下”的想象,不能取代從歷史維度對之進行的實際考辨。換言之,無所不包的天下愿景是一回事,現實存在的天下邊界又是另一回事,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天下觀的重要內容。以色列學者尤銳(Yuri Pines)通過梳理《尚書》等早期文獻,就發現在西周春秋時期,“天下”表述總將戎、狄部落排除在外,其邊界(limits)從未逾越周的統治范圍(24)尤銳:“先秦話語中‘天下’觀念的演變”(Yuri Pines,“Changing views of ‘tianxia’ in pre-imperial discourse”),《遠東》(Oriens Extremus)第43期(2002年),第101～116頁。。而韓國學者金翰奎的研究則表明,即使在儒家話語體系的影響之下,諸如《史記》《漢書》中的“天下”也多單指“中國”(比例高達83%)(25)轉引自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3頁。據金翰奎的統計,“天下”意指“中國并加上其他異民族之天下的”也有64例,占1.9%。這也說明了中國古代天下觀的二重性,即它不僅有“絕對世界”的意涵,而且在實際運用中,也多有單指中國的情況。。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并不必然意味著對于政治性邊界的否定。相反,與宏大的天下想象相比,這一具有邊界的“天下”似乎更為切實地影響著現實問題的解決。而法家正是借由“天下”這一概念來突顯某種邊界性的。

在先秦法家典籍中,政治意義上的“天下”(26)作為一種地理知識的“天下”與作為一種政治概念的“天下”的區分,學者們多有提及。如李大龍認為:“‘天下’的范圍雖然是隨著人們的認識水平而不斷向外擴展的,但在人們的意識中‘天下’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基本上分布著‘夏’(華夏、漢)、‘夷’(夷狄、邊疆族群)兩大族群?！?氏著:《從“天下”到“中國”:多民族國家疆域理論解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頁)本文所謂政治意義上的“天下”就是指政治視野中需要面對、治理的“天下”。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君王實際應當治理的世界。如《商君書·賞刑》曰:“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摶出于兵,無有異施也……是故兵無敵而令行于天下?！?27)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賞刑》,第96～97頁?！俄n非子·亡征》曰:“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征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28)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五《亡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113頁。它有兩方面的特征:

其一,從疆域上來看,法家要實現治理的“天下”并非“天下無外”意義上的“天下”,它大概相當于由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所涵蓋的地域范圍,而不包括除此之外的夷狄部族生活的區域?！渡叹龝泼瘛吩?“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為愛爵而重復乎?”(29)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徠民》,第93頁。諸侯之民皆歸于秦,是徠民戰略的直接目的。而在以人口為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即《管子·霸言》所謂“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30)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九《霸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465頁。的時代,“諸侯無異民”實際上也就意味著統領、歸化了諸侯之地?！俄n非子·初見秦》對于“破天下之從”的敘述,亦表明其對中國諸侯的虎視眈眈,文曰:“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31)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初見秦》,第12頁。

以有限的中原區域為天下,一方面固然有來自最高統治者的影響:秦自先祖以來,雖世通夷狄(32)《秦本紀》載:“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第174頁),但亦堅執夷夏之辨,一直以諸侯自恃。如《秦本紀》載孝公之所以招募賢士變法圖強,就是因為“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33)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02頁。。因此,在諸侯爭霸的大背景之下,秦的政治野心實際也聚焦在中原地區,至于蠻夷,秦雖能服之、卻之,但也僅此而已,并沒有真正將其納入到兼并天下的戰略版圖當中。但更為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出于法家自身對于現實的清醒認知?！渡叹龝肪椭赋?人口數目與土地面積當保持相對的平衡,《算地》曰:“故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為用?！?3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二《算地》,第42～43頁。人口數量超過了土地所能承載的范圍,就會產生國家收入不多,兵力不足的結果;相反,則會造成資源浪費,百姓疲敝。夷狄地域廣大,人口稀少,對他們的征伐難以帶來相應的效益,這是可以想見的。

