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觀察:在華西方人士關于西安事變的輿論及書寫*

張 德 明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同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押蔣介石,之后中共派代表團到達西安進行調停。隨著12月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基本前提,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打下了基礎,在華外國人士對此次事變也進行了多方面的書寫。目前學界對西安事變的起因、過程、影響,中共、國民黨、張學良、蔣介石等各方與西安事變的關系等已有全方位的研究(1)具體相關論著成果可參見張華騰、杜海斌編《西安事變研究備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的詳細介紹。,但從他者視角來觀察西安事變仍然較為薄弱,現有成果多是從國際關系、國際輿論的視角分析外國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對當時在華外國人士及其所辦的報刊對西安事變的關注則研究較少(2)如:張文琳《西安事變中的史沫特萊》(《陜西師大學報》1987年第1期)及《貝特蘭與西安事變》(《新聞研究資料》1987年第3期)、張功臣《西安事變中的外國輿論走向》(《國際新聞界》1996年第4期)、袁武振《外國新聞記者對西安事變真相的宣傳報道》(《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何揚鳴《西安事變時期國際輿論新論》(《浙江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等論著,多是關注了史沫特萊、貝特蘭等少數在華記者在西安事變期間的報道活動,但對其他在華西方人、報刊對西安事變關注的挖掘上仍然較為薄弱。。西安事變引起了當時在華西方人士(3)本文關注的是指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時,在中國活動的西方人士。的高度關注,本文主要利用這些西方人士的論著及所辦報刊中對西安事變的記載報道,來分析觀察“他者”視野中的西安事變形象,并對他們的相關輿論及書寫、評論視角進行解讀。

一 在華西方人士對西安事變的反應概況

西安事變發生后,作為特大的政治事件,當時在華西方人士通過刊發系列新聞報道,發表論著等形式進行了第一手的記錄報道,也為我們觀察分析西安事變留下了珍貴的史料。在華西方人士對事變發生的原因、詳細的過程及其影響,中國各界反應、外國政府與輿論的反應等問題都有所討論,從西方人的角度展示了西安事變的復雜面相,也提供了獨特的觀察視角。

1.在華西文報刊的報道

當時在華的英、美、法等國主辦的西文報刊,對西安事變進行了持續跟蹤報道,刊發了大量新聞報道及評論。如《密勒氏評論報》(TheChinaWeeklyReview)、《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News)及其周刊版《北華捷報》(TheNorthChinaHerald)、《大陸報》(TheChinaPress)(4)該報最初為中美合辦,以英文發行,1931年正式賣給華商,后由孔祥熙控股,但仍有很多編輯為西方人。、《大美晚報》(The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上海泰晤士報》(ShanghaiTimes)、《南華早報》(SouthChinaMorningPost)、法文《上海日報》等西文報刊,對西安事變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對在華外國人了解掌握西安事變的最新動態提供了條件。

在華西文報刊對西安事變的報道,與該事變的發展進程,即爆發、博弈及解決三個階段保持一致。第一階段為事變爆發的初期,各報從12月13日開始關注報道西安事變,一直到12月16日,主要報道事變的情況、各方的反應,特別是提及端納(W.H.Donald)赴西安面見蔣介石后,帶回的最新消息。第二階段為12月17日蔣鼎文攜蔣介石手諭離開西安,中共代表團抵達西安開始談判,一直到12月25日,主要報道了南京國民政府的各種應對,國際輿論對事變的看法,宋子文、宋美齡前往西安斡旋,以及中共、國民黨及張楊等多方談判的情況。第三階段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階段,主要從12月26日開始到1937年初,主要報道蔣介石被釋放、張學良被審判及西安事變的影響等。這些西文報刊獲取的新聞來源,主要是各國在華的通訊社、中文報紙報道及史沫特萊、端納等在西安外國人所提供的消息,但因當時西安對外隔絕,信息不暢,導致外界也存在很多謠言與假消息。

以在上海發行的英文周報《密勒氏評論報》為例來看,西安事變發生當天,該報恰巧當日發行,還無法及時刊登事變消息。后該報在12月19日刊行時,才對西安事變進行報道,并在當天頭版的社論、特別報道中都刊登了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囚禁的消息。之后該報對西安事變持續關注,陸續發表《迅速釋放蔣將軍希望渺茫,日本威脅介入》《中國歡慶蔣將軍安全歸來,張將軍南京“等待受罰”》《張學良前途未卜,蔣將軍奉化休養》《日本軍閥討論“西安事變”后的華北政策》《紅軍撤退西安局勢改善,傅將軍敦促不要再內戰》《西安事變仍讓美國人迷惑》《中國困局——“剿共”與“統一戰線”》等系列報道,先后發表16篇報道、5篇社論(5)鄭保國:《密勒氏評論報:美國在華專業報人與報格(1917—195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166頁。。這些報道堅持了客觀中立立場,既有對事變情況的客觀介紹,也有對西安事變的評論,展示了該報對西安事變的觀察與態度。

西安事變期間,在華西方報刊多是批評張學良,支持蔣介石,多將張學良部隊稱為“叛軍”,將此次事變稱之為“叛亂”。但自從1937年新年以后,它們的態度有所改變,1937年1月16日的《字林西報》一篇社論表示無限同情西北的立場,而且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南京的親日派(6)柳青韻:《美女記者施愛義女士訪問記》,《學生呼聲》1937年第1卷第3期,第39頁。。當然由于即時報道的局限,西文報刊對西安事變的深遠影響解析不夠,也不能以后見之明對此過于苛責。

2.在華西方人士論著中的書寫

西安事變期間,有一些西方人士如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端納、倫納德(Royal Leenard)等當時在西安見證并記錄了此次事件。西安事變發生時,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正在西安開展訪談。她在事變期間,開始每晚在西安進行英語廣播,發表了其訪問西北政界人物、紅軍代表、救亡領袖的報道以及有關西北動態的文章(7)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頁。。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專列一節寫西安事變,記錄了其親歷的事變前前后后。當然史沫特萊當時在西安的系列報道也惹怒了國民政府,甚至威脅將其驅逐出境。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澳大利人端納作為斡旋者在西安事變期間曾多次赴西安,并面見蔣介石,其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做出了一定貢獻。此段經歷在端納口述的《端納回憶錄》中有所記載,敘述了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當時為張學良私人飛行員的美國人倫納德也在西安見證了此次事變,并駕機同張學良赴南京,在其《我為中國飛行:蔣介石、張學良私人飛行員自述》中對西安事變也進行了記載。

