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思想作為政治思想:J.G.A.波考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陳 浩 宇

半個世紀以來,在政治思想史領域,由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波考克(J.G.A.Pocock)、約翰·鄧恩(John Dunn)等學者倡導的歷史語境主義方法已獲得廣泛認可和運用。由于先后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或工作,他們被認為構成了思想史領域的“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但是,將這些學者聯系在一起的是方法上的相似風格,而非某種共同持有的教條與學說。同樣被視作該學派代表人物的洪特(Istvan Hont),甚至聲稱根本不存在一個“劍橋學派”,或者最好將劍橋學派視作一個“反學派”(anti-school)(1)理查德·伯克:“重訪劍橋學派:再思共和主義”(Richard Bourke,“Revising the Cambridge School:Republicanism Revisited”),《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第46卷第3期(2018年),第467～468頁。。洪特的斷言一方面表明劍橋學派的歷史研究方法往往將特定思想觀念還原到其所由來的具體歷史語境中,從而有可能瓦解某些學派對于所謂永恒真理的信念;另一方面透露出即使在劍橋學派內部,不同學者的研究取徑也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

在中文學術界,相較于斯金納,波考克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作得到的關注和討論較少。由此也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有待澄清,例如,波考克和斯金納歷史研究方法的差異,波考克如何借助政治語言分析構筑長時段的思想史敘事,波考克對歷史思想和政治思想關系的處理。波考克的思想史研究立足于對語言模式的分析。在人們用來表達政治觀點的不同語言模式中,波考克尤其注意由歷史觀點和對歷史的理解構成的語言,這種語言不僅形成了一套歷史論述(a discourse of history)或史學史(historiography),而且和其他語言模式存在互動與反饋關系,對特定時代和社會的人們理解政治、權力以及行動可能性發揮著重要影響。事實上,波考克在晚年的回顧性文章中宣稱,自己的研究一向涉及兩類思想史,即政治思想史和史學史(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它們“產生互動并確實幫助形塑彼此”(2)波考克:“從《古代憲法》到《野蠻與宗教》;《馬基雅維里時刻》,政治思想史和史學史”(J.G.A.Pocock,“From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to Barbarism and Religion;The Machiavellian Moment,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歐洲觀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43卷第2期(2017年),第129頁。。而在將歷史思想視作政治思想加以研究時,波考克則認為自己甚少發現同道(3)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J.G.A.Pocock,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導言”,第Ⅸ頁。。

本文將依循波考克本人提供的線索,聚焦其六十余年政治思想研究中這個異常鮮明而獨特的歷史維度,呈現波考克在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空間與書寫模式方面做出的開創性貢獻。文章將著力揭示波考克在其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持有的一個核心信念,即政治思想作為特定社會理解自我的方式具備形式上的多樣性。與此同時,我們認為波考克通過具體研究生動而有力地證明了歷史思想或者說一個社會理解自己過去的方式恰恰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 “洞穴中的語言”:波考克的政治語言方法論

包括波考克在內的劍橋學派學者,在學術生涯之初,都嘗試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進行革新。他們的基本出發點是強調政治思想的歷史維度,使政治思想史研究真正成為一種“歷史的”研究。在提出這種動議時,他們構想的對立研究方式,是傳統上對政治思想的哲學式研究(4)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芝加哥和倫敦: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后者是文本中心主義的,通過文本細讀對作者的論述進行高度的抽象和提煉,而這一操作方法背后的深層預設是所有經典文本都在討論和處理一些根本且持久不變的問題(5)對文本中心主義及其預設的討論和批評,參見昆廷·斯金納:《觀念史中的意涵與理解》(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8卷第1期(1969年),第3～53頁;同時參見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6～7頁。。與哲學式研究完全脫離語境孤立看待文本不同,劍橋學派強調回到文本所處的具體語境。他們對文本進行了一種重要的轉換,將文本及其中論述視作一種言語行動(speech-act),作者做出這些行動是在回應和挑戰語境中的其他行動者,對于這類行動、事件和互動過程無疑可以進行一種歷史敘述,這也正是歷史學家所擅長的(6)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08、69頁。。在劍橋學派看來,這種研究方法可以避免研究者犯下時代誤植的錯誤,或是將研究者自己的偏見投射到過去的思想家身上,而擺脫了這種偏見之后也會使我們的思考和行動更加自由(7)參見昆廷·斯金納:《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20頁。。

