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建國者關于“世界”的認知和想象

李 劍 鳴

無論什么時代,也無論哪個社會或人群,所認知和想象的“世界”,通常既是一個側重自然與地理的“時空體”,也是一個側重社會與歷史的“文化體”。人們在界定“世界”的空間樣貌和時間結構的同時,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它的各個構成部分加以價值和道德的等級性評判,其目的通常是為了確定自己的社會和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對于歐洲人而言,15世紀末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在其“世界觀”(1)本文所用“世界觀”一詞,不偏重于價值觀和文化立場方面的含義,而指對作為“時空體”與“文化體”的地球的認知和態度;若以英文來表示,或許應為“idea of the world”,而不是“world view”。的轉換乃至重塑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歐洲多國由此步入“海洋時代”,借穿越大洋的海路而向外尋求土地和財富,散播其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既是“自變量”,也是“因變量”。換言之,歐洲人基于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而向外發展,通過向外發展則又獲得了更多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而更多的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則有助于他們進一步向外征服、殖民和貿易。于是,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與向外發展之間,就形成了某種正向的交互循環的作用。以往非“西方”國家大多譴責歐洲人懷有“歐洲(西方)中心論”的偏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和文化加以貶低和歪曲,這自然是有情感和事實方面的依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視,歐洲人關于世界的知識走在其他國家人民的前面,這幫助他們在對其他國家與地區的侵略和掠奪中占據優勢,而他們對其他社會與文化的貶低和歪曲,也由此產生了更為有害的后果。

美國作為后起的現代國家,不僅以殖民地反叛母國而建立,而且其最初的歷程也多少帶有“風雨飄搖”的意味。但是,與許多受到歐洲強國入侵或沖擊的亞非國家不同,它此前作為英帝國在北美的核心區域,幾乎與歐洲同時匯入了最先興起于大西洋世界的“全球化”潮流,并很快成為其主導者之一。美國建國者具有突出的“世界主義”情懷,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世界公民”,將美國的共和實驗納入世界歷史的脈絡中,樂觀地展望一個“巨大帝國”崛起于世界的前景。他們何以有這樣的胸懷、眼光和歷史意識,可以從他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象得到部分的解釋。他們同當時的歐洲人一樣,大體掌握了已有的全球地理知識,對不同國家和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也有由知識、傳聞和想象混合而來的粗略印象。不獨如此,他們還對歐洲人所構造和主導的“世界”知識譜系發起挑戰,著力構建自己的“世界觀”。在他們關于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中,美洲,尤其是美國居于地球的中心位置,“新世界”的環境、物種、居民和文化非但不落后于“舊世界”,反而具有后者所不能比擬的優勢。他們在反駁歐洲人對美洲的誤解和貶抑的同時,刻意渲染“舊大陸”的腐敗、暴政、奴役、愚昧和貧困,并把全世界的居民劃分為“自由人”和“奴隸”兩大類,進而將整個地球一分為二,一個是“自由”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奴役”的世界。他們自認,新生的美國不僅構成“自由”的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心,而且必將指引全世界的人民擺脫“奴役”,走向“自由”。他們同時也意識到,美國在防范“舊大陸”的不利影響的同時,還需通過貿易從它那里獲取財富、知識和智慧,以有利于把美國建成一個自由而繁榮的國家,反過來推動整個世界走向自由、平等和富強。就此而言,美國建國者的“世界觀”天然地帶有“例外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張力,而這種張力將一直伴隨美國的發展歷程,并影響到歷代美國人對于“世界”的理解和態度。

美國建國者在建構和形成其“世界觀”的過程中,借用了許多來自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知識,其中也包含傳聞、想象和誤解。不過,他們的這種“世界觀”與正在進行的共和實驗大體是吻合的,并反映了他們在價值、制度上的偏好以及對未來的預期。誠然,美國的建國者無法預知后來世界的變化和美國的發展,也不可能勾畫和限定美國與世界關系的演化方向,因而他們關于“世界”的理念與美國的歷史實際之間,難免呈現絕大的反差;而這種反差強烈到一定程度,就會使其“世界觀”帶有某種虛幻色彩。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著他們的“世界觀”已被徹底埋進了歷史的塵埃,對于理解當今的美國以及美國與世界的關系毫無參考價值可言。

一 “一個由水陸構成的球體”

1776年7月2日,聚集在費城的大陸會議代表通過決議,決定北美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而獨立建國。兩天后,大陸會議發表《獨立宣言》,正式對外宣布獨立的消息,并闡述了這樣做的依據和理由?！丢毩⑿浴分兴岬降摹叭蚋鲊?the Powers of the Earth)和“公正無偏的世界”(a candid World),無疑指美國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也就是美國建國者所知曉的“世界”。根據當時權威的英語詞典,“earth”的主要意思是“由水陸構成的球體”(the terraqueous globe)和“世界”(the world);而“world”則可指“生物系統”(system of beings)、“由水陸構成的球體”以及“地球”。而且,當時有影響的地理書,開篇就把地球界定為“六大行星的第四顆”(2)塞繆爾·約翰遜:《英語詞典》(Samuel Johnson,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倫敦1755年版;D.芬寧、J.科利爾等:《地理新編》(D.Fenning,J.Collyer,and others,A New System of Geography,or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倫敦1764年版,第ii頁。。顯然,英語中的“世界”首先是一個由水域、陸地和生物共同構成的星球,處于太陽系的行星體系之中。這在美國建國時期已是通行的常識。然則在宣布獨立之際,美國人關于“世界”的知識,卻主要得自于他們力圖遠離的英國和歐陸。

聚會費城的北美各地精英,在當時可以說是受過最好教育的一批人,對歐洲的地理書籍和世界地圖自不陌生。1782年,邦聯國會責成詹姆斯·麥迪遜等人擬定一份需從歐洲采購的圖書目錄,以供國會成員立法時參考。這份書單中包含若干種地理和自然史書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建國者的地理知識結構及其來源(3)沃辛頓·福特編:《大陸會議記錄》(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第24卷,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局1922年版,第85頁。,其中提到“布欣的《地理全書》”(Bushing’s Universal Geography),應指德意志哥廷根大學教授安東·弗里德里?！け扰d(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的《地理新編》(ANewSystemofGeography),其英譯本于1762年在倫敦問世,共6卷,是當時少見的地理學巨著。書單中還提到“薩蒙的《地名詞典》”(Salmon’s Gazetteer),可能指托馬斯·薩蒙(Thomas Salmon)1762年所著《現代地名詞典》(TheModernGazetteer,orAShortViewoftheSeveralNationsoftheWorld)。此書曾多次再版,其導言部分概述了當時英國人已掌握的地理知識體系,正文部分則以字母為序逐一介紹世界各國、城市、山川及其他地方,內容涵蓋其經緯度、地貌、物產、政體、宗教和文化等。書單還列有“格思里的《地理入門》”(Guthrie’s Geographical Grammar),可能指威廉·格思里(William Guthrie)1780年的《現代地理新編》(ANewSystemofModernGeography)。這本書在美國長期暢銷,傳播甚廣。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只要翻閱歐洲的地理書籍,美國建國一代即可獲得當時世界最全面、最豐富的地理和人文知識。自15世紀末以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法國等歐洲國家,在航海、探查、貿易、傳教和殖民等方面,都不斷取得進展,對于地球表面的了解也逐漸臻于全面而細致,除歐洲外,美洲、非洲和南亞等區域在他們眼里也有越來越清晰的面目。在繪制和印刷的不同版本的世界地圖上,所標出的陸地和海洋也不斷細化,更趨準確。英國是一個后起而快速擴大的殖民帝國,英國人了解廣大世界的興趣也隨之提升,而他們所獲得的相關知識,很快就以地理圖書和教科書的形式而傳播于全社會。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英國圖書市場上的地理讀物相當常見。據有關研究,在1650—1750年間,面向成年人的“特別地理書”,其內容涵蓋“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每十年增加2.27種;1760—1830年間,新地理書每十年增加7.38種,其中在1780—1810年間達到每十年11.33種。地理教科書的增長軌跡大體近似:1670—1770年,英國出版的新地理教科書有19種;1770—1830年出版的新教科書更多達62種。其中許多書籍還不斷翻印或重版(4)保羅·斯托克:“英國地理思想中的美洲和美國革命(1760—1830)”(Paul Stock,“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British Geographical Thought,c.1760—1830”),《英國歷史評論》(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131卷第548期(2016年2月),第67、70～76頁。。這些地理書一般是天文、地理、博物、歷史和人文知識的總匯,有的還包含地理學發展史,并旁及地理測繪的知識和技術。

英國的地理書和地圖所呈現的地球,通常被分為“舊大陸”和“新大陸”,前者包括歐洲、亞洲和非洲,后者由北美和南美構成?！靶麓箨憽敝孕?是因為其社會與文化尚處于“幼年”。1764年倫敦出版的《地理新編》一書所附世界地圖,為東西兩半球展開的形式,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陸在東半球,為諸多大洋所環繞;美洲大陸在西半球,處在兩大海域之間;大洋洲和南極洲則僅有模糊的輪廓(5)D.芬寧、J.科利爾等:《地理新編》。。這大概也是美國建國一代所看到的地球的模樣。英國人對美洲的地理自然有著特別的興趣,在貿易、傳教和建立殖民地的同時,也不斷進行地理考察,并繪制地圖。在1733年亨利·波普爾(Henry Popple)繪制的《北美英帝國地圖》(A map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North America)上,內陸為延綿的山脈所阻隔,分布著眾多的印第安人村鎮。

18世紀英國的地理書,通常按照歐洲、亞洲、非洲和美洲的順序來排列各大洲。這顯然是一種文化的排序,把美洲置于末位,并不是因為美洲的面積、資源和地貌不及其他各洲,而是因為美洲缺乏歷史和文化。有一本地理書寫道,美洲是“一塊遼闊而肥沃的土地,盡管很少為人工之手所開發,比地球其他任何部分在許多方面都更多地屬于自然之手的范疇”(6)威廉·格思里:《現代地理新編》(William Guthrie,A New System of Modern Geography),倫敦1780年版,第631頁。。直到美國獨立前后,對于白人足跡未到的美洲廣大地區,歐洲人缺乏基本的理解,許多地理書稱之為“未知”或“有待發現”的地方,在地圖上往往把美洲大片范圍標注為“未知區域”。對于美洲的事物,也往往以“新奇”“不同于我們的”來描述。與此同時,歐洲人也習慣于把美洲當成他們興趣和活動的拓展對象,把自己視為美洲的主人,甚至直接稱歐洲人擁有美洲(7)保羅·斯托克:“英國地理思想中的美洲和美國革命(1760—1830)”(Paul Stock,“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British Geographical Thought,c.1760—1830”),《英國歷史評論》(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第131卷第548期(2016年2月),第67、70～76頁。。

用這樣的口吻談論美洲,不免引起美國建國一代的強烈反感。他們覺得,歐洲人對于美洲的認知和態度帶有明顯的優越論傾向,美國人非但不能不加選擇地全盤接受歐洲人關于“世界”的知識,而且有必要構建自己關于美洲和世界的知識體系。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談到,從政治和地理的角度說,世界可分成四大部分,而歐洲依靠“軍隊和協商”,還有“武力和欺騙”,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其余三個部分,即非洲、亞洲和美洲;這種支配地位滋生優越感,使歐洲人自詡為“世界的霸主”(mistress of the world),“其余的人類都為他們的裨益而生”;他們那些“深刻的哲學家”宣揚,一切動物,包括人種,在美洲都呈退化之勢,甚至連狗在呼吸過美洲的空氣后都不再會叫。漢密爾頓號召,美國人一定要維護聯盟,用自己的行動捍衛人類的榮譽,證明這只不過是“歐洲人自以為是的傲慢”;美國人決不能做“歐洲人自命偉大的工具”,而要樹立一種超越任何“跨大西洋勢力”的控制的“偉大的美國體制”,并“有能力決定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聯系的條件”(8)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Hamilton,Madison,Jay,The Federalist Papers),紐約:新美利堅文庫1961年版,第90～91頁。。漢密爾頓不愧為有魄力的實干家,所汲汲于心的不是從知識上反擊歐洲的“偏見”,而是要以美國發展的實績來打破歐洲對于世界格局的支配。美國第一位有成就的地理作家、被尊為“美國地理學之父”或“首位美國地理學家”的杰迪代亞·莫爾斯(1761—1826年),對歐洲人在美洲問題上的傲慢無知所做的批評,則更多地出自知識和思想方面的考量。莫爾斯寫道:“直到1783年完成的革命以前,歐洲人對美洲及其居民的無知真是令人驚奇。他們的結論是,新世界必然比舊世界低劣?！彼瑯邮衷鲄挌W洲流行的“美洲退化論”,并援引杰斐遜的說法來加以反駁(9)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Jedidiah Morse,The American Universal Geography,or,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the Empires,Kingdoms,States,and Republics in the Known World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第1卷,波士頓1793年版,第209～210頁、“序言”。。

更重要的是,莫爾斯認為美國人需要自己獨立的地理知識,因為地理知識關乎美國的政治特性和國家身份。他在1785年談到,以往關于美國的地理知識既不全面,也不準確,而這種不利的狀況必須加以扭轉(10)拉爾夫·布朗:“杰迪代亞·莫爾斯的美國地理著述”(Ralph H.Brown,“The American Geographies of Jedidiah Morse”),《美國地理協會年鑒》(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第31卷第3期(1941年9月),第154頁。。在1789年版的《美國地理》前言中,莫爾斯進一步指出,以往美國的地理知識全都是由歐洲人提供的,里面充滿傳聞和謬誤;現在美國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全世界都有權利獲得關于美國的“權威而可靠的信息”。在1793年版的《美國地理全書》前言中,他又提到,英國人威廉·格思里的《地理入門》十分有名,在美國銷量巨大,但該書關于美國的部分卻存在兩方面的欠缺:其一,過于簡略,而且不準確,讓美國年輕人接受這種不準確、不完善的知識,無異于向他們“灌輸英國人的美國理念”;其二,關于英國的介紹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于一本世界地理書,這顯然是不合適的。他深感這種地理知識不利于美國年輕一代的教育。革命以前,美國青年所受的是君主制的臣民教育,而不是共和國的公民教育,養成了推崇英國事物(包括書籍)的習慣,這一點可能難以輕易改變;但是,從一個三千英里之外的外國接受關于美國的地理知識,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好事,對于“我們的文學和國民性格”乃是一個“不光彩的污點”。他強調,不加修改而直接采用英國的課本,對共和政府十分不利,因為孩子們會“吸收君主制觀念和英國人的偏見”(11)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Jedidiah Morse,The American Universal Geography,or,A View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the Empires,Kingdoms,States,and Republics in the Known World 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第1卷,波士頓1793年版,第209～210頁、“序言”。。莫爾斯的主張相當鮮明:美國作為獨立的共和國,需要有自己的地理知識和相應的話語體系,用以培養合格的共和國公民,并塑造美國人的國家認同。

