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與具象傳播*

李秋梅

（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①參見習近平《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疆》，《人民日報》，2014年5月30日，第1版。范疇。自此之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多次在不同的場合中得以重申。實際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團結話語和政治話語的重大創新與發展，是內嵌著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②參見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45頁。的共同體理念的話語。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主要是從其理論淵源、概念內涵、現實意義、實踐路徑等維度展開討論，③參見劉金林、楊楚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現狀及趨勢——基于CiteSpace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黑龍江民族叢刊》，2023年第2期，第9-17頁。而較少研究作為話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而，本文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其生成的現實邏輯、理論邏輯和文化基因，有利于論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與建構的規律性，進而有利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話語體系的創新。而話語創造與生成并非終點，需經由傳播邏輯才能獲得人們的認知和認同。因而，在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邏輯的基礎上，探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具象傳播邏輯，有利于建構與增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同。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現實邏輯

話語作為理論知識的外在表達，其生成離不開現實問題的發現與關注?！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服務于現實需要的話語，其生成的背后有著重要的現實邏輯。

（一）正確處理共同性與差異性關系的現實需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1]，這是我們當前需要關注和正確處理的重要現實問題。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呈現多元一體的格局①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7頁。，“一體”更為強調的是共同性，而“多元”更突出的是差異性。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格局中，共同性與差異性之間的張力問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共同性與差異性的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維度。第一，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強調對國家身份、國家共同體的認知和認同。而民族認同是包含特殊的語言、情感與象征符號的集體現象②參見〔英〕安東尼·D.史密斯《民族認同》，王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年，第1-2頁。，是對所屬民族的自覺確認與認同?？梢?，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這種差異首先表現為認同對象的差異。國家認同的認同對象是國家，表征的是人與國家的關系，更為強調共同性維度。而民族認同的認同對象是具有差異性的民族，反映的是人與本民族的關系，更為強調差異性維度。因而，就生成了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張力問題。第二，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中華文化格局內含著中華文化與各民族文化的存在。就中華文化的認同強化而言，更為突出了共同性，就各民族文化認同強化而言，更為突出了差異性。此時，共同性與差異性之間的張力表現為中華文化認同與各民族文化認同的張力。而這些共同性與差異性的張力若是處理得不恰當，就會引發一系列矛盾與沖突，動搖社會的穩定，阻礙民族與國家的發展。話語是溝通的中介與橋梁。那么，如何通過話語溝通共同性與差異性，調和它們之間的矛盾與張力成為當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正是在這種現實境遇下建構起來的話語?！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絕不主張通過消滅一切民族的差異性而實現民族完全同質化，也絕不主張片面突出民族的差異性而忽略民族之間的共同性，所強調的是尊重各民族差異性與增進中華民族共同性的統一。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能夠正確處理和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

（二）抵制西方話語對中國民族政策污名化的現實需要

當前，西方話語對中國民族政策污名化情況依然層出不窮。戈夫曼認為污名是社會對個人或特定群體的羞辱和貶低③參見〔美〕歐文·戈夫曼《污名——受損身體管理札記》，宋立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82-187頁。，實施污名化最直接的路徑是話語的貶低與侮辱。因而，污名化實為“競爭和排斥所驅使的話語建構”[2]。污名化擴散的過程，主要是污名話語建構與傳播的過程。巴赫金認為話語具有意識形態的普遍適應性的特點④參見〔俄〕巴赫金《周邊集》，李輝凡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頁。，因而，話語不僅是一種交際和交往的工具，而且與意識形態發生著關聯，話語背后是權力意志與價值意指。這就意味著污名話語內嵌著施污主體的價值追求或意識形態導向。中國作為全球范圍的“個體”存在，在西方強勢話語之下被塑造出污名化的話語形象。西方話語憑借其話語霸權，在內容上炮制侮辱性和虛假性話語污蔑我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發展成就。譬如，西方政客與媒體污蔑中國在新疆搞“滅絕種族”、對維吾爾族婦女實施“強制絕育”、設立“拘留營”對維吾爾族兒童實施“強制轉移”和“隔離”、新疆存在“強迫勞動”等，惡意抹黑和攻擊中國的民族政策；在形式上，充分運用西方主流和非主流媒體、通過大量的影像符號、數字符號、商業符號等形式展開污名化中國民族政策的宣傳。無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的污名化手段，都是西方話語霸權實踐的圖式。在這種強勢霸權之下，西方的是非標準成為唯一標準。這樣，西方就隨意設置國際話語議題和話語基調，遏制中國話語議題的正常表達，肆意定性和定價中國的行為，歪曲解讀中國的民族政策，黑化中國民族發展事實，這對中國形象和外部輿論環境造成很大危險和破壞，還會擾亂對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發展事實不甚了解的人們的認知與認同，從而影響國家統一與社會穩定。因此，我們需要更加主動地通過有說服力的話語和真實有力的證據來揭穿西方的謊言?！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是新時代中國民族團結話語的創新，蘊含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問題的思想立場和主張，是我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原則的外在表達，是一種表征中國真實的民族政策的具有說服力的話語。因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是抵制西方話語對中國民族政策污名化的現實需要。

