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家庭的智能設備使用及管控

匡 卉 鄭 欣

一、引言

伴隨著智能設備在農村大范圍的普及，新技術、新觀念、新權力與農村舊有的社會結構和權力秩序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沖突。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社會結構急劇轉型背景下的特殊村民，自然成了矛盾的一個匯聚點。一方面，農村留守兒童作為“兒童”，是新時代的網絡原住民，在當下的日常生活實踐中不斷感受著數字時代對他們的呼喚。另一方面，農村留守兒童由于“留守”，普遍與父輩缺乏交流，多數是和媒介素養較低的留守老人共同生活，在居住地“農村”親歷著農村社會對新技術下鄉時的抵抗。

在兩種力量的拉扯下，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問題日益凸顯。使人不禁思考，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秩序如何被認知與建構，由此指導的實踐又如何作用于留守兒童的成長。目前，國內關于留守兒童的研究大多圍繞著留守兒童的社會適應問題展開，且以量化研究為主，相對缺乏有關留守兒童家校生活的深描作為支撐，也容易忽視留守兒童自身的主體性。因此，本研究希望通過實地走訪的方式，深度了解并分析留守兒童家庭內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進而探討新媒介技術對留守兒童家庭權力關系產生的作用。

二、文獻述評與研究問題

此前，留守兒童大批量聚集在農村網吧的現象已經引起社會關注。電腦設備及入網費對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銷，且中國農村因人口流動已現空心化。[1]留守老人的知識和生活經驗已相對固化，留守兒童由此成了農村網吧的消費主體。[2]2018年之后，隨著數字農村建設與新媒體的發展應用，電腦不再是進入網絡社會的必需品，留守兒童的互聯網實踐由進入網吧轉為在家中使用手機、平板電腦等智能移動終端。

學界更多的是對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實踐持擔憂態度。部分學者將農村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城市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情況進行對比，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呈現出動機偏向游戲娛樂、數字技能落后和缺少外部支持等特點。[3-4]家長或者家庭的有效管教對矯治未成年人的嚴重不良行為是必要的。[5]但由于家庭關系殘缺、父母關愛缺失，媒介替代性占據留守兒童生活的核心，成為“精神保姆”。網絡對于留守兒童并非獲取信息的渠道、了解社會的窗口，而是轉移注意、獲取精神慰藉和力圖逃避現實的工具。[6]智能設備對留守兒童現實和精神世界的滲透已成了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ㄟ_拉斯將技術成癮比作身處“柏拉圖的電子洞穴”，提出孩子需要在成人的幫助下逃離虛擬電子洞穴。[7]在國內，明確留守兒童手機功用、剛性的網絡管理規制和柔性的教育培養有機結合等策略相繼被提出與討論。[8-9]

相關研究已從不同維度探討了留守兒童智能設備實踐的特征、內涵與影響，但也存在著一定局限與不足。一方面，國內已有研究多從消極兒童理論預設出發，把媒介使用看成對兒童在諸多方面產生消極影響的社會問題，并且著手識別這些影響。[10]在研究范式固化的同時，普遍存在著忽視留守兒童能動性的問題。實際上一味地責怪或者頌揚媒體，都是高估了它的力量，并且低估了兒童利用媒體來創造他們自己的意義及快樂的不同方式。[11]國際關于智能設備對兒童影響的討論已逐步擺脫消極兒童預設，認為盡管媒介上不良內容對青少年存在著短期負面影響，但如果考察的是媒介對人的長期影響，這些證據就顯得有些不合邏輯。[12]另一方面，針對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現狀，國內外在研究方法上均以定量研究為主，缺乏深入訪談等資料(包括對留守家庭和校園內部權力關系、留守兒童同儕交往等結構性力量的深描)作為支撐，這也導致已有研究總體來看理論深度有待提升，所得結論存在著同質化的現象。

基于此，本文將規避消極兒童理論預設與城市中心主義帶來的先驗視角，通過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究留守兒童家庭場域內的智能設備使用實踐，嘗試回答以下問題：第一，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在家庭內部是如何被認知與搭建的？第二，為何搭建出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卻屢屢“失控”，外出的父輩、落后的祖輩如何實現對留守兒童使用智能設備的監管？第三，智能設備使用秩序在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中如何發揮作用，留守兒童家庭內部是否存在著無效監管或有意回避的可能？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正如帕金瀚所言，只有了解了兒童與媒體之間的復雜性和潛在矛盾，我們才可能對它做出積極而有效的反應。[13]由于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狀況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分析材料的收集需要在充分獲取留守兒童家庭及其學校信任的前提下進行。本文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研究者參與到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中，在歷時10個月的接觸中觀察、訪談、記錄留守兒童的家校實踐。由此盡可能地避免城市中心主義的先驗視角，更好地回歸對元問題的思考，即何為留守兒童在智能設備使用中容易“失控”。