還有一些西方人士則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前往西安進行觀察。如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貝特蘭(James Bertram)12月27日抵達西安報道,直到1937年2月才離開西安,曾在西安幫助史沫特萊對外廣播。他在英國出版《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一書,通過訪談參與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張學良秘書苗劍秋等人,書寫了西安事變內幕,在之后出版的《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中再次對西安事變有所提及。德國人王安娜(Martens Annaliese)的丈夫王炳南當時是楊虎城的秘書,故王安娜在其回憶錄《嫁給革命的中國》中對西安事變提及較多,而且她還于1937年1月到達西安,作為西安電臺德文播音員參與對外廣播工作。

除了在西安的外國人外,當時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外國人士也對西安事變進程頗為關注,并在其之后出版的著作中對該事變有所記載評論。波蘭記者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在《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兩書中對西安事變的起因、過程及影響都有所提及。美國著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夫婦當時也在北平旁觀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在《西行漫記》《我在中國的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中均提及了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斯諾1938年7月還訪談了參與西安事變解決的博古,1938年9月在香港采訪了參與西安事變的苗劍秋,了解了西安事變中中共的決策情況,在《紅色中華散記》中有所記載,補充了一些《西行漫記》中未有的西安事變新資料。當時在上海的《紐約時報》駐華記者阿班(Hallett E.Abend)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生活(1926—1941)》(8)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該書譯本《民國采訪戰: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回憶錄》。記錄了其對西安事變的報道情況。阿班從在上海的宋子文處得知西安事變消息,然后在美國的《紐約時報》發布。此外,當時在華活動的《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美國人鮑威爾(John B.Powell)(9)鮑威爾還在1937年出版的英文《中國基督教年鑒》(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6—1937)中,以每日大事形式,記載了西安事變十余天的動態。的回憶錄《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美國記者漢森(Haldore Hanson)的《中國抗戰紀事》,德國記者希伯(Hans Shippe)發表的文章等論著中,也都記錄了西安事變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美國、英國、蘇聯等西方國家的駐華外交官也對西安事變的進展密切關注,及時向本國政府進行報告,在這些國家的對華外交檔案中都有所收錄。

上述關于西安事變的各種報道、記載,涉及西文報紙、著作、檔案、書信、回憶錄等多種形式,共同為我們從西方人視角觀察西安事變提供了一手的外文資料。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資料記載的也有所差異,報刊的相關報道重在即時的時效性,但多數西方人士由于不在現場,其消息來源較為多樣,很多依靠國民黨官媒的報道及間接的消息渠道,并不是立足于一手的實地采訪,故也會產生錯誤報道。西方人士在著作中的相關記載多為事后的敘述或評論,雖在時效上存在滯后性,但其事變結束后的記載,可以更加理性全面地對事件進行復盤評價。

二 關注西安事變爆發后各方的應對

西安事變12月12日爆發后,迅即引起在華西方人士及報刊的高度關注,成為當天轟動中外的特大新聞。當時在華西方人士對西安事變的過程、原因、事變初期各方的反應,都進行了報道及評論。特別是對國民黨內部、張楊、國際輿論、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及應對,西方人士討論較多。

西安事變發生后的次日,即12月13日,在華各大西文報刊迅速頭版報道了西安事變的消息。如12月13日的《字林西報》的大標題《陜西部隊發生嚴重兵變》下方標題則為《擔心蔣介石將軍的安全,領導人安然無恙,叛軍要求對日采取明確行動》(10)《陜西部隊發生嚴重兵變》(“Serious Mutiny Starts Among Shensi Troops”),《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6—12—13,第13頁。。12月13日的《上海泰晤士報》刊發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轟動性的奪權》,下方標題則是《少帥要求立即對日宣戰作為恢復大元帥自由的設定條件,另還有兩個需求》《蔣介石喪失行動自由的確切消息》等(11)《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轟動性的奪權》(“Sensational Seizure of Chiang Kai-shek Staged in Coup d’Etat at Sian”),《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1936—12—13,第1頁。。12月13日的上?！洞箨憟蟆芬苍陬^版刊發了大標題《蔣將軍安全,西安兵變,要求強有力的行動》(12)《蔣將軍安全,西安兵變,要求強有力的行動》(“General Chiang Safe,Sian Troops Mutiny,Demand Strong Action”),《大陸報》(The China Press),1936—12—13,第1頁。?！洞竺劳韴蟆穭t是12月14日頭版刊發了《總司令被俘虜》的頭行醒目標題,下方標題則是《蔣將軍還活著,張學良與同情反叛的紅軍妥協》《南京當局推進釋放元首的工作》(13)《總司令被俘虜》(“Generalissimo Remains Captive”),《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14,第1頁。。作為周刊的《北華捷報》12月16日發布了西安事變的消息,題為《總司令被叛變分子拘留》,下方標題則是《蔣夫人丈夫的性命可以保障,政府軍出動鎮壓叛亂》(14)《總司令被叛變分子拘留》(“Generalissimo Detained By Mutineers”),《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1936—12—16,第434頁。?？梢钥闯霎敃r的西方報刊多是將張學良的行動稱為“叛亂”,并關心蔣介石的生命安全問題。西方報刊多希望蔣介石可以平安回歸,特別是支持國民黨的《大陸報》稱:“西安事變的當事人早日醒悟,并將蔣委員長送回南京。只有這樣,國家的統一才可確保實現?！?15)鮑威爾:《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紐約:麥克米倫公司1945年版,第258頁。