其二,從制度上來看,法家理想的“天下”,是郡縣制的天下。實際上,若僅以疆域言,則法家對于“天下”的看法并非其獨有,也見于先秦其他諸子的著作中。如孟子所謂“定于一”的“天下”,不少學者認為指的就是戰國七雄的范圍(35)日本學者佐藤將之認為:“就當時情況而言,孟子所稱的‘定一’之具體目標最多也就是孟子自己說出的‘朝秦楚’(《梁惠王上》)的程度……由是觀之,此種‘定于一’并不會超過修辭性的主張?！?氏著:《“后周魯時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呂氏春秋〉的政治哲學》,《晉陽學刊》2022年第1期,第86頁)。不同的是,在儒家思想中,狹義與廣義的“天下”是同時存在的。一方面,他們提倡尊王攘夷,《論語·憲問》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36)劉寶楠撰,高流水點校:《論語正義》卷一七《憲問》,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77～578頁。另一方面,又強調用夏變夷,如《孟子·滕文公上》:“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37)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一一《滕文公章句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93頁?！盾髯印妵芬舱f:“兵不復出于塞外而令行于天下矣?！?38)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一一《強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02頁。因此,如干春松所言:“‘中國’作為一種‘天下’,背后是儒家理想的‘王道’價值的呈現?！?39)干春松:《儒家“天下觀”的再發現》,《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9期,第118頁。他們最終所追求的是超越了現有夷夏分野的德化遍于四海,這是可以無限擴張的,所謂“沛然德教溢乎四?！?40)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一四《離婁章句上》,第494頁。是也。與儒家主張的在理論上存在無限擴張可能性的“天下型國家”(41)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第60～72頁。根據渡邊信一郎的論述,“天下型國家”就是既有為皇帝實際支配的部分,又有具備無限擴張可能性的、僅接受皇帝德治支配的部分國家。相比,法家之郡縣天下則意味著一種完全由天子直屬的實際支配,它匹配于法家對于“天下”的邊界性認知。

從思想的發展來看,先秦法家關于郡縣天下的構想,經歷了一個逐漸明確化的過程?！豆茏印ど街翑怠份d:“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冎',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準。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42)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山至數》,第1350頁。雖然在當時天下的范圍內,仍然是“以諸侯為?冎'”,但君臣二人已有“縣諸侯”而“遍有天下”之意。當然,結合當時齊國的情況,這里的縣與嚴格的郡縣制意義上的縣或許不完全相同,不過,它已然表達了加強對治下社會資源的統一掌控的意圖。到韓非子時,一來分封制的弊端日益突出,《和氏》篇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43)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四《和氏》,第96頁。;二來秦國勢力日益強大,漸有兼天下之能。因此,郡縣天下的構想也逐漸明晰?！洞骓n》曰:“且夫韓人貢職,與郡縣無異也?！?44)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存韓》,第13頁。它的意思就是,只有當列國在實質上成為或相當于秦之郡縣的時候,秦才算真正兼并其國而沒有了后顧之憂。

“天下”的第二層含義是指生息于天下的庶民?！渡叹龝ば迿唷吩?“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45)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修權》,第84頁?！盀樘煜挛惶煜隆敝袃蓚€“天下”的涵義有所不同,后者指的是君主所治理的世界,前者則是指天下之人,它代表著與“私天下之利”相對的“公”的價值,是君主治理天下的終極目標?！渡髯印ね隆吩?“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46)慎到著,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6頁。同樣區分了“為天下”與“利一人”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認為天子乃是為了實現天下人的共同利益而存在的。由此可見,天下人意義上的“天下”不僅僅是君主治理的客觀對象,而且還構成了君主之有天下的正當性依據。只有關心天下人、解決天下人關切的問題,天子才成為天子。通過“天下”的這層含義,法家對人君提出了價值層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滿足天下人的共同利益訴求是君主稱王天下的目的,但法家認為不是所有人都能自覺到其根本利益的。如《商君書·更法》記載秦孝公與諸臣商討變法事宜時,保守派的甘龍就以“天下”為藉,勸說孝公勿行變法之事:“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47)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更法》,第3、2、2頁。認為君主頒布政令,當以天下百姓的感受為務,不能肆意擅舉。但是商鞅卻力排眾議,主張變法,他說:“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48)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更法》,第3、2、2頁?！按鶡o顧天下之議之”表面上看似乎是對“天下”價值意味的消解,但實際上它包含著兩個前提:一是民愚,《商君書》認為一般的老百姓在智識方面不及士人,其中一個具體表現,就是目光短淺,所謂“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49)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更法》,第3、2、2頁。。所以,商鞅認為施行法令可以不必計較天下人對于法令的短期反饋,而應著眼于長久利益的實現?！俄n非子·奸劫弒臣》亦曰:“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愚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50)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四《奸劫弒臣》,第102～103頁。認為愚者不知道圣人頒布明法、施用嚴刑的最終目的在于“去天下之禍”,反倒將之認作一種暴政。在這里可以看到法家思想中精英主義的色彩,即認為只有智者才具備認知天下公利的能力,因此在某些時刻他們做出的判斷看起來可能會與天下的訴求相違背。