田野調查的地點位于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Z鎮與安徽省安慶市宜秀區Y鎮。Z鎮四境環山、三面帶河，是南京郊區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以六合區Z鎮為代表的8個經濟欠發達鎮是相關部門和單位重點進行掛鉤幫扶的對象。Z鎮外出務工人員較多，留守兒童家庭分散在鎮中心及其轄區的17個村中。Y鎮同樣面臨著青壯年人口大量流出的問題，Y鎮轄16個村民委員會，3個(社區)居委會，在全面脫貧以前，Y鎮L村被稱為路途最遠、難度最大、問題最多、困難最深的“四最”貧困村?；诘乩砦恢煤偷貐^發展因素，Z鎮與Y鎮青壯年多數選擇到南京市區或上海務工，異地期間留守兒童家庭成員基本都是通過智能設備聯系，轄區內存在著大批可作為研究對象的典型留守兒童家庭。

Z鎮民族小學與Y鎮第一中學是兩地大量留守兒童學習生活的地方，從小學到中學可以盡可能全面地覆蓋留守兒童家庭內孩子的年齡跨度。因此，從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課題組在Z鎮民族小學、Y鎮第一中學分別開展了名為“心相連·云相伴”的公益支教活動，課題組成員以支教老師的身份入場，為兩校留守兒童提供長期線下和線上的支教幫扶，從而與兩鎮的一批留守兒童家庭建立了良好且穩定的信任關系。在田野調查初期，課題組向參與支教活動的兩校留守兒童發放基本信息問卷，訪談班主任了解當地留守家庭的基本情況。田野調查中期，利用校園活動課圍繞著“我們使用智能設備好還是不好”“父母過年回家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變化”等話題，組織半結構性焦點小組訪談?；趩柧砼c焦點小組訪談中對留守兒童家庭的初步認識，課題組成員共選取七十余位留守兒童家庭在周五晚上或周末進行家訪，對留守兒童家庭成員進行深度訪談。在田野調查后期，課題組成員利用假期、周末對上述留守兒童家庭進行回訪，與父輩、子輩保持線上交流。此外，課題組同時接觸了部分其他地區的留守家庭，以豐富樣本的多樣性。

本文對留守兒童家庭成員、校園老師的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內容主要涉及為：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基本信息、家校對留守兒童使用智能設備的態度及實踐、各主體關于使用智能設備產生的沖突及妥協、留守兒童為使用智能設備采取的策略等。本文所采用的經驗材料皆取自基于田野調查所形成的家庭個案深描及班主任訪談筆記，共涉及8戶留守兒童家庭與3位中小學班主任。與課題組其他案例相比，這些案例在子輩智能設備使用情況、家校管控策略、家校管控效果等方面呈現出了較明顯的差異化，且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夠為本文提出的觀點提供事實依據。經驗材料中出現的年級、年齡均為受訪者在接受訪談時的年級、年齡。為保護受訪者，課題組在與留守兒童家庭進行日常交往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規避使用“留守”“農民工”等標簽化詞匯，本文中出現的人名、校名均為化名。

四、留守兒童家庭中的智能設備失控與恐慌

在Y鎮第一中學執教三十余年的班主任桂霞回憶，近十年來手機、平板滲透進留守兒童的生活，但“孩子幾乎沒有自制力，手機接觸久了就容易失控”?！笆Э亍币辉~是留守兒童家長在談及智能設備時的高頻詞匯，留守兒童在家庭生活中由手機、平板引發的沖突愈演愈烈，智能設備仿佛成了留守兒童學習生活的“潘多拉魔盒”。

(一)智能設備使用的三重失控

智能設備最初是外出務工的父輩用來與子輩、祖輩通訊的工具。隨著電子閱讀、網絡游戲的盛行，智能設備成了父輩返鄉時給留守兒童帶回的“來自城市”的禮物；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由于網課需要，缺少上課條件的家庭為孩子添置或借用電子產品，至此智能設備在留守兒童中普及。

談及“失控”，無論留守兒童還是其家長均不吐不快地講述著自身經歷?？偟膩碚f，實際中存在的失控問題可分為時間、空間和內容三個維度。

首先，智能設備使用時間的失控。遠在外地的父輩常是智能設備使用規則的制定者，對使用頻率和時長提出的要求，這與孩子對智能設備的渴望相矛盾。不甚了解智能設備的祖輩扮演著規則的執行者，按照要求監督孩子的電子產品使用，直接面對孩子的索取和哭鬧。對于父母和孩子的沖突，祖輩常發揮“安全閥”的作用，即憐愛孫輩放寬使用時長以此緩解家庭矛盾。這在父母眼中無異于溺愛，無奈自身鞭長莫及因此難免產生失控之感。正是有了祖輩的緩沖，規則對留守兒童的約束力度大打折扣，他們嘗試在哭鬧中將使用時長的邊界不斷突破，最終令祖輩意識到孩子的“失控”。