曾親自參與西安事變解決的端納,12月14日在西安探視蔣介石,并向南京及路透社等國外媒體報告了蔣介石安全的情況,當時西文報紙也對端納前往西安斡旋情況進行了報道。如12月16日的《字林西報》專門報道了端納14日面見蔣介石的情況,并在標題中強調蔣介石安全的最新動態,還稱蔣介石回絕了張學良等人所提的各種要求(16)《端納稱總司令未受到傷害》(“Generalissimo Unhurt,Seen by Mr.Donald”),《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6—12—16,第11頁。?！渡虾Ｌ┪钍繄蟆?2月17日則報道稱:端納15日向外發布的消息證明蔣介石是安全的,張學良及其部屬承諾不會傷害蔣介石(17)《端納稱蔣介石是安全的,狀態尚佳》(“Chiang Safe,Much Alive,Says Donald”),《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1936—12—17,第1頁。。對于此次探視的詳情,1937年1月,端納在給朋友信中曾說:“劫持發生于12日,第二天我飛離南京,14日一早到西安,聽取少帥敘述事情經過,我責罵他,看了委員長。少帥不是事件的主謀,但他承擔了全部責任,拯救委員長并保護了他?！?18)澤勒著,徐慰曾等譯:《端納傳》,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頁。端納12月15日返回洛陽向宋美齡報告后,12月16日端納又應其要求,再次前往西安與張學良、蔣介石溝通。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事變的動因,是在華西方人士頗為關心的問題,并對此進行了解讀。美國駐北平領事館參贊羅赫德(F.P.Lockhart)對于西安事變發動在12月13日致美國國務院電文中認為:“由于張學良在近期未能有效地剿滅西北地區活動的共產黨,蔣和張之間產生了分歧?？赡苁墙斯驳氖?以及蔣介石在12月11日任命蔣鼎文接替張學良擔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從而引發了個人仇恨,最終導致了當前的困局。少帥經常被攻擊同情共產黨軍隊?！?19)《駐華領事館參贊羅赫德致國務院電(北平,1936年12月13日)》[“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 (Lockh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Peiping,December 13,1936”],《美國外交文件(1936年)》(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36)第4卷“遠東”,華盛頓:政府印刷局1954年版,第417頁。貝特蘭作為實地采訪西安事變的記者,則提到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這三個把兄弟為核心的少數東北軍激進派使得張學良下了決心扣留蔣介石,進行“兵諫”,并認為張學良軍隊被共產黨擊敗,是導致西安事變發生的一大原因。他認為:“共產黨首先在戰場上重重地挫敗了張學良,然后寬大地送還了他們抓到的俘虜,最后商定了一個綱領:如果能夠實現抗日統一戰線,他們保證把他們的軍隊交由國民黨當局領導。通過這一切,中共使張學良軟下來了?！?20)貝特蘭著,何大基等譯:《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頁。德國記者希伯對張學良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分析判斷稱:“他最初的目的,是要使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政策與迅速增長的民眾力量一致起來,這種力量所表現出來的愿望,要比單純的武力和內戰強大和有效得多?！?21)希伯著,山東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希伯文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頁。時為燕京大學校務長的司徒雷登(J.L.Stuart)則認為張學良此舉是出于愛國:“我深信他當時眼看國內矛盾把中國人自己搞得元氣大傷,中華民族淪陷的危險邊緣,完全是出于一腔熱血才出此下策?！?22)司徒雷登著,常江譯:《在華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頁?？梢娢鞣饺耸靠吹搅宋靼彩伦儽l的原因,主要與張、楊“剿共”失敗,共產黨提倡聯合抗日有關。

當時還有國民黨輿論攻擊中共參與了西安事變,在華西方人士也有所討論。如《字林西報》12月15日社論《一個嚴重的威脅》曾指出:“叛軍可以與共產黨軍隊合作的建議,也決不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后者最近提出過與陜西軍隊親善,和對日本侵略者仇視的基礎上的冠冕堂皇的建議。這種建議是說,在這個時候中國人不應打中國人,只能團結起來共同對敵?！?23)憲兵第三團訂印:《西安事變全世界輿論暨革命領袖蔣對張、楊訓詞錄》,1936年版,第110頁。貝特蘭則對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角色定位為:“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與蔣介石被扣押一事毫無關系。西北紅軍和張學良之間確實達成了足夠的諒解,但‘雙十二’事件都是張學良和東北軍‘激進派’挑起的。沒有共產黨員參加為這次事件計劃的深夜會議,陜北保安的中華蘇維埃民主共和國中央政府直到聽到委員長被拘留的消息才知道這個計劃?！?24)貝特蘭:《中國第一幕:西安事變的故事》(James M.Bertram,First Act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頁。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同史沫特萊談話時,對此傳言還專門解釋稱:“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25)《毛澤東與史沫特萊的談話(節選)——關于西安事變問題》(1937年3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關于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頁。

西方在華輿論起初不知道西安事變真相,故相信了國民黨發布的許多謠言,多是批評張學良的此次行動,不認可其使用武力挾持蔣介石。如上?！睹芾帐显u論報》發表的《關于西安事變之評論》認為:“張氏此次突然叛變,公然劫持以一身系國家民族安危之領袖,其用心殆不可解,惟不論其動機如何,自解如何,其敢于犯上作亂,實自絕于國人。張氏集國難家仇于一身,宜其應善以自處,殊乃競不出此!”(26)時事問題研究社編印:《西安事變史料》,1937年版,第320～321頁?！蹲至治鲌蟆芬仓赋?“按張氏并非毫無主見之人,此次叛變實難邀世人原諒。際此全國經濟建設及財務行政各項改良大計,方在推進,乃忽劫持行政主要人物,并置之于危險地帶,以要挾中央政府,僅足構成叛逆行為,至為則顯?！?27)《外報推測西安事變內幕》,《外論通信稿》1936年第1685期,第2頁。12月15日的法文《上海日報》社論也對張學良批評:“張學良之出此行動,是否真正愛國尚屬疑問,實際上僅為私人問題而已。蓋張學良從前為東北軍領袖,中國政治上之第二人物,而現在僅居次等地位,于心不滿,故此時乘其部下多懷二心,競藉此暴動,以濟其私?！?28)《西安事變資料》第1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頁。該報的評論也是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原因進行解讀,但多有偏頗之處,將其解讀為個人恩怨。而且西方人士也看到了事變帶來的不利影響。鮑威爾曾分析稱:“當時,蔣介石不僅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還是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然而,蔣介石當時被扣為人質,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方面,導致中國政府陷入癱瘓狀態,另一方面,一些政客急于掀起黨派之爭或進行政治陰謀?！?29)鮑威爾:《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第256頁。此種影響也反映出了當時國內在事變發生后的混亂局面。

