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學為一代人做生命注解

鐘求是　李徽昭

李徽昭：因為疫情，鐘求是老師這場活動曾兩次推遲，現在疫情終結，我們終于聚在一起，分享《等待呼吸》這本書。別有意味的是，這本書里的故事非常重要的起點就是從莫斯科開始的，小說以“等待呼吸”為題，又不免讓人想到疫情，所以今天的分享會特別有意義。先請求是老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鐘求是：很高興以文學的名義集合在一起。前幾次票都買好了，可沒能來，兩次推遲，事不過三，《等待呼吸》終于等來了這場期待已久的文學對話。

李徽昭：這部小說以三座城市所穿越的理想愛情為主線，呼應著永恒不變的愛情主題，其實從古至今，很多的小說、古詩都離不開愛情，跟家國敘事的宏大主題不同，愛情敘事大多從個人視角切入，但這部小說中的愛情卻又牽扯著大時代，讓愛情敘事別有深度。正如剛才說到的，故事中的莫斯科，顯然是上世紀末葉全球政治經濟轉換、世界格局改變的重要節點，也似乎隱隱呼應著當下仍在進行的戰爭，盡管你寫這部小說時無關當下，但文學時常有超越性，莫斯科的故事起點非常有意味的，而且你用愛情嵌入到這一空間轉換和時代巨變中。我們做現當代文學研究，都知道1920年代小說有很多革命+戀愛的主題書寫，年輕人受到革命召喚，進而在革命中產生男女愛情，革命與愛情同構。所以我想問的是，從時代變革中去嵌入一個愛情故事，這種愛情書寫，跟你親身經歷的時代變化、個人命運有著什么樣的關聯性？

鐘求是：其實我自己對這部書的定位不是一部愛情小說，我的初心，寫這本書當時的立意就是寫命運，寫個體命運與時代的關系，在大的時代背景當中個人命運的路程。為什么寫這個小說？其緣起我可以說一下，里面肯定會涉及愛情。

之前，我也跟徽昭在交流，他1975年出生，我1964年出生，比他大11歲?；照颜f，我們所處的年代背景是差不多的，我說不！如果是1980年出生，那跟1990年出生相似性可能會多一點，但是1964年出生跟1975年出生是不一樣。因為我們的童年記憶不一樣。到了青年時代，我們剛好趕上改革開放起步階段，從1978年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剛好是青春年齡段，所以我們對中國社會的轉型發展是有親身感受的。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生和50后那一批作家，說到他們的作品，肯定又會牽扯出更多的歷史，最近梁曉聲的《人世間》電視劇就很火。而60后、70初這一代人，卻很少有對應的歷史事件符號。

我覺得作為1960年代中期出生的作家，有責任去把這一段歷史提煉出來，應該從個人命運出發，記錄一下60后到70初這一代人的經歷。怎么去做呢？那會兒大的事件有什么呢？1991年的蘇聯解體事件影響整個人類社會進程，如果把這個事件征用過來、嵌入進去，當然是很好的。但把這個事件為小說所用，確實是有難度。好在我干過對外聯絡工作，又學過《資本論》，我就能夠或者敢于征用這段歷史。我把主人公放到莫斯科，讓他們的人生在那里展開。

個人的命運有很多切入點，愛情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愛情無處不在，在一個年輕的時代，20多歲的大學生，肯定要發生愛情。我把故事放在莫斯科，同時讓他們很自然地發生愛情，讓愛情跟一個很大的世界變革相遇。如果夏小松跟杜怡在莫斯科相遇，按照正常秩序進展，他們戀愛、畢業、回國參加工作，這是一個平常的生活軌跡。但他們恰恰與1991年的蘇聯解體這個事件相遇，這樣，愛情、個人命運就跟時代變革結合在一起了，愛情就是一個大時代中的愛情，而不是普通的個人情感。

李徽昭：我明白您把個人命運嵌入時代變革的創作初衷，我也想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70后作家如徐則臣，其寫作《耶路撒冷》就是想為70后這一代發聲。

鐘求是：我說的是，應該為60后這一代人，尤其是這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而寫作，因為這一塊書寫不清晰。

李徽昭：這可能要說到文學史代際轉換的差異性。正如您所說，50后這一代作家最明顯。比如王安憶，1954年出生，67屆的初中生。往后看，80后韓寒這一代作家與消費時代迎頭相撞，跟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文學史差異特別明顯，主題、題材、立意都有不同。從60后到70后這一批作家，某種意義與1980年改革開放、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息息相關，正如小說中寫到的先鋒藝術、新潮美術，在身體上寫書法，都是八十年代最明顯的特征，某種意義上，大背景之下，在大的文學審美代際上，60后到70后一代可能會有某種相似性。

