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學人反對“華北自治”運動述論*
——以傅斯年為中心

馬 曉 雪 馬 亮 寬

1935年,日本為擴大對中國的侵略,精心策劃了“華北自治”運動,目的是實現掌控華北地區的圖謀,進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此事件因為是日本侵華戰爭的重要節點,長期以來一直是中日戰爭史研究的重點,尤其是近幾十年來,中日雙方關于此事件的檔案不斷公布面世,研究日趨深入細密。有關日本推行“華北自治”的研究,著重于日本侵略者謀劃和國民黨政府及華北地方實力派的應對及三種勢力的斗爭過程(1)代表性論著有金沖及:《華北事變和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22頁;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臺北:“國史館”1995年版;臧運祜:《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柯博文著,馬俊亞譯:《走向最后關頭:中國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賀江楓:《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歷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5～122頁;賀江楓:《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與國民政府的因應》,《史學月刊》2021年第6期,第72～84頁。,關于平津學人群體(2)這里所指稱的平津學人主要是指在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以平津科教界學者為核心,以廣大愛國師生為主體,為抗日救國努力奮斗的知識分子群體,其領袖人物包括傅斯年、胡適、蔣夢麟、梅貽琦、周炳琳等人。在反對和抵制日本侵略者策劃和實施“華北自治”圖謀中的作用和影響問題尚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有鑒于此,現利用收集的有關檔案,參考近幾年出版面世的有關論著,對傅斯年等學者參與和制止日本實施“華北自治”的圖謀進行專題研究,撰寫成此文,敬請方家批評。

一 日本“華北自治”圖謀及中國應對策略

日本侵略者自1935年開始策劃加強對華北地區的掌控,通過《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等條約,逼迫國民黨政府的黨務和軍事力量撤出華北地區,繼之開始推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3)華北五省主要是指:河北省、山東省、察哈爾省、山西省、綏遠省,另外包括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合稱五省三市。。1935年6月,國民政府駐日大使蔣作賓致電南京外交部,其中說:日本“以中國將趨統一,認為不利,欲在北方組織一反中央勢力。先以冀晉察綏魯為范圍,俾與中央脫離,以便為所欲為?，F正積極進行,并欲利用閻主任(4)閻主任即閻錫山。1932年2月20日,國民政府令設太原綏靖公署,閻錫山出任主任。1945年7月裁撤。為傀儡”(5)《蔣作賓致南京外交部電》(1935年6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檔號:0200101020252。。9月24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發表了《對華政策之基礎觀念》,“聲言提出與國民黨現當局決不兩立”,“盼華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6)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頁。。9月26日,日電通社發表多田駿言論:“將決定對華北第二步方針,使五省成自治團體,甚至在經濟上使之脫離中央關系?！?7)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頁。9月29日,日本內閣通過《陸相川島之鼓勵華北自治主案原則》(8)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509、509、511頁。。自此,日本侵略者的“華北五省自治”圖謀進入實施階段,企圖將華北五省三市的廣大地區變成第二個“滿洲國”。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者的應對策略始終是退讓、妥協,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日本侵華的野心。1935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電召第二十九軍領導人前去報告華北情勢,副軍長秦德純應召前往,蔣介石指示第二十九軍在華北處事方略說:“日本侵占東北以后,下一個目標是平、津二市和華北各省。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建設尚未完成,不能和日本全面作戰,亟待爭取時間,加緊準備,中央現已決定,以宋明軒將軍完全負起北方的責任。你回去后,將此話告訴他,務必要忍辱負重。在北方能多支持一天,便可使中央對各種建設多充實一天。你們維持的時間越久,對國家的貢獻越大。唯一要注意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妥密應付,中央決以全力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不可告訴別人?！?9)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6頁。需要說明的是,《秦德純回憶錄》分別于2～3頁、165～166頁兩處記述蔣介石此項指示,大意相同,語言文字有差異。秦德純回到北平不久,國民政府對華北地方行政進行了系列調整。8月,宋哲元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10)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第502頁。,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由秦德純擔任。11月,華北地方行政再一次進行調整,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改由張自忠擔任,秦德純調任北平市長,天津市長由二十九軍總參議蕭振瀛擔任,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領導人皆由第二十九軍主要領導人擔任,以宋哲元、秦德純等為首的第二十九軍成為在華北地區與日本侵略者對峙的主要力量。宋哲元等人遵照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指令,在日本侵略者的強勢逼迫下,繼續執行妥協退讓、敷衍周旋的策略,華北地區整體上處于敵強我弱、敵進我退的形勢。

針對日本侵略,國民政府的退讓、妥協的總體傾向,華北地方實力派為保全權益勾心斗角,接受日本人誘惑的行徑,使傅斯年等平津學人進一步警醒,他們認識到要挽救國家,于此民族危亡之際,必須艱苦奮斗,不怕犧牲,與日本侵略者、漢奸賣國賊作堅決的斗爭?！爸袊拿\,在死里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11)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平津高校學人傅斯年、胡適等紛紛走出書齋,投身社會,以積極行動來挽救民族危亡。他們不僅坐而論道,啟導抗日救國輿論,而且奔走各方,聯系上下,積極從事討奸御寇、抗日救國的社會活動。歷史事實證明,傅斯年等學人成為當時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華北自治”圖謀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平津學人積極參與反對“華北自治”活動