（三）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話語體系的現實需要

列寧強調“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手段”[3]，語言的這種“交際”功能不僅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領域，而且還體現在民族理論政策解釋與宣傳領域。民族理論政策語言或話語是理論政策制定主體與大眾“交際”的工具與手段，民族理論政策話語的創新力、供給力和解釋力對于推進理論政策的傳播，進而增進理論政策的認知與認同具有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的話語體系”[4]和建構中國自主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話語體系①參見《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3年10月29日，第1版。，這就為向國內人民大眾與國際社會解釋好、宣傳好我國的民族理論政策以及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提供了思想指導。而當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話語與民族理論政策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現象，民族理論政策話語與我國經濟實力增長的匹配度有待進一步提升。這就會帶來兩種影響，一方面會影響我國民族理論政策的解釋與宣傳，另一方面會導致我國民族話語在國際社會“失聲”、在重大國際議題處于“失語”的被動局面。因此，我國亟需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發展實際相結合，努力生產高質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話語，增強話語的創新力、供給力與解釋力，以改變或避免我國在民族領域“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態勢和增強中國在民族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為講好中華民族大團結、繁榮發展的故事提供話語支撐?！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正是在急需話語創新與創造的現實背景下生成的。同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是話語創新的一個生動典型，可以為中國民族理論政策話語創新提供重要的現實借鑒，有利于推動民族話語概念范疇的創新，進而從整體上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話語體系的創新。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理論邏輯與文化基因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離不開現實問題的發現與關注，但話語的生成邏輯并不是直接從現實邏輯到話語范疇的演化，其生成也離不開一定的理論指導和文化基因的傳承。

（一）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是話語生成的理論遵循

馬克思對“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兩者辯證關系進行了闡釋，他提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5]，這句經典的論斷傳達出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內在意蘊。第一，上層建筑的生成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一種政治話語表達方式，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而此范疇并不是憑空臆想出來的話語，而是依賴于中華民族發展的物質經濟基礎，立足于物質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基礎之上而建構起來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一言以蔽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是由新時代中國社會物質經濟所決定的，并反映新時代中國社會物質經濟發展的現實。第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并非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唯物史觀強調經濟因素是“歸根到底”意義上的決定性因素，但并不否認其他因素的影響和決定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經濟因素，“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也起著一定的作用”[6]。因而，經濟因素并非唯一的話語生成的決定性因素，文化、政治制度等其他的上層建筑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產生一定的影響。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文化土壤，黨的領導和中國民族政策的發展完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重要的政治保證和條件等。因此，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哲學理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理論遵循，深刻地揭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形成的客觀規律，科學地闡明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生成是社會合力作用的結果。