鐘求是：現在很多人都以十年為一個代際， 50后作家寫知青生活，因為他們就是生活親歷者，自然在作品中會放入相關事件。其實無論哪個年代，個人總是會以某種方式與國家命運相結合，這不僅是作家，社會生活里所有的人大約都會如此。60后這一代也是這樣，不只是作家，而是各個領域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精神生活或者精神意識，內心存著理想主義的一些東西，這跟70后、80后一代是不一樣的。我們當時在大學校園里，周圍洋溢著開放的、自由的、向上的氣氛。我們在教室里唱《年輕的朋友來相會》，躺在草坪上談20年后的人生可能。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與當時影響整個社會進程的大事件相遇，并進行過思考。我覺得70后、80后可能不會考慮一些“虛”的問題，但60后出生的人會想，中國行進的前景怎么樣？國家、民族怎么往前走才能更好？這是60后一代人的精神意識?？傔€有一些60后的身上還保留著理想主義的東西。

李徽昭：不同代際確實會有不同的精神生活，但我覺得70后還是存留著一些相似的理想主義情懷的。

我們換個話題，這部小說情感濃度非常高，和理想主義是一個非常契合的關系。我覺得，杜怡對于夏小松帶著絕對的情感，一生都無法走出這個曾經的愛情，這與當下形成強烈映照?，F在這個碎片化的網絡時代，很多人不愿結婚，甚至恐婚，對愛情保持著一種疏遠或者是恐懼。我問過一些年輕孩子，他們很多人都有這種類似心理或思想狀態，所以您在小說中呈現出杜怡這種理想主義的愛情，讓我們想象到古典主義的情感。作為女性，杜怡是一個絕對情感的呈現者，似乎女性總是愛情堡壘最重要的堅守者。所以，小說中杜怡的面孔非常清晰。對于您來說，怎么理解女性在愛情中的位置、角色？

鐘求是：在夏小松和杜怡的愛情中，夏小松顯然是帶有很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一個年輕人。他是經濟學碩士研究生，熟讀《資本論》。又是到蘇聯留學，他在進行這方面的思考。所以在兩個人的愛情中，他的個人情感會被縮小一些，精神的東西會被放大一些。但女大學生杜怡不是，在開始的時候，杜怡便覺得夏小松身上有特殊的魅力，他的光彩吸引了她。她就想以正常的情感處理兩人關系。

如果沒有后來的事件，他們的生活可能也會平常，跟我們現在的男女關系也是相似的。他們或者搞自己的學術，或者往仕途上走，可能也就是這樣。但因為夏小松后來死亡，這使他們的愛情發生大拐彎，脫離了常見情感軌道，也把杜怡帶到一個比較高的精神軌道上去。盡管杜怡后來淪陷在生活的沼澤里，在北京的那一段，其實已經低到塵埃里，沉淪到生活最底部，但后來到杭州后，她又一步步往上走，努力地自我救贖，把自己解脫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就是夏小松那種精神力量照耀著她。雖然他們相處時間就那么一兩年，但夏小松的精神力量貫穿了她一輩子，所以這就不是一般常見的愛情。小說中我對她有很多描寫，包括對她的生活、各種事件、跟另一個小伙子的情愛，但很明顯，杜怡的愛情就是在夏小松理想主義精神照耀下不斷掙扎著往前走的這么一個故事。

李徽昭：我還是比較好奇，她為什么要被男人照耀呢，她為什么不能照亮自己呢，包括她后來拒絕章朗。這個小說的結尾比較凄美，夏小紀其實是章朗的孩子，但她沒有讓這個孩子跟父親見面，她始終活在男人的光芒里嗎？她個人獨特的力量在哪里？從這個視角看，她是不是喪失了女性的獨立，喪失了現代女性的特質，對這一點我有點困惑，您寫的時候有沒有考量過這個問題？