雖然斯金納和波考克都采用語境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兩人仍存在一些差異。斯金納不論是在代表作《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下文用作《基礎》),還是在對霍布斯的一系列研究中,總是擅長深描某個具體歷史時段的政治社會背景及智識語境,在其中探尋思想家的言語行動及其意圖?！痘A》上卷主要關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城市共和國中共和價值的起源、演變及持續面臨的挑戰,下卷轉向宗教改革時期不同教派的政治觀點;對霍布斯的研究聚焦英國革命背景下,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生成及其與政治對手的論辯?？傮w來看,斯金納較少提供政治語匯轉折的敘述,而是呈現了三個相對分立的故事。這一點與波考克形成了對比。在代表作《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下文用作《時刻》)中,波考克敘述了一個長時段的、跨越大西洋兩岸的共和主義傳統,考察共和語匯如何首先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得到闡發,并一直下探到斯金納甚少涉及的18世紀政治思想。波考克自己對這種差異也有非常清晰的認識:“斯金納的歷史智慧可能集中在共時性上,即對特定時間存在的各種語言情境進行詳細的重構,而我則傾向于歷時性,即研究各種語言發生變化或是各類文本從一個歷史情境遷移到另一個歷史情境時發生了什么?！?8)波考克:“諸基礎與諸時刻”(J.G.A.Pocock,“Foundations and Moments”),安娜貝爾·布雷特、詹姆斯·塔利編:《重思〈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Annabel Brett and James Tully,eds.,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支撐波考克進行長時段、歷時性研究的關鍵,如他自己所說,是他對語言或話語模式的關注,這意味著從發生在個體之間的言語行動前進到更具普遍性和片段性的“話語政治體系”(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system)(9)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08、69頁。。在波考克看來,仔細觀察人們談論政治事物、表達政治觀點使用的概念和語匯以及組織這些詞匯和觀點的邏輯,可以辨識出特定的語言模式。波考克所說的“語言”(language),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希臘語或英語,而是可以稱為“子語言”(sub-language),意指人們談論政治時采取的特定話語模式(10)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71、77、15～18、102～105頁。。所以,波考克有時也用修辭(rhetorics)、習語(idioms)、范式(paradigms)、言說模式(modes of utterance)等概念來指稱他所說的語言(11)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71、77、15～18、102～105頁。。這些語言起源于人們對社會文化和行為傳統的抽象,它可以發生在社會的不同層面,并且會因不同的抽象水平和不同的擴散和移植過程而具備不同程度的理論普遍性(12)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71、77、15～18、102～105頁。。這最終導致在任何社會,人們可以使用的語言都是多元的,它們構成了“一個豐富而復雜的織體”,并且“可以在互動中產生復雜的歷史”(13)波考克著,馮克利譯:《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3、301頁。。

語言的多元性導致每個作者可以使用的語言也是多樣的,因此我們經?？梢园l現作者在同一個文本中介入了不同的語言傳統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出現在波考克對柏克的研究中。1960年波考克發表了《柏克與古代憲法:觀念史中的一個問題》一文,指出柏克在《論法國革命》中的不少段落采用了源自愛德華·柯克爵士時代的普通法思想傳統的語言,即認為英格蘭憲法建立在不可追憶的習慣和經驗之上,從而反對以抽象原則為指導來重構政府(14)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02～232頁。。二十年之后,波考克又發表了《柏克分析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經濟學》一文,將《論法國革命》的一些段落置于18世紀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中加以理解,因為柏克指出,革命運動中紙幣信用的擴張以及對宗教等傳統風尚捍衛者的攻擊,最終會毀滅現代經濟和商業秩序賴以生存的基礎(15)波考克著,馮克利譯:《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3、301頁。。波考克分解柏克思想不同側面的做法,遭到了思想史學者馬克·伯維爾(Mark Bevir)的批評。在伯維爾看來,波考克對不同語言的關注,使他不容易被文本不一致問題困擾,從而沒有足夠的動力去思考文本的一致性問題并展現一個融貫的柏克政治理論(16)馬克·伯維爾:“觀念史中的心靈與方法”(Mark Bevir,“Mind and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36卷第2期(1997年),第171、169頁。。我們或許可以為波考克辯護說,在解讀文本時,梳理和澄清文本的不同層次和語言來源,或許是研究者應進行的第一項工作。只有在對不同思想側面進行分解考察后,才有可能提供一種更具解釋力的綜合。事實上,波考克沒有放棄提供一個融貫的線索。他指出,對古代憲法的信仰沒有使柏克認為必須回到某種原初的原則,而是認為從過去直到現在不斷調整的習俗和經驗構成了一個連續體,這使柏克可以成為18世紀輝格黨統治秩序的捍衛者,并主張“摧毀由古老的社會形態建立起來的歷史結構,必將導致具有現代特征的社會的毀滅”(17)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第313頁。。柏克連接過去與現在、調和傳統與進步的方式,既表現出一種復雜的保守主義思維,也構成了波考克眼中英式啟蒙運動(English Enlightenment)的代表形象(18)分別參見波考克:“導讀”(J.G.A.Pocock,“Introduction”),埃德蒙·柏克著,波考克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edited by J.G.A.Pocock),印第安納波利斯:哈克特出版公司1987版,“導讀”,第33頁;波考克:《野蠻與宗教(第1卷):愛德華·吉本的多重啟蒙(1737—1764)》(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ume One,The Enlightenments of Edward Gibbon,1737—1764),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伯維爾的批評還源自如下觀點,即波考克對語言的分析受惠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的語言(langue)限制著作者的言說(parole)和言語(speech)(19)馬克·伯維爾:“觀念史中的心靈與方法”(Mark Bevir,“Mind and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第36卷第2期(1997年),第171、169頁。。在伯維爾看來,當波考克將文本分解成不同的語言時,也就認為作者必然會采取為這種語言所規定的常規言說方式,從而預先限定了文本的可能。波考克對方法論的討論有時會給評論者帶來上述誤解,因為波考克的確時常強調語言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以及使用某種語言對作者帶來的限制。但是,如果結合波考克的具體研究,我們會發現他其實采用了相當靈活的視角來看待作者個體和他置身其中的語言結構的關系。語言塑造了作者的言說方式,但作者在使用這種語言時,也在修改和重塑這一語言。如果一種創新的言說方式激起了廣泛的回應,最終會使這種言說成為一種慣例并被吸納到語言結構中(20)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71、77、15～18、102～105頁。。例如,在討論柏克使用政治經濟學中有關商業社會和風尚的語言時,波考克便指出柏克顛倒了孟德斯鳩和蘇格蘭啟蒙學派認為商業使風俗柔化的觀點,反而強調風尚必須先于商業而存在,而風尚則源自騎士和教會時代。這種顛倒使柏克呈現了另一種后來被廣泛接受的觀點,即商業可能帶來風尚的庸俗(21)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第313頁。。