面對當時各種的謠言,在華西方人士還特別對蘇聯報紙有關西安事變的錯誤報道進行了評論。12月15日,蘇聯《真理報》刊發了駐華記者哈馬丹所寫的《中國的抗日行動》對張學良進行污蔑批評:“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張學良軍隊的暴動緊緊連在一起,這一事實充分暴露了這一事件的真實性質……一些親日分子便利用這種激烈的抗日情緒,嗾使張學良軍隊反對南京?！?30)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2輯,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83頁。同時,蘇聯的《消息報》也刊發了類似攻擊張學良,贊美蔣介石,歪曲事變性質的言論報道,在國外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該報對西安事變的錯誤報道,不僅引起張學良的不滿,史沫特萊、斯諾等人也對該報輿論進行了批評。史沫特萊指出:“蘇聯兩大報攻擊此次西北運動是一種不幸。這表示蘇聯人民沒有得到關于此次西北運動正確的新聞。他們相信了南京的宣傳?！?31)柳青韻:《美女記者施愛義女士訪問記》,《學生呼聲》1937年第1卷第3期,第38頁。斯諾夫人早在1936年10月訪問西安時曾采訪張學良,也了解張學良發動此次事變的緣由,因此她對蘇聯兩家報刊發的評論指出:“該舉動會使中國各派在輿論上反蘇,并將迫使張學良和東北軍轉而反對紅軍……法西斯主義者會對此非常得意,但他們永遠不會信任,也從沒信任過蘇聯。這種事情甚至會讓中國共產黨轉而秘密卻非公開地反對蘇聯?！?32)海倫·福斯特·斯諾:《我的中國歲月:海倫·福斯特·斯諾的回憶錄》(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頁。斯諾則對此指出:“謠言與事實相去甚遠,甚至連中國最反動的報紙都不敢這樣編造,因為害怕遭到嘲笑?！?33)埃德加·斯諾著,祁壽華導讀,陳立青注釋:《紅星照耀中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57頁。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西安外國人的安全是西方人士尤為關注的問題。部分西文報刊也對當時在西安外國人情況進行報道。12月16日的《大美晚報》以《在西安的外國人仍然沒有消息》為題指出:“現在還沒有在西安外國人情況的任何消息,在西安的外國人大約有四五十人,且多數為傳教士?！?34)《在西安的外國人仍然沒有消息》(“Sian Foreigners Remain Silent”),《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16,第1頁。所幸當時外國人的安全得到了保證,只有一名德國人死亡。倫納德對此情況指出:“到目前為止,外國人在兵變的槍戰中還算幸運,只有一名德國牙醫喪生。少帥委托我去照料一下兵變范圍內所有邊遠地區的傳教士,有什么情況我將隨時向他們通報,一旦交戰,也要保證他們能安全撤退?！?35)倫納德著,劉萬勇等譯:《我為中國飛行:蔣介石、張學良私人飛行員自述》,北京:昆侖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

對于蔣介石在西安被軟禁的情況,當時在華西文報刊由于缺乏消息來源,故報道較少。阿班在西安事變結束后接觸到蔣介石,曾聽其當面講述此段的經歷,他描述稱:“他不吃,也不喝,盡管受了重傷和折磨,也拒不接受醫生的治療。他還拒絕了劫持者提供的所有服務和物品,只提出要求他們送一本《圣經》?！?36)阿班:《我在中國的生活(1926—1941年)》(Halley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紐約: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3年版,第234～235頁。當時端納也對蔣介石情況有所介紹,他提到:“從星期六早晨蔣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蔣介石始終頑固地緊閉著嘴唇,一言不發。盡管張學良多次拜見,請求與之討論國事,委員長一直置之不理,一句話也未與他說。直到端納來到委員長被扣押之處看望他以后,張學良再次提出與委員會商談的請求,委員長才開口說話,討論這一僵局?！?37)張威:《端納檔案:一個澳大利亞人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冒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頁。

西安事變發生后,南京當局的主戰派、主和派爭執不下,對于國內各界對西安事變的應對,在華西方人也有介紹,且視角各有不同。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H.K.Hugessen)1936年12月16日向英國政府報告了西安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內部的反應,稱:“我已經獲悉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起初設想是只要蔣介石安全獲釋,就會贊成張學良的任何要求。但現在感覺他們為了日漸團結的中國實現統一,不會進行妥協,而是準備好面對蔣介石死亡的威脅,并對叛亂分子采取強勢舉措?！?38)《許閣森致艾登電(1936年12月16日)》(“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Mr.Eden,December 16,1936”),《英國對外關系文件:外交部機密報告和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第2部分第E輯“亞洲(1914—1939年)”第44卷“中國(1936年1月至1937年6月)”,華盛頓:美國大學出版社1996版,第320頁。倫納德則對于西安事變后的發展描述道:“事變發生后,有的在積極備戰,有的想折中調和,有的則是靜觀其變。蔣介石夫人就是這時抵達西安的?？梢哉f,她是在一種非常緊張的局勢下降落的。此時,中國有四股軍事力量卷入了西安事變:忠于總司令的和不忠于總司令的同盟軍,還有少帥和楊虎城將軍各自的軍隊。這四方面都在積極備戰,戰爭一觸即發?！?39)倫納德著,劉萬勇等譯:《我為中國飛行:蔣介石、張學良私人飛行員自述》,第97頁。當時西安當地對此事變的反應,西方人士也進行了記述。鮑威爾對此指出:“蔣委員長被拘押的消息傳出來后,西安地區的氣氛異?；钴S,各種反蔣抗日活動接踵而至,諸如有召開群眾大會、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等。當時西安到處可見各種傳單和標語,不僅嚴厲譴責日德意反共同盟,還要求成立聯合抗日統一戰線。少數共產黨激進分子提出了許多建議,盡管聽著有點奇怪,但最終目標就是抗日救國?！?40)鮑威爾:《我在中國的二十五年》(John B.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第268頁。

特別是當時國民政府部分親日派準備武力解決西安事變,在華西方人士對此也進行了解讀。貝特蘭分析稱:“沒有人想要內戰,除了那些想從蔣氏之死中獲益的人。如果發生大規模的內戰,受益的將是日軍。如果軍人派在南京掌權,而日本就會在華北恣意妄為。為了所有忠誠的愛國人士的利益,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內戰的爆發,只有少數位高權重的人希望開戰?！?41)貝特蘭:《中國第一幕:西安事變的故事》(James M.Bertram,First Act In China: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第130頁。端納在12月28日同許閣森談話中,曾對當時國民政府內部矛盾進行分析,許閣森在向英國政府報告此次談話的要點中指出:“拘捕蔣介石,張學良就上了蔣在南京政敵的當了。在端納看來,他們中的首要分子是親日派,他們很高興看到蔣的消失。如果討伐軍進攻西安,或者飛機轟炸這個城市,那就不可能救出蔣介石了?！?42)楊瀚主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2,“電文”(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67頁。西方人士實際也看到了國民政府內部對西安事變解決方法的分歧,也認識到其內部派系的復雜性。

西安事變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還有在華西方人士分析外國政府、輿論對西安事變的最初態度。如12月13日,許閣森就西安事變向英國政府進行分析認為:“西安事變絕不會有蘇聯的支持。如果得不到蘇聯或其他中國軍閥的支持,張學良的反抗早晚會以失敗告終。他如果單獨或與沒有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聯合的話,也無法抵擋中央政府的軍隊?！?43)《許閣森致艾登電(1936年12月13日)》(“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Mr.Eden,December 13,1936”),《英國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年)》第2輯第21卷,倫敦:皇家出版局1984年版,第39頁。對于當時的國際社會反應,史沫特萊指出:“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促使世界各地的反動派都采取了行動。日本在東北和華北的將領們立即在天津召開了秘密軍事會議,實際是在研究是否到了全面占領中國的時候。墨索里尼的女婿曾任駐華公使,其給張學良發了一封傲慢的電報,要求釋放蔣介石;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也都向他們的政府發報報告該事變?！?44)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活與時代》(Agnes Smedley,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紐約:每月評論出版社1972年版,第353頁。貝特蘭則對當時的國際輿論稱:“對整個世界說來,仲冬發生的‘綁架’中國委員長的事件,是以神秘的東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現的一個生動的插曲。最初,每個人都譴責舉事者:在這一點上,莫斯科同東京和柏林一樣,都是直言無隱的?！?45)貝特蘭著,何大基等譯:《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第4頁?？梢钥闯霎敃r國際輿論多是譴責張學良,呼吁釋放蔣介石。