（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團結理論是話語生成的理論指導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一種創新的話語，是在以往關于民族理論與民族團結話語的歷史積淀基礎上以及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團結理論指導下的話語創新。毛澤東作為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團結理論的開創者，他以戰略性的眼光和前瞻性的視野提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國家統一以及人民團結是事業勝利的基本保證。②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頁?？梢?，毛澤東把民族團結作為事業勝利的三大保證之一，突出了民族團結的重要地位；鄧小平強調要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7]，這里的“大團結”強調不僅要加強民族內部團結、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團結，也要加強全體中華兒女的團結，即團結的對象為全體中華兒女。同時，鄧小平還強調搞好民族團結是我們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①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頁。這就明確指明了新時期民族工作的方向，要把民族團結作為重中之重的任務來完成；江澤民從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維度強調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性，提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8]等重要思想；胡錦濤從社會主義視角出發，明確地把“團結”作為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本質特征之一②參見胡錦濤《胡錦濤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5頁。等。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這是新時代民族團結話語的重大創新，該話語的創新是在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團結理論指導下完成的。因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團結理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理論指導。

（三）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團結文化是話語生成的文化基因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著的豐富團結文化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文化基因。第一，“大一統”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典型的團結文化因素?？鬃又鲝埓笠唤y，強調在大一統下明“華夷之辨”，實際上這就是萌芽于先秦時期的“華夷一統觀”。這種“華夷一統觀”實際上蘊含著承認文化差異、和而不同的內涵，也蘊含著華夏族與夷狄族、內地和邊疆的整體性；孟子提出“用夏變夷”（《孟子·滕文公上》），即以諸夏文化影響中原地區以外的僻遠部族，這實際也蘊含著夏夷一統觀；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四方民族，無不為黃帝子孫”[9]，即是說四方民族加上華夏民族都為黃帝的后代，實際上就是強調夏夷皆是同宗思想，這就明確了中華各民族大一統的前提。這些華夷或夏夷一統觀，有利于各族人民走向聚合。而“大一統”的文化傳統最初旨在維護和確保中原王朝獲取正統地位。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制，把抽象的“大一統”觀念發展為各民族共為一體的“華夷一統”的現實圖景。此時期的“大一統”主要表征為政治權力和領土的統一。到漢代董仲舒結合了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對“大一統”文化內涵進行了新詮釋，其天人合一論即是強調萬物為一體，并強調“大一統”付諸于制度大一統、學術大一統、宗教大一統，③參見李零《我們的中國》第一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第62頁。此時的“大一統”所涉及的領域不僅是政治和領土層面，而且推廣到社會、學術、文化等領域。一言以蔽之，“大一統”文化經由秦漢大帝國的空前統一得以確立，而后經過兩漢400 年的統一實踐、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正統之爭、隋唐大一統、元明清時期的大一統實踐，“大一統”文化觀念已經印刻在了人們的內心深處，成為中國人共同的信念。在“大一統”文化基因的影響下，生成了強調全體中華兒女大團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第二，“和合”文化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關于團結文化的又一典型?！昂秃稀蔽幕怯伞昂汀迸c“合”范疇構成?？鬃釉凇墩撜Z·學而》中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孔穎達則在《春秋左傳注疏》中提出“和，猶合也”，這就說明“和”與“合”具有相似性。古人基于“和”與“合”的相似性創造了“和合”文化。中國“和合”文化的內在構成元素豐富,“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④參見習近平《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 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 年5月16日，第2版。都是“和合”文化的內在構件和精神追求?！昂秃稀蔽幕凇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過程中也發揮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用，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的重要文化基因。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具象傳播與認同建構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生成之后，如何傳播開來，從而形成社會共識性話語，如何在傳播中建構與增強話語認同，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一種創新話語以及承載著抽象意識形態的話語，其話語內容及其精神實質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建構與增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同，就要使其實現具象化傳播，而修辭化、視覺化、音樂化、故事化等可成為具象化傳播的重要路徑。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修辭化傳播