不過,愿望并不能即刻改變現實。莫爾斯所面臨的現實是,美國一時還不具備自主生產世界地理知識的能力;離開了取自歐洲的地理學資料,要編寫一本美國自己的地理全書,實為不折不扣的空談。美國人自主獲取地理知識的活動,是在建國后才逐漸開展起來的。1787—1790年,隨著海外貿易和探險活動的進展,美國人方完成了首次環球航行。1787年,羅伯特·莫里斯派出的商船“同盟”號(Alliance),走了一條穿越太平洋的新航線,途經“新荷蘭之角”(Cape of New Holland,即今澳大利亞一帶),成功抵達廣州(12)沃納·利瓦伊:“美利堅合眾國與澳大利亞最早的關系”(Werner Levi,“The Earliest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ustralia”),《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12卷第4 期(1943年12月),第351～361頁。。1790年以后,越來越多的美國商船、捕鯨船和探險船繞合恩角進入太平洋中部海域,陸續發現并命名了一些此前未經探查的島嶼,豐富了關于太平洋中部的地理知識(13)S.惠特莫爾·博格斯:“美國對太平洋中部地理知識的貢獻”(S.Whittemore Boggs,“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the Central Pacific”),《地理評論》(Geographical Review)第28卷第2期(1938年4月),第177～192頁。。不過,這些零星的資料和信息,還不足以支撐一個全新的全球地理知識體系。

盡管如此,莫爾斯還是決定動手編寫一部美國人自己的地理全書。在耶魯求學期間,莫爾斯就對地理學萌生興趣,編有地理知識簡易讀本。1789年,他的《美國地理》問世(14)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Jedidiah Morse,The American Geography;or,A View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伊麗莎白敦1789年版。。盡管書中存在的錯謬受到一些人的批評,另有不少人給他寫信指出其中小的疏漏,但其書總體上備受好評,還得到華盛頓總統的贊賞。此后,莫爾斯又多次對書加以修訂和增補,一再重印。該書初版為一卷本,1793年第2版擴充為兩卷,主要是增補了關于東半球的介紹,于是改名為《美國地理全書》。這一版在材料取舍和知識準確性方面也遭到質疑,尤其是南部人對其中的北部“偏見”深為不滿,但這并未降低它受歡迎的程度,也沒有給其銷量“拖后腿”。此外,該書還有多種刪節本行世。這本書在美國持久行銷,擁有廣泛的讀者,成為許多家庭的必備書之一(15)關于杰迪代亞·莫爾斯的生平及地理學寫作,參見布朗:“杰迪代亞·莫爾斯的美國地理著述”,第145～217頁;關于杰迪代亞·莫爾斯作為公理會牧師的生涯,參見理查德·莫斯:《杰迪代亞·莫爾斯的一生》(Richard J.Moss,The Life of Jedidiah Morse:A Station of Peculiar Exposure),諾克斯維爾:田納西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更精確地說,1793年修訂增補的《美國地理全書》,乃是當時大西洋世界已有地理知識的總匯。在地理學的語言和知識方面,莫爾斯仍不得不大量取法于歐洲尤其是英國的有關書籍;關于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地貌、物產、氣候、居民、歷史和宗教的知識,也主要依據格思里的《地理入門》以及歐洲的其他相關書籍。關于美國的地理及歷史、文化,則包含美國人和莫爾斯本人的研究結果。他博采所能接觸到的地圖、小冊子、官方文書、期刊雜志以及各類相關材料,甚至還用一些1790年的新資料。他曾求教于不少當世學者和科學家,并用問卷方式收集到許多地方性的地理數據,提供了一套不同于歐洲同類書籍的美國地理知識。在總體的寫法和風格上,莫爾斯基于共和主義的價值標準,以美國政治和文化取向為底蘊,出于美國人國家認同的自覺意識,對于當時北大西洋世界已經掌握的全球地理和文化信息,做了一次重新梳理和編排。對于了解美國建國一代關于“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來說,這一版顯然具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這部大書分成上下兩卷,把地球的陸地部分劃分為東西兩大板塊,東部板塊由歐洲、亞洲和非洲構成,西部板塊則為北美和南美,另外再加上所知不詳的“新荷蘭”(即今大洋洲)。除大陸外,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極洋、南極洋等五大洋,在書中也有介紹。這部地理書的最大特點,是把美洲和美國作為重點,并置于首要的地位,補充了不少新的知識,糾正了歐洲人許多的誤解和錯漏。該書上卷重點敘述“美洲”的地理和人文,把“美洲”分成北美、南美和西印度群島,在篇幅上占全書的近一半,共630余頁。下卷分別介紹歐洲、亞洲和非洲,最后提及關于大洋洲的零星信息,共五百二十余頁,在篇幅上不及關于美洲的部分。

美國建國一代心目中的“世界”,無論作為“時空體”還是作為“文化體”,都是以美洲為中心的?！睹绹乩砣珪吠耆淖兞藲W洲地理書籍對各大洲的排序,體現了美國人的國家自尊,也反映出鮮明的美國中心主義立場。該書的第一部分專述美洲地理,內容涉及美洲的“發現”史、地貌、山川、動植物、人口、居民和文化,并不失時機地糾正歐洲人的謬誤和歪曲,以回應“美洲退化論”。書中稱,東半球擁有的動植物多數都可見于美洲,另有許多動植物則為美洲所獨有。莫爾斯估計,美國政府所轄土地上約有四百萬人居住,而整個美洲的人口約為六千萬。書中把印第安人稱作“本初的美利堅人”(the proper Americans),依據各種材料對其歷史和文化加以敘述,并指出了以往歐洲人的許多誤解(16)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1卷,第63～71、74、75、82、86～98頁。。

美國自然又是美洲的中心。在1793年的版本中,《美國地理全書》關于美國的部分起于第147頁,止于第624頁,在上卷中占到多半的篇幅。雖然莫爾斯極意高揚美國的出色和優越之處,但其筆調大體上尚能遵循基本的事實。書中談到,北美大陸的廣大地區仍由眾多印第安人部落和族群所居住,只有不屬于印第安人的地區才在歐洲國家和美國的控制之下。莫爾斯夸贊美國的自然條件,稱這里有地球上各種類型的土壤,不僅能種植從歐洲引進的各種水果、谷物和其他根莖植物,而且還生長著許多歐洲所沒有的種類的作物和植物。美國境內還擁有世界已知四蹄動物種類的四分之一,其他類型的動物也十分豐富而多樣。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莫爾斯承認,由于聯邦范圍內的居民來自不同的國家,在習慣和政府傾向方面都不一樣,尚未形成統一的國民性格;但他同時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會在各方面都贏得世界的尊重。他認為美國的最大缺陷是奴役黑人,但奴隸遲早是要獲得解放的。莫爾斯十分推崇新英格蘭人,尤其是馬薩諸塞人,因為他們是英格蘭人的后裔。他稱贊他們熱愛自由,重視權利,并防范政府權力。他特意指出:“真正自由的精髓存在于新英格蘭,因為戒備是自由的衛士,也是自由的共和派的特點?！贝送馑€提到,新英格蘭人享有全球所未見的平等,并鼓勵節儉和勤勞,杜絕奢靡,節制飲酒,知識普遍傳播,報紙廣泛發行;人們富有公共意識和參與政治的興趣,也樂于探索新事物和新知識,許多人熱愛科學和藝術。對于非英格蘭裔居民(主要是荷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瑞典人、猶太人等),莫爾斯評價不高,認為這些人敗壞英語,或者保持其母國的風習、宗教和語言,僅在自己內部做生意。但他同時也相信,同化而純一的時代終將到來,所有人都會變成“美利堅人”(17)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1卷,第120、167、174、208、209、210、211、212、314、315,630、648、649～650頁。。

莫爾斯關于美國的介紹,清楚地反映出當時美國人地理知識的一個突出特點,即他們關于美洲乃至北美的地理知識,并不比對整個地球的了解更為豐富和準確。無論是美國建國者所說的“美洲”,還是歐洲人心目中的“美洲”,在通常意義上都僅只涵蓋歐洲人及其后裔的定居地。在莫爾斯的時代,美國人對北美的了解也僅限于大西洋沿岸一線,而越過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廣闊地域,尚處在未知的空白狀態。無論從地理知識的角度,還是從社會和政治支配的角度,“美洲”都遠不是一個整體,而呈現為眾多分隔的碎片。不過,在美國建國者的地理和政治想象中,美洲也好,美國也罷,并不包含印第安人的實際占有狀況以及相應的土地權利,大體上相當于等待白人前去探查、占有和開發的“無主之地”。

美國西南邊界以外的廣袤地區,當時還屬于西班牙帝國的控制范圍。西屬美洲出現在莫爾斯書的上卷,不僅由于它是美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可以作為美國的參照。在談到西屬路易斯安那的未來時,莫爾斯寫道:“這里文明生活中的科學和藝術有待提升。這里社會和宗教自由有待興盛,不受世俗和教會暴政的殘酷之手的限制?！边@顯然是對照美國的情況來說的。這時,莫爾斯還借機表達了一點與杰斐遜的“自由帝國”相似的想法,斷言密西西比河絕不是“美利堅帝國”的西部邊界,而坐視地球上最好的一塊地方一直任由一些來自四千英里之外的君主之臣民所占據,也是不會為上帝所允許的。他進而預言:“當人類的權利得到更完全的理解(關于它們的知識在歐洲和美洲都在快速增加),歐洲統治者的權力僅限于歐洲,那么他們當前在美洲的領地,就會像合眾國一樣,變成若干獨立的主權帝國?！蹦獱査箤τ诿佤斠矝]有好的印象,稱這里的居民以自負、懶惰和貪婪而著稱,其統治者是一個權力絕對的總督。他還徹底否定西班牙人在美洲的政府和統治,指責這些來自舊世界的征服者,為了黃金而進行殘酷、野蠻的征服,完全改變了這里的面貌(18)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1卷,第120、167、174、208、209、210、211、212、314、315,630、648、649～650頁。。

長期以來,美國人所知和交往的外部世界主要是歐洲,因而歐洲也就成為他們理解世界和看待自身的主要參照。在莫爾斯的書中,美洲以外的世界首先也是歐洲。作為一個身在共和國的作者,莫爾斯十分關注歐洲諸國的政體,以及那里的人民是否享有自由。他談到,君主制是歐洲主導的政府形式,但有許多因素制約君主制的力量,“軟化君主制的嚴酷”,而且由于制約因素的數量和程度不同,俄羅斯、西班牙和丹麥等國的君主制出現了不同的特點。此外,歐洲還有一些國家實行貴族制(威尼斯)、民主制(荷蘭、瑞士和某些意大利城市國家)和混合政體(如英國)。在莫爾斯看來,歐洲在自然條件方面勝過亞洲和非洲,在知識、科學、藝術和教育上也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根據固有的實力和對外的影響,莫爾斯把歐洲國家分為三等:法國、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屬于第一等;土耳其、西班牙、荷蘭、丹麥、瑞典和撒丁島(Sardinia)為第二等;葡萄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波蘭、瑞士、威尼斯等為第三等。莫爾斯比較贊賞俄羅斯的現代取向,但同時也提示說:“無論是對于藝術和科學的進步,還是對于這一帝國的真正繁榮,俄羅斯政府的極度專制乃是一個巨大的障礙?！睂τ谟恼w、司法、國民品質和文化成就,莫爾斯多有稱贊,但對其議會制度的弊端也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評。論及德意志諸邦,莫爾斯對其軍事和政治上的局限頗多非議,而對其藝術和科學方面的發明創造則稱贊有加,對其在文學、學術和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也予以充分肯定。莫爾斯對法國的好感主要限于科學和文學方面,對其政體、宗教和統治方式,他很自然地從共和主義的立場投出輕蔑的眼光。談到西班牙,莫爾斯更是毫不掩飾自己的鄙視和敵意。他稱西班牙政府為絕對君主制,控制著那么廣闊而富饒的土地,但取于自然和不斷積累的財富卻很少造福于人類。大致說來,歐洲諸國凡得到莫爾斯贊許的地方,主要是因為與美國相似或相近,通常是那些有利于自由、權利和自主行動的制度及習慣(19)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2卷,第1、2、5、57、72、88、113、114、115、203～205、211、277、328、337,385、389、394、412～420、429、463、467、478,486、489頁。。

在莫爾斯的筆下,亞洲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排在歐洲的后面。這里雖有廣袤的土地和悠久的歷史,但在整體上仍然是一塊籠罩在專制、愚昧和落后之下的大陸。除土耳其和俄羅斯所占居的亞洲部分,這里還有中國、莫臥兒和波斯[指突厥人阿夫沙爾王朝治下的伊朗(1736—1796年)]三大帝國,其他小國都依附于它們;各國盛行絕對君主制,人民沒有自由可言。莫爾斯依據歐洲有關書籍中的記載,逐一介紹亞洲主要國家的地理、文化、政府和宗教。據他描述,土耳其帝國的政治充斥著專制、壓迫和恐怖,官場上到處都是“極壞而貪得無厭之輩”,普通人大多愚昧無知。莫爾斯對于中國的地理、物產、人口、風俗習慣和政府的了解十分有限,錯誤隨處可見。不過,他對中國的制造技術和工藝倒也頗為贊賞。他認為莫臥兒帝國早已四分五裂,住在德里的皇帝徒有其名,而英國的勢力在其境內已成氣候。他稱波斯處在一位專制而反復無常之君的野蠻統治之下,而阿拉伯人則多為盜賊,商旅、朝圣者往往成為他們的受害者,那里大大小小的統治者都是絕對君主(20)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2卷,第1、2、5、57、72、88、113、114、115、203～205、211、277、328、337,385、389、394、412～420、429、463、467、478,486、489頁。。

非洲在莫爾斯的書中所占篇幅甚少,說是一筆帶過也是恰如其分的。他談到,非洲自然條件極佳,可謂地大物博,但非洲人以及后去的歐洲人都不懂得加以開發和利用。他把非洲大陸劃分為三個部分,即埃及、巴巴里(Barbary)和從北回歸線到好望角的部分。埃及和巴巴里處于奧斯曼帝國的控制之下,而對于面積更大的非洲大陸其余部分,書中著墨甚少(21)杰迪代亞·莫爾斯:《美國地理全書》第2卷,第1、2、5、57、72、88、113、114、115、203～205、211、277、328、337,385、389、394、412～420、429、463、467、478,486、489頁。。對此莫爾斯似乎也未表遺憾之意,因為在他那一代人看來,非洲大陸原本一片漆黑,乏善可陳,尤其是美國人所看重的各種美好事物,在那里全然無跡可尋。

二 “自由”和“奴役”兩分的世界

從莫爾斯的《美國地理全書》可以看出,即便地理作家筆下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因之無足為怪,這個時期其他美國人認知和想象中的世界,不免帶有更加鮮明、更加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當時他們正以反抗暴政、捍衛自由為旗幟,與英國這個強大的敵人進行艱苦卓絕的戰爭,并進行少有先例、前景不明的政治實驗,努力創建一種有助于防范暴政、維護自由的新型共和政體。在這樣一種社會政治語境中,他們首要而核心的關切在于,如何從人類歷史中找到有助于維護自由、防范奴役的經驗,如何在已知世界的政治圖譜中為美國的新體制安排適當的位置。他們整理人類歷史的經驗,吸取英國和歐陸的政治思想資源,以自己的核心價值和理想為主軸,構筑一種新的政治思維方式和政治語言系統,而“自由”和“奴役”在其中是一對具有強大定向和組織功能的范疇。他們無論是反觀歷史,還是展望世界,手里總是拿著一面“自由”與“奴役”二元對立的棱鏡。這樣一來,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就呈現兩分而對立的格局,一個是“自由”的世界,另一個則是“奴役”的世界。用二元對立的思維建構出這樣一幅世界圖景,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于幫助界定美國的國家特性,也就是用“他者化”的方式構想一個悲慘而可怕的“奴役”的世界,以此映襯美國這個“自由”的世界的優越和可貴。