儒法兩家天下觀的分歧亦在此顯出端倪。儒家同樣強調“天下”的價值意涵,如《孟子·梁惠王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1)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四《梁惠王章句下》,第119頁?！短朴葜馈吩?“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52)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頁。同時,儒家也認為應當通過賢人來實現公天下的理想,《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53)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卷二一《禮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582頁。但在儒家思想中,目的之善與手段之善須是嚴格統一的,其標準都是天下人的判斷與評價,《孟子·梁惠王下》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54)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五《梁惠王章句下》,第143～144頁。只有被國人都認可的賢者,才能獲得進用的機會。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意味著善的無限綿延,所以儒家認為只要將仁愛推廣出去施行王道仁政,天下之人就會引頸而望。而手段與目的的分離以及對此分離的自覺,則意味著必須審慎地在手段之“惡”與目的之善之間進行平衡,從而對“惡”的使用限度做出說明,因此,先秦法家欲以戰時政策兼而有之的“天下”一定是有邊界的,這是其天下觀的內在要求。

不過,法家精英政治實際也暗藏著這樣一個困境:精英們所做出的決策,是否符合天下的總體利益,在歷史的當下是難以判斷的。因此就有了第二個前提,即君主確實能夠在實際的事功方面達到“強國”與“利民”的效果,這相當于將在第一個前提中難以判斷的動機,宕延至結果中進行再判斷。當然,這里又會出現信息滯后的問題,從而難以真正對君主的行為產生實質性的訓誡作用。不過至少從理論自身來看,法家認為天下人總體利益的實現,是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君主的一切行動都應以此為最終的歸宿。

綜上所述,法家的“天下”具有雙重政治內涵,它既是空間意義上君主實際應當統轄的對象,也是價值意義上指引君主行動的終極目標。它們構成了先秦法家理論的兩個邊界,即空間上以周天子統治區域為界,價值上以符合兆民的長遠利益為界。前者是現實目的,后者是終極依歸,前者的實現亦是為后者服務的。

二 秦政對“天下”邊界的突破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奮六世之余烈”,兼并諸侯,一統天下。在《史記》中,頻繁地被用來描述這一事件的語詞是“初并天下”(55)“初并天下”在《史記》中一共出現了4次,均與秦始皇統一天下有關。除正文中引用的兩處之外,還有《秦始皇本紀》中的“秦王初并天下”以及《六國年表》的“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睂O聞博對秦使用“初并天下”“并天下”的表述及其相關意義,有過細致深入的分析(氏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86～105頁)。,而它最早就出自秦始皇對于自身政治功績的評價?！肚厥蓟时炯o》載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東巡,刻石頌秦德曰:“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56)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3、239、243頁?！俺醪⑻煜隆敝疤煜隆?根據雷戈的研究,是明確將夷狄排除在外的:“秦始皇雖然相信自己能夠做到‘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但卻并不認為夷狄也應該成為自己賜恩的對象”(57)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頁。。而始皇出巡立石這一行為,也被學者認為是“借此框定、控制帝國政治疆域空間的極強欲望表達”(58)劉曉達:《視覺建構與觀念表達——秦始皇的“天下”觀及其整控策略》,《美術學報》2013年第2期,第57頁。。由此可見,對于以中原地區為主體的有限疆域的強調,是始皇“并天下”之初最為重要的政治行動之一。此外,始皇還采納李斯的建議,在其領土范圍內置郡,《秦本紀》載:“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59)司馬遷:《史記》卷五《秦本紀》,第220頁。所以,秦“初并天下”這一歷史事件,可以視作先秦法家有關“天下”的空間構想在現實政治中的實現。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法家思想影響下的秦政需要開始對曾經以兼并天下為直接目的的政策性主張做出相應的調整,而在法家天下觀的視野下,這些調整須是以天下人的共同利益為約束的。

始皇一統初期,秦政確實展現出與戰國時代不同的面貌?！肚厥蓟时炯o》載天下初定之后,始皇就與丞相、御史等商討所謂“安寧之術”,并且“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60)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3、239、243頁。,叔孫通、嚴安乃至司馬遷本人都將此舉視為始皇“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61)司馬遷:《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29頁?！妒酚洝肪砦逦濉读艉钍兰摇?第2041頁?！妒酚洝肪砭啪拧秳⒕词鍖O通列傳》,第2720頁。秦始皇“收天下兵”的原因歷來有不同的看法。賈誼《過秦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認為秦始皇此舉是為了強化統治,防止民眾造反(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一《過秦上》,第2頁)?！稘h書·五行志》“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認為鑄十二金人是在附和瑞兆(班固:《漢書》卷二七《五行志》,第1472頁)。日本學者瀧川資言說:“始皇銷兵,學周武放牛馬也;鑄十二金人,效夏禹鑄九鼎也?！闭J為這只是一個象征性的舉措(瀧川資言考證,水澤利忠校補:《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頁)。始皇的原意或難真正探知,但是從二十八年瑯琊石刻“黔首安寧,不用兵革”、二十九年東觀石刻“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正文所引時人的認知以及此舉的客觀效用來看,其鑄金人的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確有偃兵之意。,這是秦對自孝公以來一直實行不輟的“農戰”政策的一個破例。又如自二十七年(前220年)起,秦始皇開始巡游四方,鎮撫邊境,刻石以歌頌秦德。二十八年(前219年)鄒嶧山石刻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62)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3、239、243頁?，樼鹗淘?“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63)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5、252、245頁。三十二年(前215年)碣石石刻曰:“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64)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5、252、245頁。對皇帝之“德”的重視與宣傳,一方面自然是為秦朝政權建立的正當性與正義性進行論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結束戰斗不休的亂世之后能夠穩定民心,安撫百姓。