其次，智能設備使用空間的失控。為了保障教學，各中小學校園明令禁止攜帶手機進校，但常有孩子偷偷帶手機進學校。有的班級施行沒收手機策略，被沒收的手機需要家長到學校領，不少留守家庭“爺爺奶奶護孩子，拿走之后沒多久又到了孩子手里”，反復多次后孩子更肆無忌憚。與此同時，在空間管理上的失控廣泛存于孩子在家校中的私人領域——廁所。提到網上的不良信息，不少留守兒童會想到色情網站，他們獲取這類信息的途徑也簡單，“廁所上都寫著呢”。在家中孩子則借著上廁所的名義玩手機，祖輩往往催促無果后束手無策。

張悅彤爺爺有時會在孫女打游戲時“在旁邊看著”，發現“是玩蓋房子、換服裝的游戲”，認為“不是打打殺殺的游戲”，便沒有限制。實際上，這是該小學內流行的一款名為《X校園模擬器》的游戲，內容包括逃課、黑幫斗毆、在圖書館讀書久會失血、攻擊稅務局人員獲得金錢等情節。張悅彤認為“(在游戲里)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她熱衷于在游戲里進行越軌行為。(張悅彤家庭，父母外出務工，六合區，2020年12月25日)

最后，智能設備使用內容的失控。網絡信息內容魚龍混雜，農村留守兒童普遍存在著媒介接觸習慣不良、媒介認知不足、媒介使用能力不高[6]的問題。祖輩幾乎無法起到“把關人”的作用，部分祖輩不能識文斷字，缺少把關的基本能力和擔憂意識，認識不到網絡小說、游戲背后可能存在的暴力、色情等問題。這些不良信息對留守兒童的思想侵蝕是潛移默化的，教師無需對可能出現的問題負責，課堂關于媒介素養的講授最終流于形式。調研中出現留守兒童給游戲主播累計打賞千元、侮辱性網絡語言成為日?？隈钡惹闆r，智能設備使用內容成了家庭監管的盲區。

(二)來自成人世界的數字恐慌

訪談中存在著一個有趣的現象：部分父輩、祖輩對留守兒童使用智能設備所擔心的問題，在孩子眼中完全不成立，即部分成人對孩子使用智能設備的擔憂與孩子的實際情況存在著錯位。M小學流傳著一句“名言”：想毀掉一個孩子，就給他一部手機。對智能設備不甚了解的祖輩接收到類似信息后產生諸多擔憂，又苦于自身難以對孩子施加有力管教，在家訪中向筆者頻頻傾訴。這些擔憂集中在虛擬生活沉迷和不良信息誘惑兩個方面。

虛擬生活沉迷是指青少年認為比起與家人朋友在現實中相處，他們更享受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由此出現日常生活中適應功能障礙的情況。[14]祖輩擔心留守兒童在校園中不合群，吳啟晨奶奶向筆者表示，吳啟晨存在著口吃問題并且在家中長時間擺弄手機，擔憂孩子在學校更加沉默。但課題組成員在支教時觀察到，吳啟晨盡管有言語流暢性障礙，依然積極與老師、同學互動。馬志軒每天玩手機到深夜，班主任擔心他沉迷于此會與現實生活脫節，然而家訪發現，馬志軒已會獨自做飯洗衣，比同齡人更加獨立。這些情況令人反思，是否在農村隔代撫養中，因為祖輩難以在數字時代提供給留守兒童足夠的技術支持，導致他們為達到同齡人的智能設備操作水平，需要花更多時間進行數字探索。此外，當下農村缺乏供孩子娛樂的設施和環境，促使留守兒童在休息時間選擇與智能設備為伴，或許這并非對他們現實生活的侵占，而是他們原本娛樂生活的數字遷移。

互聯網空間中的不良信息令親代深惡痛絕，尤其是單親外出務工，獨自在家帶孩子的親代更加關注網絡上色情、暴力信息泛濫的問題。實際上，大多數留守兒童在接觸不良信息的過程中保留著純真底色，在成人看來屬于誘惑性不良信息的內容，對孩子而言并不能構成想象中的誘惑。陳熠的母親擔心網絡上暴力色情的游戲會帶壞孩子，因為游戲角色衣著暴露且有打斗元素。在與陳熠的單獨交流中，陳熠對此一一反駁。關于“衣著暴露”的角色，陳熠撇嘴道：“沒誘惑，早就免疫了?！睂τ诖蚨吩?，陳熠認為現實中要是和同學打架“不需要參考(游戲里的招式)，完全是兩回事”。留守兒童傾向于認為長輩們的擔憂是“沒必要”的，他們甚至因此感到困惑，進而產生好奇或逆反心理。