波考克特別強調不同語言模式對政治具有的規定性作用,他有意識地援引了托馬斯·庫恩的范式概念,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會發揮所謂范式的力量”,因為它們“都是有選擇地呈現與政治的行為和性質相關的信息,它鼓勵以某些方式而不是另一些方式定義政治問題和價值。因此,每一種語言都有利于某種優先項、從而有利于權力的分配格局”(22)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第13～14頁。。波考克也意識到語言與庫恩的范式具有一個重要區別(23)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15～16頁;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73頁。。在庫恩對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的描述中,一種范式完全取代了另一種范式,這不僅改變了對許多問題的答案,甚至改變了提出問題的方式。但是,波考克認為,任何社會都是多種語言共存的;一種新語言的出現能夠挑戰原有的語言及其訴求,卻不會完全替代后者,不同語言將會長期互動,共同塑造特定時代的思想面貌。因此波考克常常將歷史學家描述為一個考古學家,其工作(métier)就是要揭示政治語言不同的層次(layers)及其復雜性(24)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90、74、147～148頁。。

波考克對歷史學家職責的劃定,無疑與哲學家的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他使用了一個頗具意味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直言歷史學家研究的就是“洞穴中的語言”(languages of the cave)(25)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90、74、147～148頁。。如果哲學家是要尋求終極真理,要從洞穴中的紛繁表象上升到絕對真實的理念世界,將洞穴中的一切視作虛假的和帶來蒙蔽的;歷史學家則不只關注那些具有最高抽象程度的語言,而是認識到由于洞穴中的語言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和理論普遍性,因此也必須在與之相匹配的程度上來分析和拆解這些語言。尤為重要的是,這些洞穴中的語言,即使是對政治現實有偏向的和選擇性的描述,是人們欲望、情感和價值的投射,因而從一個哲學的視角來看是不真實的,但卻是實際上對政治具有規定性作用,從而既塑造我們對政治的理解,也在歷史過程中塑造我們自己的力量。

二 歷史思想進入政治論爭:波考克對近代早期英國政治思想的研究

波考克認為一個社會表達政治觀點的語言具備多樣性,它們源自對社會經驗與活動的反思與抽象,因此歷史思想和政治思想都表達著社會的自我理解。由于波考克進一步強調任何社會都是在時間中存在的,這便將一種時間維度帶入到政治思想的結構中。我們可以將波考克的討論拆解為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以揭示歷史思想與政治思想的緊密關系。

波考克首先強調,如果歷史意味著對過去的敘述,那么對某種“過去”(past)的意識實則預設了一個社會的存在。因為孤單的個人只能回憶起他的私人往事,社會作為“復雜體”(complexity)的長期存在則使它逐漸被認識和理解,從而構成歷史學家用“過去”一詞來表征的事態。因此,對過去和時間的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關社會延續性(continuity)的意識,也是一種“社會意識”,因為它“只能作為關于社會結構和行為的普遍意識的一部分而存在”(26)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90、74、147～148頁。。如果對時間的理解和在時間中體驗到的人類生活,構成了社會意識和自我理解重要部分,它們也會影響和塑造社會自我理解的其他部分,尤其是社會的結構及其合法性由來,以及在社會中可能的行為方式,這就構成了波考克所說的“歷史理論和政治理論的結合點”(27)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33、39頁。。從根源上看,歷史思想可以作為政治思想,是因為歷史和歷史論述構成了社會自我理解的一個基本部分,因而是人們進行政治安排并構想行動可能性的意識來源。