在美國建國時期,何為“自由”,何為“奴役”,以及如何才能擺脫奴役、維護自由,整個社會都已有明確而通行的見解。在殖民地抵制帝國政策的運動興起以后,“自由”和“奴役”便成為標示正義與邪惡的準繩;革命者在解釋武裝反抗母國的原因時,也強調喬治三世踐踏殖民地人的自由,意在“把三百萬忠誠而滿懷深情的臣民打入絕對奴隸制之中”(22)“杰伊給阿爾斯特縣大陪審團的訓令”(“Jay’s Charge to the Grand Jury of Ulster County”),亨利·約翰斯頓編:《約翰·杰伊通信和公共文件集》(Henry P.Johnston,ed.,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第1卷,紐約:G.P.普特南之子公司1890年版,第 159頁。。他們所說的“絕對奴隸制”,指的就是身陷暴政而完全喪失自由的狀態。在他們的觀念中,“自由”意味著“僅受符合他們自己以某種方式同意的法律的統治”,而“奴役”正是其反面,“那些受另一個人或其他人意志的統治”、未經其本人同意而以稅收方式而被取走財產的人,就與“奴隸的悲慘境況”一般無二(23)斯蒂芬·霍普金斯:《殖民地權利考論》(Stephen Hopkins,The Rights of Colonies Examined),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Charles S.Hyneman,and Donald S.Lutz,eds.,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第1卷,印第安納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頁。。顯然,他們所理解的“自由”,所側重的是政治權利,即被統治者親身或通過其選擇的代表,對統治自己的法律表達同意。這既是自由的核心內涵,也是自由的根本保障;沒有這一點,被統治者的生命、財產以及其他權利都會失去保障,難免淪為奴隸(24)(佚名):“據憲法答復韋斯利的卡爾姆演說”[(Anonymous)“A Constitutional Answer to Wesley’s Calm Address”],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Ellis Sandoz,ed.,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 Era)第1卷,印第安納波利斯:自由基金1998年版,第427～428頁。。他們所恐懼的“奴役”,并不是人身奴役,而是政治奴役,即被統治者受到統治者的壓迫而毫無權利保障的狀態。在他們的語言中,“暴政”“專制”“迫害”“壓迫”等詞,經常充當“奴役”的代名詞。根據他們的價值和倫理準則,這些詞所指涉的現象都是極為殘酷、邪惡和悲慘的;對于一種體制或政策的指控,最嚴厲者莫過于旨在“奴役”人民。

在美國建國者看來,自由抑或奴役,并不是一個純粹的主觀感受的問題,而離不開適當的制度,因為“社會自由(civil liberty)不取決于共同體成員的思想傾向,而有賴于存在并妥當地實行一套法律體系,從而有效地保障一個國家的最大幸?！?25)納撒尼爾·奈爾斯:“自由兩論”(Nathaniel Niles,“Two Discourses on Liberty”),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259、260頁。。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建國者乃是“政體至上主義者”,相信不同的政體必然帶來不同的后果,造就不同的人民。當時有人提出過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美國的居民大多來自盛行奴役的“舊世界”,那么是什么使他們區別于法國人、德意志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呢?“難道是跨越大西洋改變了這些人的本性?”否。在他們之間“制造巨大差別”的不過是其政府的不同(26)“一個農場主的文章”(“Essays by A Farmer”),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Herbert J.Storing,ed.,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第5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頁。。何以歐洲絕大多數人都不幸福,這只能說明“歐洲所有政府都建立在錯誤的原則之上”(27)羅伯特·科拉姆:“政治探尋”(Robert Coram,“Political Inquiries”),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2卷,第760頁。。慘痛的經驗告訴人類,專制體制乃是人的尊嚴和幸福的災難;在絕對君主制和世襲貴族制的統治下,人民像牲口一樣卑賤地屈服于統治者,處于受奴役的地位,甚至連思考的能力都喪失殆盡(28)“普布利科拉的文章”(“Essays by Poplicola”),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4卷,第148～149頁。。因此,專制、君主制和貴族制與奴役有著必然的聯系,而能夠帶來自由的政體唯有共和制。這就是說,“要實現自由的賜福,主要取決于公民政府的模式和管理”;“一種自由的民眾政府模式,即共和的類型,被認為最有利于人民的權利和自由,最能夠導向公共福祉”(29)菲利普·佩森:“布道詞”(Phillips Payson,“A Sermon”),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524頁。。毫無疑問,他們最終意在說明,唯有美國這種“完全以公約為基礎”的政府,才最有利于保護“人民的自由和財產”(30)約翰·利蘭:“信仰的權利不可剝奪”(John Leland,“The Rights of Conscience Inalienable”),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083頁。。

不論在哲學的意義上,還是在現實的維度,美國建國者都普遍相信,“自由”和“奴役”乃是截然對立、不可調和的;兩者之間存著在一條鮮明而絕對的界線,個人也好,社會也罷,要么是自由的,要么就受奴役,沒有什么中間狀態可言。換言之,只要“沒有社會和宗教的自由,人就的確只是可憐的、受奴役的、不幸的、悲慘的生物”(31)伊斯雷爾·伊凡斯:“年度選舉布道詞”(Israel Evans,“A Sermon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Election”),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061頁。?；凇白杂伞焙汀芭邸钡慕厝粚α?他們為“自由”的世界和“奴役”的世界描繪出兩幅反差鮮明、觸目驚心的畫面:“一方面自由有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向往,另一方面奴役或束縛就有多么可怕,多么需要避免。兩者正好被認為是社會的幸福和悲慘的兩個極端?！?32)利瓦伊·哈特:“自由論贊”(Levi Hart,“Liberty Described and Recommended”),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307頁。在“自由”的世界,“藝術和科學、貿易、商業和農業耕種全都興旺發達,荒野開滿玫瑰”;“在自由的吉祥的喜氣中,財富在增加,每根神經都為勤勞所繃緊,財產得到保障,到處都充滿快樂和笑意”(33)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上帝激發其人民的事業并為之欣悅”(Abraham Keteltas,“God Arising and Pleasing His People’s Cause”),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98,597、598、605頁。。相反,“奴役污損造物主最初賦予人的形象,它消滅知識,招致不幸”(34)伊斯雷爾·伊凡斯:“年度選舉布道詞”(Israel Evans,“A Sermon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Election”),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071頁。。在奴役所支配的地方,“人們只能悲嘆人類的命運,他們受無能的專制獨裁者的統治,這些人沉湎于奢華柔弱的享樂而縱情狂歡”(35)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Ezra Stiles,“The United States Elevated to Glory and Honor”),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John Wingate Thornton,ed.,The Pulpi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Or,the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Period of 1776),波士頓:古爾德和林肯公司1860年版,第415～416頁。。

就觀念的脈絡而言,美國建國者的這種“自由”和“奴役”兩分而對立的世界觀,同英國的傳統也有頗深的淵源?！白杂伞焙汀芭邸遍L期都是英國政治語言的核心詞匯,“自由”和“奴役”的對立也是英國思想史上的一個經典話題。在與歐陸諸國的長期較量中,英國輿論往往把對手妖魔化,稱之為“奴役、暴政和魔鬼的工具”,而把英國說成基督教和自由的“捍衛者”(36)D.H.羅賓遜:《歐洲的理念與美國革命的起源》(D.H.Robinson,The Idea of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8頁。。特別是在光榮革命以后,“英法二元對立”的觀點愈益流行,英國被視作新教的、自由的和繁榮的國家,法國則被說成天主教的、專制的和落后的國家。及至法國革命時期,這種“英法二元對立”的話語更其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37)琳達·科利著,周玉鵬、劉耀輝譯:《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4～84、374～375頁。。18世紀英國的激進主義者,也常以“自由”和“奴役”二元對立的思維來表達政治改革的訴求。就在美國宣告獨立的同一年,英國不奉國教的牧師理查德·普賴斯,就自由和奴役的問題進行細致的討論,挑起了一場激烈的論戰(38)理查德·普賴斯:《論社會自由的性質、政府的原則和對美戰爭的正義性及政策》(Richard Price,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and the Justice and Policy of the War with America),倫敦1776年版,第3～13頁。。長期浸染于英國傳統的北美歐裔居民,自然能夠駕輕就熟地接過這一套思維與話語,以看待和表述他們面前的世界。只不過,他們把自由的基地搬到了大西洋的另一邊,而把作為取法對象的前母國也劃入了“奴役的世界”。

美國建國時期無疑是一個基督教信仰所主導的時代,當時這種“自由”和“奴役”兩分的“世界觀”,也與基督教和異教兩分的“世界觀”有著明顯的重疊之處。不論是否言明,美國建國者所說的“自由”,總是以基督教信仰為底蘊的。牧師們布道時,自然要用宗教的語言來闡述“自由”,宣稱“在上帝之下,自由乃是所有世間福佑的偉大源泉,而且絕對無比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純正基督教的傳播”;而奴役則是反基督教的,“暴政和壓迫乃是魔鬼的事業,是上帝之魂所痛恨的事業”(39)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上帝激發其人民的事業并為之欣悅”(Abraham Keteltas,“God Arising and Pleasing His People’s Cause”),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98,597、598、605頁。。而且,基督教指引人們捍衛自由,遠離奴役,因為“真正的宗教”與政治自由乃是兩面一體、唇齒相依的;沒有“真正的宗教”,人們難以擺脫“政治奴役的悲慘韁繩”,而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專制主義就很難站住腳?？傊?基督教包含“完美的自由之法”,能“讓壓迫者得自由”,并“砸碎一切枷鎖”(40)塞繆爾·米勒:“美國獨立日布道詞”(Samuel Miller,“A Sermon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America”),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160、1156頁。。

美國建國者透過“自由”與“奴役”二元對立這面棱鏡,十分欣喜而又滿懷悲憫地發現,“目前在地球上沒有人像美利堅的人民這樣自由。所有其他國家的人民或多或少處在奴役狀態。他們的憲政一部分來自運氣,一部分來自刀劍;而美利堅的憲政則是他們選擇的產物——是他們懷中的寵兒”(41)詹姆斯·林肯(James Lincoln)1788年1月18日在南卡羅來納眾議院的發言,喬納森·埃利奧特編:《各州批準聯邦憲法大會辯論集》(Jonathan Elliot,ed.,The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s Recommended by the General Convention at Philadelphia in 1787)第4卷,費城:J.B.利平科特公司1861年版,第313頁。。換言之,在美國建國者眼里,美國以外的整個世界都充斥著不自由和不平等。各個國家,各國人民,要么是曾經享有自由而最終落入奴役狀態,比如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各個共和國,以及同時代的荷蘭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國;要么是從來不知自由為何物而始終深陷于專制和暴政之中,比如古代的巴比倫和波斯,以及同時代的俄國及亞洲諸國。

美國人從前引以為傲的英國,此時也不再擁有“自由”的光環。隨著抵抗帝國的運動向著獨立的方向演化,反英派也從借助英國憲法以維護自由轉向反擊英國“暴政”以捍衛自由。他們出于為叛亂正名和進行革命動員的需要,采用“妖魔化”的手法,重塑英國的形象,重新定義殖民地與母國的關系。他們極力丑化以往被奉為“自由國度”的英國,著力渲染其政治的腐敗和邪惡,并把英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和舉措界定為“暴政”。他們的話語有一套清晰可辨的邏輯。英國原本有過為自由而奮斗的光輝歷程,也曾經是一個“可愛、幸福和光榮的國家”,可是現在卻墮落了,當初的正義之士現在變成了殺人狂魔,統治者與盜賊為伍,所有人都在追逐禮物和獎賞(42)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上帝激發其人民的事業并為之欣悅”,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96～597頁。。英國人首先喪失的正是政治自由,因為曾給英國人帶來過福祉的混合憲政最終陷入腐敗,國王實際上變成了“絕對君主”(43)扎布迪爾·亞當斯:《選舉日布道詞》(Zabdiel Adams,“An Election Sermon,Boston,1782”),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541頁。。即便國王的特權的確受到許多限制,而國王、貴族和平民組成的立法權卻不受任何限制,其立法難免帶有任意專斷和壓迫的性質。這表明英國人已然放棄一切自由,議會的權力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一個由絕對權力所統治的國家都不能說是自由的,不管是絕對的王權還是絕對的立法權都無關緊要,因為其后果對人民都是一樣的”(44)(佚名):“關于若干有趣問題的四封信札”[(Anonymous),“Four Letters on Interesting Subjects”],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384、385頁。。而且,這位“英國暴君”還要“用永久奴役的鎖鏈捆住生而自由的美利堅之子”(45)威廉·惠廷:“致馬薩諸塞伯克希爾縣居民”(William Whiting,“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Berkshire County,Mass.”),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464頁。。他看到“自由之燈在這里而且只在這里燃燒”,便發瘋似地調動一切手段來把它熄滅。于是,美國革命者不得不奮起抗爭,以阻止這一切的發生(46)塞繆爾·亞當斯:“致亞當斯夫人”(Samuel Adams,“To Mrs.Adams,Novr 29,1776”);“致詹姆斯·沃倫”(“To James Warren,December 4,1776”);哈里·庫欣編:《塞繆爾·亞當斯文集》(Harry Alonzo Cushing,ed.,Writings of Samuel Adams)第3卷,紐約:G.P.普特南之子公司1904—1908年版,第321、323頁。。就此而言,獨立戰爭的成敗,關乎“當前和將來數代美利堅人”究竟是“自由和幸?！?還是“奴役和悲慘”(47)約翰·杰伊:“紐約州代表大會致其選民”[John Jay,“Address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to Their Constituents (1776)”],亨利·約翰斯頓編:《約翰·杰伊通信和公共文件集》第1卷,第102頁。。

對于歐洲其他大國的政府和社會狀況,美國建國一代也深為不齒。當反英運動初起時,有小冊子作者為論證殖民地與母國享有平等的權利,便從古代希臘羅馬一直說到當時的歐洲,稱西班牙和法國在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與母國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由于母國居民處于絕對君主制統治下,早已喪失自由,其殖民地的居民也就不能抱怨自己在美洲沒有自由(48)斯蒂芬·霍普金斯:《殖民地權利考論》,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47～48頁。。法國的“絕對君主制”長期被視作專制統治的典型,有時甚至被置于與土耳其“暴政”相提并論的位置(49)理查德·布蘭德:《英屬殖民地權利探討》(Richard Bland,An Inquiry into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83頁。。美法結盟后,美國人在言語上對法國君主表示敬意,稱之為“最篤信基督的法蘭西國王陛下”(50)菲利普·佩森:“布道詞”,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534頁。,但他們內心對法國的反感和貶抑依然如故。有篇文章論及教育和知識對共和政體的意義,稱“學識擴展心靈,乃是共和政體的穩固基石;而愚昧正好反向而行,構成君主制的唯一基礎”;法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它是公認的“專制主義的處所”,大眾普遍愚昧無知,從未沐浴過“自由的溫暖的光芒”,帶著“奴性的麻木不仁”而忍受它的消失(51)“伍斯特思考者第6篇”(“The Worcester Speculator,No.Ⅵ”),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701頁。。美國建國者蔑視法國的體制,稱專制君主貌似強大,實則十分虛弱;路易十四的統治甚為專斷,又有8萬軍隊撐腰,可是法國的叛亂從未消失;法國最近的三位專制國王,其統治同樣疲軟乏力。在這種體制之下,社會不可能安寧而幸福(52)阿提庫斯:“為《獨立紀事報》而作”( Atticus,“For the Independent Chronicle”),科琳·希恩等編:《憲法之友:“其他”聯邦主義者作品集》(Colleen A.Sheehan,and Gary L.McDowell,eds.,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Writings of the “Other” Federalists 1787—1788),印第安納波利斯:自由基金1998年版,第331、332頁。。歐洲其他稱雄一時的大國,也無一不由于其專制體制而受到美國建國者的惡評。有人在談到波蘭被瓜分的史事時,語氣輕蔑地把俄羅斯、德意志和普魯士的君主稱作“三個極品專制暴君”(arch-despots)(53)“一個農場主的文章”,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5卷,第58、23～25頁。。