1935年11月初,“國民政府宣布實施幣制改革,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認為法幣改革將威脅日本在華北的經濟利益,主張加速推進華北自治,讓華北各省在經濟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離”(12)賀江楓:《華北自治運動與地方實力派的政治選擇》,《歷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8頁。。11月6日,時任奉天特務機關長的土肥原賢二奉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之命,以協助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的名義到達天津,逼迫宋哲元等地方軍政領導人宣布自治。11日,日軍參謀官前往保定走訪河北省主席商震;12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到濟南訪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日軍目的是策動商震、韓復榘參與華北五省自治。日本特務土肥原曾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告知宋哲元等人,要其11月20日宣布自治,如屆時宋哲元不宣布,日本方面將自行宣布。這期間日本人不經中國政府同意,大肆逮捕他們認為妨礙實施“華北自治”的中國各界人士,其中包括國民黨各級官員、大學教授,甚至包括宋哲元的親信、政訓處長宣介溪,和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等人。日本人的威脅和肆意胡為,使平津地區科教界學人深切地感受到黑云壓城、風雨欲來的態勢。

11月19日,在宋哲元的指示下,秦、蕭二人邀請北平教育界、學術界代表人士進行座談、聚餐,旨在言明日本軍方壓迫他們宣布“華北五省自治”,但無論政局如何,他們將竭力保證北平學人的安全。座談會上蕭振瀛所言較多,概而言之為:“(1)諸君之安全已與日本人接洽好,絕對保障(以此見好于教育界也);(2)北平之為文化中心不可失墜;(3)中央無辦法,地方不得已;(4)即所謂三條件(不侵土、不預政、不犯主權),其言甚滑,顯然非良士也(秦之樣子甚忠實)?！?13)《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參與座談的陶希圣回憶說:“在日本浪人策動冀察自治的時期,孟真首先反對,北大同人群起響應。事情是這樣的:孟真在蕭振瀛的招待會上,悲憤的壯烈的反對華北特殊化。這一號召,震動了北平的教育界,發起了‘一二·九’的示威運動?！?14)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臺大歷史學報》1996年第20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印行,第264頁。陶希圣的回憶說明了當時的情況,但不夠詳細。傅斯年在11月21日致朱家驊等人的信中,較為詳細地記述了他與胡適、梅貽琦等人在座談會中的活動。信中說:適之先生起立發言,謂此等舉動喪土誤國,以二十九軍之名譽決不可做。國家事至此,只有就地抵抗……。如謂中央無命令,則“共撐”即命令也(蕭云:中央來電只有“共撐”一句)。此時是人人之責任,無所推諉云云……弟即起立,以喜峰口說起,說了尚不多,乃情不自禁,一面落淚一面說,大意謂滿洲國國賊之下場,獨不見乎?袁金鎧始參加沈陽治安維持會時,豈必以為即是賣國賊也?此時辦法,只有“一來便打”,別無方策(15)《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

傅斯年在信中還陳述了他到北平后與胡適等人所做的工作(16)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年自北平遷至南京,北平設留守處,傅斯年在此期間奔走兩地,故信中有此記述。:“弟于十八日上午到此,下午到適之先生處,見一外國記者,知‘宣布自治’事。當日下午蕭振瀛已向記者發表,此若干日中,適之先生向各處詢問,有孔必入。請人對宋、秦等人說明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況,勸其懸崖勒馬。據云,張季鸞與宋等談,知轉回當非無望也。適之前一日遇查勉仲(良釗),此君與西北軍多所認識,勸其多所奔走,查君遂積極進行?！?17)《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從信中可以看到在招待會前后,傅斯年、胡適、查良釗等人向地方領導人陳述科教界人士反對華北自治的立場、態度,為阻止宋哲元等人參與“華北自治”運動,已經做了許多實際工作。

前一日,即11月18日,日本政府外、陸、海大臣會議,“以中國態度強硬,決定不于此時迫令華北自治”(18)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第528頁。。這個信息迅速傳達到國民黨政權最高當局。19日晚上,蔣介石致電宋哲元、蕭振瀛:土肥原沒有資格代表日本政府進行談判,不要再與土肥原接觸。蕭振瀛當即將蔣介石的電令通知了土肥原,土肥原于20日早晨悄然離平赴津,日本人策劃的“華北自治”運動暫時擱置。

平津學人認識到日本不會放棄控制華北的圖謀,危機并沒有解除。11月21日,傅斯年在致國民政府的信中闡述了平津學人對形勢的認識與建議。其中說:“昨日晨,查又見到秦,知交涉移京,此間暫緩。韓既未來,宋亦避之。一時當緩于揭曉,然此一危局,不能以為已經轉好,甚望當局積極努力耳,弟意以為下列各點必求注意。一、韓、宋等人均須積極做工夫,即老馮亦須請其積極幫忙。老馮此次派李某來,云:‘南京毫無辦法,弟深悔此行之孟浪’,‘你們可自打算’云云。此乃商某當場宣布者也。二、此間‘漢奸’,兩日中大恐慌,怕‘不要中央賣了我們’。三、此次中央交涉,須有節節奮斗之計劃,并須預先有以安宋、韓之心?！?19)《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傅斯年此信反映出學人們對北方局勢的現狀及其幕后情況了解得相當清楚,因此建議和意見可行性、可操作性都很強,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朱家驊接到傅斯年的信后連同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情報,立即呈送給了蔣介石,并在呈文中強調:“頃接傅孟真兄及巴立地郵務長自北平來函,傅函敘述事實頗詳,所言亦不為無見,巴函所陳亦有可采,謹各移錄一份,仰供參考?！?20)《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學人對北方局勢的認識與建議送到蔣介石手中,雖沒有看到蔣介石等人的直接反應,但從其當時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與傅斯年信中意見建議有呼應關系。