鐘求是：她的自我救贖就是堅持自我的過程呀，雖然北京那段她一直隨著生活滑行。

李徽昭：她的滑行也是因為偶像的倒塌、死亡。

鐘求是：對，精神崩潰之后，就容易在生活當中滑行?？v觀她一生，她還是一個比較堅韌的女子，她一直在堅持著自己。對她來說，有些東西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可能是精神層面的東西。被夏小松的死沖擊之后，她不是失掉了自己，而是丟開了只顧日常生活的我，變為往精神方面努力的獨立的人。在漫長的歲月中，夏小松身上的理想主義情懷一直牽引著杜怡，使她走出泥濘的生活。但這顯然還不夠，作為自救主體的杜怡，她身上自有與生活搏斗過程中產生的內在力量。

李徽昭：我也大致能夠明白，在某種意義上，里面穿插了跟經濟學教授在書店里的交流，這也能解釋您說的意思。她是沿著夏小松開辟的道路去思考中國經濟問題，隱含著有這樣自我認知的覺醒。

說到經濟學，您以前是讀經濟學的，這也讓我們想，寫夏小松學的是經濟學，是不是跟您自身專業背景有關？這是其一。其二，夏小松的理想主義確實很有魅力，當下消費至上、文化思潮的碎片化，理想主義可能是一個比較虛無，或者縹緲的詞，小說中的夏小松，包括杜怡對他的追隨，也是理想主義的情結，您自己是不是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鐘求是：我不反對這么說，我認為自己就是當下為數不多的理想主義者之一。我寫作的目的其實沒有別的附加東西，說好聽一點，就是一個純粹的寫作者。干了寫作，獲獎或者經濟利益當然也是需要的，但對我來說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東西。這次獲魯獎后，我談感言，說自己不能忘了文學初心和文學決心。當年我10歲時，在縣圖書館獲得了一張借書證。我花幾年時間，把縣圖書館的書都給看完了。當時就形成了一個概念，我也要寫東西，我也要把對世界的看法通過我的筆表達出來，這就是文學初心，很簡單很純粹。文學本身目的是什么？就是這樣。所謂文學決心，說的是后來我大學畢業后做了15年的對外聯絡工作，期間發生了一個事件：我的一個工作搭檔，也是一個好朋友，因為公事出差到匈牙利，在那邊已待了一年多，可在1993年年底，他遭遇車禍犧牲了。我和他家屬很快到了匈牙利，來到布達佩斯跟斯洛文尼亞之間一個小城市的醫院。他躺在太平間的長屜里，當拉出來時，出現的是一張年輕的蒼白的臉，我們悲傷得都在掉眼淚。我當時就在想，他怎么會死在這里呢？一種很難受也很奇異的感覺：人的生命到底有著怎樣的秩序，人到底有著什么樣的命運？也就在那一刻，我下了決心：這輩子還是要寫小說，要把對生命、命運的追究，通過自己的文學思考表達出來。文學初心和文學決心，這是我獲獎后一再強調的。是的，我希望自己的寫作能純粹一些，內心能比較干凈一些。我覺得，若有理想主義的東西存在內心，在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上就會體現出來。

說到匈牙利死亡事件，這個關系就能連起來，我為什么會寫這樣的小說？我大學學的是經濟學專業，我一個字一個字把《資本論》三卷都讀下來了，花了兩三年時間。讀了《資本論》后，你就會發現你的思考站位，你的理論積累跟別的專業是不一樣的，你對馬克思的認識也會不一樣。在我們民眾的意識里，一說起馬克思就是畫像上的一個形象，其實這是很淺的認識。你做點深入了解，就會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改變了人類的進程。在西方，馬克思影響也是很大的。我的小說里也寫到了，馬克思對中國和西方的諸多影響。

李徽昭：西方有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說，簡稱西馬，是當下很重要的思潮。

鐘求是：有如此的學習背景和經歷，我自然把夏小松做了這樣的人物設定。于是他的內心活動，對社會制度的思考就很貼切了。另一方面，我做過15年對外聯絡工作，雖然單位在地方，但我的工作也要面對全球，思考的是國際上的一些問題，要密切關注和跟蹤世界上許多大事。那時也有一些機會可以出國什么的，我記得最早跟蘇聯有關系的一次出國，是1991年8月，我們幾個人到西歐，去法國、德國、意大利這幾個國家。當時航班要經過莫斯科中轉再到法蘭克福。平常轉機一般一兩個小時，那次轉機卻要五六個小時。就是說，要在莫斯科國際機場辦手續先出來，在大廳里待五六個小時，再重新辦手續進去。在機場大廳玻璃前，我看著外邊的莫斯科郊外，心想有五六個小時，如果坐地鐵去市內看一下莫斯科紅場不是挺好嗎？但當時因為不熟悉莫斯科，怕萬一耽誤坐飛機不好，最后就沒有去。