其次,由于任何語言都是在描述社會的情況并表達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對社會的理解,并且由于社會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社會的延續性構成了社會自身性質的一個重要部分,那么語言便必然涉及社會存在的時間維度,這使波考克可以主張,“一切思想體系、一切范式性語言,都包含一種涉及時間的含義結構,它們能被進一步證明體現了一種或多種將政治社會本身視為存在于時間中的概念化模式”(28)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33、39頁。。波考克指出了兩種主要的概念化模式,它們使社會在時間中的存在被理解和言說:其中一種訴諸習俗、傳統或是社會特定的制度形式(例如普通法),將社會構想為在時間中不斷延續、未曾斷裂的存在;另一種則認識到社會面臨著時間之流帶來的無數偶然和意外事件,這對社會的持存提出了嚴峻挑戰,但也提供了有別于傳統和慣例的新的行動依據,這種概念化模式可以表現為一種末世論圖景,也包括一種圍繞德行、命運和腐敗概念展開的共和主義理論。

最后,不僅政治思想具備時間維度,而且歷史思想擁有政治屬性。一方面,一個社會如何理解過去關系到它如何理解現在并保證自身在時間中的延續,后者無疑是社會所有成員的關切。由此,原本由歷史學家探討和解釋的問題便會輕易轉變為一個政治問題(29)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53、260、266、269頁。。另一方面,政治的典型特征就是會帶來對其歷史的“重述”,而重述的后果并不總是能得到預測(30)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53、260、266、269頁。。由于政治本身是一種“競爭性活動”,這也帶來了敘述的多元,行動者不僅具有不同的目標并講述不同的故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生活在他們成功講述的敘述里”(31)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53、260、266、269頁。。因此,波考克認為“歷史”包含兩個相互競爭的元素:一方面,歷史接近神話(myth),為社會提供一套有關起源、延續和身份的敘述;另一方面,歷史意味著“可爭辯性”和“語境化”,以及使得歷史敘述能夠“再敘述”和“可被批判”的許多力量(32)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53、260、266、269頁。。

波考克在第一部專著《古代憲法與封建法:英國17世紀歷史思想研究》中對英國普通法歷史思想的討論,不僅展現了上文提及的第一種概念化模式,而且呈現了這一歷史觀念在長期統攝英格蘭人的心智之后遭遇的爭辯與重構。這本專著脫胎于他在赫伯特·巴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明顯繼承了后者對英國歷史思想的興趣。而對于我們理解波考克著述生涯之發端尤為關鍵的是,不論從師承關系還是研究旨趣來看,波考克在20世紀50年代正是透過考察史學史問題進入政治思想研究的(33)塞繆爾·詹姆斯:“波考克與政治思想史中的‘劍橋學派’概念”,第87頁;這一論斷也得到波考克本人的首肯,參見波考克:“回應塞繆爾·詹姆斯的《波考克與政治思想史中的“劍橋學派”概念》”(J.G.A.Pocock,“A response to Samuel James’s ‘J.G.A.Pocock and the Idea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歐洲觀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45卷第1期(2019年),第99頁。。如果我們把波考克的研究工作和同一時期的拉斯萊特(Peter Laslett)的研究作一對比,差異會非常明顯。20世紀中葉拉斯萊特先后出版了他編輯的菲爾默(Robert Filmer)和洛克的政治著作,他考證得出洛克是在17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排除危機”(Exclusion Crisis)期間寫作《政府論》,意在駁斥菲爾默的父權制和絕對主義政府理論,因為后者的著作在70年代末再版以為斯圖亞特王朝造勢(34)彼得·拉斯萊特著,馮克利譯:《洛克〈政府論〉導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66頁。。通過確定《政府論》具體論戰背景來闡釋洛克的政治思想,拉斯萊特向來被視作劍橋學派語境主義方法的奠基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拉斯萊特對這場論戰的敘述幾乎完全沒有涉及菲爾默的歷史作品。波考克則指出,不僅菲爾默的政治作品《父權制》和他的歷史作品《自由持有人之大調查》服務于同一個論戰目的,而且他的著作事實上激起了兩種類型的回應:一種采取古代憲法的語言,這使得政治論爭在歷史層面展開;另一種是以洛克為代表的基于抽象政治理論的回應,通過訴諸自然權利的原理從而完全沒有參與對英格蘭歷史的辯論。因此,波考克通過考察圍繞古代憲法和封建法展開的英國歷史思想,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17世紀英國政治論辯內容與形式的理解,同時賦予具體的政治論戰語境一個縱深的歷史維度。