11月22日,秦德純致電南京參謀本部次長熊斌,其內容為:“此間局勢漸趨安靖,而對方仍催促不已,弟定今日下午赴津面謁宋公,決稟委座意旨,堅持不渝,祈轉陳?！彪妶笥行艿呐?“呈委座鈞閱,職熊斌,十一·廿二午后四時半”,中間有一毛筆字手寫體“悉”,想是蔣的批示(21)《秦德純致熊斌》(1935年1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2033。。同一天,石敬亭自天津發電報給熊斌,電文是:“為在京諸承款接,至感盛情,今晨抵津,晤明軒兄轉達委座意旨,軒兄態度甚好,始終艱苦撅持,鎮定應付,為中央分憂不少。然根本大計,徹底解決,仍有待于中央之速為決策也。知注特聞?！彪妶笥行鼙蟮呐?“呈委座鈞閱,職熊斌,十一·廿二辰”(22)《石敬亭致熊斌》(1935年1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2029。。

從兩封電報的內容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對制止日人策劃“華北自治”圖謀,用不同策略對宋哲元施加影響和壓力。第一封電報是秦德純做宋哲元的工作,因自11月19日,宋哲元為避免土肥原等日本人糾纏至天津居住,留秦德純、蕭振瀛在北平應付局面,所以秦德純在電報中強調遵從蔣介石的意旨,不與日本人妥協合作實施所謂的“華北自治”。第二封電報是讓石敬亭去勸阻宋哲元,石敬亭是西北軍元老,與宋哲元關系頗厚,蔣介石指令其到天津勸說宋哲元聽命國民黨中央政府,石到天津會晤宋哲元,將會晤結果及時向蔣介石匯報。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采取措施對宋哲元等人施加影響,防止宋哲元與日本人合作。

11月25日,日本陸軍部經與外務省、海軍部協商決定,命令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繼續推進“華北自治”運動,土肥原等日軍頭目得到東京指示,決定改變方針,先促成冀察兩省自治(23)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實日志》第3冊,第530頁。,逼迫宋哲元、商震與日本人合作促成“華北自治”。宋哲元、蕭振瀛等人為應付和敷衍日本人,與日人要求有所呼應,宋哲元曾致電蔣介石,希望蔣贊同華北自治,電報中說:“近日征詢多數意見,有主張如能在中央系統之下,政府予以適應環境辦法,既不喪失主權,亦可應付艱迫外交,是否可備采擇?！?24)《日本侵華情報》(三),1935年11月25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010705500008。

傅斯年等人了解了日本侵略者與宋哲元等人交往的信息后,立即致函朱家驊轉國民政府,提出了他們解決“華北自治”危機的意見和建議,內容涉及本地形勢、中央挾地方之策略及忌諱、通過外交手段爭取奧援等,此函核心內容如下:

……與適之談,我們同意下列各主張。(1)此間之暫若停頓,不可以為是轉機,此間之積極活動者,已恐慌將其置外,無以下臺,故將更積極活動了,故一切萬不可松。(2)中央必當力阻(用盡方法),使宋、韓等之聚會開不成,并須時時向他們作工夫,對宋尤當力勸力阻。(一)責以此等交涉談判,必力(應為“立”——作者注)即停頓,一切可能之結果,由中央負之。(二)安頓其失敗后之下場。(三)地方有擾亂秩序者,即以武力對付,應以香河事為戒。(四)寧作到占領不作到內亂。(3)中央萬不可懾于局面之嚴重,隨便答應,此中固應作工夫,然絕不可隨便承允。報載此間方式由中央承認之是萬萬不可的,必不得已寧可破裂,即石友三、劉桂堂等占領北平,也比自變好的。(4)國際上應一一做工夫了,訓令各使并與此間諸使接洽,若一成侵占之事實,應立即訴之國聯,不論國聯暫時如何辦(25)《抄傅孟真先生來函》(1935年11月25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852。。

傅斯年等學人的意見非常明確,就是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宋哲元等地方領導人與日本人直接交涉,避免喪失主權。

11月27日,日軍憲兵占領豐臺火車站,扣留南下的火車,原駐防榆關的日軍陸續進關,同一天日軍占領了天津飛機場,并大力擴建。傅斯年等學人得知消息后,經商議集體致信國民政府,信中主要敘述華北地方行政狀況和政治動向,對形勢的變化表示憂慮。

11月28日,國民政府針對日本人的陰謀與擴大侵略的措施,對日提出嚴正抗議,同時為了解北方信息,安撫宋哲元等人,蔣介石派劉健群北上,向宋哲元傳達對付日本人的意見。劉健群在其回憶錄中記述:“中央獲得消息……要我勸阻宋哲元。記得當時我向北平掛一長途電話?！逼絹斫与娫挼氖乔亟B文兄。我問:‘紹文兄,宋先生是不是要宣布一件大事?’秦說:‘是的?！艺f:‘事要緩,等我來?！?26)劉健群:《銀河憶往》,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41～142頁。劉健群對到北平與宋哲元等交涉有較詳細的記述,其中著重說明了三個問題:一是宋哲元為應付日本人決定宣布成立“華北自治政府”是事實;二是秦德純、蕭振瀛與日本人接洽、談判是實行拖延策略;三是證明劉健群此行的時間和商談內容的真實性。