當時中外輿論對西安事變報道頗多,但是因國民黨刻意阻撓外國記者的發布,單方面發布所謂的官方消息,導致當時國內的消息真假難辨,謠言四起。由于西安的消息被封鎖,很難向外界發布,史沫特萊稱南京國民黨廣播電臺瘋狂報道蔣委員長已被槍斃,紅軍占領了西安,到處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等等謠言(46)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第126、126頁。。王安娜也報道了事變初期各種謠言稱:“在上海,由于缺乏來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無根據的流言就與日俱增。由于舊中國報道的消息和數字大部分極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測和預言,也像真的一樣被廣泛傳播。人們不但不加懷疑,而且把它們當成事實。但這些粗制濫造的消息,只要稍為推敲,偽裝就會剝落,毫無可信之處?！?47)王安娜著,李良健等譯:《嫁給革命的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80～81頁。斯諾則批評了國民黨對西安的消息進行新聞封鎖,并散發編造一些謊言,他對當時輿論報道混亂的情況記載道:“曾有三天,除了美聯社之外,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美聯社斷然聲稱,張學良在電臺上報道了他是如何殺害蔣介石的,以及殺害蔣介石的原因。沒有人確切知道叛軍打算做什么?！?48)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第455～456頁。信奉新聞自由的西方人士通過此次事變,對國民政府在新聞檢查,控制公共言論方面的表現極為厭惡。

三 考察西安事變談判過程中的各方博弈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12月17日派出代表團進駐西安,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后宋子文、宋美齡相繼來到西安談判,最終促使張學良釋放蔣介石,避免了內戰的發生。在華西方人士對西安事變中的談判過程及各方的訴求,特別是中共在談判過程中的貢獻,進行了多方面的報道與評論。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博古應張學良邀請抵達西安,協助處理西安事變,并直接參與談判。中共代表抵達西安的第二天,史沫特萊見到了他們一行。她評論稱:“從我和紅軍政委周恩來、總參謀長葉劍英的談話中,我感覺他們來這里,絕不是為了報仇雪恨,而是為實現國家統一的新時代奠定基礎?！?49)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第126、126頁。但由于中共在西安參與的談判,當時報刊甚少獲取消息來源,故在華西文報刊對此實時性的報道較少,多是在華西方人士在事后進行的相關論述。

在談判期間,在華西方人士仍然關注西安事變的最新進展。12月18日,《大美晚報》在頭版繼續關注西安事變,在標題中指出張學良的財政顧問埃爾德(James Elder)在同南京的官員商談釋放蔣介石的問題,并提到國民政府派出的先鋒部隊已經抵近西安,西安與外界的通訊仍然被切斷(50)《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18,第1頁。?！睹芾帐显u論報》12月19日的社論還曾判斷稱:“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西安事變都不免令人悲嘆。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它發生在國家迫切需要團結和抵御外部威脅的時候……除非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迅速有效地解決這場叛亂,否則可能會產生更嚴重的后果?！?51)《蔣將軍在西安事變中被囚禁》(“General Chiang Made Prisoner in Sian Mutiny”),《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6—12—19,第78頁。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蔣鼎文獲準離開西安前往洛陽,并帶回蔣介石致何應欽的手諭,要求19日之前不可沖突并停止轟炸。12月22日《大美晚報》還在頭版公布了該手諭原件照片,并在對照片的介紹中以此證明蔣在西安仍然安全(52)《蔣將軍給何的信》(“General Chiang Letter’s to Ho”),《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22,第1頁。。

12月20日,宋子文來到西安斡旋,次日返回,21日端納也回到南京。12月21日的《上海泰晤士報》報道了宋子文20日到達西安斡旋的消息,并提到國民黨的軍隊已經暫停了進攻,還提及閻錫山方面在同張學良交涉,南京方面同意改變既有強硬政策的可能性不大(53)《宋子文到達叛軍的城市,忠誠的軍隊停止了武裝進攻》(“Mr.T.V.Soong Arrives In Rebel City,Armed Drive By Loyal Forces Halted”),《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1936—12—21,第1頁。。22日,該報又稱宋子文21日已回到南京,宣稱和平解決事變成為可能;同時提及,軍政部長何應欽收到的張學良的電文中顯示其仍堅持頑固挑釁的態度,并稱國民政府的軍隊正在向西安挺進(54)《宋子文回到南京,提出和平解決很有可能》(“Mr.T.V.Soong Back In Nanking,Says Peaceful Solution Quite Possible”),《上海泰晤士報》(The Shanghai Times),1936—12—21,第1頁。。之后12月22日的《大美晚報》報道了當天宋美齡同宋子文、端納共同飛往西安的消息,并稱“第一夫人”將會與蔣介石一起在叛亂的城市被囚禁(55)《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22,第1頁。。12月22日天津的《京津泰晤士報》發表社論,強調政府不惜任何代價維持國家紀律的重要性,社論稱:“這次西安事變,無論若何辯解,總是破壞統一的,這種破例的土匪式的政變,不是日人俄人,乃是中國人自己所干的,中央政府處置此次事變,在國策上決定不予任何讓步,可謂賢明,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辦法?！?56)時事問題研究社編印:《西安事變史料》,1937年版,第318頁。

12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張學良、國民黨代表宋子文三方正式會談,24日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六項口頭協議,西方報刊也對談判有所報道。12月23日的《大美晚報》曾報道稱中共軍隊也在向西安移動以占據主動,并提出可能會幫助張學良,和平的談判仍在進行中(57)《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1936—12—23,第1頁。。12月24日的《字林西報》除了提及宋氏兄妹已經在西安開展談判的消息外,還特別提到國民黨的官方輿論強調:要么在周六(26日)之前達成和解,要么軍隊周六上午進攻西安府,不會再拖延,并稱在雙方暫時停止敵對行動的三天期間,政府的飛機仍然在飛行觀察西安動態(58)《敵對行動暫停三天》(“Hostilities Suspended for Three Days”),《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6—12—24,第9頁。。