歐洲也曾有過若干實行共和制的國家,有些在美國建國時期依然存在;然則在美國建國者眼里,這些共和國的自由也早已名存實亡。在他們看來,荷蘭一度擁有強大的海軍,此時卻只剩下幾艘戰船,政府也墮落成了貴族制,其“悲慘和專制”正與英國無異;威尼斯的共和制也早已潰敗,“目前正處于最壞的專制統治之下”(54)本殖民地一土生土長者(卡特·布拉克斯頓):“致弗吉尼亞省區大會”(A Native of This Colony[Carter Braxton],“An Address to the Convention of the Colony and Ancient Dominion of Virginia…”),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335頁。。而且,“有些共和國是不自由的”,因為公民沒有持槍權,連貴族也不敢隨便與人交談,也無公正的法治可言(55)“一個農場主所發現的自由人的諸多謬誤”(“The Fallacies of the Freeman Detected by A Farmer”),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3卷,第185頁。。如果一定要說歐洲還有某些人享有自由,那也只能把目光投向阿爾卑斯山下的瑞士。瑞士人在擺脫奧地利的壓迫之后,“把他們的自由建立在強大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或者說是“這一水陸星球的四分之三地區唯一自由的人民”(56)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上帝激發其人民的事業并為之欣悅”,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94～595頁。。

總體而言,歐洲終歸是一個“不自由世界”。這里的多數國家實行反人性的政府體制,盛行壓迫和奴役人民的暴政;“歐洲的政府幾乎都是用武力和戰爭方式來建立和管理的,這也是其榮譽的主要構成部分;他們把政府的目的用錯了——它原本是用來拯救而不是毀滅人的生命的”(57)“布魯圖的文章”(“Essays of Brutus”),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401頁。。退而言之,“歐洲的自由,如果曾經存在過,也都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其軍事力量設置的代價”(58)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257頁。。瑞典、丹麥、荷蘭等國的人民原本享有自由,可是后來卻在常備軍的壓迫下失去了自由;法國、西班牙等國人民則久已不知自由為何物。這表明,歐洲大部分地區人民都已陷入沒有自由的受奴役狀態(59)“一個農場主的文章”,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5卷,第58、23～25頁。。即便英國這個曾經閃亮的自由的明燈,也已經變得暗淡無光。用托馬斯·杰斐遜的話說,英國“榮耀的太陽”正急速降下地平線,其“哲學”已渡過海峽去往歐陸,而其“自由”則越過大洋而來到了美國(60)托馬斯·杰斐遜:《弗吉尼亞札記》(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紐約:諾頓公司1972年版,第64～65頁。。

在美國建國者看來,亞洲和非洲不僅離“自由世界”更遠,而且通常是專制和暴政的象征,尤其是橫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當時美國人一般稱作土耳其),往往被當作暴虐統治和悲慘奴役的終極代名詞。有位牧師在布道詞中談到,“最大的暴君乃是最大和最悲慘的奴隸”,因為他們一方面侵害臣民的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又害怕受壓迫的臣民起來造反并消滅他們,這方面的例子在羅馬和土耳其帝國的歷史上可謂比比皆是(61)塞繆爾·舍伍德:“圣經給世俗統治者的教導”(Samuel Sherwood,“Scriptural Instructions to Civil Rulers”),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392頁。。英國在北美的統治有時也被比擬為亞洲和非洲的專制政體。有人譴責英國的“殘暴無恥”,它不僅把“可怕的內戰”強加給殖民地,而且還添加了“一點連土耳其人和穆罕默德異教徒都不知曉的野蠻”(62)塞繆爾·韋斯特:“論反抗統治者的權利”(Samuel West,“On the Right and Rebel Against Govemors”),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438頁。。他們還以同樣的話語鼓動加拿大人加入“反叛”的陣營,稱英國政府在取得加拿大以后所實行的統治體制,違背了“自由的國家”的原則,無異于“亞洲或非洲的專制者”;加拿大人只有同13個殖民地結盟,他們及其后代才可望享有自由(63)大陸會議:“對魁北克居民的呼吁”(Continental Congress,“Appeal to the Inhabitants of Quebec”),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236～237頁。。美國建國者在討論如何防范暴政、維護自由時,也經常以土耳其等地人民的悲慘狀況作為警示。有人抨擊馬薩諸塞革命開始后崛起的政治“新人”,稱他們主導的政府乃是“最為暴虐和專制的政府”,如果人民還不覺醒,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就會陷入“最卑賤的奴役狀態”,就如同“當前土耳其那些最為不幸的人”一樣(64)威廉·惠廷:“致馬薩諸塞伯克希爾縣居民”,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465頁。。美國建國者普遍把奧斯曼帝國政府視為一種變態的體制,認為這一帝國是基于“殘酷和支配”而建立的,“其宗教教導他們毫無憐憫心地進行屠殺”(65)“費城人的文章”(“Essays of Philadelphiensis”),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3卷,第119頁。。奧斯曼帝國還被作為奴役導致愚昧的典型例證:“在土耳其,印刷遭到禁止,探索是危險的,自由說話要掉腦袋,因為這些都與其政府的性質不相容。于是,土耳其人全都愚蠢而無知,全都是奴隸”(66)“哨兵信札”(“Letters of Centinel”),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159、161頁。。

盡管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籠罩在“奴役”的陰云之下,但有一點卻讓美國建國者頗感欣慰和自得,因為“自由”的光芒仍在一個地方閃耀,這就是新生的美國。馬薩諸塞的一份地方文件提到,“黑暗彌漫于地球,暴政在世界各地獲勝。自由的白晝之光,唯獨在地球的這一端開始泛出晨曦”(67)“伯克希爾縣代表的聲明”(“Statement of Berkshire County Representatives,November 17,1778”),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459頁。。這就是說,美國不獨是“自由世界”的中心,而且就是“自由世界”本身。本杰明·拉什在呼吁北美殖民地廢除奴隸制時則說:“記住,整個歐洲的眼光落在你身上,要你在這個國家為自由保留一個避難所,因為它的最后支柱在全球各地均已倒塌?！?68)一個賓夕法尼亞人(本杰明·拉什):“就蓄奴問題致英屬定居地居民”[A Pennsylvanian (Benjamin Rush),“An 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America Upon Slave-Keeping”],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229頁。有個“反聯邦主義者”也寫道:“自由逃到了世界這個遙遠的角落?！渌麌椰F在都已屈服于奴役,他們曾經一度和我們一樣也是自由的;因此,為了你們自己的緣故,為了你們后代的緣故,也為了所有國家受壓迫的人們,請珍惜自由這一僅存的避難所吧?！?69)“哨兵信札”(“Letters of Centinel”),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159、161頁。他們反復提到的“自由的避難所”(asylum of liberty,或asylum for liberty),在革命時期是一種廣泛流行于美國和歐洲的說法,其含義是,美國作為全世界僅存的“自由”的容身之所,也就是全球各地受壓迫、受奴役的人們尋求自由的地方。的確,美國建國者并未因自己享有自由而歧視、排斥其他仍在遭受奴役的人民,而是高調地歡迎他們前來美國,與美國人一起享有“自由的福佑”,或者像美國人一樣反抗奴役,爭取自由。大陸會議曾向“世界”明確表態:“我們已經建成的自由殿堂的大門,將大大地打開,作為一個人類的避難所。美國將敞開心懷,舒心樂意、興高采烈地接受每個國家、每個地帶受壓迫的不幸而貧窮的人們?！?70)大陸會議:《論美國革命》(U.S.Continental Congress,Observation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費城1779年版,第122頁。

作為全球最為“自由”的人民,美國人所享有的最大自由乃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則構成其他權利與幸福的前提。美國建國者反復宣稱,美國是最受“神意”眷顧的地方,被賦予其他各國從未有過的“獲得政治幸福的大好機會”(71)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將軍閣下致各州的公開信》(George Washington,A Circular Letter from his Excellency General Washington to the Several States),安納波利斯1783年版,第4頁。;美國人成為普天之下第一支自己有機會審議和選擇政府形式的人民,而所有其他國家的政府都起源于“暴力或偶然的情勢”。只有在人民以立憲方式建立的政府體制下,人民才不僅是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的主人,而且是一切權力和權威的歸屬,其宗教信仰自由和私人判斷的權利也得到保障(72)“杰伊給阿爾斯特縣大陪審團的訓令”,亨利·約翰斯頓編:《約翰·杰伊通信和公共文件集》第1卷,第161、162頁。。在一個“奴隸”充斥的世界,美國人何以仍能做“自由的人”,端賴他們原本具備“自由的精神”。美國人從來不是“受縛的女性”之子,而是真正的自由人的后代,因而“美利堅自由的發揮和效果應會更加富于活力,也更加完全”(73)菲利普·佩森:“布道詞”,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526頁。。而且,美國人還是地球上政治知識最為豐富的人民,對于那些“對人類幸福無比重要的普遍原理”,世界其他地方的著名哲學家甚或毫不知曉,而“我們那些最低賤的公民”卻頗為熟悉,因之美國人即便真的陷入奴役,也不能輕易被弄到愚昧無知的地步(74)“威廉·佩恩的文章”(“Essays by William Penn”),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3卷,第170頁。?？偠灾?美國與自由同體共生,其尊嚴和獨立都取決于自由;一旦自由為專制所取代,美國的名字也將不復存在(75)“費城人的文章”(“Essays of Philadelphiensis”),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3卷,第119頁。。

然而,美國既為人類“自由的避難所”,卻又廣泛實行奴役黑人的奴隸制,這一明顯的悖論又當做何解釋呢?當時絕大多數人可能并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價值和體制與奴隸制不能兩立,不過仍有少數敏感的人看到,人們一方面大談如何熱愛自由,如何努力維護自由,可是同時又在奴役由同樣的血肉構成的同胞兄弟,不去傾聽他們發出的苦難的聲音,這是很不協調的(76)“一位紳士致其本縣朋友的信摘錄”(“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a Gentleman in the Country to His Friend”),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183～184頁。。他們覺得,“奴役沒有喪失其自由的人,乃是對自然第一律法的最可怕的違背”(77)利瓦伊·哈特:“自由論贊”,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312頁。;美國人在為自己的自由而戰斗,可是同時卻又奴役他人,這不僅自相矛盾,并且是“不公正”和“不敬神”的事情(78)約翰·杰伊:“致理查德·普賴斯”(“Jay to Dr.Richard Price,27th September,1785”),亨利·約翰斯頓編:《約翰·杰伊通信和公共文件集》第3卷,第168頁。。還有人用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感到“奴隸制與共和主義的精髓是不相容的,它具有摧毀支撐共和主義的那些原則的傾向,因為它弱化人類平等權利的意識,讓我們習慣于暴政和壓迫”(79)“盧瑟·馬丁先生就費城會議的真實情況向馬里蘭州立法機構所做的陳述”(“The Genuine Information Delivered to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Maryland Relative to the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Convention Lately Held at Philadelphia;by Luther Martin,Esquire”),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62頁。。顯然,他們看出人身奴役和政治奴役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任何形式的奴隸制都難以與自由共存,并最終危害自由?？傊?美國人只有“擁護人性和普遍自由的事業”,才能真正維護自己的自由,因為“自由這株植物具有十分嬌嫩脆弱的性質,無法長久與奴役為鄰而生長茂盛”(80)一個賓夕法尼亞人(本杰明·拉什):“就蓄奴問題致英屬定居地居民”,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229頁。。

把美國稱作“自由世界”的中心或“自由的避難所”,也并非純然出于美國人的自夸。本杰明·富蘭克林以自己常駐巴黎的觀察和感受,發現歐洲那些處于專斷權力統治下而盼望自由的人,對在歐洲恢復自由已深感絕望;他們都在盤算,一旦美國獲得和平,其獨立得以鞏固,便攜帶財產舉家遷移到大西洋的對岸。由此可見,歐洲人普遍把美國的事業看成“全人類的事業”,而美國人捍衛自己的自由,也就是在為全人類的自由而戰(81)本杰明·富蘭克林:“致塞繆爾·庫珀”(Benjamin Franklin,“To Samuel Cooper,1 May,1777”),約翰·比奇洛編:《本杰明·富蘭克林全集》(John Bigelow,ed.,The Complet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6卷,紐約:G.P.普特南之子公司1888年版,第96～97頁。?？锥嗳囊欢卧拕t可作為富蘭克林這一說法的注腳?？锥嗳麑懙?“美國的法律表明了對人類自然權利的尊重,任何人,不論他的宗教、見解或原則是什么,都肯定能在美國找到避難之所?！?82)迪朗·埃舍維里亞:“孔多塞的《美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Durand Echeverria,“Condorcet’s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Europe”),《威廉-瑪麗季刊》(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3系列第25卷第1期(1968年1月),第93頁?？死赘タ嗽谟怨P名出版的《美洲農場主來信》,也提供了這方面的佐證。這本書的前面印有一段致雷納爾的獻詞,贊賞他把“北美諸省區”稱作“自由的避難所”,看成“未來之國的搖籃”和“受苦受難的歐洲人的庇護所”?？死赘タ圃跁袖秩颈泵郎鐣钠降?稱贊這里政府溫和,法律公平,人民勤勞,物產豐饒,生活舒適,并不避夸張地宣稱:“我們是世界上現存的最為完美的社會。這里人就像他本來應該的那樣自由,而且這種可喜的平等也不像其他許多事物一樣是轉瞬即逝的?！?83)J.?？送小なゼs翰:《美洲農場主來信》(J.Hector St.John,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都柏林1782版,“獻詞”,第38～39頁。按:本書最初以筆名面世,作者的真名為米歇爾-紀堯姆·讓·德·克雷弗克(Michel-Guillaume Jean de Crevecoeur,1735—1813)。還有一個年輕的法國貴族在美國北部游歷時,對親眼所見的人人平等和自尊的景象驚嘆不已,他認為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在于這里有“自由”(84)迪朗·埃舍維里亞(翻譯和整理):“美利堅特性:一個法國人從費城對新共和國所做的觀察(1777)”(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urand Echeverria,“The American Character:A Frenchman Views the New Republic from Philadelphia,1777”),《威廉-瑪麗季刊》第3系列第16卷第3期(1959年7月),第376～413頁。。顯然,據這些對美國有親眼觀察的人的看法,“自由”不僅是美國隨處可見的實際,而且也是這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根源。