五、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與控制的博弈

智能設備的滲透令親代措手不及，現實與想象中的留守兒童“失控”難以辨別，實際監護人對數字技術的陌生給了留守兒童更多的闡釋空間，他們為更多地接觸智能設備與長輩展開博弈。

(一)自我管理的顯性表達與隱性抗爭

幾乎每位被訪留守兒童都為爭取智能設備的使用而與祖輩、父輩發生過沖突，他們不希望自己使用智能設備遭到限制，同時承認自身的自控能力存在著不足。矛盾之下，留守兒童的自我管理多以向外擴張智能設備使用邊界的形式呈現?！皠e管我”成為留守兒童發起家庭沖突的口號，這是向外界的顯性表達；消解和隱瞞則是留守兒童對于權威的隱性抗爭。

留守兒童的顯性表達具體可以分為家庭內部的熱沖突和冷暴力。熱沖突常以哭鬧、爭吵、打架的形式呈現。在孩子的認知中，祖輩、父母關于其智能設備管理中的一些行為是難以理解的，比如曹亮的母親會將他玩智能手機的情況電話告訴父親，曹亮描述自己與父親是“互相往死里打”。祖輩比父輩更容易在熱沖突中向孩子妥協，這助長了留守兒童發起熱沖突的勇氣。冷暴力也是留守兒童向外界表達不滿的方式，具體表現為在家中沉默、不配合穿衣洗漱等方面，只是相比于熱沖突的激烈對抗，冷暴力大多不了了之。王恒毅暑期在家中每天均長時間玩平板電腦，母親讓他交出平板時王恒毅堅持平板沒有影響到自己學習，在智能設備被收走后接連多日對家人“擺臉子”。

留守兒童的隱性抗爭類似家庭版“弱者的抵抗”。這不是對家庭、學校權威的公開挑戰，而是常規地順從與不著痕跡地反抗[15]，消解長輩批評的嚴肅性和欺瞞長輩偷玩手機是常見的表現形式。

鄉鎮中學Y中男生私藏手機現象很普遍。手機被家長沒收后，男生會去找舊手機或用自己的零花錢、壓歲錢偷偷買手機。單親留守的家長措施強硬，“我媽只要看我玩手機就砸，不管是誰的”。為了不被發現，他們把手機交給其他“風險性小”的同學代為保管來避開風頭。某次同學A將手機交給同學B保管，被B的家人發現并砸碎了，結果發現該手機是C交給A保管的。(焦點小組，楊橋鎮，2021年6月6日)

Y中老師在校園里發現手機就予以沒收，這種懲罰并沒有起到以正視聽的作用，反而導致“在班里用手機很有作用(面子)”。批評與懲戒的嚴肅性被消解，成為炫耀的資本。留守兒童家庭對手機的管控普遍不嚴格，他們更容易借此獲得朋輩的羨慕。關于智能設備的欺瞞在留守家庭中較為常見，既有“小動作”，比如超出家庭規定時長繼續玩被要求刪掉的游戲等，也有“大動作”，比如陳熠背著母親藏了一個手機，平時“等媽媽睡著了就放在插座充電，只要起得比她早，我的手機就安然無恙”，并與相熟的同學“團伙作案”為彼此掩護。

(二)家庭監管中委托的監視與削弱的執行

從留守兒童家庭監管的角度來看，家中長輩采取諸多措施與孩子“斗智斗勇”。綜合來看，留守家庭在對孩子使用智能設備進行監管時，存在著委托監視和執行削弱兩個典型特征。

馬志軒與爺爺共同生活，但馬志軒媽媽通過微信和家附近的幾家快餐店、文具店、健身房、洗浴中心保持聯系，當孩子在這些場所消費時，她可以遠程結賬并監督孩子的健康狀況。其中一家快餐店負責保管孩子的平板電腦，馬志軒媽媽叮囑快餐店老板“每天給他玩半個小時”，但從該快餐店店主了解到馬志軒的實際使用不止每天半個小時。(馬志軒家庭，父母外出務工，六合區，2020年12月19日)