波考克細致展現了這一歷史思想進入政治論戰的過程。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依托普通法這一獨特的制度形式來構想英格蘭社會的延續性,形成了對憲法及其古老性的信念,17世紀國王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訴諸古代憲法的語言和對不可追憶的法律的信仰來進行政治論辯。波考克認為,英格蘭人之所以長期難以跳出普通法心智的束縛,是因為缺乏法律的比較與對照。普通法的實踐與經驗在英格蘭占據主導地位,由此形成的古代憲法觀“是英格蘭自身歷史的產物,它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法律結構的特征,反過來又塑造和限制了她的律師思考問題的方式”(35)波考克著,翟小波譯:《古代憲法與封建法:英國17世紀歷史思想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頁。。這與16世紀法國人文主義法學家面臨的情況形成了對比,由于同時接觸來自羅馬和蠻族的法律、帝國和封建法律,這種比較的視野賦予了人文主義法學家對歷史和時代變化的強烈意識。因此,只有當英格蘭人重新發現封建制,并且認識到英格蘭法律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源自封建制,普通法蘊涵的不可追憶的神話才會破滅,建立在這一神話之上的歷史和政治觀念也才會受到挑戰。波考克將英格蘭史學中的封建革命主要歸功于亨利·斯佩爾曼爵士(Sir Henry Spelman),認為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英格蘭史學中引入了前封建、封建和后封建的時段劃分,由封建法帶來的比較視野“提供了擺脫普通法律師的思考方式的唯一途徑,并提供了可用來反對它們的強大的批評性武器”(36)波考克著,翟小波譯:《古代憲法與封建法:英國17世紀歷史思想研究》,第111、196、118～119頁。。

封建法的學說迅速進入政治論爭中。由于可以對議會的起源提出一種封建解釋,也即議會是由國王召集而非在不可追憶的年代就已存在,這便可以用于遏制平民院的權利訴求,并導向保王主義的結論。詹姆斯一世和菲爾默主張一切法律、習慣、特權都最終來自君主的意志,從而具備一個確定的時間起點,這使古代憲法觀支持的議會主權與國王主權尖銳對立起來。當布拉迪(Robert Brady)追隨斯佩爾曼,使用封建法的語言為菲爾默的論斷提供更堅實的歷史證據時,保王黨人的政治論爭便被提升到一個新的層面,這同時標志著英格蘭歷史思想的重大進展。波考克總結說,布拉迪不僅將古代憲法觀這種最早形態的“輝格式歷史解釋”視為塑造英格蘭歷史的能動力量,而且嘗試“通過把古老的英格蘭法律系統地放置到它們適當的歷史背景下”來糾正這種憲法觀的謬誤(37)波考克著,翟小波譯:《古代憲法與封建法:英國17世紀歷史思想研究》,第111、196、118～119頁。。古代憲法和封建法的爭論之所以帶有強烈的政治意涵,是因為歷史和過去被認為仍然對現在具備權威。在普通法律師眼中,過去與現在存在著不曾中斷的連續性,權威和正當性由此被不間斷地傳遞到了現在。與之相對,封建法的觀念不僅是要制造歷史的斷裂,而且要為政治權威尋求一種外在于時間的來源,這最終被定位于君主的意志。

在波考克對17世紀英格蘭政治思想的分析中,還呈現了不少案例,共同展現了對歷史的差異化使用以及歷史思想強烈的政治屬性。平均派(Levellers)將諾曼征服解釋為“諾曼篡權”,并認為由于現存的法律源于征服者的暴政,因而是不正當的。平均派試圖恢復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自由,因而表面上似乎與普通法律師一樣訴諸古老性和過去的權威。但由于平均派切斷了過去與現在的連續性和權威的傳遞,他們面臨的關鍵問題便是:過去如何能被推導出來,它具備何種權威,以及如果它具備權威,為何又未能在現行制度中得到體現(38)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這最終使得平均派通過訴諸自然正當和理性而非對傳統的推定來建立英格蘭人的自由權利。在波考克看來,平均派用一種歷史的語言表達了一種“本質上反歷史的理論”,平均派的“歷史主義不是保守的”,而是對“既存社會的激進批判”(39)波考克著,翟小波譯:《古代憲法與封建法:英國17世紀歷史思想研究》,第111、196、118～119頁。。因此,過去對現在施加權威的方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征用歷史不一定帶來保守主義和傳統主義的傾向,也會為激進的政治行動創造可能(40)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新哈林頓派同樣持有一種古代憲法的觀念,但他們將古代憲法具象化為平衡政府的理念,認為英格蘭歷史上存在一種君主、貴族和平民的平衡,17世紀庇護權和常備軍的發展對這一平衡秩序構成了威脅。為了恢復古代憲法的原初原則,新哈林頓派提出的補救措施包括重申上議院和貴族的權力,以便作為王權和平民之間不可或缺的中間力量(41)波考克著,馮克利、傅乾譯:《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9頁。。因此,新哈林頓派一方面依然認為古代憲法的權威在于其古老性,另一方面則認為憲法的原則可以被清晰認知,這一點與柏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柏克的立場來看,不斷調整演變的習俗和經驗是無法概括為某些抽象原則的,新哈林頓派有關平衡政府的原初原則,因而是來自于傳統之外,事實上源自波里比阿和馬基雅維里的混合政體觀念(42)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梢?不論是平均派還是新哈林頓派,雖然仍采用歷史的語言,但他們最終訴諸的權威都不再來自普通法,也不需要借助時間和傳統來論證其有效性(43)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