三 共和國與非共和的世界

美國建國一代所處的外部環境,其實是一個極為不利乃至十分兇險的世界。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這是一個為“奴役”所主導的世界,一個君主制和貴族制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而美國作為僅存的“自由的避難所”,作為唯一一個“現代真正的共和制國家”,在這樣一個世界如何自處,如何與不“自由”、非共和的世界交往,自然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嚴峻問題。毫不意外的是,美國建國者對此早有自己的思考,并大體上形成了共識性的方案。一般來說,美國建國時期有兩份重要的歷史文件,一份是1776年9月大陸會議通過的《條約計劃》,另一份是1796年9月華盛頓發表的《告別辭》,都集中表達了當時政治領導人關于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見解和主張。

在宣布獨立的同時,美國建國者就在考慮如何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問題。大陸會議最初的關切可能帶有更為實際而緊迫的考量,即美國應以何種方式從國外獲得援助。約翰·亞當斯等人受命起草《條約計劃》,草擬同法國談判締約的原則性框架。作為大陸會議代表,亞當斯早已想到,在對法關系中應當遵循以下三條原則:第一,不建立政治聯系,即不聽命于法國的權威;第二,不建立軍事聯系,包括不接受法國派兵;第三,僅僅建立貿易關系,即訂立通商條約(85)“約翰·亞當斯關于對法關系的札記(1776年3月4日)”(“John Adams’ Notes on Relations with France,March 4,1776”),保羅·史密斯編:《國會代表通信集》(Paul H.Smith,ed.,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第3卷,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國會圖書館1978年版,第326頁。。由他執筆起草的《條約計劃》,自然體現了這些基本理念:美國應與法國締結友好通商條約,而不建立政治-軍事同盟,以此獲取法國對獨立戰爭的支持和援助(86)“條約計劃”(“Plan of Treaties”),沃辛頓·福特編:《大陸會議記錄》第5卷,第768～778頁;另參見羅伯特·泰勒編:《約翰·亞當斯文件集》(Robert J.Taylor,ed.,Papers of John Adams)第4卷,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貝爾納普分社 1979年版,第260～302頁;王曉德:《1776年“條約計劃”及其對美國早期外交的影響》,《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39～156頁。。不過,在隨后與法國的締約談判中,《條約計劃》并沒有得到遵循,美國除了與法國簽訂“友好通商條約”,還締結了軍事同盟條約。美國建國者大多對此耿耿于懷,視作不可仿效的特例。與此同時,他們十分看重《條約計劃》所揭橥的兩個基本外交原則,即戰爭時期以中立國身份通過商業貿易與外國平等而公正地交往,歐洲強國不得謀求在美洲大陸建立新的殖民體系。在此后較長一個時期,這兩條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對外(主要是歐洲)政策的指南。

喬治·華盛頓在決定徹底退出政壇之際,特意發表一篇《告別辭》,以建國元勛和首任總統的身份,就美國未來的發展做了一番叮囑。在交待維護憲法、捍衛聯盟、加強團結、尊重政府、克服地方偏見以求取安全和自由的國內方略之后,他專門闡述了在對外事務方面須注意的要點。他提出的總體原則是,美國要“對所有國家保持信用和公正”,與所有國家發展“和平而和諧”的關系。具體來說,美國應對所有國家都保持“公正而和睦的感情”,以避免陷入糾紛,卷入戰爭,損害自己國家的和平與自由,并讓“外國勢力的影響”有機可趁;美國與外國交往的“偉大的行為規則”,乃是大力發展“商業關系”而盡可能少地建立“政治聯系”,尤其不可牽扯進歐洲國家之間的沖突和糾紛。對于美國來說,既要有能力粉碎來自外部的“物質傷害”,又要采取中立的態度以獲得他國的尊重。他強調,“和諧、公允地與各國交往,乃是合乎策略、人性和利益之舉”;即便在商業政策上,也應“平等和不偏不倚”(87)喬治·華盛頓:“告別辭”(George Washington,“Farewell Address”),沃辛頓·福特編:《喬治·華盛頓文集》(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ed.,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第13卷,紐約:G.P.普特南之子公司1892年版,第311～319頁。。

這兩個文件的問世前后相距整整20年,但在對外政策的原則上卻有一脈相通之處,即都主張以和平、中立和通商來同外部世界交往。一方面,這兩個文件都具有官方性質,表達了美國政府處理對外事務的政策理念,帶有當今所謂“國家戰略”的意味,其重要性和歷史意義自是不可低估的。另一方面,這兩個文件所包含的原則和主張,同樣體現了美國建國一代的基本共識。在這兩個文件產生之間的20年里,許多人在不同的場合闡述了與這兩個文件的觀點相近或相同的看法,其言辭固然零星分散,且各有側重,但在核心理念上則有一以貫之的地方,這就是要公平、友好地與各國交往,謀求和平,避免戰爭,在防范國外勢力的影響和滲透的同時,通過商業貿易往來求取美國與各國的相互理解及和平共處。美國建國一代普遍反對把地球當作各國勾心斗角、交戰廝殺、征服劫掠的叢林,而希望和倡導各國人民和平相處,友好往來,通商互惠。以往論者大多把從《條約計劃》到《告別詞》所包含的美國早期外交理念,概括為“孤立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偏頗而狹隘的理解。美國建國者的外交理念與其說是務實的“孤立主義”,不如說是烏托邦式的“世界主義”,即以中立謀求和平,以貿易達成互利,從而實現各國共同的自由、安寧與繁榮。

美國建國者在探究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時,通常有一個前提性的預設,即美國實行“自由的共和制”,而身處一個由君主制乃至專制政體所主導的世界,完全是一個“另類的”國家,其外部環境就必然是至為兇險莫測的。漢密爾頓指出,雖然美國在地理位置和地緣政治方面擁有優勢,但其安全并非高枕無憂;而且,美國作為美洲一個穩固而興旺的聯盟式國家,也必然成為歐洲多國猜忌和戒備的對象;外國勢力的各種顛覆行動難免接踵而至,而且受到許多國家的鼓勵和贊助(88)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60～161、366,46,42頁。。約翰·杰伊也談到,美國與英法等歐洲國家在捕魚、航運、貿易等許多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實際的利益沖突。這就意味著,不論美國如何熱愛和平,也不可能遠離戰爭的危險。更何況,君主制總是意味著戰爭,尤其是絕對君主,即便在國家毫無所得的情況下,也會以純粹的私人動機和利益而發動非正義的戰爭(89)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60～161、366,46,42頁。。此外,美國還須面對另一種特殊的戰爭風險:各州若不團結,又沒有全國性政府的管制與協調,就必然發生內戰,導致外國勢力趁虛而入,最終顛覆美國的安全與和平。歐洲的“美國之友”對此也深感擔憂,因為各州一旦陷入內戰,美國非但不能成為“世界的希望和避難所”,反而會是“世界的恐怖”(90)理查德·普賴斯:《論美國革命的重要意義》(Richard Price,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倫敦1784年版,第14頁。。盡管如此,美國建國者最大、最迫切的愿望,仍然是力求與各國友好相處,爭取和維護一個和平的世界,因為這不僅最符合美國的眼前利益,而且還關系到共和實驗能否獲得成功。

戰爭固然無法避免,但美國萬不可卷入與自己無關的戰爭,決不能涉足不正義的戰爭,更應小心避免給他國提供對美國發動戰爭的“正當原因”。按照杰伊的說法,戰爭的“正當原因”不外兩條,一是對條約的違背,二是受到“直接暴力”的攻擊(91)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60～161、366,46,42頁。。這樣簡短的一句話,十分清楚地揭示了美國建國者對戰爭的態度,反映了美國早期對于“正義戰爭”的理解。只有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訴諸戰爭,才是為“福音”所允許的“防衛戰爭”,否則就是非正義的屠殺(92)西米恩·霍華德:“為波士頓榮譽老炮兵所做的布道詞”(Simeon Howard,“A Sermon Preached to the Ancient and Honorable Artillery in Boston”),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193～195頁。。在獨立戰爭結束后,美國相繼同若干個國家簽訂條約,并與不少國家保持貿易關系。建國者意識到,美國對這些國家必須遵守“萬國法”(laws of nations),這對維護美國的和平至關重要,因為這些國家都具有“騷擾和傷害”美國的實力,一旦美國違反國際條約,也就會給它們制造發動戰爭的“正當原因”。與此同時,美國也必須具備防止或打退外國侵略的能力;如果國家虛弱,缺乏防御和反擊的能力,那么人民的財產和自由就會變成任由外國侵略者蹂躪、劫掠的獵物(93)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42～45、165～166頁。。

美國建國者不僅希望為美國贏得和平,而且也盼望整個世界都能享有和平,這樣美國的和平才有根本的保障。他們宣稱,和平是人享有一切快樂而美好的事物的前提,應當著力予以維護;“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絕無必要,只能用以實施非正義的計劃”;美國若要在國外贏得和平,必須尊重外國,公正對待它們,不能與任何國家結成進攻性的同盟,也決不能以征服戰爭來獲取利益,因為征服戰爭非但不正義,而且極不明智,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多方面的危害,破壞平等,甚至造成奴役(94)(佚名):“從自然法推導出的法律與政府基本原理”[(Anonymous)“Rudiments of Law and Government Deduced from the Law of Nature”],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598～599頁。。這顯然是從共和主義原則出發來重新定義國與國的關系,要擺脫歐洲國家之間長期盛行的“叢林法則”,掃除猜忌、算計、角力、廝殺和瓜分帶給世界的陰霾。那些飽受傳統的國與國關系模式之苦的歐洲人,也看到了美國可能帶來的新的希望。用法國人奧諾雷·米拉波的話說:“感謝上天,這個時代終于到來,愛國主義不再是對人類的仇恨,一個自由國家的繁榮不再建立在帝國的貪欲之上——比如羅馬;也不再建立在對戰爭的熱愛之上——比如斯巴達?！?95)奧諾雷·米拉波:《關于〈論美國革命的重要意義〉的思考》(Honore～Gabriel de Riquetti,Comte de Mirabeau,Reflections on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費城1786年版,第3～9頁。另一位法國人孔多塞也樂觀地看到,在美國,廣大人民抱有愛好和平的想法,對于“任何為擴充勢力或征服而發動侵略戰爭的念頭,人道而和平的人民必以冷靜的判斷來加以譴責”(96)迪朗·埃舍維里亞:“孔多塞的《美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第98～100頁。。

而且,美國建國者所期盼的和平,并不僅只是一種暫時狀態,而是某種“永久和平”。1782年,就在結束獨立戰爭的《巴黎條約》即將訂立之際,有一位佚名作者以“美國人”的名義,譴責喬治三世和英國給美國送來“火與劍”,稱美國熱愛和平,希望早日結束戰爭。這位作者寫道:“和平是人類的愿望,是明智而善良的人們一直追求的目標;它始終是美國強烈的心愿,她所有的想法都集中于它;……她不僅意在獨立、自主(sovereign)和自由,而且要盡其所能把她自己所享有的最高福佑傳遞給整個人類。由于她有意把自己訂立的條約永遠維持下去,以此確立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他還表示,美國 “有意保持各國的平衡,成為受壓迫者的朋友,不做任何國家的敵人,除非是和平的敵人?！?97)(佚名):“魔鬼與喬治三世的對話”[(Anonymous)“A Dialogue Between the Devil,and George Ⅲ”],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707～708頁。十余年后,另一位美國人也發出了類似的呼吁:“讓我們虔誠地祈求上帝,讓‘戰爭止息于地球’的時代早日到來,只向人們吹送善意的基督耶穌的和平王國,將普遍興起于各地?！?98)彼得·撒切爾:“為炮兵連所做的布道詞”(Peter Thacher,“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Artillery Company”),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144～1145頁。1795年,康德寫成《永久和平論》,系統而凝練地闡述了止息戰爭、實現和鞏固和平的哲學理念,盼望各國均采用共和制,建立自由國家的聯盟,實現普遍的友好(99)康德:《永久和平論——一部哲學的規劃》,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6～130頁。。從上文所述來看,在康德的文章問世以前若干年,“永久和平”的基本理念和內在邏輯,就已依稀浮現于美國建國者的思想和愿望之中。

以往論者大多認為,美國建國者在對外關系中謀求中立與和平,主要是由于國力微弱,不足以同當時的歐洲強國正面抗衡。事實上,對美國建國者來說,與歐洲強國正面抗衡從來不是他們對外交往的首要選項。他們對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總結和消化,發現古代“各共和國”(包括共和時期的羅馬)都因不斷的戰爭而受到損害,以致最終造成共和政體的覆亡;歷史上的和現存的各個帝國,也因戰爭和征服而給本國及他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因此,美國作為一個開創歷史新紀元的共和國,必須超越歷史上所有國家的行為模式,擯棄以戰爭和征服來謀取國家偉大的傳統,而通過和平外交來保障國家的安全,維護共和國的特性,保證共和實驗取得成功。他們深切地意識到:“自由的維護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和平狀態。戰爭會帶來常備軍,增加依附于政府的人,積累公共債務,而大量的國債必然導向專制?！?100)約瑟夫·萊思羅普:《自由政府的幸福及維護之道》(Joseph Lathrop,The Happiness of Free Government,and the Means of Preserving It),斯普林菲爾德1794版,第17頁。這就是說,對于一個共和制國家來說,和平外交并不是權宜之策,而是基于其國家特性而做出的理性選擇。建國一代大多懂得,美國的最大利益在于鞏固共和政體,開發國內資源,溝通外部市場,以有利于美國人謀取幸福和繁榮;而要追求和實現這樣的目標,美國既不能孤立自處,與非共和的世界完全隔離,也不可自恃價值優越和體制先進,對非共和世界擺出仇視和攻擊的姿態,一意向外傳播和推廣自己的價值與制度,這樣也難免招致普遍的恐懼和敵意,從而使自己受害于永無寧日的國際環境。這就是大陸會議何以要鄭重地向外界作出如下表態:“通過熟悉不同國家的宗教、習俗、法律、智慧、美德乃至愚行和偏見,我們將受到教導而懂得珍視普遍仁善的原則。我們將學會把所有人看成我們的兄弟,同樣是宇宙之父的孩子?！?101)大陸會議:《論美國革命》,第122頁。