直接責任人不在身邊，致使家庭監管過程帶有鮮明的委托色彩，這種委托令留守兒童的家庭監管成為薄弱點。外出務工的父母不能在身邊教育孩子，但他們為實現對孩子的監管進行了諸多嘗試，例如將對孩子的監管委托給祖輩并與祖輩保持溝通。但訪談發現，部分父母在將孩子委托給祖輩的同時也在借助其他方式輔助監管，包括委托附近鄰居代為保管孩子的智能設備、委托家中親戚觀察孩子的智能設備使用情況，更有父母采取其他可能的辦法，如在家中安裝可以對話的攝像頭用來監督孩子的學習生活。雖然方法多樣，但這些對外的委托依然不能取代父母親力親為的教育，實際操作中均存在著可被孩子利用的漏洞。

執行削弱是留守兒童家庭監管中的另一個特點。家庭成員在協商后形成使用智能設備的約定，作為代理人的祖輩在執行中較少能嚴格按照約定監督和管教。父母常認為是祖輩對孫輩的溺愛導致，抱怨祖輩將孩子“寵得不像樣子”，訪談中發現很多時候祖輩依然延續20世紀撫養孩子的經驗，缺乏對留守兒童進行嚴格家庭管理的意識，遇到問題便以“不識字”“不懂”加以推脫，主客觀條件都難以擔負起父母期望中的代理人職責。部分留守家庭采取“告狀”的形式，即祖輩或其他受委托人將留守兒童的不良表現告知其父輩，由父輩回家進行懲罰。這種方式具有滯后性，不能很好地起到規訓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留守兒童的威懾性會大打折扣。

(三)留守兒童家庭里的“沉默大象”

長輩對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情況進行諸多揣測，留守兒童也對長輩保持緘默。外出務工的父母與留守在家的孩子通話時，話題常以“報喜不報憂”的形式圍繞著日常生活、學習展開，叮囑也如隔靴搔癢。網絡不良內容成了留守家庭“房間里的大象”①，即父母和孩子對于網絡上存在的不良信息心知肚明，均默契地回避這一話題，由此形成留守家庭中集體沉默的灰色地帶。

留守家庭難以給孩子智能設備使用方面的指導和約束，留守兒童對于存在的難點和困惑主要靠自我探索抑或與朋輩交流來解決。關于智能設備，李琦母親在訪談中認為“不在身邊說了沒用”，因此不會主動在與孩子的交流中表達自己的擔憂。李琦表示自己在上網瀏覽信息時，遇到過色情、暴力、賭博等相關信息，獵奇心理作祟下也有主動搜索過相關信息。他一度沉迷網絡游戲，經常獨自或與朋友通宵打游戲，時間久了覺得身體吃不消但已“控制不了自己”，直到“沒有新鮮感”便慢慢不再接觸。他知道網上的賭博信息“都是騙人的”，因為他的朋友經不住誘惑進行“斗牛賭錢”，“被騙了然后跟我說，我就知道了”?？梢钥闯?，李琦難以從父輩那里獲得智能設備使用經驗，遇到問題不會選擇向祖輩、難以接觸到的父輩尋求支持，他對互聯網邊界的把握依靠自己及同伴產生的不良反應，進而自行探索網絡使用的規范，在試錯中習得掌握網絡使用尺度、甄別網絡不良信息的能力。

正如一般家庭中代際間羞于談論性話題，留守家庭成員間此類回避現象尤為普遍，留守兒童在探索中習得的智能設備使用能力難以作為經驗在家庭內部傳遞，即使對于同輩親人也羞于開口。李琦的妹妹李怡在網絡使用時同樣缺乏引導，李琦基于自身經歷擔心妹妹“接觸太久(智能手機)會看到很多不好的內容”。但他與妹妹的溝通像父輩一樣，對于自己的期待、網絡不良信息等話題閉口不談，寄希望于她“自控，自己把握尺度”，認為辨別網上信息主要靠個人閱歷。目前來看，李怡將走向與李琦相似的自我提升媒介素養的路徑。

落后的祖輩、遙遠的父輩、敏感的子輩在陌生、恥感等情感作用下，對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存在的顯性問題陷入沉默。這是對各主體的對等保護，長輩縱容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失控”，實則維護了自身在留守家庭中的持重體面，留守兒童則在對長輩保持緘默的空間中搭建出個人的隱蔽角落。

六、被留守兒童家庭利用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

留守兒童與父輩、祖輩和老師之間在智能設備的使用秩序上始終進行著博弈。那么，所謂的秩序本質究竟是什么，我們該如何認識留守兒童的“失控”行為以及失控話語如何反作用于留守兒童的教育實踐，成為本部分討論的重點。

(一)為何搭建智能設備使用秩序

首先，長輩亟須在數字時代重振傳統倫理權威。權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權力，來自人們自發的授權，從自愿服從、認可中得到力量。[16]傳統社會技術更迭緩慢，農村生活依賴閱歷積累而成的經驗，長輩成為不容置疑的權威。到了數字時代，留守兒童作為網絡原住民，在新媒介技能的習得和適應中具備天然優勢，可以通過智能設備實現自我賦權，在網絡互動中擴展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社會支持，農村傳統權威陷入危機。