許多年過去了，我回過頭想，自己站在莫斯科國際機場之時，就是蘇聯8.19事件發生后的一個星期，時間很近，距離又很近，冥冥之中也似乎發生了某種聯系。只不過當時的人們包括蘇聯人，也沒有意識到幾個月之后蘇聯會解體，八月到十二月只有四個月，但是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一點。

后來到了德國，看到柏林墻，就站在那兒思考。又到了柏林的原東德區，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銅像，銅像下面還有寫上不久的紅字，甚至有人還潑了油漆。因為我學過《資本論》，對兩位偉大的思想家肯定是很敬仰的。當時剛好整個東歐很多國家都在轉型，不少人開始質疑馬克思理論。許多年過去，現在無論立場和站位怎么樣，我們都要承認那個時代發生了大的轉型和變化。作為與那個時代密切相關的一代人，我們必須要對此作出思考。

李徽昭：鐘老師是浙江溫州人，浙江有這樣一批作家，是有成為大企業家的可能的，但源于文學的引導，或者理想主義的照耀，回到文學上，特別是你的經濟學專業，當時算是很熱的專業吧。所以文本中的夏小松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也是這個小說非常獨特的特質。這種理想主義，或者理想主義者，當下可能越來越稀少，也讓這部小說特別有意義。

剛才您也說，想把大時代跟個體命運結合起來，還原你們這代人跟時代、跟自我的關系。我們當下，你說是小時代也好，大時代也罷，我們如何尋找內心生活的一種自洽，或者說，我們怎么去平衡理想與瑣碎、慵懶的世俗生活的關系，能不能給我們提一點意見。大家都離不開吃喝拉撒睡的世俗生活，怎么找到理想主義，還有大時代的裹挾，怎么平衡這種關系？

鐘求是：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人的困境實在是太多了。就年輕人來說，從小學開始就有學習的壓力，到了大學好不容易輕松一點，馬上又畢業就業，找不到工作或者就業不理想，之后又面臨著婚姻買房等等問題，年輕人確實活得很累的。我們這一代人相對還好一些，工作有分配，改革發展的紅利都享受到了，像你們70后也都享受到的?，F在年輕人就沒有，要靠自己或者靠家庭帶給他一些輔助。如果是自己獨立奮斗就會很累，所以會出現躺平，或是隨波逐流。這樣哪來的理想主義呢，確實比較難。大家平時看書也是，因為壓力很大，就想看比較輕松的網絡文學，如盜墓、玄幻這種東西，讓自己輕松，純文學的作品就退后了。不是說沒有，中國人口基數大，讀純文學的人還是不少的，但整個社會的閱讀質量、思考高點其實都在下降。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所謂的中國閱讀排行榜，前10名全是關于玄幻、盜墓的書。我就想，在這樣的閱讀環境中，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這一代人怎么可能培養出精神力量，這想想都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們的精神生活必須去建設。怎么去建設，我真的還說不好。閱讀一些好作品，是一條途徑。思考一些大問題，比方說現在科技發展，會給人類命運、世界命運帶來大的改觀，也要去關注去跟蹤。生活在地球上，個人有時候是微不足道的，用個人的小東西去搏大東西，也是一個選擇。當然這些建議其實是沒有力量的，到底應該怎么做，從個人來說，只能是隨緣，從整個國家來說可能需要一個更大的文化建設，更大范圍的社會建設。

我最近剛寫了一個中篇小說，發在今年第一期的《收獲》上，叫《宇宙里的昆城》。我寫了一位從昆城走出去的科學家，已經五六十歲了，他從宇宙的視野去打量人類，覺得地球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而人在地球上更是一個很微弱的存在。我們以小搏大，用幾十年的生命去思考大的事情，想想地球的命運，想想宇宙的運行，也是比較有意思的事情。這只是一個例子，各人都有各自的選擇，在生活當中只能是隨緣，努力開闊一些，追求一些更大的東西。

李徽昭：大時代面前，可能每個人都渺小得像螞蟻一樣，但生活還是要有理想主義照耀的，像杜怡，雖然在北京那段時間是下滑的，后來還是能夠飛翔上升的，飛翔上升的空間跟城市也有關系?；氐娇臻g上來看，小說營造的三個城市非常有意思，莫斯科到北京，看到親愛的人死亡，然后下滑，后來到了杭州，重新恢復生活，回到正常軌道，從城市空間上看，顯然有意思。