美國建國者同樣也意識到,對于美國這個“孤獨的”共和國來說,來自外部世界的危險并不僅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外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更大威脅在于外國勢力的滲透和收買,以及君主制、貴族制對共和制的污染和敗壞。在很大程度上,后者乃是他們國家安全意識中的敏感點,是他們殫精竭慮地予以處理的難題。對于外國勢力向美國政府的滲透和干預,美國建國者自是十分警惕,構想出多種措施予以防范。漢密爾頓談到,共和政體在對外事務方面有一根軟肋,就是其領導人容易受到外國的收買,出賣自己的國家以撈取私利。漢密爾頓還說,共和政體有一個致命的死敵,即外國政權試圖在美國的政府商議中發揮不正當的影響,而取得這一效果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扶植一個傀儡擔任聯盟的行政首腦;美國憲法所設計的總統選舉方式,則有助于防范這方面的危險(102)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48～149、412～413頁。。另外,來自“舊世界”的體制、習慣和風氣的不利影響,也給美國的共和實驗帶來深層的危害。杰斐遜談到,1776年12月,當弗吉尼亞的形勢進入“至暗時刻”之際,州議會就有人提議采用古羅馬的獨裁官體制;而到了1780年,弗吉尼亞的形勢再度危急,此議再起,甚至只差幾票就得以通過。對杰斐遜這樣堅定的共和主義者來說,聽到這些“多數人”想要建立一個人的獨裁統治,不免深感絕望。他認為,只要有放棄共和原則和共和政體的念頭,就是對人民、對整個人類的背叛;無論形勢多么危急,所需要做的工作也僅只是修改憲法,完善共和政體(103)托馬斯·杰斐遜:《弗吉尼亞札記》,第126～129、84～85頁。。這個事例表明,一旦共和實驗陷入危機,就有人習慣性地向“舊世界”尋求“靈丹妙藥”,足見來自歐洲的傳統和習慣對共和制具有極大的腐蝕性。另據諾亞·韋伯斯特的說法,共和政體若要鞏固,就離不開每個公民的美德和行為習慣所提供的足夠的支持;但是,共和政體所需要的美德和行為習慣不僅相當脆弱,而且容易受到非共和主義文化的敗壞,因而美國必須小心防范歐洲的不利影響(104)V.P.拜納克:“諾亞·韋伯斯特的語言學思想與一種美利堅全國性文化的理念”(V.P.Bynack,“Noah Webster’s Linguistic Thought and the Idea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Culture”),《觀念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45卷第1期(1984年1—3月),第103、104頁。。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源自不斷涌入的外國移民。在理論上,美國建國者表示要對各國“受壓迫的不幸的人們”敞開國門;而在實際上,他們對來自不同文化、尤其是非共和制社會的移民卻深為戒備,擔心其宗教、習俗和政體偏好不利于共和實驗。在費城制憲會議上,當論及參議員的任職資格時,有好幾位與會者要求延長在美國的居住年限(最長可達14年),理由是讓“陌生人”進入國會是有危險的,那些來自國外的移民在美國居住時間不長,不僅會對外國保持熱愛和忠誠,而且還抱有不同于美國人的政府觀念。關于眾議員的公民年限要求,同樣的考慮再度被提及,有人還談到了歐洲向美國派出間諜的可能性(105)馬克斯·法蘭德編:《1787年聯邦大會記錄》(Max Farrand,ed.,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第2卷,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236、268～269頁。。美國憲法的定稿規定,參議員的公民年限資格為9年,眾議員為7年,這顯然包含防范外國不利影響的考慮。在這個問題上,杰斐遜也許說得更為透徹:“每一種類的政府都有其具體的原則。我們的可能比宇宙間任何政府的原則都要獨特。它由英國憲法中最為自由的原則所構成,還有一部分則來自自然權利和自然理性。對此最大的對立面莫過于絕對君主制的信條?！庇捎谕鈬泼褡孕∈艿侥竾瓌t的熏陶,其原則和語言還會傳給后代,讓他們一起參與立法,難免把他們的精神注入其中,扭曲立法的方向,把法律變成“一種混雜不純、矛盾沖突、怪異錯亂的大雜燴”(106)托馬斯·杰斐遜:《弗吉尼亞札記》,第126～129、84～85頁。。華盛頓在總統任內,針對移民問題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他認為,除技工和特定行業或專業的人員之外,對其他移民不宜大加鼓勵,因為這些移民會保留其語言、習慣和原則(107)喬治·華盛頓:“致約翰·亞當斯”(George Washington,“To John Adams,15 November,1794”),沃辛頓·福特編:《喬治·華盛頓文集》第12卷,第489～490頁;另參見艾伯特·卡斯特爾:“建國之父與國家大學的愿景”(Albert Castel,“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the Vision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第4卷第4期(1964年12月),第283～284頁。。

前文談到,美國建國者普遍反對在政治上與其他國家糾纏不清,決不贊成與歐洲國家結成政治或軍事聯盟,極力避免卷入歐洲的糾紛和戰爭。但這并不單純是由于國力弱小,害怕吃虧,也不是自恃優越的地理位置而覺得沒有與外國結盟的必要,而是主要是出于維護共和制的謹慎考量。他們最大的擔憂在于,共和國若與非共和制國家結盟,或者卷入其他國家之間的糾紛和戰爭,就容易帶來損害共和政體的嚴重后果。從1776年《條約計劃》可知,即便在獨立戰爭形勢至為嚴峻而急需外國援助的情況下,革命領導人也不愿與外國訂立政治-軍事同盟;對于不得已而訂立的美法同盟條約,他們始終如鯁在喉,最終還是頂住巨大的壓力予以廢止。他們對歐洲歷史了解甚多,對于歐洲各國的政治和外交方式也有觀察乃至親身體驗,深知君主制國家在與他國的交往中會采用何種“險惡而狡詐的伎倆”,而這對共和實驗又是何等的危險。漢密爾頓曾提醒他的公民同胞,如果美國各州不能結成一個緊密的聯盟而陷于分裂,那就難免掉進“歐洲政治和戰爭的險惡的迷宮”,或者“成為大國陰謀詭計(artifices and machinations)的犧牲品”(108)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65～66、390頁。。華盛頓對此也保持清醒的意識,很早就提醒美國人,決不可淪為“歐洲政治的玩物”(sport of European politics)(109)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將軍閣下致各州的公開信》,第6頁。。其實,在華盛頓發表《告別辭》之前三四年,就有人提出了相近的對歐洲外交的主張:

我們居住在世界遙遠的一角,遠離任何同盟,與歐洲政治也扯不上什么利害關系?！覀兊膰疫€年輕,承擔不起人員的損失,而這乃是戰爭的必然后果。它是自由的,也不希望其公民與歐洲的奴隸們混在一起,沾染他們奴顏婢膝的習氣。它崇奉宗教,如果它的人民與那些蔑視宗教、踐踏所有神意法的人一起辦事,也得不到任何好處?！系垡云渖褚獍盐覀冎糜谑澜邕b遠的一角,如果我們別國的兄弟們‘爭吵失和’,我們會努力調和他們,但我們不會成為他們糾紛中的伙伴。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府,處理自己的事務,不受我們的干涉(110)彼得·撒切爾:“為炮兵連所做的布道詞”,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144頁。。

諾亞·韋伯斯特在談到應如何對待英國時,也流露出類似的策略考量:“他們整個的政治情況都與我們迥然不同,我們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把他們作為我們的標準?！?111)諾亞·韋伯斯特:“評合眾國的風習、政府和債務”(Noah Webster,“Remarks on the Manners,Government,and Debt of the United States”),《關于道德、歷史、政治、文學問題的文章及即興之作合集》(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Fugitiv Writings.On Moral,Historical,Political and Literary Subjects),波士頓1790年版,第97頁。這些話都包含一個核心觀點,即美國須基于共和主義的價值和利益關切來對待外部世界,一方面絕不與外國發生政治上的糾纏,小心防范非共和制文化的腐蝕性影響,另一方面又不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與之保持互不干涉的局面。

美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有如此之多的禁忌和限制,那么,一個共和國究竟應當如何與非共和的世界發生關系呢?如前文所述,美國建國者找到的答案是“貿易”。作為一個剛獨立的新國家,美國迫切需要擴大與外國的通商渠道,爭取獨立自主的貿易權利,打破英國對美國經濟的限制,同時促進與不同國家之間的往來和了解,爭取和維護和平的局面。當時的大西洋世界可謂是一個云譎波詭、弱肉強食的世界,美國不過是一個國力弱小的共和制國家,周邊為歐洲的殖民體系所包圍,而且缺乏與外國交往的經驗。但是,美國建國者從未設想以封閉自鎖來擺脫來自國外的紛擾,而是努力在貿易、技術和移民等方面對外打開國門,并讓越來越多的美國商船駛向世界各地。在當時通行的戰爭、和平、通商這三種國與國的交往方式中(112)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65～66、390頁。,他們選擇的是和平與貿易。

自18世紀初以降,北美就已經深度卷入大西洋貿易網絡,貿易不僅使殖民地人享用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而且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美國建國一代自然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對于商業與共和實驗的關系也能抱務實的態度。大陸會議和邦聯國會曾頻繁地商議貿易問題,對與歐洲各國的通商談判及訂約也相當用心。大陸會議宣布,美國要“擴大商貿的事業,將使她友好的旗幟在至為遙遠地域的波濤上飄揚”(113)大陸會議:《論美國革命》,第122頁。。當“中國皇后”號從廣州成功返航后,不少國會代表為之歡欣鼓舞,奔走相告。理查德·亨利·李甚至興奮地說,“中國皇后號”的成功乃是“美國冒險事業”的標志,對“我們的老壓迫者”英國則是一種侮辱和傷害(114)“理查德·亨利·李致塞繆爾·亞當斯”(“Richard Henry Lee to Samuel Adams,May 20,1785”),保羅·史密斯編:《國會代表通信集》第22卷,第397頁。。的確,在當時人心目中,作為獨立后美國首次跨洋貿易的“探路”之舉,“中國皇后”號往返廣州的航行,對于美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具有顯著的象征意義:其一,打破了英國對“遠東”貿易的壟斷,并宣示美國作為新國家的貿易自由;其二,表明一個新生的共和國可以用貿易的方式與一個遙遠的古老帝國發生聯系,美國建國者所設想的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方式是可行的。

當時的公共輿論也是這樣看待貿易問題的。早在1775年就有人表示:“歡迎所有的國家到我們的港口,參與我們的貿易,但(我們)不會與任何國家結成同盟;這樣我們就可以享有與所有國家的商貿往來,而不必跟任何國家的糾紛扯上關系?！?115)摩西·馬瑟:“美洲對公正無偏的世界發出的呼吁”(Moses Mather,“America’s Appeal to the Impartial World”),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490頁。1781年,在波士頓印制的一本歷書上有一幅插畫,把美國的獨立描繪成“自由的勝利”,美國作為一個和平與自由的國度,愿與各國開展商貿往來,而其他國家的船只也正忙于在美國的海灣裝運各種貨物(116)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Eric Foner,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紐約:諾頓公司1998年版,第23頁。。1783年,耶魯學院校長埃茲拉·斯泰爾斯寫道:“我們的貿易向全世界開放”,大西洋和所有海洋都應自由航行,“利益將會在所有國家同我們海岸之間、我們同所有國家之間建立自由的通道”,而“武裝中立”也有助于消除戰爭對貿易的損害。他進而展望“一種寬宏的真正開明的國家交往體系”,相信終有消滅戰爭的那一天(117)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30、457、458頁。。

對外貿易之所以重要,自然離不開它在經濟方面的裨益。當時有人談到,“就商業而言,大自然給予了我們所有想望的優越條件。我們擁有漫長的海岸,便利的港口,利于航行的海灣與河流,各種可供船運的物產,豐富而不會枯竭的漁業,多種可用于出口的產品,可以換取其他地帶的財富”。(118)約瑟夫·萊思羅普:“感恩節布道詞”(Joseph Lathrop,“A Sermon on the Day Appointed for Publick Thanksgiving”),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869～870頁。美國雖然是一個農業國,但若是離了商業和貿易,農業就會受到嚴重損害;而美國的港口愈開放,競爭愈激烈,美國人就愈有可能買到便宜的商品,其農產品也能賣出愈好的價格(119)“詹姆斯·麥迪遜致埃德蒙·倫道夫”(“James Madison to Edmund Randolph,May[20]1783”),保羅·史密斯編:《國會代表通信集》(Paul H.Smith,ed.,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第20卷,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國會圖書館1993年版,第270頁。。漢密爾頓也強調說,“商業的繁榮乃是國家財富最具生產性、也最有用的源泉”;美國各州組成一個緊密的聯盟,擁有一個強大有力的全國政府,這將有利于發展商業,建設海軍,打破歐洲大國對水上貿易的管控,提升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國際競爭力(120)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84～91頁。。

然則在共和主義的語境中,貿易在政治和文化上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關注時務的牧師們看來,貿易對于推進基督教事業十分有利,因為“自由的精神可以隨商貿而散播和流傳,從小小的火星變成明亮而不滅的火焰,在那里,在地球上的其他王國,熊熊燃起”,直到“上帝那受折磨的教會得到完全而光榮的拯救”(121)塞繆爾·舍伍德:“奔入荒野的教會”(Samuel Sherwood,“The Church Flight into the Wilderness”),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16頁。。斯泰爾斯也覺得,貿易關乎美國的發展、繁榮和強盛;“我們將以超出此前世界所知的任何方式,同所有國家在商業、風習和科學方面進行交往。制造者、工匠和各色人等將有可能來到并定居于我們中間”;“從歐洲和亞洲移植來的各種藝術,將在美國帶著更大的光彩而興旺發達起來”(122)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58～460頁。。還有人訴諸古代迦太基的往事,稱商業精神對于自由的延續至關重要,因為商業“滿足共同的需求,維護財產的權利,產生互惠性的依賴,使得整個體制和諧而有力量”;美國也要大力鼓勵商業精神,而越自由的國家商業也越活躍(123)“阿格里帕信札”(“Letters of Agrippa”),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4卷,第71頁。。本杰明·拉什在論及教育對共和政體的意義時則說,要在學校開設商業課程,因為商業不僅關乎國家財富的增殖,而且有助于促進共和主義。一方面,商業是抑制土地世襲性壟斷的勢力的最佳保障,有利于防范貴族制;另一方面,商業也是團結世界不同國家的一種方式,它可以提供共同的需求和共同的義務(124)本杰明·拉什:“關于適合共和國的教育模式的思考”(Benjamin Rush,“Thoughts Upon the Mode of Education Proper in a Republic”),查爾斯·海因曼等編:《美國建國時期政論集》第1卷,第689頁。。美國建國者的貿易理念還指向一種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不同于17世紀末以來歐洲國家所營造的重商主義貿易模式,即把商業視作同外交和戰爭一樣重要的進行征服和構建帝國的方式(125)簡·梅里特:“革命前費城的茶葉貿易、消費與共和悖論”(Jane T.Merritt,“Tea Trade,Consumption,and the Republican Paradox in Pre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賓夕法尼亞歷史與傳記雜志》(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128卷第2期(2004年4月),第121～122頁。?？锥嗳\懇而殷切地表示,希望美國能樹立一個“完全而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的榜樣”,并給歐洲帶來好處(126)迪朗·埃舍維里亞:“孔多塞的《美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第106頁。。

盡管美國建國者熱切地希望以貿易方式同非共和的世界進行和平的交往,但是他們對實際出現的局面卻倍感失望,因為“全世界的自由商業并未出現,相反,我們的貿易受到種種限制和強征的束縛,受到外國利益的支配;財富并沒有涌入我們國家,相反,當前的情況是,商人和公眾都變得更窮了”(127)諾亞·韋伯斯特:“評合眾國的風習、政府和債務”,《關于道德、歷史、政治、文學問題的文章和即興之作合集》,第81～82頁。。杰斐遜在就任聯邦國務卿的前夕就預感到,雖然美國有意避開歐洲的糾紛,愿意與所有國家發展和平和商業關系,但是這些國家的專制政府中總是包含戰爭的根源,其他一些原因也使得美國難以擺脫戰爭的困擾,因之美國中立的自由貿易理想必然遇到挑戰(128)托馬斯·杰斐遜:《致喬治·華盛頓》(Thomas Jefferson,“To George Washington,Nov.4,1788”),朱利安·博伊德編:《托馬斯·杰斐遜文件集》(Julian P.Boyd,ed.,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第14卷,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 328頁。。果不其然,在法國革命發生后,歐洲多國陷入二十余年遷延不已的戰爭,大西洋世界處于極度動蕩和不安全的狀態;美國也大受牽累,建國者的對歐洲外交主張遇到考驗,美國的對外貿易則遭受了尤為嚴重的沖擊和損害。