智能設備給留守兒童帶來的賦權，在現實生活中常表現為留守兒童在與外界互動時出現的頂撞、隱瞞等行為。當祖輩的認知水平落后于媒介信息技術的迭代速度，他們關于事務的評價有時難以獲得孩子的認可。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邊界的博弈關乎話語權的爭奪，“讓孩子聽話”成了祖輩、教師的最終目的，因此留守家庭中的父輩、祖輩維護智能設備使用秩序，從而制衡互聯網文化入侵，保障自身權威的難以撼動。

其次，父輩、祖輩依靠“合謀共犯”黏合代際關系，打破家庭代際間的生疏與隔閡。在祖輩層面的表現是在秩序執行層面的刻意松動。多數祖輩在撫養父輩時采取放養策略，他們難以理解并嚴格執行對留守兒童的管控，有意無意地在智能設備使用秩序的執行層面松動。由于祖輩自身較難對留守兒童進行說服，在教育中常以“告狀”的形式予以警告，借不在場的父輩完成對孩子的管教，以展示自身“統一戰線”的形象，例如“我也想給你多玩一會兒，但是你爸爸不允許”。此外，祖輩會利用智能設備使用規則的打破來敦促留守兒童進行其他學習生活實踐，比如“如果做到……就給你多玩一會手機”，將打破規則作為獎勵，以此完成對子輩的管教。

父輩層面的表現則是在留守兒童前進行負面示范。外出務工的父輩回到家中無意與孩子交惡，他們出于工作或自身娛樂在留守兒童面前長時間把玩智能設備，并會將自己的智能設備分享給孩子玩，營造“我們一起背著爺爺奶奶玩手機”的氛圍，以此打破親子間久未謀面的隔閡，快速拉近關系。在聊到父母回家后自己生活的變化，岳彤提及熬夜變多引起其他留守兒童的共鳴，郭其宸說自己熬夜是因為游戲等級更高的父親會在晚上帶自己“上分”，此外還有點外賣、刷短視頻等諸多原因。進城打工的父母比留守的孩子能更熟練地使用智能設備，他們在孩子面前關于使用智能設備的展示既是在表現自己的“城市化”，又體現出自身超出孩子智能設備使用規則之外的特權。

最后，搭建秩序助長留守兒童在朋輩群體中的逆反資本。關于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的已有研究印證了“低自我控制—不良同伴交往—網絡越軌”的理論模型，發現差別交往理論比自我控制理論對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的解釋力更強，即留守兒童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更容易加入不良同輩群體，且這種不良群體內部的消極網絡行為則會增加其從事網絡越軌行為的可能性。[17]留守兒童缺少家庭提供的社會支持，更傾向于向同伴尋求支持。他們通過破壞智能設備的使用秩序彰顯個性，獲取朋輩小群體間的認可?？此瞥撩允謾C的“校霸”張熠本身對手機使用并不成癮，對與朋友一起打籃球的興致更高。他對智能設備的需求主要來自同輩群體的壓力，越軌少年的行為越被權威施加有力度的懲罰措施，就越能在同輩中體現面子，成為一種逆反資本并在朋輩的口口相傳中得到積累。倘若不及時將小群體內的越軌行為發現并制止，這種越軌行為在朋輩群體關系網絡間會產生交叉感染[18]，校園使用手機現象將難以遏制。

隨著年齡的增長，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對于自身行為并非渾渾噩噩，他們逐漸擁有清晰的認知和反思能力。麗雅表示，身邊的同學狂熱地使用手機是在“攀比”，有時在與家長、老師斗智斗勇的過程中“玩到手機的快感”要大于“玩手機的快感”，但即使意識到問題所在也難以從環境中抽離，依舊因為在家中熬夜用手機看小說與母親爭執不斷。

(二)農村傳統權威下的秩序潛移

學界對越軌行為的探討可追溯到涂爾干對失范概念的闡釋。越軌行為是指人們與群體規范中常見的活動、行為規則、觀念、期望等出現不匹配的行動。芝加哥學派對青年越軌行為的研究普遍認為，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急劇的社會變遷，致使城市社區社會規范崩潰和社會控制削弱，繼而引起青少年犯罪的集中。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中越軌行為的產生，一方面在于數字技術沖擊下傳統農村社會秩序的解組與重構，如部分村民依靠直播帶貨攫取第一桶金；另一方面也有“知溝”下農村傳統權威的規范弱化，提供的規范不能與留守兒童需求相適應的因素影響。