對于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等,在華西方人士也進行了解讀,并注意到了張、楊對事變解決的不同態度。端納曾稱:“盡早釋放委員長是有希望的,但一些可怕的障礙仍有待于克服。楊虎城將軍的態度是個大問題,他的軍隊控制著西安城,所以蔣介石的命運掌握在他們的手中……爭取楊將軍和他的部下比與張學良打交道更為困難,因為楊將軍的軍隊有一種更激進、更不妥協的觀點。況且,楊將軍的軍隊紀律松懈,非常不可靠?！?59)張威:《端納檔案:一個澳大利亞人在近代中國的政治冒險》,第269頁。斯諾對兩人所在的東北軍、西北軍的分歧曾分析稱:“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的士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要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贊成把總司令干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60)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427頁。貝特蘭探討了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認為:“原來的綠林好漢、陜西地方軍人楊虎城在這次事變中是一個比較賣力和莽撞的參與者。他是一個耿直的軍人,誰也沒有懷疑他的愛國心,但是他的部隊相當粗野,不容易駕馭。他是頭一個贊同扣留蔣介石的人,也是最后一個非常不情愿地同意釋放蔣的人。在所有參與這次事變的帶頭人物中,他到頭來是失敗得最慘的一個?！?61)貝特蘭著,何大基等譯:《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第15頁。

鑒于國外對西安事變的關注,當時各國在華外交官員在向本國的電文中對西安事變進行了解讀,一些在華西方人士也注意到了當時的國際輿論。12月18日,羅赫德在致美國國務院電文中稱:“一個突出特點是全國各界對處在困境中的蔣介石自發流露出來的同情,和對正處理這一危機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廣泛的支持。如果說存在著不同的輿論,那主要是方法,而不是原因。當時人們所主要關心的問題,是使委員長獲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62)朱文原編:《西安事變史料》第1冊,臺北:“國史館”1993年版,第388頁。對于進行中的多方談判,12月19日,美國駐華大使詹森(N.T.Johnson)在致美國國務院電中稱:“我認為當前的局勢雖然很嚴重,但并非沒有希望,因為幕后談判仍在進行。當然我對談判的具體進展,并不知曉。如果中國政府在沒有外界力量幫助的情況下,解決該困局,將會有利于中國聲望的提高。但是如果不能順利解決,其后果則是難以預料。當前的公眾輿論是普遍支持政府,但如果蔣介石被處死了,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陷入分裂狀態?！?63)《在中國的詹森大使致國務院電(南京,1936年12月19日)》[“The Ambassador in China (John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anking,December 19,1936”],《美國外交文件(1936年)》第4卷“遠東”,華盛頓:政府印刷局1954年版,第439頁。12月23日的《北華捷報》還專門刊發了《外媒對“叛亂”的評論》的報道,收集了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對西安事變的看法,其中在小標題中特別提到“英國對此表示遺憾,悲劇還是鬧劇?”(64)《外媒對叛亂的評論》(“Foreign Press Comment Revolt”),《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1936—12—23,第487頁。

當時張、楊部隊及共產黨內的少數激進人士準備殺死蔣介石,中共中央卻從全局考慮表示反對,提出和平解決,以避免發生內戰,在華西方人士也對中共的態度表示了肯定。如王安娜對中共和平解決的政策客觀指出:“當時,他們清楚地看到:領導全民抗日,蔣介石是唯一適合的人選;如果排除蔣介石,就會招致內戰激化,結果只會導致日軍的勝利?！?65)王安娜著,李良健等譯:《嫁給革命的中國》,第96頁。愛潑斯坦則分析稱需要看到聯蔣抗日的重要性:“不服從蔣介石命令并拒絕鎮壓共產黨的國民黨員,主張將蔣介石作為賣國賊公開審判。中國共產黨建議他們不要這樣做,認為這將導致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內戰,而這只會對日本有利。中國共產黨主張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釋放蔣介石、實現國內和平、促進抗日斗爭。這一切都向全國人民證明,這是團結全國各方面力量保家衛國的最優選擇?！?66)愛潑斯坦:《從鴉片戰爭到解放》(I.Epstein,From Opium War to Liberation),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頁。西方人士還從中共試圖建立統一戰線的視角來分析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策略。斯諾分析了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變化:“只是在西安事變期間和事變之后,中共才把他們關于統一戰線的思想,從成立‘西北抗日政府’擴大到同南京方面合作。而在此以前,他們一直是想通過統一西北(包括東北軍、西北軍和北方軍隊中其他可能分化出來的人)來分裂南京?！?67)埃德加·斯諾著,奚博銓譯:《紅色中華散記(1936—194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正是西安事變的發生,迫使國共兩黨政策發生轉變,促成了中共從“逼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實現,成為時局轉換的關鍵,也是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點。

四 探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影響

在中共的積極斡旋下,12月25日蔣介石被釋放,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當時在華的西文報刊、西方人士對西安和平解決的原因、過程、影響進行了廣泛報道與評論,特別是論述了西安事變的結果對各方的影響,以及對事變結束與國共關系的走向進行了觀察。

12月25日,蔣介石秘密獲釋,返回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但外媒獲悉消息卻是在12月26日,之后在華各大外文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如12月27日的《上海泰晤士報》發布了《張學良現在南京》的消息,稱張學良12月26日在蔣介石抵達首都后2小時左右也到達南京(68)《張學良現在南京》(“Chang Hsueh-liang Now in Nanking”),《大陸報》(The China Press),1936—12—27,第1頁。。12月27日的《字林西報》也發布了《蔣介石將軍返回南京》的報道,下有標題《西安的囚犯與劫持者一起返回首都:一個誤會,全國歡騰慶祝釋放》(69)《蔣介石將軍返回南京》(“General Chiang Kai-shek Back in Nanking”),《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1936—12—17,第9頁。。12月27日的《大陸報》則發布《南京民眾歡迎蔣將軍,全國有望團結一致》的新聞(70)《南京大眾集結歡迎蔣將軍,全國有望團結一致》(“Nanking Turns Out En Masse to Welcome General Chiang,National Solidarity Seen”),《大陸報》(The China Press),1936—12—27,第1頁。?？梢姰敃r西文報刊的報道中多對蔣介石的被釋放進行了祝賀,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表示滿意。

蔣介石被秘密釋放當天,史沫特萊也在西安機場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她指出當時西安當局放出消息,說組織綏遠抗戰的傅作義將軍在圣誕節飛到西安參加抗日同盟。黑壓壓的人群在機場舉著旗幟迎接他。但沒有看到傅作義飛來,只看到張學良飛走。實際是西安當局欺騙民眾以在機場迎接傅作義作為名義,而為蔣介石送行,給他留下了大家都愛他的印象(71)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第127～128、128、128頁。。因當時西安的東北軍部分將士不贊同釋放蔣介石,史沫特萊還對此事描述稱:“在西京招待所的東北軍青年軍官和抗日救國會的領袖奔走呼喚,群情激奮,認為這是一場政治騙局。有些人還對我說:‘我們被背叛了!紅軍勸說少帥放了蔣介石!’”(72)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第127～128、128、128頁。這展示出當時東北軍內部的復雜性,也為1937年2月的東北軍內訌埋下了伏筆。