四 未來世界的圖景

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從跨國史和全球史的視角審視美國歷史,其中有一個經常觸及的話題,即“世界中的美國和美國中的世界”。其實,這并不是學術界新近的發明,自美國建立以來就一直有人在討論類似的問題。以往關于美國的歷史書寫,大多看重美國在地理上與外部世界隔開的地緣政治優勢,把“孤立主義”看成20世紀以前美國處理與世界關系的指導原則。這樣理解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即便置于美國建國時期的語境中,也帶有明顯的片面性。實際上,當時美國許多擁有表達能力和話語權的人,通常以“世界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美國與世界的關系,認為美國需依托世界方能發展,而美國的發展又可以改變世界的面貌。顯然,這種觀點中既包含“例外主義”的意涵,也帶有“普遍主義”的關懷;而且,正是這兩者之間的張力,為那一代美國人描繪未來世界的圖景提供了畫筆和顏料。

北美殖民地反抗母國而爭取獨立,最初看起來頗有“以卵擊石”的意味;而在《巴黎條約》簽字以后,美國的前景反而顯得更加晦暗起來。不少人對美國的共和實驗并不看好,甚至有人預言,美國若不轉向君主制,就會陷入內戰。1786年,約翰·杰伊在給華盛頓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同樣深切的擔憂:“我們的事態看來正走向某種轉折點,或某種革命——某種我無法預知或推測的局面。我為此感到不安和憂懼,其程度甚于戰爭年代?！?129)約翰·杰伊:《致華盛頓將軍》(Jay to General Washington,June 27,1786),亨利·約翰斯頓編:《約翰·杰伊通信和公共文件集》第3卷,第 204頁。不過,這畢竟只是少數人一時情緒的流露。從總體上說,美國建國者大多是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美國的事業必定成功,美國的未來必然偉大而輝煌。關于美國的未來,當時有一種充滿詩意而鼓舞人心的說法:“美利堅冉冉升起的榮耀?！边@句話最早出自詩人菲利普·弗里諾的筆下。他在1771年就預言,在鏟除暴政以后,北美將變成一個“新耶路撒冷”,一個超過“老迦南”的“新迦南”,一個“千年至?！睍r代的“新天堂”(130)菲利普·弗里諾:《美國革命詩歌集》(Philip Freneau,Poems Relating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紐約:W.J.威德爾頓公司1865年版,第18～19頁。。另有一篇佚名作者的諷刺文章,借魔鬼與喬治三世的對話,抨擊英國的暴政,頌揚美國自由的事業。其中一段話借魔鬼之口,用一種詼諧、幽默的語調,從反面闡述了美國革命的意義和影響:

喬治,我要悄悄告訴你一個秘密,這一叛亂威脅到我的統治,對你則會帶來毀滅的危險。美國這片遼闊的大陸,自然的儲藏極為豐富,居住著勇敢而進取的人民;他們對宗教和自由富于熱忱,并為兩者的永存奠定了基礎;……我要說,這一人民已激發并將促使人類歆羨和效仿他們。在他們的公開寫作、演說和協議當中,他們為宗教和自由打上榮耀的印記,并一心要使兩者永存。如果他們取得成功,我和你就會永遠得不到他們的惠顧,對于他們的成功我們有一萬個理由害怕,因為現在整個舊大陸都帶著羨慕的眼光盯著新大陸(131)(佚名):“魔鬼與喬治三世的對話”,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701頁。。

在這里,喬治三世代表踐踏自由的專制君主制,魔鬼則象征反基督的邪惡,而兩者在美國都為革命所掃蕩;目前兩者雖仍盛行于“舊大陸”,卻也受到了美國革命的沖擊,那里的人民有望效法美國的榜樣,爭取自由,信仰真正的宗教。這樣,美國人就有充分的理由樂觀地展望未來:“在美洲建立了一個新的帝國,而且建立在至為公允的方案之上”;“這個年輕的帝國在成長,在崛起,在擴大”;因此,“自由與和平福佑人類的日子正在到來”。(132)約瑟夫·萊思羅普:《自由政府的幸福及維護之道》,第22頁。

美國建國者這種飽滿而樂觀的信念,來自他們對于時代趨勢的判斷。他們身處啟蒙風氣的熏染中,對于理性、進步、科學和人類改善的可能性,都懷有強烈的信心。斯泰爾斯對他所處時代的判斷是:“各國人民燃起熱情,競相追逐自由和科學,在這一科學的時代,這一理性帝國的時期,無疑將產生極為開明、極為光榮的事物?！?133)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67、463～464頁。華盛頓也有類似的看法:“我們帝國的基礎不是奠定于一個愚昧和迷信的陰暗時代,而是一個人類的權利較此前任何時期都得到更好理解、更清晰界定的時代?！瓕W問的自由培育,商業的無限擴展,風習的不斷改良,情感的持續寬仁,還有最為重要的純潔而祥和的神啟之光,一直在促進人類的改善,增加社會的福佑?！?134)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將軍閣下致各州的公開信》,第4～5頁。這無疑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無疑極其有利于美國走向自由、繁榮和強盛。在《巴黎條約》簽訂的當年,斯泰爾斯就信心滿滿地宣稱:美國的航船將出現在全球各個地方,美國將與遙遠的印度和中國進行交往,帶回東方的貨物,還有那里的智慧和文學;不同地方的往來會促進知識的增加,而美國人則把各地的知識帶回來,加以消化和完善,再從美國輸送到歐洲、亞洲和非洲,“用真理和自由照亮整個世界”(135)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67、463～464頁。。及至1800年,思想保守的神學家約翰·斯莫利用“例外論”的語調宣稱,一個偉大的時代已然降臨于美國:

大多數其他國家深陷至為狂暴的戰爭,飽受蹂躪,而且其暴烈的程度還有可能加倍地增強,此時我們卻享有不可估量的和平的福佑。大多數其他國家為世襲國王和貴族所掌控,這些人只因出身和教育的機緣巧合,無論有德無德,也不管是聰明人還是傻子,都掌握著統治權;而我們的統治者,從最高到最低,都出于我們自己的選舉。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偉大而高度文明,在血海中撲騰了八年,經過許多次革命,為自由與平等進行暴烈的斗爭,可到了最后,兩者都只剩下一個空名;然而我們卻實實在在地擁有兩者,只要它們與秩序或安全相一致(136)約翰·斯莫利:“論虛弱政府的弊端”(John Smalley,“On the Evils of a Weak Government”),約翰·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437頁。。

在這樣一個時代,美國謀求光榮和偉大的方式,較之歷史上的任何帝國,尤其是同期的歐洲諸強國,當有截然相反、判然分明的差別。以往強國大多崇尚武力和征服,依靠物質實力而實現崛起;美國建國一代則厭惡常備軍,憎恨殖民帝國,反對征服,希望消滅戰爭,倡導用知識、宗教和互通有無的商業往來,營造一個自由、和平與繁榮的世界。1786年,一位牧師對一群獨立戰爭的退伍軍人闡述國家的繁榮之道,半句也沒有提及軍隊、武備、征服和擴張對美國未來的重要性,而把維護和平、增益知識、發展經濟、改進技術和提升道德,作為通向富強和偉大的道路。用這位牧師自己的話說:“倘若聯合諸州當前的居民擁有足夠的智慧,著力培育和平的藝術,鼓勵勤勞、簡樸和節儉,促進農業、機械技藝和商業,培育學識、道德和宗教,至為嚴格地關注公共和私人正義,他們就有至為確定的希望看到美國未來的宏偉和輝煌?！?137)伊諾斯·希契柯克:《國家繁榮原因論》(Enos Hitchcock,A Discourse on the Causes of National Prosperity),普羅維登斯1786年版,第23頁。有個“反聯邦主義者”也說,政府的首要目的在于維護“國內的和平與良好秩序”,公平實施法律,以有助于人民獲得幸福,而不是“以輝煌的軍事成就”來贏取“榮譽和敬意”;因此,“我們應當給世界提供一個偉大人民的榜樣,他們把自身獲得美德和幸福作為其社會制度的主要考慮”,而不能像那些歐洲的君主們一樣殺戮本國無辜的人民,殘酷處置私人糾紛,為私情而大行懲罰,并以此為榮(138)“布魯圖的文章”,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401頁。。這種觀點在華盛頓的《告別辭》中得到了呼應,他提出,美國作為一個“自由的、已啟蒙的、在并不遙遠的將來會變得偉大的國家”,“值得為人類提供一個始終由崇高的正義和仁愛所指引的人民的高尚而至為新奇的榜樣”(139)華盛頓:“告別辭”,福特編:《喬治·華盛頓文集》第13卷,第311頁。。默西·沃倫也順著同樣的思路說:“美國各政府的明智和公正,居民的美德——如果他們在促進自己的利益中并不缺乏這些——將會使得美利堅合眾國成為一個值得全世界羨慕的和平、自由、正義和真理的榜樣?！?140)默西·沃倫:《美國革命興起、進展和結束史》(Mercy Warren,History of the Rise,Progress and Termin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3卷,波士頓1805年版,第435頁。歸根結底,美國決不可走歷代強國的老路;一旦美國建成貴族制或寡頭制的政府,以強大的軍隊在國外大行征伐而令各國敬畏,在國內濫施淫威而使人民臣服,樹立一種超越古代亞述、波斯、馬其頓和羅馬的“輝煌偉業”,這對世界、對美國都是巨大的災難;那時美國人難免淪為“仆人”“臣屬”和“奴隸”,所有人都會失去“自由的福佑”和“自由的裨益”(141)“自然政府的描畫”(“The Government of Nature Delineated or an Exact Picture of the New Federal Constitution by Aristocrotis”),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3卷,第208～209頁。。

他們這些看法都包含這樣一種信念,即美國不可也不必以武力和財富來征服世界,而應憑借美國革命所揭橥的政治價值(自由、平等、對權利的尊重)、所建立的政府體制(共和制、法治),以及美國人民的美德(重視知識、信教、勤勞、節儉),為人類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并讓其他國家分享美國的自由、繁榮與幸福。當時無論是美國人,還是歐洲那些對美國寄予希望的人,大都看到美國擁有三方面的優勢,即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由、平等而有美德的人民,以及自由的政府體制。他們相信,三者兼具而得天獨厚的國家,在當時的世界唯有美國。

關于美國在上述各方面所擁有的優勢,美國建國者很少掩飾自己的欣悅和自豪。華盛頓在1783年6月14日的公開信中宣稱:“美國的公民被置于一個令人至為羨慕的境況中,成為一大片遼闊大陸唯一的主人和業主,這里有世界上所有種類的土壤和氣候,富有生活所需的各種必需品和便利;現在,通過最近令人心悅的和平結局,他們所擁有的絕對的自由和獨立也得到了承認。從此,他們就被看成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舞臺上的演員,這個舞臺似乎是由上帝所特意設計的,以供演示人類的偉大和幸福?！?142)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將軍閣下致各州的公開信》,第3～4頁。伊諾斯·希契柯克則用反問的語氣來表達類似的意見:“地球上有哪個國家可以夸口擁有這樣一片領土,具有這樣廣闊而肥沃的土壤,這樣的環境和多樣性的氣候?”美國的土地出產豐富,商業便利,其土壤和氣候利于幾乎一切物種的生長,以滿足“人的需要或便利”;其海岸和河流則適合國內外商業貿易;土地在居民中的分配和占有方式,不僅有利于開發利用,而且也為“自由政府”(即共和政體)提供了保障。美國社會盛行平等,唯一的差別僅在于“美德和勤勞、才干和知識”。在一個“平等的政府”中,“人民受到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保護,不可能遭受壓迫”;而且,美國居民主要由“獨立而吃苦耐勞的約曼農構成”,懂得使用武器,了解自己的權利,能享受自己勞動的成果?？傊?“處在這樣一種狀態的人民是幸福的!”(143)伊諾斯·希契柯克:“美利堅合眾國獨立紀念演講”(Enos Hitchcock,“Oration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174～1175頁。更何況,美國還具有難得的地緣政治條件。它與歐洲相距遙遠,歐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也不足以構成大的威脅,因之美國也不必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障安全,這對維護自由的身份是有利的(144)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70～71頁。。一言以蔽之,美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建立了自由的政府,無異于上帝的“恩許之地”;美國人民又具有美德和智慧,善于改進這些優越條件,必能在這片“美好的土地上”獲得幸福(145)約瑟夫·萊思羅普:“感恩節布道詞”,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873頁。。

關于美國在自然、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狀況,歐洲知識界也有不少人持正面而樂觀的看法。格思里在1770年版的《地理入門》中,稱美洲“既未得到科學的教化,也沒有受到腐敗的污染”。該書1785年推出的第九版中,有一處把美國稱作“一個新共和國”,美國人則是“自由、獨立和有美德的人民”。1789年出版的《新地理入門》甚至做出這樣的預言:美國將成為“巨大帝國的基地,其城市將像羅馬一樣廣大,像雅典一樣富于學識,像巴爾米拉(Palmyra)一樣美麗,并以此而出類拔萃”(146)保羅·斯托克:“英國地理思想中的美洲和美國革命”,第75、84、85頁。?？锥嗳麑γ绹撕兔绹鐣奶匦砸捕嘤锌隙?稱美國居民因其所受的教育而得以擺脫偏見,喜好學習和思考;這里也沒有社會差別,沒有什么“引誘性的野心”使人們誤入歧途,放棄其完善心靈、探求知識和發現新事物的“天然欲望”;也沒有什么把一部分人禁錮在“愚昧和貧困的卑賤狀態”。他由此預言,用不了幾代人的時間,美國就會產生和整個歐洲一樣多的致力于增益知識的人才,由此至少能以兩倍的程度實現啟蒙的進步,并以兩倍的速度把它向前推進,美國也就能在技藝和思辨科學方面取得進步。他認為,這乃是美國革命所產生的裨益,如果在英國的統治下,這種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147)迪朗·埃舍維里亞:“孔多塞的《美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第101頁。。