不難看出，越軌行為所違背的是群體規范的“公約”，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行為規范大部分是家庭內部的“私約”。每個留守家庭內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與邊界各不相同，導致留守兒童群體內部對于智能設備使用的認知出現偏差，不利于對規則的維護。與此同時，即使同一家庭內部，祖輩、父輩對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秩序存在著不同的執行力。有研究表明，只有當要求保持高度一致性，懲罰才能有效降低越軌行為的產生，反之則會促進越軌行為的產生。[19]令人遺憾的是，留守家庭內智能設備的使用規則難以在代際間保持高度一致，這也是留守兒童的智能設備使用越軌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農村傳統社會對留守兒童“失控”行為的解讀摻雜了大量主觀因素，留守家庭的特殊結構也難以正確對待孩子的越軌行為。

智能設備對留守兒童的賦權，伴隨著祖輩、教師等農村傳統權威的相對減權。數字技術重塑了留守兒童日常生活與社會關系，他們比村內長輩更具有數字能動性。[20]一方面，手機的出現松動了留守兒童被過度束縛的角色身份，他們的價值認同、角色扮演有了多重選擇；另一方面，智能設備改變了留守兒童與家校之間舊有的權力格局。在全新的媒介環境中，既往的知識界限、權力關系都會發生遷移與重構。[21]如果說手機與青少年有著天然的統一性與一致性[22]，那么這種來勢洶洶的媒介技術革命令村內的非數字原住民感到威脅與不安。

農村傳統權威對手機、平板等智能設備進入留守兒童世界的否定，名義上是對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規范與制約，更深層次的是在維護自身對留守兒童管控行為的正當性。本文參考文化潛移概念，用秩序潛移指代這一現象。文化潛移指個人或群體通過直接接觸和相互作用而獲得其他個人或群體的文化特征的過程。[23]秩序潛移可以理解為既定秩序在遵循和維護的過程中，其目的和意義發生不易被察覺的偏移。這是在面對智能設備帶來的權力地位動搖時，家校采取的進攻策略?？偟膩碚f，家長、學校均借孩子越軌之名賦予自身管控行為的正當性，因此他們在以一種秩序潛移的方式，在話語和行動中建構智能設備的負面形象，并以此對留守兒童實施管控。

秩序潛移對留守兒童教育實踐的反作用，體現于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留守兒童日常學習生活中的其他問題，包括留守兒童的身心健康問題及學業問題等。盡管留守兒童提出班里“成績好的同學也玩手機”，父母和老師仍將學習成績落后歸因于智能設備使用。成績好的留守兒童也有同樣的苦惱，麗雅的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但因為一次考試“成績從第一名掉到第九名”，麗雅母親便以禁止使用手機的方式進行管教。除了學習問題，留守兒童的健康往往在祖輩、父輩口中與使用智能設備掛鉤。郭其宸患上近視，奶奶采取的措施是縮短手機使用時間，忽視了郭其宸存在的閱讀、書寫姿態不端正的問題，甚至孩子的頭疼腦熱也會被歸結為“手機玩多了”?？梢?，在智能設備使用上存在遮蔽之余，祖輩、父輩也在教育過程中借智能設備掩蓋自身懈怠。

(三)留守家庭成員間的合謀沉默

秩序潛移現象存在的同時，留守家庭成員對需要正視的智能設備使用中確鑿存在的問題，如智能設備使用尺度和邊界、怎樣甄別網絡不良信息等話題閉口不提。

遠在工作地的父輩鞭長莫及，作為實際監護人的祖輩常是“搞不來”“讓孩子弄”的態度，這是委托祖輩撫養孩子的局限。趙瑋祺爺爺奶奶“只會看看快手”，無意間打開APP不知如何退出還需要依靠趙瑋祺進行“數字反哺”。四年級的趙瑋祺自述使用手機全靠自學，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上網課和提交作業的種種操作，至于自己是如何學會的，他也說不清楚，“試幾遍就會了”。缺乏長輩引導的留守兒童面對互聯網空間，不得不采用這種效率低下方式“試探”智能設備，在試錯中積累經驗以及發掘自身的互聯網使用邊界，比如李琦屢次通宵打游戲后身體不適便盡量避免通宵，通過同伴在網絡賭博中被騙錢習得拒絕網賭騙局。因此，留守兒童在智能設備使用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失控”現象，他們也正是通過這些“失控”來對智能設備使用的邊界進行摸索。

澤魯巴維爾提出“合謀性沉默”概念，指代對某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集體保持沉默的社會現象。[24]本文將“合謀沉默”的概念引入留守家庭場域，用來描述家庭成員均知曉網絡空間存在著不良信息且留守兒童缺乏足夠媒介素養，卻依然對相關話題避而不談的吊詭現象。