表面上來看,秦始皇初期的政治實踐,似乎不太符合先秦法家的思想,甚至有明顯相互捍格的地方。如《商君書·壹言》曰:“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65)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壹言》,第61頁?！皳涣Α本褪莿辙r以增厚民力,“殺力”則是指“不存敵而亡敵”(66)轉引自張覺:《商君書校疏》,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頁。,即通過戰爭將在農業活動中摶聚起來的民力消耗掉。商鞅將能否驅民于農戰并由此形成一個“生力—殺力—生力”的動力循環機制,視作國家興亡的根本。又如《韓非子·亡征》曰:“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于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67)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五《亡征》,第112頁。認為君主熱衷于引仁義道德來自我緣飾,就會導致國家的滅亡。所以,有觀點認為,秦始皇初期的統治政策不再以法家思想為主導,如勞榦說:“呂不韋希圖兼容并包,秦始皇初期的政策似乎也多少有些兼容并包的企圖?！?68)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02頁。一統天下之后秦始皇的執政思路受到哪些思想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這里不打算討論,但需要澄清的是,秦始皇初期秦政的轉變,實際并不在法家的基本原則之外。

其一,法家在戰國時期提倡的農戰政策,是以“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69)慎到著,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第86頁。的戰時背景為前提的?！渡叹龝まr戰》曰:“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70)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農戰》,第24～25、25頁。又曰:“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71)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農戰》,第24～25、25頁。實行農戰政策的主體都是作為諸侯國之一的秦國,而它的目的則是要在強敵大國環伺的處境中,通過“農—戰”的循環轉化機制一以自保、一以稱王。而這兩個目標顯然都隨著“天下”的空間理想成為現實而達成。所以,在天下一統時代,具有鮮明戰時特征的農戰政策,確實已經失去了其應用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換言之,法家對于農戰構想的前提已然發生轉變,因此始皇對這一政策進行的調整,并不構成對法家思想的背離。相反,它意味著秦不再以“殺力”的方式進行領土擴張,這反而體現了始皇初期對于法家思想中“天下”地理邊界的遵守。

其二,法家并不反對道德本身——這從“天下”一詞所蘊含的價值意味中就可以看出?！渡叹龝ら_塞》曰:“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奸,無奸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此吾以殺刑之反于德而義合于暴也?！?72)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二《開塞》,第56～57頁。成德的途徑應當是循法,而非循義。如果遵從世俗所謂“義”的標準來治理天下,反而會滋生禍亂。從長遠來看,這無異于暴虐民眾?！俄n非子·心度》亦曰:“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從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73)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二〇《心度》,第474頁。君主愛利天下之大德,正是通過明法來體現的,所謂“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于天下”(7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靳令》,第82頁。。而始皇歌頌秦德的內在理路,正是法家循法成德的思想(75)“循法成德”的說法見宋洪兵:《論先秦儒家與法家的成德路徑——以孔孟荀韓為中心》,《哲學研究》2015年第5期,第36頁。其中的“德”指個體的道德,本文則指君主愛利天下的大德。。如二十八年(前219年)瑯琊石刻將“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76)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5、252、245頁。都視作始皇撫恤黔首、施行仁德的表現,二十九年(前218年)之罘石刻則以“普施明法,經緯天下”(77)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曉諭后世,以為治理天下的永恒儀則。法與德的這種關聯,尤其是與戰國時代相比,一統天下之初對于“德”的著重強調,正體現出始皇對于價值意義上的“天下”的重視。所以總體而言,秦始皇初期的執政,是在法家“天下”觀所標示的雙重邊界之內進行的,我們似亦可將其看作天下一統之后,法家思想在實際政治領域的一次轉向性實踐。這一時期,秦政不再以農戰作為首要戰略部署,而是在堅持“法”的基礎上更之以休養生息的主張,來滿足天下人的利益訴求。