修辭化傳播是指“巧妙利用修辭技巧增強傳播勢能的重要思路”[10]。這種傳播思路的實踐展開是以修辭手段和方法對語言和非語言信息進行加工，從而使得語言交流更具藝術性。實際上，話語的修辭化傳播是一種能夠依據傳播客體的生活背景、接受習慣、心理特征等因素調整話語表達的方式。政治話語是一種嚴肅性的理論話語，該話語的傳播需要根據政治話語傳播客體的接受心理，使嚴肅理性的政治話語通過一些語言修辭藝術，更加準確和鮮明生動地傳達政治話語的精神實質?！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就是一種創新性的政治話語，這就意味著使用通俗化的修辭會給傳播客體提供一個更為形象直觀的理解和接受視角。比喻修辭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傳播中使用得較為頻繁。比喻是運用分屬不同范疇但具有相似性的事物描述另一事物的語言修辭，孤立的事物以及單一的詞語無法構成比喻。比喻修辭使抽象思維通過比喻得以表征，抽象事物通過比喻得以理解和接受。當前，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傳播過程中，主要是以“石榴籽”意象比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笆褡选迸c“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分屬不同范疇但具有某種相似性的兩種事物。石榴籽“千籽環抱、千籽同房”和“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潘岳《石榴賦》）的特征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調各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深刻意蘊具有相似性。而“石榴籽”是人們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以“石榴籽”意象表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貼合人們的生活背景，符合人們已有的認知結構和接受習慣，使人們更易于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精神實質。因此，可通過通俗的語言修辭藝術，增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知與認同。

（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視覺化傳播

海德格爾提出了“世界圖像時代”這個范疇，旨在強調世界被把握為“圖像”，①參見〔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98頁。這種思維即是強調視覺元素在理解世界中的重要性。在敘事與傳播場域，視覺元素對意義和信息的吸收、加工、表征、傳遞等起著重要的作用。英國學者羅戈夫提出“在當今世界，除了口傳和文本之外，意義還借助于視覺來傳播”[11]。由此可知，整合視覺元素的視覺化傳播是一種新的意義和信息傳播方式。這種傳播方式是以影像為傳播載體，以技術化的視覺媒介為傳播手段，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意義和信息的認知和認同效果?！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必然是攜帶著特定的意義或信息的話語，視覺化傳播能夠更好表征話語蘊含的意義、信息與精神實質。因而，視覺化傳播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具象化傳播的重要理路。

何以必要通過視覺化的方式來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呢？第一，“讀圖時代”的新要求。當今社會已進入“讀圖時代”，這個時代呈現高度視覺化和普遍視覺化的特征。以視覺元素為軸心的“讀圖時代”的到來，使得語言符號文化讓位于以形體面部表情等形象占據中心的視覺文化。②參見周憲《視覺文化的轉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頁。因而，當前的社會發展現實迫使我們要優化傳統的話語傳播方式，要充分發揮視覺元素在話語傳播中的優勢。第二，傳播客體的形象化、通俗化接受意愿的現實要求。當前，人們不再滿足于灌輸式和單向的政治話語傳播方式，而是希望通過更為直觀的方式認知、理解、認同政治話語?！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一種創新的政治話語，對于普通民眾來講，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距離感。因而，可通過形象直觀的視覺化的方式來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拉近與受眾的距離。而視覺化改變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傳播方式，這種傳播方式能夠使人們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聽眾”逐漸轉向話語的“觀眾”。因而，視覺化傳播是表征和傳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意義與精神實質的重要手段。那么，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視覺化的方式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呢？影像表達是視覺化傳播的重要方式，具有形象的直觀性、價值內嵌性的特征。要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具象傳播，就要掌握影像賦意與賦詞的主動權，運用影像這一敘事方式進行傳播敘事，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實現具象化，喚起大眾的情感認同和行為自覺。譬如，通過《同心共筑中國夢》專題影像，增進國內民眾和世界人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內容和精神實質的認知、理解與認同。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音樂化傳播

所謂音樂化傳播即以音樂為媒介或載體進行傳播。具體而言，音樂化傳播是指通過化詞入樂的方式進行傳播。音樂不只是聽覺藝術，正是因其脫離了有形的物質實體，以無形的聲音屬性承載著精神力量和傳遞著特定的信息。換言之，音樂是一種能夠承載與傳遞特定信息的聽覺敘事方式。在早期中國，音樂這種能夠傳遞特定信息的功能被統治階級關注，他們把音樂納入了政治宣傳與傳播體系中，從而使傳播客體“審樂以知政”①參見戴德、戴圣《禮記》，楊靖、李昆侖編，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15 年，第157 頁。。實際上，從早期中國開始，一直延續至今，音樂就作為政治信息傳播的重要方式。黑格爾關注到了音樂的情感性特征，他認為情感作為內容的包衣，正是音樂所要據為己有的領域。②參見〔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上冊），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45頁。如今，音樂化的表達方式能夠突破其時間維度的單一表達，開辟“由視聽知覺雙重參與對話式、浸潤式體驗的音樂新境”[12]，構筑情感空間，煥發情感共鳴，進而激發人們對政治信息的認知與認同。