1935年11月30日,蔣介石和五院院長共同制定了一套解決華北問題的方案,任命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即日率陳儀、熊式輝、殷同等北上,與宋哲元等人共同處理華北問題。何應欽北上引起各界關注,《大公報》稱其“負有解決北方時局之任務”(27)《何部長啟程北來》,天津《大公報》,1935年12月1日,第3版。。11月30日晚,“蔣指示何應欽,命令陳儀、殷同先赴天津與日接洽,何則途經濟南、保定,與韓復榘、商震分別會晤,以示安撫”(28)賀江楓:《1935年華北自治運動與國民政府的因應——以何應欽北上為中心》,《史學月刊》2021年第6期,第78頁。。同日,宋哲元發表通電,要求順應民意,在華北地區實施“自治”。此電背景就是在土肥原等日本人的催逼下,蕭振瀛等人與日本人交涉后擬定的自治協定草稿。此事引起了平津學人的關注。12月2日,傅斯年與蕭一山商定,由蕭將獲得的草稿寄給朱家驊轉國民政府,并附有傅斯年、蕭一山對華北當時局勢評估的意見。蕭一山附信中說:“……宋為北方重心,實力遠超過商,其人初尚具國家觀念,不甘為敵傀儡,但以不識國際情勢及外交策略,受蕭振瀛一人之播弄,依為腹心,故暗中主持者均蕭氏也?！?29)《蕭一山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44334。

針對蔣介石派何應欽北上,蕭一山顧慮重重:“何氏北來有何辦法,固不得知,但以其過去之成績及所偕之人員,均為親日份子,其辦法必仍出于敷衍了事,以全體面,而華北乃名存實亡矣。且何以光桿而能震懾華北乎!蕭之野心,曹、王輩奸謀何以戢之。即令敵方肯讓步,則隱憂仍未能已,且華北一去則全國必瓦解,何以惟人心,今敵鋒已到徐汴。將來抵抗,糜爛全國,未必為利?！?30)《蕭一山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44334。蕭一山最為擔心的是,蕭振瀛、曹錕、王揖唐、何應欽等幾派力量,看似立場各異,實則與日本人為一丘之貉。所以他在信中力諫:“此刻……吾國生死存亡之關鍵,萬不可再蹈東北、熱河以及梅何口約之覆轍,使敵蠶食而至腹心,雖欲動不能矣。中央應下最大決心,以全力保護領土,立將軍隊分散各處準備游擊拼死戰,敵方矯虛,未必肯犧牲,則外交可操勝算……中央如置華北于化外,則中原、西北亦不可保,西南當視為口實?！?31)《蕭一山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44334。

朱家驊12月4日收到蕭一山信函后,隨即上報蔣介石,并在附信中說:“頃接一山兄自平來函,所舉北方情形,可資參考。故承一山兄之囑為轉達于左右,至其中維系人心一言,以為頗涉重要。且國際形勢漸以注重東方問題而國內人心趨向一致,應敵制變,希望尚及(多),未知鈞意為如何?”函件于12月5日呈送蔣介石,上有蔣介石簽字:“閱,十二九”字樣,說明函件受到國民黨上層的關注(32)《蕭一山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44334。。

何應欽12月2日晚到達保定。傅斯年和周炳琳受北平科教界學人推舉,于12月3日由北平到保定面見何應欽,陳述平津地區嚴峻形勢,并于當天陪同何應欽到達北平。12月4日下午,傅斯年、周炳琳與平津教育界知名人士梅貽琦、徐誦明、陸志偉等人赴居仁堂謁見何應欽,“報告華北時局經過情形,并陳述處理時局意見”。同時,再次發表通電宣言,闡述對平津時局的意見,堅決反對日本人操控的“華北自治運動”,要求各級政權組織共同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宣言強調:“近有假借民意,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實行賣國陰謀?！庇纱苏綄ⅰ叭A北自治”定性為賣國陰謀。宣言進一步向國人闡明:“中華民國為吾人祖先數千年披荊斬棘艱難創造之遺產,中華民族為我四萬萬共同血統,共同歷史,共同語言文化之同胞所組成,絕對不容分裂,大義所在,責無旁貸,吾人當以全力向中央及地方當局請求立即制止此種運動以保領土,而維主權,并盼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笔Y夢麟、梅貽琦、傅斯年等人代表平津科教界致國民政府的通電中,再一次強調同人發表宣言是為了“喚起全國同胞,一致奮起,共救危亡”(33)徐誦明、蔣夢麟、梅貽琦、胡適等:《平津教育界宣言和通電》,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華北事變資料選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384頁。。平津局勢經過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的共同努力,形成反對日本侵略者推行“華北自治”的高潮,為挫敗日寇推行“華北自治”陰謀打下了基礎。