對于張學良釋放蔣介石的原因,外界眾說紛紜。許閣森認為:“張學良因認為自己發動兵變是出于正義,故希望以此姿態向政府和人民懺悔,以獲取他們的注意和同情。也許是基于儒家傳統,他采取了這一不尋常的舉動。這可能是我們能得到的最接近實際情況的解釋?！?73)《柯萬致外交部電(1936年12月26日)》(“Mr D.J.Cowan to Foreign Office,December 26,1936”),《英國對外政策文件(1919—1939)》第2輯第21卷,倫敦:皇家書局1984年版,第52頁。西安事變雖然結束,但事變的真相卻是謎團眾多,蔣介石1937年出版了《西安半月記》也是真假難辨,史沫特萊曾指出“西安事變”的詳情從未公開過,后來以蔣介石的名義出版的那本書也未說明真相(74)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活與時代》(Agnes Smedley,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第352頁。。

蔣介石被釋放后,國內部分民眾樂觀其成,并看到了中國統一的希望。在漢口的美國記者漢森對民眾的慶祝記述稱:“還不到一小時,全城都響起了鞭炮聲。從老到幼,人們欣喜若狂,成隊的燈籠在全城游行。人們已將委員長當成民族主義之神,他安全返回首都標志著中國最終實現了團結。當然,中國人知道,這種團結朝著一個方向,那就是抗日。蔣介石最終拋棄了綏靖政策?！?75)霍爾多·漢森著,韓瑞國譯:《中國抗戰紀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頁。當然,也有一些親日人士對結果感到失望。如愛潑斯坦認為:“這一結果也令許多中國高級將領感到失望,尤其是何應欽,他曾主張立即動用所有空軍轟炸叛軍總部,盡管‘中國不可或缺的領導人’被關押在那里?！?76)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I.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

對于張學良12月25日同蔣介石一起離開西安的決定,西方人士的輿論對此舉也是褒貶不一。如在西安的史沫特萊曾記述了東北軍內部對其選擇的評論,描述了一個年輕軍官不屑一顧地喊道:“少帥滿腦子的封建思想,真是自作自受!他不會有自由了,再也回不來了!”(77)史沫特萊:《中國的戰歌》(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第127～128、128、128頁?！侗比A捷報》對張學良此舉則指出:“他不打算在這方面掩飾自己錯誤,但是他由于親往南京去接受法庭對他行動的任何判決,他已經表明這次行動是出于愛國主義的驅使?？傊?他所做的壞事都是為了使國家進入更好地能了解民眾要求的局面?！?78)《西安事變資料》第1輯,第216頁。貝特蘭則對此評價稱:“張學良這位唐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在一開頭被人們普遍指責為危害國家,當他自愿地陪同委員長回南京時,他也就放棄了他的政治生活的全部前程。蔣介石由于受到他通過他夫人和她弟弟宋子文以及他的顧問端納私下作出的保證的約束,不能直接危害張的生命?！?79)貝特蘭著,何大基等譯:《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第22頁。12月31日,張學良因發動西安事變在南京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別軍事法庭判處10年徒刑,外文報刊也進行了報道評論。如《北華捷報》1937年1月6日發表了《對西安事變領導人的判決》的新聞,除了提到張學良被判刑外,還特別指出:鑒于他的自首和懺悔,此種寬恕很可能使他能夠繼續為國效力(80)《對西安事變領導人的判決》(“Judgement on Sian Rebel Leader”),《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1937—01—06,第2版。。但事與愿違,張學良一直被監禁了50余年。

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在華西方人士多對此結果表示滿意,對西安事變的影響,在華西方人士從阻止了中國內戰,利于中國統一,鞏固蔣介石統治等方面進行了分析?；浇淘谌A所辦的英文報刊《教務雜志》刊發社論,認為西安事變的解決印證了民眾期待的國家統一,“試圖奪取權力的個人或團體,希望確保國家事務的方向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們沒有得到民眾的迅速支持,而是遭到了來自全國各個地區和不同階層的人的反對”(81)《中國大事進程》(“Course of Events in China”),《教務雜志》(The Chinese Recorder)第68卷第2期,1937年2月,第116頁。。美國學者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夫婦指出:“更重要的是這次兵變開啟的先例。這表明面對外國侵略,中國軍隊有能力迫使將領停止內戰……在1936年圣誕節釋放蔣介石,其直接意義在于結束內戰,開始全民族抗日戰爭,這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成為必要?！?82)歐文·拉鐵摩爾、埃莉諾·拉鐵摩爾著,李穩穩譯:《拉鐵摩爾中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20頁。愛潑斯坦對事變結束后蔣介石的處境認為:“他現在有足夠的理由來重新看待自身的立場與政策,并已經清醒的看到,其權力基礎發生了變化。他如果繼續執行要求當時西安的東北軍去實施的政策,那就會導致內戰不斷,反而會給日本侵略提供機會。人民也因此會不滿,這對其政權則構成了威脅?！?83)愛潑斯坦:《人民之戰》(I.Epstein,The People’s War),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頁。還有西方人士分析了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個人地位的影響。如貝特蘭指出:“這場危機是蔣介石的頑固不化引起的,他在開始一些日子肯定是大大丟了臉,可是到最后,他的威望卻是大為提高了。他被看作是一個統一的中國唯一可能的領袖,而且至少在一年左右的時間里,他的所作所為是符合人們這種期望的?！?84)貝特蘭著,何大基等譯:《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第22頁?！蹲至治鲌蟆?2月28日發表的社論《西安事變的解決》則指出:“當然,還不能低估直接引起這次騷亂的紀律的嚴重破壞。它向中央政府暴露了這種后果:即任何時刻,它的穩定局面可以受到名義上在他的控制之下,實際上是為達到他個人意圖而任意使用軍隊的那種將領的不負責任的行動的威脅?！?85)《西安事變資料》第1輯,第216頁。該報則是看到了西安事變帶來的不利影響。