作為一種承載著特定政治信息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要實現具象化傳播，音樂化的傳播方式可成為一種新的選擇。第一，對于人們大眾而言，音樂無處不在，音樂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連，甚至是人們生活場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人們能夠隨時隨處觸及的對象。因而，以音樂化的方式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使人們能夠在有意無意的音樂播放中，接收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信息，使話語融入社會大眾的生活中，滲透進人們的思想中。第二，音樂化的傳播方式更為契合人們的接受興趣?！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傳播要想實現具象化傳播并獲得大眾認同，就必須首先尊重受眾的接受心理和接受興趣。音樂化的表達與傳播，能夠把話語內容與特定的音律、曲調、情感、情境等要素融合在一起，把抽象的話語范疇轉變為生動而富有情感的音樂欣賞與體驗。而特定音樂欣賞與體驗的過程，實質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傳遞與交流的過程，可以激發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興趣，增強話語識記與話語認同。但也應該注意的問題是，以音樂化的方式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應避免娛樂化、低俗化。

（四）“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故事化傳播

話語的故事化傳播是指通過特定的故事向某個受眾群體傳播特定的話語范疇及話語精神實質，使其獲得認知與認同的過程。故事是人們理解周圍世界的一種方式，人們通過故事將零散的事件、信息與價值觀聯系起來,理順其中順序與邏輯，而后形成觀念和產生評估。作為一種敘事傳輸方式，故事融合了交流與抒情的特征，使獨白轉變成對話，使理性的認知轉變成感性的體驗，使單向的灌輸轉變成雙向的互動，這意味著與直接的、單向的話語宣講相比，兼顧理性與情感的故事化傳播更能讓人接受。同時，“故事是一個很好的記憶模型”[13]，有畫面感和情節性的故事更容易使人記住，并能夠塑造長時記憶。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種創新性的政治話語，與民間的大眾話語存在著一定的距離，在傳播過程中面臨著一定的傳播障礙。因而，要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較高的傳播效度，就需要尋找一種能夠跨越政治與大眾之間距離的傳播方式。而故事化傳播是使其從抽象到具象、從理論到現實的有效傳播方式之一?！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故事化傳播，就是通過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故事，從而在故事中喚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認同。具體來說，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故事化傳播可從三個維度展開。第一，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歷史形成故事。話語的認知是話語認同的前提，因而，要使人們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先要使人們認識該話語?！爸腥A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新時代的民族團結話語，是在歷史積淀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而形成的話語。因而，我們要講清楚該話語經歷了什么樣歷史流變？為何會經歷這樣的歷史流變？其流變背后有著什么樣的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通過嵌入以上問題邏輯的故事，增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知。第二，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昨天”的故事?！白蛱臁钡墓适率侨藗兊募w記憶“儲存器”，時間的推移會弱化、甚至消除人們的記憶。通過故事敘事實現集體記憶代際傳遞，使得集體意識與集體記憶獲得時間上的連續性。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昨天”的故事，能夠喚起共同的祖源記憶和共同體意識，進而使人們深刻領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共同性特征，喚醒人們的情感認同。第三，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今天”的故事?！敖裉臁钡墓适率侨藗兏芾斫馀c感受的故事。要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成員共同抗疫、共同脫貧攻堅、共同繁榮發展等身邊真實動人的故事，使人們真切認識到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共同體，從而激發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同和踐行。

四、結 語

總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團結話語和政治話語重大創新與發展的話語，并不是憑空生成的。具象傳播是建構與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認同的重要路徑之一。當前，我們要繼續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基礎理論研究，進一步厘清“四個與共”“五個認同”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內容的關系，闡釋好與傳播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實質意蘊，以進一步增強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認知與認同，并踐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話語的精神實質，從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合力，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