何應欽到達北平后,于當天晚上和次日,兩次與宋哲元、秦德純、蕭振瀛等商討華北處置辦法。宋哲元對記者表態:本人絕對聽命中央,本中央意旨做去。但是,宋哲元、蕭振瀛等人與日本人的談判并未停止。12月6日,蕭振瀛攜帶冀察政務委員會關于“華北自治”的草案到天津與土肥原、多田駿等人協商,其行為再次引起學人的疑慮。7日,胡適、傅斯年等人致電朱家驊、蔣介石,對宋哲元及蕭振瀛等行為進行指責。朱家驊將電文轉呈蔣介石。蔣介石在呈文上批示:“此胡、傅電,轉何部長參考?！?2月9日,電文轉發給何應欽。其主要內容是:“……此間形勢仍險惡,一切宵小運動仍在公然進行。何部長必須作駐平坐鎮,不宜一有成說即南去。又傅電稱,政委會組織,此間同仁聞之,皆不謂然,料不久更有變化,弟意如此事不可挽回,則人選務必格外慎重,其秘書長一職,可操維全會事務。陳某行事,何公熟知,未合放松。乞陳當局□等語?！?34)《胡適、傅斯年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9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48。胡適、傅斯年二人電文主要表達了兩點意見,一是為免節外生枝,希望蔣介石電告急于離平的何應欽,暫留北平,以穩定大局;二是關于冀察政委會一事,已成定局,斷難更改,但秘書長人選一職則必須慎之又慎。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籌備時,曾內定陳覺生任秘書長,傅斯年等人在致朱家驊、蔣介石的電文中堅決反對,所以在正式成立時,秘書長一職由二十九軍成員戈定遠擔任。此事表明平津學人對平津局勢的關注和參與起到了作用。

三 奔走各地制止地方實力派與日人合作

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民國以降,“國家政治生活軍事化,國家權力地方化……此種狀態至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亦難以消除”(35)翁有為、王力:《近代中國權力更替與國家中心力量重塑》,《濟南大學學報》2022年第3期,第58頁。。日本政客對中國政治情形有深入的了解,其策劃“華北五省自治”,重點是逼迫華北五省領導人與其合作,成為他們的傀儡,在早期就劃定了5個代表人物。日人有關文件記載:“華北實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有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河北的商震、萬福麟。以及在本年(應作去年)六月因華北事件而導致中央軍撤退后坐享其成,從察哈爾逐步進入河北省的宋哲元?！?36)(日)參謀本部:《華北自治運動的演變》(1936年1月9日),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華北事變資料選編》,第236頁。日本侵略者重點關注的五人中,閻錫山資格最老,長期主政山西,最后由蔣介石親自出面做工作,閻錫山轉向與中央政府合作,擺脫了日本侵略者的糾纏。萬福麟因沒有在地方政府任職,未進入政治漩渦。宋哲元、韓復榘、商震三人是中日雙方關注的重點,傅斯年等學人為使三人站穩國家民族立場,不與日本侵略者合作,親自奔走各處,對他們力勸力阻,責以民族大義,說以家國情懷,勸以人生志節,使他們最終堅持了民族立場,為抗日救國做出了努力。

1.力阻宋哲元與日人合作

自1935年10月開始,以宋哲元為首的第二十九軍逐步控制了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宋哲元作為主要領導人,成為各種勢力爭取的主要對象。

11月27日,傅斯年與胡適、梅貽琦等人商議決定,分別拜會宋哲元、商震等人,阻止他們與日本合作,建立所謂“華北自治”組織。11月29日,傅斯年等人給宋哲元寫了一封信,傅斯年在其后致朱家驊信中說:“星期五(11月29日)我們給宋一信,極客氣,謂談以他的二項原則(一、服從中央;二、不屈服于外人,上次對我們說),總為六事請他實行:(1)立就綏靖主任職;(2)就地擒拿殷汝耕;(3)與土肥原停止談判;(4)雖中央無辦法,自己也要苦撐;(5)捉拿散傳單的人;(6)在萬不得已時,國家主權為重,地方安危為輕。末尾大說了一篇世界大勢論,謂此時日本決不以大兵來,以壯其苦撐之氣,勉仲送此信去,約于次日談?！?37)《傅斯年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5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

11月30日,傅斯年、胡適、梅貽琦和查良釗應約和宋見面會談,談話內容可分為三個要點。

其一,傅斯年、胡適等學者與宋哲元交流了對當時形勢的認識。傅斯年在致朱家驊信中敘述說:“他(指宋哲元)開頭說:‘諸位的信給我精神上的鼓勵不少,接著便說,北方大局之誤自黃膺白,又到所謂何梅協定?！敝笏握茉贸鲆槐竟慕o傅斯年、胡適等學者看,公文內容是什么信中沒有說明,但信中有“看了真吃驚,真痛心,原來‘均承諾之”(38)《傅斯年致朱家驊函》(1935年12月5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的字樣。言及當時北方緊迫形勢,傅斯年等學人如此安慰宋哲元:‘宋先生受任于此際,自是格外困難,國人共見。然所謂危亂見忠臣,正此之謂,為國家全體面無所謂不可為也?！?39)《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宋哲元所談是想說明自己的處境,傅斯年等人表達了對宋處境的理解。

其二,交換了應對日偽的態度。其中首先交流了對漢奸殷汝耕的處置方式。傅斯年敘述說:“談到殷汝耕,我們質問二十九軍有一團在通州,為何不立拿之。彼謂殷有保安隊,非下與日本決裂之決心,不可用此法。后來他又說,決不投降殷汝耕。適之問然則作殷汝耕第二,彼謂決不作(指設防共自治會言),我又問他當準備萬一,他說當然,又問他與土肥原究竟系何種接洽,他說決無簽字事。我們問他接洽是否到一種越軌程度,他說無論如何接洽,最后決定在中央。他又說我不常見日本人,且決不到日租界,平日在津皆繞道,不像商啟予常見日本人,說的太多了。適之便問,宋先生雖自己不常見日本人,然手下如蕭、秦是否也說得太多了。他于此無確切答復?！?40)《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