但是從始皇統治后期開始,秦的執政理念再次發生了轉變,并一直延續到二世覆滅。其內容可以二世追述先帝之功時所說的“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竟,作宮室以章得意”(78)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來進行概括(79)孫聞博最先注意到始皇帝后期“外攘四夷”的表述及其特征、意涵,并以此來概括始皇帝后期的政治(氏著:《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第58～66頁)。。首先是“外攘四夷”,根據《秦始皇本紀》的記載,自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起,秦開始向邊境用兵,以斥逐戎狄。三十二年(前215年)“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80)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三十三年(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81)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即向北、西北、南三面進行開拓。同時,加緊建設邊境軍事工程:“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筑長城及南越地?！?82)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從這里可以看出,秦的拓邊行動已然逾越了先秦法家關于“天下”的空間構想,而試圖將更多的原屬夷狄的領土也納入到其管轄之下。它忽視了前引《商君書·算地》中提到的有關人地平衡關系的理論,由此帶來的后果,正如孫聞博所言:“‘農戰’之‘戰’,不遜往昔,而無民可徠;‘農戰’之‘農’,賦役日重,而民入山林?！?83)孫聞博:《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權研究》,第67頁。積極對外征伐帶來的人地關系的失衡,使得秦在歷次拓邊中實際所得甚少,難以再支持從“殺力”向“生力”的正常轉化,因此只能將戰爭的壓力轉嫁到百姓身上。并且,從《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述來看,秦始皇頻繁在邊境用事的原因,似乎只有三十二年(前215年)“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84)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一事。后來李斯向二世上書時,也僅將秦“北逐胡、貉,南定百越”的動機表述為“以見秦之強”(85)司馬遷:《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第2561頁。。據此,則秦在一統天下之后數次武力拓邊,其目的并不在天下百姓的公利,而是為了滿足始皇個人的政治野心。在這個意義上,法家“天下”觀念所蘊含的價值上的邊界也被沖破了。

這一點在“作宮室以章得意”的表述中,展現得更為明顯?！侗炯o》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86)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二世承此,而為之更甚,“盡征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赍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87)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勞民動眾,大興土木,全然是為了滿足一己之私欲。二世甚至還通過有意無意地誤讀韓非,來合理化其欲以天下奉己身的臆想,言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于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菜鶠橘F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88)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49、271、252、253、253、252、256、269、271頁。二世所引韓非子的這段話見于今《五蠧》篇中,從上下文來看,韓非子描寫堯、舜、禹的窮苦處境,意在說明上古時期權力與利益的關聯尚不緊密,因此,禪讓并不值得特別稱頌,“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89)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444頁。。但秦二世卻認為韓非子此說意在啟示后世君主不要再過這樣艱苦窘迫的生活,以此來為自己的肆意縱欲張本。由此可見,法家借由“天下”觀念對君主提出的價值上的要求,在始皇后期及二世的政治實踐中,已經形同虛設了。

綜上所述,天下一統之后的秦政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重在偃武、立德,后期則致力于開邊、興作。從外在表現上來看,后者似乎更符合人們對于法家思想的認識。但若從法家“天下”觀的視角來看,就會發現,恰恰是表面上看來完全背離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初期的政治,是以作為先秦法家立論前提的“天下”為前提的;而后期的統治則在空間與價值的雙重意義上,沖破了法家“天下”的邊界。對歷史上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評價的澄清,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先秦法家思想與秦亡教訓之間的關聯,或亦有所幫助。

三 天下一統時代法家學說的可能面向

與秦政在短短十四年內就發生了兩次大的轉向相比,法家思想在天下一統時代,其學理的發展是相當滯后的。根據宋洪兵對“韓學”的學術史梳理,“除卻《淮南子·主術訓》:‘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權也’以及鹽鐵會議上御史大夫秉持人情好利的原則推導出農商并重的治國理論外,‘韓學’基本都是在實用的層面展開”(90)宋洪兵:《韓學源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98～399頁。。實際上,不僅“韓學”,整個法家思想都因其深入于秦政當中,遭到了漢以后思想者們有意無意的拒斥。因此,后世雖有不少政治家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將先秦法家思想的某些要素摭取出來當作治國之術,但法家自身學理的發展幾乎依舊是停滯的。直到清末民初,思想家們才將目光重新轉向法家。

不過,正如“新法家”的代表人物陳啟天所指出的,產生新法家思想的必要條件是近代中國“已經被逼加入了新‘戰國’的世界”(91)陳啟天:《中國法家概論》,《民國叢書》第4編,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09頁。,因此他們實際上仍然是在“戰國”的語境之下重新發現、詮釋法家的。同樣,在提出將“1949年以后直至今日的法家思想及其實踐”視作繼先秦法家、新法家之后的法家第三期后,喻中也將三期法家共享的特質概括為“世界競爭格局的思想應對”(92)喻中:《法家三期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13頁。。而天下一統視野中法家思想的轉向與建構問題,仍然鮮有人問津,甚至被取消了存在的可能(93)如喻中認為:“秦亡漢興之后,這樣的世界競爭格局變成了大一統的歷代王朝。世界競爭格局消失了,法家在政治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氏著:《法家三期論》,第14頁)。