因西安事變的目的在于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出兵抗日,故日本對事變極為關注,在華西方人士對此予以解讀。日本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實際經歷從最初的喜悅到最后沮喪的轉變。愛潑斯坦曾指出:“在蔣委員長被釋放前一天,日本人喜出望外,希望發生一場大動亂,并利用中央政府的力量鎮壓日益壯大的群眾運動。他們曾希望內戰爆發,最終南京政府將別無選擇,只得向其屈服。24小時后,他們發現,不僅投降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妥協的希望也越來越小。二十年來他們所害怕和反對的統一,在中國終于實現了?！?86)愛潑斯坦:《人民之戰》(I.Epstein,The People’s War),第14頁。斯諾還分析日本報紙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污蔑蘇聯參與了此次事變。他指出:“許多最離譜的謠言都源于在中國的日本報紙,甚至是日本高級官員。日本報紙關于西安‘紅色威脅’的‘目擊者’所帶來的臆想報道特別多,盡管他們與這座城市的聯系,與其他人一樣都很少。日本人甚至還發現這起事件背后有蘇聯的陰謀?！?87)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第456頁。但是西安事變最終和平解決,也使得日本的愿望落空,進而加速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各國對西安事變的態度,除了日本外,多是希望和平解決,對此在華西方人士也進行了分析。斯諾特別分析了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毫無疑問,蘇聯的態度對西安事件的這種迅速處理是有影響的,莫斯科十分高興恢復蔣介石權力的和平解決辦法。蘇聯共產黨人擔心清算了蔣介石可能導致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使日本得以把南京政府變成東方名副其實的佛朗哥政權。那樣一來,中國不僅在戰略上對蘇聯變得毫無價值,而且可能成為蘇聯的一個潛在的敵國?！?88)洛易斯·惠勒·斯諾編,王恩光譯:《斯諾眼中的中國》,北京: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頁。斯諾夫人則指出:“西安事變是一堂現實政治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潛在聯盟比中國更為強大。西安的事變的結果主要是因這種歷史傾向所決定,即需要利用蔣介石作為聯絡人,而不是其他原因?！?89)海倫·福斯特·斯諾:《我的中國歲月:海倫·福斯特·斯諾的回憶錄》(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第226頁。實際上各國出于對華不同利益的訴求,故其對此事變的態度也不盡相同。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事實上同意停止了十年內戰,并開始同中共商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實現聯合抗日。對于西安事變后國共關系的緩解,特別是對國共合作抗日的可能,在華西方人士也有討論?！睹芾帐显u論報》1937年2月23日發表的社論文章《國共再次“聯姻”將實現全國團結抗日》,從國共兩黨的角度,評論了西安事變的國內和國際影響,闡述了國共雙方為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自所做出的政策調整(90)《國共再次聯姻將實現全國團結抗日》(“Re-Marriage of Communists and Kuomintang Will Provide National Unity against Japan”),《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7—02—27,第433頁。。愛潑斯坦對此變化指出:“內戰已經結束了。政治犯開始從監獄、集中營和特刑室釋放。雖然政府的軍事力量還沒有充分用于對付侵略者,但它已不再為了維持綏靖政策而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內戰?！?91)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I.Epstein,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第81頁。端納則指出:“西安事變是國共和解的起點,到1937年2月這種和解已具體實現,蔣介石獲釋后不久,南京改變了對共產黨人的冷漠態度,蔣本人也邀請周恩來到南京。盡管政府中有人指責共產黨人旨在施放煙幕,雙方談判代表還是理性地彌補以前的創傷,為建立抗日統一陣線鋪平道路。共同抗日是彼此一致的意見,至于其他事情,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留待抗戰勝利后再說?！?92)端納口述,澤勒撰:《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頁?？梢娢鞣饺耸恳部吹搅宋靼彩伦儗碴P系改善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西安事變解決后,史沫特萊等帶有左翼傾向的記者,也是少數支持西安事變的西方人士,在事后的論述中,對西安事變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充分肯定。1937年1月11日,史沫特萊在接受《學生呼聲》雜志記者采訪時,表示了對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的支持,認為:“雙十二事變在中國是自從1926—27年北伐以后最重要的事件。直到現在,西洋各國的革命運動還沒有能夠與它比擬的,雖然將來它也許會演變成像西班牙人民反對法西斯反動派的斗爭?！?93)柳青韻:《美女記者施愛義女士訪問記》,《學生呼聲》1937年第1卷第3期,第37頁。

五 余 論

西安事變發生后,不僅國內輿論、時人關注,在華的西方人士及其報刊也高度關注,而他們刊發的報道及其相關論著,為從“他者”的視角來觀察西安事變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學界以往的研究相對忽視了這批史料,故其可以彌補國內史料對西安事變記載的不足,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豐富了西安事變的多重面相。從具體內容看,既往學界研究多關注于國人或國外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忽視了西安事變中在華外國人及其報刊的應對與報道。這些在華西方人士的觀察則提供了考察在華外國輿論在西安事變中作用的特殊視角,特別是呈現了西安事變對在華外國人所造成影響的相關記述,展示了西方人對該事變的多樣化看法與不同的觀察視角。更為重要的是,史沫特萊、端納等直接見證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外國人,還提供了當時張學良、楊虎城在事變前后的心路歷程,東北軍、西北軍內部在事變后的反應、蔣介石被軟禁后的表現及其被釋放過程等珍貴的歷史細節,與當時親歷此次事變的中國人的書寫相比,也是絕佳的史實補充。

當時這些在華西方人的身份比較多元,有記者、飛行員、顧問、軍人、外交官等,其立場各有不同,都從各自的國家利益、民族感情出發對西安事變進行了廣泛的評論。這些外國人的報道、觀察,從多重的視角還原了西安事變的真相,對當時外國人了解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起到了幫助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歐美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影響。從當時西方人士立場看,一些支持國民政府的人士對張學良持譴責態度,還有阿班等一些新聞記者則是持中立客觀的報道,如實展現西安事變的進程,還有史沫特萊、斯諾少數左翼人士則是比較支持張學良及中共,對西安事變進行了高度肯定。

在華西方人士對西安事變的觀察書寫,雖然角度各有差異,但卻展示了西安事變的復雜態勢。在華西文報刊雖然不在西安,但亦比關注該事變的國外西文報刊有天然的優勢,可以對西安事變進行連續跟蹤報道,并對事件進行客觀性、解釋性的綜合報道,且深度評論。史沫特萊、端納等少數當時在西安親歷了事變的西方人士的記述則相對較為可靠,從親歷者的視角對西安事變進行了全方位的描寫,且具有與其他書寫者相較的不同特點。正如柯文所言,“直接參與者對歷史的看法帶有不同于歷史意識的個人意識……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的意識包含著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直接參與者也許會做些努力,試著理解他們正在經歷的事情,而且他們很可能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把親歷之事加以神話化?！?94)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中譯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2頁。還有斯諾、斯特朗等當時不在西安的外國人,他們在論著中對西安事變的描述雖為事后的書寫,但正是事后分析更可以跳出局限進行歷史觀察,其作為旁觀者的論述可以更加全面得當。當然,也需要看到,有些在華西方人的書寫內容并不準確,且在政治利益的影響背后對西北軍、國共兩黨的評價有失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