在波考克看來,史學史正是在“討論過去可以給現在賦予權威的多種方式的語境下產生的”(44)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傳統的斷裂帶來了如何理解過去與現在的關系這一問題,除了提供更為細致的歷史解釋,平均派和新哈林頓派代表了另一種努力方向,也即闡述對過去和現在同等有效的普遍原理,這代表了“對傳統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以使得過去和現在重新變得可以理解(45)波考克:《政治思想與歷史:理論與方法文集》,第174、182頁。。通過探討17世紀歷史思想多樣的發展和演進方向,波考克不僅揭示了作為“社會自我意識”(social self-awareness)的歷史觀念具備多元性(46)波考克:《政治、語言和時間:政治思想與歷史論集》,第249、253、229、251、257、236頁。,而且呈現了一個更加豐富的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圖譜。

三 共和、腐敗與世俗歷史意識:波考克的共和主義思想史敘事

波考克不僅關注歷史思想如何介入政治論爭,也反過來探討特定政治觀念如何有助于歷史意識的發展和歷史敘述的生成,這構成了《時刻》的一個重要線索。

波考克表明,《時刻》一書試圖“在一種正在形成的歷史主義語境中描繪現代早期的共和主義理論”(47)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3、196、316頁。。不同于借助習俗或是傳統將社會構想為一個不斷延續的存在,共和主義代表了使社會在時間中的存在可以被理解的第二種概念化模式,這種模式嘗試更深入地理解社會遭遇的意外以及進行革新的可能。在波考克看來,由于共和國的公民可以通過共同決策來理解與回應發生在他們中間的事情,這使他們不再單純依靠習俗或是神意來理解世俗事件,而是獲得一種超越等級制度和傳統的知識能力,由此“共和國是一種組織原則比習俗更復雜、更優良的結構”;但是共和國的結構也會腐化和解體,這源于“共和國的內在本性”(48)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3、196、316頁。。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17、18世紀的英美世界,共和主義及其公民參政的理想遭遇了不同的挑戰。正是在理解和回應這些挑戰的過程中,共和主義不斷豐富自己的理論和概念工具,推動了一種帶有世俗性質、關注特殊事物并且更具時間性的歷史意識的形成。

在波考克看來,以馬基雅維里為代表的一批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家,在佛羅倫薩共和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環境中,最先遭遇了共和國在時間中的存在這個問題。波考克對這個時期的思想家進行了群像式的考察,雖然馬基雅維里無疑處于核心位置,但波考克對馬基雅維里的后輩——多納托·詹諾蒂(Donato Giannotti)的討論,則對我們理解共和主義與歷史觀念的演進最為相關。波考克指出,詹諾蒂綜合了共和思想傳統的不同線索,例如馬基雅維里的公民軍和平民政治構想以及威尼斯的混合政體模式,同時嫻熟使用亞里士多德的關鍵概念,對佛羅倫薩共和政治的變遷提出了一種歷史的解釋。在詹諾蒂看來,佛羅倫薩曾反復在“大人物”掌控的國家和平民國家之間搖擺,不穩定來源于大人物和窮人相互沖突的天性。在15世紀美第奇家族統治時,他們提拔窮人、壓制貴族,使佛羅倫薩出現了一個不斷壯大的中間階層,正是這個階層能維持權力平衡,并使佛羅倫薩構建混合政體成為可能。運用這種歷史因果解釋,詹諾蒂進一步預測,美第奇家族在1530年以后僅僅依靠少數大人物的支持來實施專斷統治將是自取滅亡,因為這與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的訴求相悖。雖然詹諾蒂的預言落空,但在波考克看來,詹諾蒂“擴大了能夠從具體的社會角度,而不是從表示‘命運’的、理性所不能認識的特殊事件的角度,討論政治變遷過程的范圍”(49)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3、196、316頁。,這代表著共和政治自我理解和世俗歷史觀念的重大演進。不過,人文主義政治思想總體上還只能調動比較有限的概念工具來理解世俗時間中的政治,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腐敗。腐敗是公民美德的喪失,私人利益取代了公共利益的優先地位,私人關系取代了共和國統治依靠的公共權威。腐敗是共和國的美德結構無時無刻都會面臨的危險,也是共和國若想在時間中持存就必須加以斗爭的對象。因此,腐敗這一概念賦予“命運”更具體的形態,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驅散環繞在命運概念上的宿命和蒙昧色彩,使人文主義思想家能以更強的世俗歷史意識理解和把握共和國的歷史。