前文已經表明,“天下”是先秦法家立論的前提,它所具備的空間與價值上的雙重內涵,為一些具有明顯針對戰時而提出的政策性主張,明確了應用的邊界。換言之,法家對于自己的某些主張“只可行于一時,而不可長用”的特質是有著理論上的自覺的。并且,從商鞅、慎子到韓非子,以應時為務的變易史觀在法家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渡叹龝ひ佳浴吩?“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于時而行之,則不干?！?9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壹言》,第62～63頁。國君制定政策,要以適應當時的形勢為準則,否則就不能達到理想的效果?！渡髯印芬菸挠醒?“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95)慎到著,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第76頁。雖然沒有直接表明觀點,但從他對古代不同治理策略的羅列可知,他亦認為治世之道當因時而異?！渡瓴缓Α芬菸脑?“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96)阮廷焯:《先秦諸子考佚》,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版,第172頁。他指出在政治領域“國富粟多”是“王天下”的前提,此為常,但是如何達到這一前提,并沒有固定的制度或法令可做模版,此為變?！俄n非子·五蠧》亦曰:“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97)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442～443頁。在此基礎上,他又提煉出了“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基本治理原則。因此,從先秦法家思想的內在要求來看,當天下秩序從戰國進入一統,也即當先秦法家著書立說的現實目標達成之后,其自身的理論邏輯亦呼喚著學理之新發展,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那么,在天下一統的時代,法家學說究竟會發展出怎樣的面向呢?結合前述秦政的歷史經驗,本文認為可以沿著兩條思路進行探討。

其一,反省戰時模式下的農戰政策,別開富強之途。正如宋洪兵在討論韓非子思想與秦二世而亡的關系時所指出的:“作為一個思想家,韓非子對秦朝暴政及二世而亡,應該負有一定歷史責任,但僅局限于作為一個特定歷史時代的思想家所應承擔的責任?！?98)宋洪兵:《韓學極盛與秦二世而亡》,《求是學刊》2017年第4期,第142頁。所謂“特定歷史時代”,具體而言就是指“爭于氣力”的戰國時代。面對這樣一個亂世,法家的很多主張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印記,從而呈現出“急暴”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過加重刑罰、實行連坐來強制要求人們服從農戰的主張,如《商君書·墾令》曰:“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斗,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99)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一《墾令》,第13頁?！俄n非子·初見秦》亦曰:“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100)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初見秦》,第3頁。面對殘酷的戰爭,士兵不僅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甚至以奮力死戰為貴,足見當時刑罰之重。

從現實角度來說,法家此舉乃出于一種“天下”焦慮,即認為在諸侯次第兼并、力爭無已之時,迅速結束這種相互攻訐的狀態,一統天下,是最符合天下人長遠利益的選擇。而以硬性手段驅民于農戰則是當時達到這一目的最為直接有效的方式。但是就其思考的邏輯而言,從兼天下的目標到實行農戰政策的主張之間,尚有“富強”一環?！渡叹龝ね鈨取吩?“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101)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外內》,第129頁。因此,在理論上與王天下的目標直接內在相關的實際上是富強,這亦是法家區別于其他諸子的重要思想特征之一,故劉邵《人物志》曰:“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102)劉邵撰,王曉毅譯注:《人物志譯注》卷上《流業》,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60頁。而驅民農戰只不過是達到富強的眾多政策性手段之一,這一點在《徠民》篇體現得尤為明顯,其曰:“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103)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徠民》,第93頁。在經歷了傷亡慘重的伊闕之戰(104)有學者認為《商君書·徠民》所說的“周軍之勝”指公元前293年秦昭王滅西周一事,但是如仝衛敏所指出的:“從《徠民篇》羅列戰爭的次序來看,全篇是按照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這樣的順序,也就是說‘周軍之勝’應最早發生;同時篇中還強調秦軍斬首之多和傷亡之重,而秦取西周并未大動干戈?！?氏著:《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仝說可從。、華陽之戰以及長平之戰后,該篇作者提出以相對平和的“徠民”政策,同樣可以達到富強兩成之效。由此可見,如何富強才是法家的基本理論關切。又,《商君書·立本》曰:“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強者必富,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論其本也?！?105)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立本》,第72頁?！爸巍薄案弧薄皬姟比灰惑w的關系,意味著在法家看來富強不僅能夠服務于天下一統的現實目標,而且也是長久不易的治國之道,它不會因“兼天下”進程的終止而改變。所以,在“天下”焦慮緩解之后,以非常手段強制兆民耕戰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不復存在,法家理應對其中蘊含的極端特質進行化解,進而別開富強之途。