其三,探明了宋哲元與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關系以及解決平津危機所持的立場與底線。宋哲元通報了國民政府派劉健群北來與之商談的情形?！爸劣谒^辦法,他說:‘L.C.C.(劉健群)來一日,住在我家,談了好些方案,今早南飛,所謂方案,其中之一,是先在河北省施行憲政。適之說這有大流弊。他說,這全未定。待中央所決。最后他說了好些故事,如日兵要上城墻進司令部等等,他均不屈,又說真不得已就和他干?！?41)《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傅斯年、胡適、梅貽琦等人此次會見宋哲元,是學者力勸力阻宋哲元與日本人談判合作的一次行動,他們勸告宋哲元認清日本人制造“華北自治”,從而實現“日治”的野心,了解了宋哲元與日本人交涉、談判的底線。傅斯年總結會面交談情況說:“這兩點鐘的談話,使我們心中頓趨樂觀……我們覺得他早晨所說是真情。大有一塊石頭落下之勢?！?42)《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

從當時的相關資料來看,宋哲元在各方影響和幫助下,態度有所轉變。12月3日,何應欽到達北平的當晚,宋哲元等人前去拜謁,向何應欽表明態度,“我可以用生命保證,我在和日本談判期間,絕對遵照中央的命令,不屈服、不妥協,同時對外我也決沒有絲毫秘密協定”(43)張放:《盧溝風云——宋哲元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頁。。這可以看作在日本人策劃所謂“華北自治”運動過程中,宋哲元向社會各界表明的立場和態度。傅斯年、胡適等人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對宋哲元力勸力阻,目的是激勵宋哲元民族意識、愛國思想,事實證明各界人士運用多種方式對宋哲元等人積極施加影響,堅定了宋哲元服從國家、民族利益的信心和決心。

2.制止韓復榘參與“華北自治運動”

日本人策劃的“華北五省自治”包括山東省。山東省位于華北五省中的最南部,人口最多,經濟和地理位置都很重要。另外,二十九軍主要將領如宋哲元、秦德純、張自忠、趙登禹等都是山東人,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與二十九軍原來都是西北軍體系,雙方有很深的淵源。

1935年10月初,宋哲元、蕭振瀛開始與閻錫山、韓復榘聯系。其時,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因病在北平住院治療,宋哲元前往拜訪徐永昌,提議與晉、魯合作,實現華北自治,“華北在日本壓迫、中央不管的處境下,不能不自己聯合,閻先生首領、向方副之,咱們大家幫助辦,實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我想請向方來,大家商議商議,大約十之六能來”。10月7日,宋哲元向韓復榘代表劉熙眾明言:“時局緊張,吾人不能坐視,誤國等于害國,向方最好來平一聚,熙眾到平,可請徐主席晚走幾天聚會聚會,說之再再?！?44)《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2～314頁。說明宋哲元曾主動與韓復榘聯系推動“華北自治”。9月30日,蔣介石在《本月反省錄》中記述,“華北形勢可危,其受倭煽惑,為中華禍首者,恐不在冀晉而在魯乎”(45)《蔣介石日記》,1935年9月30日,“本月反省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并請青島市長沈鴻烈“勸韓以大義與利害”(46)《蔣介石日記》,1935年10月8日。。由此說明,蔣介石對韓復榘特別不放心。

日本人確曾極力拉攏韓復榘加入“華北自治”。據記載:11月12日,天津日軍司令官多田駿到濟南訪晤韓復榘(策動華北自治),其間土肥原也曾去濟南訪晤韓復榘,而具體負責與韓復榘交涉的日本駐濟南武官花谷和韓往來頻繁。韓復榘與日本關系曖昧,又以此自重,向國民政府討價還價。何思源回憶當時情況說:“國民黨從華北總撤退,同時宋哲元與蕭振瀛乘機進一步和華北日軍勾結,搞華北局部妥協,搞華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把中央在華北的機關一掃而空,關稅、鹽稅、統稅、鐵路等收入都被截留。在這種情況下,韓復榘的舉動就很重要了。如果韓向北倒就會擴大特殊化,和宋哲元勾結一起,真可能搞成華北五省三市的‘自治’。如果韓復榘向南倒,倒向中央,不只可以阻止華北的惡化使不再擴大,也可能影響宋哲元等不敢過于投靠日本?！?47)何思源:《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馬亮寬編:《何思源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952頁。