共和主義對腐敗的關切延續到17、18世紀的英美革命語境中。波考克鎖定的關鍵人物是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詹姆士·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后者接續了佛羅倫薩的共和傳統,從公民武裝和財產的角度明確了公民維持美德與獨立的物質基礎。正是這種建立在自由、公民軍和財產之上的范式性論述,啟發了之后兩個世紀英語世界共和派作者對于常備軍、政治庇護和商業社會的批判性討論。思想史學者伊安·漢普歇爾-蒙克(Iain Hampsher-Monk)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正是波考克將哈林頓從以往所居的二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中解救出來,使我們認識到英國近代早期思想的多個傳統都必須追溯到哈林頓(50)伊安·漢普歇爾-蒙克:“時間中政治語言:波考克的著作”(Iain Hampsher-Monk,“Political Languages in Time-the Work of J.G.A Pocock”),《英國政治科學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14卷第1期(1984年),第91頁。。在共和派作家看來,在一個商業社會里,個人日益發現自己置身復雜和充滿流動性的社會關系中,他的財產和人格都欠缺一個穩固的基礎。波考克意在揭示,正是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關注美德、警惕腐敗的共和主義思維模式,對17世紀末以來的新政治經濟形態表達了最敏銳的認知。在波考克看來,18世紀并不是一種“有利于‘自由人’或‘市場人’得到接納的單一方向的思想轉型”(51)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第108、106頁。,實際上共和主義的語言和思維積極參與了這個世紀的思想辯駁與對話。波考克的這一批評不僅指向了麥克弗森對占有性個人主義的經典討論,同時也與施特勞斯和沃格林等更具保守主義色彩的思想家對現代政治思想走向的判斷不盡相同(52)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457頁;愛德華·安德魯:“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中麥克弗森與施特勞斯的缺席”(Edward Andrew,“The Absence of Macpherson and Strauss in Pocock’s Machiavellian Moment”),《歐洲觀念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43卷第2期(2017年),第147～155頁。。事實上,波考克斷言:“甚至可以說,市場社會的意識形態是由那些希望消滅它的人作為一個反題完成的?！?53)波考克:《德行、商業和歷史:18世紀政治思想與歷史論輯》,第108、106頁。就我們關心的共和主義與歷史意識的關系而言,在現代早期的英語世界中,腐敗依然被定義為公共精神的喪失和公民道德人格的失敗,但對腐敗原因的認識則得到了擴展和深化,這意味著導致歷史變遷的因素能在觀念層面得到進一步的剝離。

與此同時,由于共和主義關心公民道德人格遭遇的危機,它塑造的歷史敘事帶有一種必然從有序走向無序的“熵增”(entropic)性質,波考克認為共和主義“使一種前現代的歷史觀永久化了,它把歷史視為脫離那些維持穩定規范的運動”(54)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578、526、527頁。。18世紀美德與商業的爭論便揭示了這一點。從共和派的視角來看,社會經濟的發展被認為日益威脅個人的道德獨立,這使得歷史本身被視作一種會帶來腐敗并脫離美德和價值的運動。共和派的對手則提供了一種更積極并帶有進步色彩的歷史敘述。他們強調商業和貿易能夠柔化風俗、帶來教養,并批評古代的德性社會是嚴苛和不人道的,一個具備德性的公民恰恰是一個文化層面上的野蠻人,因此“商業范式將歷史運動描述為走向商品無限增加的運動,并把物質、文化和道德文明的進步全部歸于它名下”(55)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578、526、527頁。。面對這種對古典共和美德的孟德斯鳩式批評,波考克假設,一個共和思想家或許仍能反駁說,教養固然使人的行為變得優雅和多姿多彩,專業化和勞動分工也能使人獲得更多的享受,但是個體人格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即作為政治人來參與公共生活的那部分卻日益喪失了,因此“人格甚至因其豐富而變得貧困”;在波考克看來,這是“一個古典的腐敗觀被融入現代異化觀、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人文主義來源清晰可見的時刻”(56)波考克:《馬基雅維里時刻:佛羅倫薩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義傳統》,第578、526、527頁。。18世紀的爭論揭示出歷史與價值之間的分裂,這是一種獨特的共和主義思維給歷史敘述打下的烙印。