在這個意義上,賈誼“為富安天下”(106)班固:《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第1130頁。的主張似可作為法家理論在天下一統時代的有力注腳。它既可包括提出時被賦予的“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內容,即以更為寬緩的農耕政策來實現社會生產的有序恢復,又內在地蘊含著“罷戎休邊”的安寧之意(107)賈誼撰,閻振益、鐘夏校注:《新書校注》卷四《匈奴》,第134頁。。此可視為對戰國以來農戰富強路線的修正。而從先秦法家思想及漢以后的歷代政治實踐來看,將部分資源收歸國家統一管理的官營思路或亦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路線?！豆茏印ずＭ酢份d管仲答桓公“何以為國”之問曰:“唯官山海為可耳?！?108)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海王》,第1246頁?！肮偕胶！本褪怯蓢覍I山海資源。管仲認為通過對重要生產、生活資源的壟斷,國家可以一種隱蔽的、不額外加增稅收類別亦即不直接違逆百姓的方式來充實府庫。西漢時期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御史大夫與賢良文學就是否實行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面對賢良文學“鹽鐵賈貴”“不便百姓”“與民爭利”的指責,桑弘羊部分承認了因制度不完備、監管缺失等問題帶來的流弊,但認為鹽鐵之事終不可一廢,“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于國,無害于人”(109)桓寬撰集,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二《非鞅》,第93頁。。他認為興鹽鐵是抵御風險、消除邊患的保障,在危急時刻,可以之賑災濟民,御敵安邊,這是“國家大業”(110)班固:《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第1176頁。,不可因技術性問題輕易改弦更張。由此不難發現,御史大夫用以與賢良文學辯論的思路,與商鞅力排天下之議陳說變法必要性時的思路如出一轍。此后,官營政策雖仍不乏爭議,且實際亦有所收縮與調整,卻一直沿用不輟,直至今日。其背后的邏輯正是法家“天下”觀的合理延伸。不論天下是否實際歸于一統,法家“天下”所具有的邊界性意味著,一種基于空間的內外之別是始終存在的,這種天下之內與天下之外的區隔,正如在趙汀陽那里被批判的,代表著“一個最低限度的邊界,它透露出中華帝國并沒有世界性的雄心”(111)趙汀陽:《反政治的政治》,第32頁。。一統之后,法家將不再尋求向外的擴張,但與此同時也本能地排斥著外界對于“天下”的侵襲,因此,一種基于自我保存意識的軍事防御儲備也始終是必要的。在這種境況下,如何富強自然仍是君主首當關注的現實問題。而由國家統一管理部分資源的官營路線,雖在操作層面存在些許流弊亟待變革,卻能實際增加稅收以備不測,在長遠意義上保障天下人的利益。

其二,基于法的公平原則,完善律令體系。徐復觀曾指出,法家思想的“歷史合理性”之一,就是“強調了法的重要性,并要求法的客觀化、穩定化、平等化”(112)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他如此立論的原因,或是認為先秦法家思想中的“法”,仍與現代法治意義上的“法”不同,它包括了刑罰、政令等內容,是對國家所行制度的總稱。但是如果我們先懸置現代人的價值立場與判斷,從一個更為基本的視角來看,對于規則本身的重視以及對于通過規則來建立秩序的強調,不僅是法家思想中一以貫之的基本政治原則,如《管子·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113)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五《明法》,第916頁?！渡髯印ね隆吩?“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114)慎到著,許富宏校注:《慎子集校集注》,第18頁?！渡叹龝ぞ肌吩?“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115)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五《君臣》,第130頁?！俄n非子·心度》亦曰:“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116)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二〇《心度》,第475頁。而且也是法家思想“合理的核心”(117)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頁。,它具有普遍的價值與意義,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管子·任法》中所說的“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118)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五《任法》,第911頁。,也即司馬談所謂“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原則,這使法家從強調“親親尊尊”差序格局的傳統中獨立出來,賦予其自身的獨特性。瞿同祖甚至認為:“所謂儒法之爭主體上是禮治、法治之爭,更具體言之,亦即差別性行為規范及同一性行為規范之爭?！?119)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9頁。即雖然都認同客觀的規則之治,但法家最終所要導向的卻是與儒家不同的貴賤無等、親疏無差的境地。