在此期間,宋哲元邀請韓復榘北上商議華北地區問題,韓復榘雖然沒有去,卻派建設廳長張鴻烈去北平參加有關“華北自治”的會議。傅斯年等學人對韓復榘的行為和態度頗為關心,對韓復榘當時的政治傾向和態度密切關注,當聽說韓復榘的代表張鴻烈到達北平后,便立即與之聯系,又與查良釗前去拜訪,事后專門寫信告訴朱家驊其與張鴻烈的見面情況。信中說:“……旋深談戰事。據云:(1)韓手下之師長皆決不贊成此舉(此非平日談過,觀其言行可知)。戰事如動,其自身極可危也。(2)韓與日武官花谷往來太密,韓終是軍人,好憑私人意氣,此次韓云:將來南京開會。此武官即云:如此,彼非自盡不可。其實彼真自盡,又有何不可乎?(張接語)故內幕如何談,吾等省政府人固不得知也。此外他又說,沈市長到濟,時與大家之計議,及張等對韓之說法(比仙槎所說為詳矣)。又云:仙槎何不立回濟南。此等事只有吾二人可以自由說話(48)張鴻烈是河南固始縣人。韓復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時與之熟悉,張鴻烈隨韓到山東被任命為建設廳長,因張鴻烈和何思源不是韓之部屬,所以在韓面前說話比較隨便,故有此語。。在京待選舉何為乎?張允次日立赴濟南,并云此事關系甚大,與韓之存亡尤有關系,當最后努力之也?！?49)《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傅斯年的信中所說如何勸阻韓復榘提到兩個人,一是沈鴻烈,二是何思源。何思源曾回憶說:“大約在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我到南京開會,蔣介石適坐在我前一排,他隨便問我幾句關于山東的話,我就當場用鉛筆寫了一個小條,作為簽呈交蔣,說明山東情況,應先派沈鴻烈去見韓復榘。蔣接到小條后,回過來向我點點頭,隨即放在右邊口袋里。當天晚上,我到沈鴻烈住處,觀察動靜,沈果然在整理行裝,準備當晚回山東?！?50)馬亮寬編:《何思源文集》第2卷,第951頁。何思源所說的在南京開會,即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經各方人士積極做工作,韓復榘態度開始變化,向國民政府保證:“決不聽日人之言前往平津,并不與彼簽訂任何協定,請為放心?！?51)《沈鴻烈致蔣中正電》(1935年11月1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檔”,檔號:00208010300020124。傅斯年等人在11月致國民政府的兩封信中反復強調須時時向韓、宋做工作,“韓、宋等人均須積極做工夫,并須預先有以安宋、韓之心”(52)《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韓復榘的態度、立場逐步轉變,對制止日本人“華北自治”圖謀產生了積極影響。

3.勸阻商震與日人合作

日本在策動“華北自治”期間,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是日本侵略者拉攏合作的重點對象。11月19日,日本軍方要挾宋哲元、商震接受“華北自治”計劃。商震對日本人的逼迫采取消極躲避的態度。為避開日本人的糾纏,當天稱病。次日,又請假7日,謝絕見客。至于商震與日本人的關系,傅斯年等人在12月5日致朱家驊轉國民政府的信中有所記述,其中說:“當上星期五、六,此間局勢急劇惡化,雷嗣尚公然對適之曰:‘你們不要拿宋哲元當圣人看,他是要地盤的,若非與日本勾搭,早調走了。今年夏天于孝侯事件、察哈爾事件之后,大家是在此競賣。宋先生的賣價,還不如商啟予便宜呢,今年夏天口頭答應的,現在人家來收賬了。能不給人家些嗎?所以中央怪不了宋哲元’?！?53)《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雷嗣尚是二十九軍軍官,秦德純的“得力干部”(54)秦德純:《秦德純回憶錄》,第171頁。,時任北平市政府社會局長,比較了解宋哲元、商震與日本人交涉的內情,其言論符合當時華北政情。

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脫離中央政府,成為日軍控制的傀儡政權。冀東是河北省的屬地,商震如何處置此事為當時人所注目。傅斯年、胡適、梅貽琦等人商議決定,去保定勸阻商震與日本人妥協合作。11月27日,傅斯年等人致信國民政府,告知去保定面見商震及對其評價,信中說:“弟與枚蓀、月涵今夜赴保謁商,不知可見到否,商之至友今日對弟等云,此君毛病在于地盤心太重,又猾又怯,嗚乎,河北事可知矣?！?55)《抄傅所長斯年來函》(1935年11月21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8368。傅斯年在致朱家驊另一封長信中對他與梅貽琦、周炳琳保定之行的動機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記述。信中說:“月涵、枚蓀與弟保定之行,其動機由于看看商啟予到底為何一回事,所謂滑頭、畏縮、地盤主義云云,到底如何,更愿以吾等主張供獻之,星期四日下午,在醫院見到,在坐有民政、財政、教育三位廳長,所談甚長,可謂無所不談,與宋談之空氣甚不同,商雖談了不少私話,然□證明滑頭、畏縮,地盤主義之不虛?！?56)《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也就是說,梅貽琦、周炳琳、傅斯年去保定與商震見面抱有兩個目的,一是想了解商震是否如傳聞所言,刁滑、膽小且地盤主義嚴重;二是針對殷汝耕打著“防共”之幌子,實則與日本人沆瀣一氣這事件,告知商震平津學人的主張和建議。

在與商震接觸和交談后,傅斯年等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1)他也勾搭了不少,他自謂不如宋明軒假手他人,故沒有毛病,其實他之客氣、敷衍、勤懇,恐怕commit不少;(2)他決不會變,但為地盤主義,要有不少曲折文章,然最后仍不免一走,只是已露丑矣。(3)此公不像有勇氣與魄力者,故如望彼個人有積極的貢獻不可能也(57)《朱家驊致蔣介石函》(1935年12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檔號:44332。。傅斯年在此信中表明,通過長談,對商震加深了認識,商與日本人有聯絡,但不會投降日本人淪為漢奸。因為缺乏擔當和責任心,商也不可能對制止日人“華北自治”圖謀做出積極貢獻,傅斯年對商震的認識與評價后來為歷史事實所證明。