如果否認源于人類逃避痛苦的需要，那么合謀沉默的產生源于家庭成員間保護自身和對方避免恥感的需要。一方面，中國社會中的理想人格要求有品德、有修為，且傳統觀念中對性話題諱莫如深；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對人的預設卻是假定“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那么發現了種種過失時該如何處置？最佳方案就是“掩蓋”與“保護”[25]，在最親密的家庭場域中也是如此。在合謀沉默中，盡管家庭成員對孩子在網絡上或多或少會接觸到不良信息的情況心知肚明，但是眾人均回避這一話題。借此，祖輩避免了被戳破自身已落后于數字技術發展浪潮的假象，維護了自身家庭傳統權威的地位；父輩規避了與子輩相聚時的尷尬，遠程扮演家中“頂梁柱”的形象；子輩則在長輩面前可以繼續保持自身遠離暴力、色情和賭博的乖巧角色。合謀沉默是一個留守家庭中的深層隱秘。

實際上，留守家庭成員并非無意地忽視家庭內的合謀沉默現象，而是主動選擇懸置這一問題，以期待問題可以自行解決。這種“對沉默保持沉默”的有意識的自欺行為，被稱之為超沉默，即有意識地促進無意識，然后對自己剛才實施催眠的行為失去意識。伴隨著留守兒童的不斷嘗試，他們終將熟練地掌握智能設備，最終以付出時間、健康等為代價使這一令家庭成員尷尬的問題迎刃而解。

不難看出，合謀沉默下低效的數字探索弱化了智能設備可能帶來的積極性，如能正確引導將產生巨大的正向作用。一方面，留守兒童可以通過智能設備參與媒介實踐，彌合與親代的地域隔離和與城市兒童的數字隔離，從而獲得“邊緣重生”的可能性。[26]在網絡媒介的支持下，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接觸范圍越來越大，媒介對其社會化的馴化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父母和家庭的作用，可以使留守兒童變得更獨立自主。[27]另一方面，在農村留守家庭結構中，青年群體是“技術反哺”的關鍵環節，這種反哺有可能成為緩和親子沖突、改革家庭結構的難得機遇。[28]農村青少年可以在媒介技術向農村社會滲透過程中掌握話語權，并以此促成農村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微妙變化。[29]但在家庭成員的集體回避下，積極影響難以有效發揮，導致盡管在物質基礎上城鄉未成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基本持平，但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依然無法逾越。

七、余論

留守兒童智能設備使用的規則秩序是制定主觀且執行松散的，甚至可能規則制定者本身并不具備比孩子更高的媒介素養，試錯成了留守兒童習得數字技術的主要路徑。因此，留守兒童的部分“失控”行為并非越軌，留守家庭的特殊結構也使其難以在實踐中正確對待越軌行為。

為什么智能設備如此令人深惡痛絕？本文提出“秩序潛移”概念，即既定秩序在遵循和維護的過程中，其目的和意義發生不易被察覺的偏移。在本文中是指，通過建構智能設備負面形象對留守兒童實施管控，賦予自身管控行為以正當性。這導致對智能設備使用的消極歸因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留守兒童學習生活里的其他現實問題，縱容了祖輩、父輩在教育過程中的懈怠。

對于留守兒童使用智能設備過程中真正存在的問題，家庭內卻出現“合謀沉默”現象，即家庭成員均知曉網絡空間存在著不良信息且留守兒童缺乏足夠媒介素養，卻依然對相關話題避而不談。合謀沉默的產生源于家庭成員間保護自身和對方回避恥感的需要，是留守家庭中的深層隱秘。這正是合謀沉默促使留守兒童以“失控”為代價，在不斷試錯中掌握智能設備的使用。

值得思考的是，“秩序潛移”與“合謀沉默”現象并不局限于留守兒童的生活環境中?！岸际鞘謾C惹的禍”之類的簡單歸因現象廣泛存在于大眾生活實踐中，其現狀和后果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只是對比非留守兒童、城市兒童而言，在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中這些現象尤為突出且亟待改善。在微觀權力理論中，規范化裁決與層級監視是現代社會的兩種規訓手段。在家庭這個交織親情、恥感等因素的場域中，“秩序潛移”可視為規范化裁決在具體實踐中的變種，是一種存在較高隱蔽性的規訓手段；“合謀沉默”則是主體間保護與自我保護的手段，由此在層級監視中拓展出一定的反抗空間。因此，“秩序潛移”與“合謀沉默”可視作對微觀權力在家庭實踐維度的補充與發展。

注釋：

① 英國諺語，指盡管人們無法否認該事實確鑿地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依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