然而,在先秦法家思想中,一個一直被認為無法圓滿解決的問題是:“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120)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四《畫策》,第109頁?；蛉缌簡⒊?其“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121)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62頁。。也就是說,法家雖一方面強調法的同一性原則,認為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釋法而任私”(122)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卷三《修權》,第83頁。,而應“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123)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卷六《法法》,第312頁。;但另一方面似乎又認為只有權制獨斷于君才能建立威信,穩固政權,如《韓非子·備內》曰:“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124)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五《備內》,第117頁。這一關于“法律第一”還是“君主第一”的問題(125)韓東育:《“心治”“身治”與“法治”——析法家政治思想中不可解的內在矛盾》,《史學集刊》1993年第2期,第1～5頁。,長時間被認為是法家無法獨立走出的理論困境,進而限制了法家在確立一種公正的規則體系方面本可能發揮的作用。而宋洪兵在其最新的研究中,通過比較中西方政治觀念、梳理法家思想演變的軌跡,建設性地指出“政治與法治分屬不同場域,并非以任何一端覆蓋另外一端的關系”,因此諸如法與術、勢之間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實際上揭示的正是“人類政治的宿命”,必須予以正視,而法家正是在這一點上始終保持清醒,他們“并不尋求以法治完全約束君權,但始終強調君權不得干預法治之公正落實”(126)宋洪兵:《一種新解讀:論法家學說的政治視角與法治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第67頁。。

在將政治的歸回政治,法治的歸回法治之后,法家對于天下一統時代律令體系建構與完善的意義也就挺立起來。事實上,不少學者都曾指出秦的立法原則是以法家思想為主導的,但大多數研究都是立足于對其“刻削毋仁恩和義”(127)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238頁。之特點的批判上。誠然,如上所言,在特定時代下,出于某種“天下”焦慮,法家不排斥以極端手段達到某一目標,但這些只不過是“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128)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九《五蠹》,第445頁。的應激之舉,不可用之長久。與此相比,章太炎在《秦政記》中所說的“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12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頁。,則揭示出了法家思想中的普遍性原理對于推動現實政治制度建設的積極意義。同樣,王子今在梳理了《戰國策》《韓非子》《史記》等文獻的基礎上,也指出:“在(秦)政治實踐中,法權甚至高于君權?！?130)王子今:《秦漢社會意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99～200頁?？上?這種“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31)司馬遷:《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第2231頁。的法治公正精神,隨著秦的二世而亡而漸有衰退,以至于陳寅恪在論述古代刑律時說:“古代禮律關系密切,而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改律,復采用之,輾轉嬗蛻,經由(北)齊隋,以至于唐,實為華夏刑律不祧之正統?！?132)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11～112頁。以尊尊卑卑為核心的“禮”的精神漸漸侵染了中國古代的刑律,乃至出現了八議、依服制定罪、留養及官當等條例,封建時期“刑不上大夫”的傳統一再重現。由此可見,在天下一統時期,重述法家之法的同一性原則,明確法治與政治之分野,并以此修正、完善律令體系,以促進法治之公平,是符合其內在理論邏輯與現實需求的。

綜上所述,法家主“變”的歷史觀,使得其學說在“一統天下”的現實目標達成之后,擁有發生轉向的可能。而思考法家學說在天下一統時代的可能面向,或有兩條進路。一是反省戰時模式下帶有極端特質的農戰政策,別開富強之途;二是基于法的公平原則,明確法與術、勢的分際,完善并落實同一性的規則體系。

四 結 語

《韓非子·難言》曰:“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133)王先慎撰,鐘哲點校:《韓非子集解》卷一《難言》,第22頁。這不僅是先秦法術之士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是法家思想不得不面對的社會困境。

當先秦法家在“天下”觀念中同時注入空間與價值的雙重內涵時,他們所期待的是一個最終井井有條的、符合天下人共同利益的政治秩序。但是,立足于“當今”的變法理論卻一方面讓其陷入了“慘刻少恩”的指責之中,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先秦法家諸子有關天下的完整論述,從而給了后世以種種誤讀的可能。因此,明確先秦法家“天下”概念所蘊含的政治性邊界的意義,分析其與相關政策性主張的關聯,就不僅是對思想史上的先秦法家思想的澄清,而且也是合理發展法家學理的前提。

作為未完成形態的先秦法家天下觀,其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如何在列國競爭的格局當中戰勝守固,求得最低限度的穩定;而完整意義上法家天下體系的實現,則需要進一步考慮政治的復雜性以及國家從穩定走向富強的可能。如果說儒家天下體系可以為思考未來世界秩序的發展方向提供全新的中國視角(134)參考葛兆光:《對“天下”的想象——一個烏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與學術》,第23頁;梁治平:《想象“天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臺北《思想》第36期,2018年12月,第87～112頁。,那么以有限疆域為基礎的法家天下觀,則或可為中國謀求自身的富強、法治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