11月29日,傅斯年等人再次致信朱家驊,報告了會見商震的談話結果及華北當時局勢,信中說:“昨晤商,談甚懇切,但均不出事前預料,彼亦在依賴中央辦法中似無決心,此間局勢萬分險惡,土肥坐催,左右包圍,期在必成,務告當局諸公?！?58)《傅斯年致朱家驊》(1935年11月29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檔號:0802000259114。12月8日,商震致電國民政府請求辭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職務。12月12日,國民政府下令任命宋哲元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調任為河南省政府主席。從此,商震離開了中日華北對峙的政治漩渦。

四 引導輿論,堅持民族大義

自1935年開始,傅斯年等學人利用報紙雜志等輿論工具做平臺,宣揚民族正義,喚醒民眾,揭露日偽陰謀,為粉碎日人“華北自治”圖謀而積極努力。日寇和一些漢奸在鼓吹華北自治的同時,利用各種方式在中國內部挑撥離間,如挑撥地域間的關系,宣揚什么國民政府輕視北方人,用南方人統治北方人,等等,目的是制造矛盾,為推行“華北五省自治”尋找借口與理由,用心可謂險惡。傅斯年、胡適等學人以《獨立評論》《大公報》等報刊做為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呼吁民族團結、奮起抗日救國的政論,也發表了許多揭露日偽奸謀的抨擊性文章,在當時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他們還通過函電與各有關方面聯系,揭露日偽“華北自治”的險惡圖謀,指出事件引發的民族危機及其應對措施。

1935年下半年,傅斯年在《獨立評論》上連續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和《北方人民與國難》等政論文章。這些文章是針對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而寫的。傅斯年從國家民族大義出發,告誡人們熱愛自己的祖國,維護國家和民族統一,是每個中國人的職責所在,并警告那些漢奸、親日派分子,不要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最終成為千古罪人,遺臭萬年。

傅斯年在《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文中,反復說明一個道理,即秦漢以后,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幾千年來,統一是中國的主流和人心所向,分裂是暫時的,也是歷代人們所堅決反對的。他說:“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句話,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在的事實?！?59)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頁。傅斯年針對當時“華北自治”的緊迫形勢說:“這些天里,平津一帶‘空穴來風’,有所謂自治運動。若說這是民意,民在那里?若說這是社會上的事件,請問誰是出名領導的人?若問國人的心,他們只是希望統一,以便安居樂業。雇來的苦力不足為民眾,租界上住著昔曾大量剝削人民后經天然淘汰之官僚軍閥,不配算領袖,滿街灑的黃紙條,都是匿名帖子!天下那里有不具名的政治運動?黑市上那里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現成話:‘將誰欺,欺天乎?’”(60)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頁。因此傅斯年呼吁:“負責當局,應以國家民族的立場,把背叛國家的敗類,從嚴防范,盡法懲治?！?61)傅斯年:《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127、127頁。在文章最后,傅斯年對中華民族的特點進行了分析: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愿與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友好相處,不侵略他國,亦不甘被他國、他民族所侵略和欺侮。

傅斯年撰寫的《北方人民與國難》,是針對日本侵略者為實施“華北自治”而挑撥離間的陰謀而發的評論。在文中他用大量事實說明中國自古為一體,不分南北,并著重指出:北方人民地處民族斗爭的最前線,更應該顧大體,反對各種破壞民族團結、制造祖國分裂的陰謀。他強調,在復雜嚴峻的局勢下,北方人民特別應注意如下幾點:

一、我們的處境已是站在全國家全民族最前線上的奮斗者,我們的中心要長存,我們的志氣要永在。

二、我們只有在整個的國家民族中才能謀生存,我們一分裂便是俎上的魚肉!

三、……責備政府的話要到南京去說?！靶值荇]于墻,外御其侮”……(62)傅斯年:《北方人與國難》,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32頁。

在當時的環境下,傅斯年發表這樣的言論,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正氣,表現了學人們忠于國家和民族的赤子之情。

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略者策劃實施“華北自治”,是繼九一八事變后擴大侵華的一個重要節點,目的是把中國北方廣大地區通過“自治”的名義變為“日治”,作為侵占全中國的又一個基地。為實現此種圖謀,日本侵略者威逼利誘,軟硬兼施,逼迫地方實力派與其合作。地方實力派中的個別人士為了個人權益而與日本侵略者妥協、談判。日本“華北自治”的圖謀和實施,使平津科教界學人深感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抗日救國的責任心使他們自覺地團結起來,合作奮斗,其中傅斯年、胡適等人是代表人物。他們團結引領部分學人,一方面啟導輿論,利用各種陣地,撰寫文章,發表宣言、通電等,討奸斥寇,喚醒民眾;另一方面走向社會,奔走呼吁,走訪地方實力派,曉以民族大義,激勵愛國情懷,勸以個人志節,喻以歷史正反典型,力勸力阻他們與日本侵略者妥協甚至合作?？傊邓鼓甑葘W者不畏艱險,多方面做工作,對于提升國民的愛國熱情,轉化地方實力派愛國向心力,制止日本侵略者“華北自治”圖謀產生了積極影響;他們的積極努力,促進了廣大民眾的覺醒,提高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抗日救國的決心和信心,凝聚了中華民族向心力,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