正是出于對美國光明未來的信心,不時有人自信而自夸地宣稱,美國正在成為世界歷史的中心。大覺醒運動時期,愛德華茲曾以宗教信仰來劃分不同的世界,并把新英格蘭視作“正義”世界的中心。他提到,“正義的太陽”不同于自然界的太陽,它不是從東方、而是從西方升起;“長久以來,正義的太陽從東向西降落”,然后“光明將在西方升起,并最終像光亮全盛的太陽一樣照亮整個世界”。稍后,新英格蘭地區以制作年歷聞名的納撒尼爾·埃姆斯(Nathaniel Ames)說過:“人類文學的進步(就像太陽一樣)自東而西;它旅行的軌跡就這樣穿過亞洲和歐洲,現在抵達了美洲的東海岸……”富蘭克林對這種說法深表贊同。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在普林斯頓布道時也說:“有些人評論道,真正的宗教以及與之伴隨的支配地位、財富、文學和藝術,自大洪水后地球上有人定居以來,采取緩慢而漸進的方式,從東向西行進,并由此預示美洲未來的光榮?！?148)轉引自洛倫·巴里茨:“西方的理念”(Loren Baritz,“The Idea of the West”),《美國歷史評論》(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6卷第3期(1961年4月),第637～638頁?？死赘タ私舆^這一說法,直截了當地宣稱:“美利堅人是西方的朝圣者,他們隨身攜帶著大量很久以前肇始于東方的藝術、科學、活力和勤勞精神;他們將完成這一偉大的循環?！?149)J.?？送小なゼs翰:《美洲農場主來信》,第42頁。1781年12月,約翰·亞當斯從阿姆斯特丹給妻子寫信,其中有一句話的含義,與前文所引愛德華茲的觀點可謂別無二致:“上帝的偉大計劃必須要完成。的確偉大得很啊!這次革命將使社會進步的速度加快好幾個世紀?！饷鲝奈鞣降睦杳鱾鞑ラ_來,祝愿它越來越光輝,直到至善之日的到來!”(150)約翰·亞當斯:《致阿比蓋爾·亞當斯》(John Adams to Abigail Adams,Decr.18,1781),L.H.巴特菲爾德編:《亞當斯家庭通信集》(L.H.Butterfield,ed.,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第4卷,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貝爾納普分社1973年版,第266頁。這樣一封家書中的私密之語,兩年后卻出現在斯泰爾斯的布道詞中。他一字不易地引述亞當斯的原話,以佐證自己對美國革命意義的看法,并稱亞當斯為“偉大的平民”,毫不掩飾自己的激賞之情(151)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64～466頁。。到了1795年,有一個從歐洲流亡美國的百科全書編者在旅途寫下詩句,借世界翻轉、日從西升、萬物更始、黃金時代降臨的古代傳說,歌頌美洲的“發現”所開啟的“太陽西升”的時代。他在詩中盛贊,在這個時代,人類從“愚昧與黑暗”中醒來,逐步擺脫迷信、奴役和暴政,不斷走向自由;美國的獨立不僅開啟了西方的黎明,而且激勵歐洲其他國家爭取自由的斗爭;全世界都在羨慕“哥倫比亞之子”(美國人的別稱——引者)的美名,“讓奴役、迷信統統滅亡”。這首詩的主標題就是“太陽從西方升起”,副標題則為“自由的起源和進步”(152)詹姆斯·泰特勒:《太陽在西方升起:自由的起源和進步》(James Tytler,The Rising of Sun in the West:or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Liberty),塞勒姆1795年版,第5～20頁。。

不妨說,在這里美國人先于黑格爾描畫了世界歷史“自東而西”的運行軌跡圖(153)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48～155頁。;只不過他們所說的“西方”不在“舊世界”,更不是普魯士,而是美國。而且,在他們的運行軌跡圖中,歷史不是走向“終點”,而是到達了一個新的“起點”,即舊世界的歷史自東而西終結于歐洲,而美國(西方)則“讓世界從頭開始”,并將以自由和智慧之光照亮整個世界。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還提到,美洲是“明日的國土”(the land of future),因為它沒有歷史,所發生的一切都不過是“舊世界的一種回聲”(154)黑格爾:《歷史哲學》,第150～151頁。。美國建國者雖然也把美國視作“面向未來的國家”(a nation of futurity),但絕不認為這是由于它還沒有進入世界歷史的緣故,而恰恰是因為它已經成為世界歷史新方向的引領者。

毫無疑問,美國建國者所憧憬的未來,僅只屬于歐洲裔美國人。他們非但未把印第安人和黑人放置在他們的未來藍圖上,反而希望他們最終從美國消失。早在1751年,富蘭克林就曾談到各國和北美人口的變化,預言殖民地英格蘭人的數目只需25年就可以翻一番,再過一百年,大西洋這一邊的英格蘭人將超過英國本土。他進而闡述說,以英格蘭人為主體的純正白人,在地球上還只占少數,因而其人數應有極大的增長;他們在美洲更應成為人口的主體,壓倒黑色(非洲裔)和黃褐色(美洲裔和其他非盎格魯-薩克遜裔)人種,以“擦亮我們的星球”,讓火星或金星的居民也能看到“地球這一側的燦爛光明”(155)本杰明·富蘭克林:“論人類的增加與各國的人口定居”(Benjamin Franklin,“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and the Peopling of Countries”),約翰·比奇洛編:《本杰明·富蘭克林全集》(John Bigelow,ed.,The Complete Work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2卷,紐約:G.P.普特南之子公司1887年版,第232、234頁。。斯泰爾斯甚至比富蘭克林更為大膽和樂觀。他在1783年談到,美洲的印歐語系居民(即雅弗的后裔)增長極快,將會大大多于歐亞大陸的人口;其中英裔人口的增加將會更為顯著,超過其他族裔的人口;美國人散布北美大陸,將構成美洲人口的主體。與此同時,印第安人和非洲裔人口則快速減少,以至于最終消亡。他還預計,美國在獨立100年之時,其人口將達到5000萬,相當于其時歐洲人口的一半;再過不到一千年,美洲的英裔人口就會大大超過全球最大的國家,即“中華帝國”。這表明,“上帝將使他的美利堅以色列(his American Israel)在人數、口碑、名聲和榮譽各方面,都高于他所創造的所有國家”(156)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約翰·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12、439、440頁。。

綜上可見,當時人所展望的未來美國,可以說是一個“例外主義”的美國,它因享有并懂得如何維護自由而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國家,并比它們都要優越得多。不過,美國建國者并沒有因此而孤芳自賞,閉門自樂,而是明確表示:“我們要堅持做一個對全世界有吸引力的榜樣,一個自由政府順利運行的榜樣;我們要在全球鼓勵和推動理性與自由的進步?！?157)戴維·塔潘:“大選日布道詞”(David Tappan,“A Sermon for the Day of General Election”),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126頁。這也正是歐洲一些開明人士寄予美國的期望。理查德·普萊斯曾說,美國革命的發生,大大有利于“傳播關于人類權利和正當政府性質的公正看法”;而美國革命的結束,則使一種“比世界上已知的任何政府都要更公正、更開明的政府形式”免于毀滅,表明一個“可以作為自由、美德和科學的基地的帝國”已然奠基。他還滿懷希望地預卜,隨著美國革命“神圣福佑”的擴散,暴政和壓迫終將消亡,一直肆虐于世界的“可恥的奴役”也會終結(158)理查德·普賴斯:《論美國革命的重要意義》,第2～3頁。。

美國建國者的這種“世界主義”情懷,與他們慣有的思維方式和思想邏輯有著莫大的關系。作為走在“啟蒙”前列的一代人,他們很自然地接受當時盛行的自然和人類社會均有“合目的性”的觀念,并對普遍的人性抱有充分的信心,深信“對每一個仁善而有美德的生物而言,人類的自由和幸福乃是最令人欣悅的事情”(159)伊斯雷爾·伊凡斯:“年度選舉布道詞”,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061頁。。與此同時,他們作為邊緣地帶的“反叛者”,為增強自己行動的道德勢能,也需要采取某種普遍主義的話語來表述革命的目標。英國人通常不從普遍主義的角度看待憲法權利,而是僅把自由視作英格蘭人的特權。然則從抗議帝國征稅政策開始,北美反英派便把英格蘭人的自由“普遍化”,以此高揚抗爭行動的正當性。馬薩諸塞殖民地議會眾議院有一份決議,首先明確宣布,“英國政府憲制有某些根本權利,建立在上帝和自然之法的基礎上,乃是人類的共同權利”;接下來則說,北美居民享有“所有人共有的權利”,任何符合上帝和自然之法的“社會之法”,都不可能剝奪這些根本的權利(160)“馬薩諸塞眾議院決議”(“Resolution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Massachusetts,October 29,1765”),哈里·庫欣編:《塞繆爾·亞當斯文集》第1卷,第23頁。。這種普遍主義的“自由話語”,顯然有助于把“忤逆”母國的“叛亂”正當化和合理化。獨立戰爭爆發后,大陸會議在向外界闡述美國革命的起因、性質和意義時,也采用了完全一樣的普遍主義的話語邏輯:“人天生自由”是一條偉大的原則,美國人的先輩為了尋求自由,飄洋越海,在大西洋另一岸創建了一系列自由的“獨立國家”;可是英國卻要把它們重新置于專制統治之下,剝奪其居民的自由,而自由的人民自然不肯屈服于任何“任意專斷的權力”。因此,美國人“以武力對抗武力”,其目的不過是回擊英國的“野蠻”進攻,以爭取“和平、自由和安全的福佑”(161)大陸會議:《論美國革命》,第1～3、122頁。。

不獨如此,當時許多人還采用“普遍主義”和“未來主義”的語言,以宣揚美國革命的意義,把他們的事業與世界、與人類、與后代聯系在一起。獨立戰爭初期,富蘭克林等人出使法國,發現歐洲人對美國的事變頗有興趣,于是給國內同人寫信說:“暴政在世界其他地方已是如此普遍地確立,以致美國將成為那些熱愛自由的人的避難所這一前景,激發了普遍的欣悅,我們的事業被認為是全人類的事業?！覀冋跒槿诵缘淖饑篮托腋６鴳鸲??！?162)“富蘭克林和迪安致秘密通訊委員會”(“Franklin and Deane to Committee of Secret Correspondence,March 12,1777”),弗朗西斯·沃頓編:《美國革命外交通信集》(Francis Wharton,ed.,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政府印刷局1889年版,第287～288頁。與富蘭克林同時的其他許多人也相信,擺脫奴役,捍衛權利,促進自由,不僅體現了美國革命的核心意義,而且順應“神意”,合乎人性,表達了人類共同的愿望和訴求。換言之,美國人反抗英國統治者的事業,不僅是“人的共同事業”(the common cause ofMan)(163)“署名‘文迪克斯’的文章”(“Article Signed ‘Vindex’”),哈里·庫欣編:《塞繆爾·亞當斯文集》第4卷,第189頁。,也是“上帝的事業”;美國人“在為人類的權利而戰斗,為當前活著的數百萬人的福祉而戰斗,為尚未出生的數百萬人的幸福而戰斗”。因此,美國革命開啟了通向“幸福時代”的大門,“那時暴政、壓迫和苦難都已從地球上消失;到處盛行普遍的愛和自由、和平與正義;不再有憤怒的斗爭,戰爭也將停止”(164)亞伯拉罕·凱特爾塔斯:“上帝激發其人民的事業并為之欣悅”,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595、604頁。。這也意味著,美國革命乃是“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最偉大的革命”(165)約翰·亞當斯:“致托馬斯·迪格斯”(John Adams,“To Thomas Digges,May 13,1780”),格雷格·林特編:《約翰·亞當斯文件集》(Gregg L.Lint,ed.,Papers of John Adams)第9卷,坎布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貝爾納普分社1996年版,第308頁。;其意義“不僅只是以戰斗來決定美國的自由,而且決定整個世界的自由”(166)埃茲拉·斯泰爾斯:“合眾國被提升到輝煌與榮耀之境”,桑頓編:《美國革命的布道壇》,第454頁。。華盛頓并不是一個喜歡就抽象問題發表意見的人,但當談及美國的聯盟能否鞏固、美國革命能否最終成功這一嚴峻的問題時,他也忍不住說,“整個世界的眼光”都落在美國人身上,這一事業的成敗不僅影響到當前這一代人,而且關乎“尚未出生的千百萬人的命運”(167)喬治·華盛頓:《華盛頓將軍閣下致各州的公開信》,第6、7頁。。這樣一套普遍主義和未來主義的話語,在歐洲的激進主義者中間也不乏知音。理查德·普萊斯就把美國革命稱作“有利于普遍自由的革命”,它為“人類事務”開啟“新前景”,為“人類歷史”開辟“新紀元”(168)理查德·普賴斯:《論美國革命的重要意義》,第2頁。。

這種普遍主義和未來主義相結合的思維及語言,在革命時期的美國幾乎成為一種習慣,可見于各式各樣的場合。馬薩諸塞州政府1777年發布感恩節公告,祈禱上帝繼續支持“我們正義的事業”,加速為“我們的獨立、和平與幸?！贝_立穩固的基礎,并祝愿美國以其“公正的公民政府、純潔的道德和對基督教的奉行”,成為“所有地方的光榮和令整個地球欣悅的對象”,而“各色各樣的暴政都從世界上消失”,全人類都因信奉“正義而和平的宗教”而獲得幸福(169)“感恩節公告”(“A Proclamation for a Day of Public Thanksgiving and Prayer”),小梅森·勞文斯等編:《美國革命時期馬薩諸塞的傳單》(Mason I.Lowance,Jr.,and Georgia B.Bumgardner,eds.,Massachusetts Broadsid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阿默斯特: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91頁。。有些“反聯邦主義者”也用這一套話語邏輯來論述是否接受新憲法的意義,稱這是天底下任何人民都未曾面臨過的重要選擇:如果新憲法有利于“維護自由的無價賜?！?“保障人類難以估量的權利”,以及“促進人的幸?！?那么批準這一憲法就會為子孫后代奠定“幸福的基礎”,美國也將是一個到處都是“自由人”的地方,美國社會將快速走向完善,人類的心靈隨著知識和美德而得到拓展,所謂的“黃金時代”就會變成現實;如果新憲法“包含將會導致自由遭到顛覆的原則”,也即傾向于“建立專制體制”或更壞的“暴虐的貴族制”,采納這一憲法就會葬送“自由這一僅存的避難所”(170)“布魯圖的文章”,赫伯特·斯托林編:《反聯邦主義者全集》第2卷,第364頁。。

美國建國者反復宣稱,他們的事業前無古人,后啟來者,美國的發展和繁榮必將造福于全世界。他們認為,獨立的美國立足于萬國之中,打開了與世界“自由交往”的大門,這樣不僅能夠“改善商貿”和“獲取財富”,而且有助于“培育至為有用的知識”,消除“玷污人性”、使人類深受其害的“奴役屈從”(servility)和“消沉風氣”,“解放和拓展人類的心靈”,培育美德,傳布科學(171)塞繆爾·庫珀:“憲法生效日布道詞”(Samuel Cooper,“A Sermon on the Day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1卷,第638～639頁。。而且,美國的政治創舉也將給世界的未來帶來巨大的裨益。根據麥迪遜的說法,美國革命領導人沒有拘泥于歷史和習慣,而是聽從自己的認識和經驗,在既無先例也無現存模式的情況下,創立了一種同時“有利于私人權利和公共幸?！钡恼w制;他們所完成的政治創新,也為世界提供了榜樣,將改變人類的命運(172)漢密爾頓、麥迪遜、杰伊:《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04頁。。

1791年,有個叫做伊斯雷爾·伊凡斯的牧師滿懷激情地寫道:

我們所生活的行將結束的18世紀,將教導人類如何獲得真正的自由?！瓘慕裢?人將受到教導而懂得,真正的偉大不在于毀滅,而在于拯救人的生命;不在于征服,而在于使他們自由;不在于發動戰爭,而在于締造和平;不在于使人愚昧,而在于使他們聰慧;不在于激發他們野獸般的怒火,而在于使他們變得人道;不在于滿懷野心,而在于善良、公正和有美德(173)伊斯雷爾·伊凡斯:“年度選舉布道詞”,埃利斯·桑多茲編:《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布道詞》第2卷,第1076頁。。

揆諸美國建國者的“世界觀”,伊凡斯在這里所描繪的未來世界,無疑是“自由的世界”,而不再是由“暴君”和“奴隸”所主導的世界。不過,這更有可能是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

[附識:本文在選題和立意上得到上海師范大學陳恒教授的啟發與鼓勵,謹致謝忱。2023年2—11月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