總體來看,通過追溯共和主義語言在現代早期發展演變的長時段歷史,波考克力圖揭示各個政治社會如何借助美德、腐敗等概念來理解自身遭遇的變化。對美德及其生存條件的探究,增強了對歷史結構性演變和社會復雜構成要素的把握,這促進了波考克所說的“從偶然性(contingency)到歷史觀念”的演進(57)波考克:“語言及其含義:政治思想研究的轉型”,第40頁。。對這種共和式歷史敘述的爬梳與考察延續到了波考克的收官之作。在研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系列著作《野蠻與宗教》第三卷《對衰亡的首次描述》中,波考克更系統地追溯了這種共和敘事的譜系,將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獲得的線索帶回到史學史領域。在波考克看來,文藝復興時期的公民人文主義者布魯尼(Leonardo Bruni)首次提供了一套對后羅馬時代西歐歷史的世俗性質的敘述,考察自由和美德如何在羅馬帝國時期喪失并在意大利城市共和國中獲得重生(58)波考克:《野蠻與宗教(第3卷):對衰亡的首次描述》(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ume Three,the First Decline and Fall),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301頁。。哈林頓同樣提供了一套有關歐洲和英格蘭歷史的系統解釋,主要線索是從保障公民自由與平等的“古代審慎”(ancient prudence)轉換為表現為封建依附關系的“現代審慎”(modern prudence)(59)波考克:《野蠻與宗教(第3卷):對衰亡的首次描述》(J.G.A.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Volume Three,the First Decline and Fall),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301頁。。波考克由此將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前十四章的討論置于古代晚期至啟蒙時代的史學史語境中,同時將古典政治理論對于美德的討論銜接至啟蒙時代關于進步和衰敗的敘事。

四 結 語

在波考克六十余年的思想史研究中,他的主題穿梭于政治思想與歷史思想之間,致力于溝通兩者的關系。這使得波考克的學術作品呈現出厚重和宏闊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意識到特定社會的政治觀念乃至表達這種觀念的模式都是極為多元的,波考克總是力求對這些不同的思想線索進行充分的鋪陳和描摹。他常常質疑對歷史圖景的單一描述,著力呈現不同語言模式之間的互動與交鋒。在第一本專著中,波考克甚至完全繞過了洛克這位傳統政治思想譜系中的關鍵人物,從歷史觀念與政治思想相交織的維度重寫了英國革命時期政治辯論的篇章。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政治思想內蘊一種時間結構,波考克往往將具體的政治論辯現場置于一個長時段的、前后相繼的歷史維度中,從而在一個相當廣闊的時空范圍內,敘述政治語匯的推進、遷移和演變。波考克由此提供的長時段歷史敘事,不僅在劍橋學派學者中獨樹一幟,他展現出來的理論抱負和雄心在當代史學中也是罕見的。

這種研究風格在波考克晚年的六卷本著作《野蠻與宗教》中得到了最極致的反映。除了上文已論及的第三卷,事實上波考克在《野蠻與宗教》前四卷近乎全景式地考察了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觀念和歷史論述,將它們作為理解愛德華·吉本作品及其重要性的多重語境。這無疑使人欽佩波考克廣博的學識和把握多重歷史線索的能力,同時也為語境主義的思想史研究確立了標桿。不過,波考克杰出的史學家才干或許也遮蔽了語境主義方法論仍須進一步澄清的一些問題:例如如何識別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歷史語境,以及如何確立語境的邊界。除此之外,波考克思想史研究中還有一些具體分析和論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他學者的挑戰和質疑。他對英美革命時期共和語言的發掘與闡釋引發了廣泛的回應,不少學者試圖重新捍衛洛克和自由主義觀念的核心地位,或者試圖超越共和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簡單對立,發現兩者更為復雜的互動和借鑒關系(60)參見朱杰維奇:“美德、商業和持久的佛羅倫薩共和時刻:將意大利帶入大西洋共和論辯”(Mark Jurdjevic,“Virtue,Commerce,and the Enduring Florentine Republican Moment:Reintegrating Italy into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Debate”),《思想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62卷第4期(2001年),第721～743頁;喬伊斯·阿普爾比:《歷史想象中的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Joyce Appleby,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90頁。。我們已經指出,波考克一貫認為政治語言是多元的,因此通過分殊不同的話語模式,明確作者所處的復雜語境,構成了準確理解政治思想的重要步驟。如果晚近的思想史研究進一步澄清了不同政治話語的源流及相互關系,那么這并沒有證偽而是充分發展了波考克對政治語言的分析,同時也是對波考克范式性工作的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