選擇這三個城市，是因為本身經歷的關系嗎？有沒有其他考量？這部小說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城市小說。城市空間細節呈現非常多，例如莫斯科很多細節的描寫非常到位，我也去過莫斯科大學，記得非常多的大房子。還有坐地鐵，很深很深的地鐵。您怎么看三個城市空間跟小說文本，跟大時代轉換，還有個人命運的關系。如果是一個農村孩子會有這樣的理想主義嗎？什么意義上可以有這樣的理想主義，是不是城市、精英文化，才會有這樣的深層理想？

鐘求是：這部小說在時間縱向上，從八十年代末跨越了二十幾年，從橫向上說，跨越了三個城市。前邊講了，寫那個時代，要征用一個大的事件，我就會想到蘇聯解體的事，這就必須選擇莫斯科，在思考社會進程或者制度較量時形成對比，這非常重要。對莫斯科，我確實談不上熟悉，更沒有在那個年代留學的背景。小說寫出來后，很多人問我，你在莫斯科留過學嗎？在那邊待過嗎？因為小說中關于莫斯科有五六萬字，寫得還是非常到位的，對莫斯科大學，對城市、街道、地鐵，還有廣場都有很細微的表達?？梢蕴孤实卣f，這跟我做的功課有關。為了寫好莫斯科這一部分，我花了很多功夫。我看了很多關于莫斯科的文字，與那個年代那個場景相關的書我都找來看。有些細節是很有趣的，比方說蘇聯解體那天是1991年12月25日，此時的克里姆林宮，戈爾巴喬夫在文件上簽上名字，蘇聯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簽名時，手里的筆居然寫不出字，美國記者遞給他一支筆，他就用記者的筆簽了，然后再還回去。美國記者多高興啊，這個筆成為歷史的見證物。

你看看，當時蘇聯整個民用工業薄弱到這個程度，圓珠筆都不出水了，而且國家領導人居然用的也是一支不出水的筆。這些細節資料盡管后來不一定用得上，但我對莫斯科各個方面還是有不少了解的。我還與有過蘇聯留學背景的人士進行聯系。有一位上海畫家當年就在莫斯科留學，我跟她聯系上了，問了很多問題，譬如莫斯科大學生活的細節，一個宿舍住幾個人，同學有哪些人，吃飯怎么樣，有時候一問就是幾十個問題。

一個作家，想象力是很重要的，寫作功力到底怎么樣，要靠想象力來支撐。余華曾經說過一句話，強烈的想象能夠產生事實。做了那么些功課之后，對蘇聯當時生活細節掌握之后，我展開了合乎邏輯的想象，落到文字里還是扎實的，最后形成了很逼真的現實，這個現實被讀者也認可了。稿子寫成后，我去了一次莫斯科，把小說當中的莫斯科大學、阿爾巴特街都走了一遍，特別有感觸。地鐵我也去了，幾乎不需要怎么修改，原來文字是很貼切的。

北京，是我上大學的地方，我對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北京，還是熟悉的，是能把握住的。小說中寫西直門，是因為那里離學校較近，我相對比較熟悉。北京是中國首都，對這個城市的描寫是很必要的。

杭州是我現在生活的城市。作為一個南方城市，杜怡的家鄉，她在這里進行心靈的療傷，在這里恢復元氣，慢慢地往上走，進行自我救贖，這是合適的。

李徽昭：很多小說家寫的時候會虛構城市名稱，但你的三個城市是實有的城市。這就讓讀者閱讀時會有一種暗示。這些空間的展開，從文本的生成來講，都是有文化意味的空間，不是虛構的空間，是帶有政治性的，經濟文化性的。

這個小說跟當下有諸多關聯緊密的元素，莫斯科、愛情故事、理想主義，都非常有意味。此外要說的是，這部小說的敘事也是比較先鋒的，我你他三個人稱都有，正如余華他們這一代作家一樣，有著內在的敘事先鋒性。希望讀者朋友們能夠喜歡它，從中讀到跟你們情感上、跟大時代的某種關系，看到對世界、對大時代特有的解讀和闡釋。

觀眾1：這個小說是先構思好的，還是邊寫邊構思的？

鐘求是：一個長篇小說，大的結構肯定是要構思好的，譬如這部小說的三個城市、主要人物。長篇小說跟中短篇小說不同，必須要搭建一個大的框架，大的框架搭好了，長篇才可能立得住。

觀眾1：您在寫的時候，是把主人公命運設定好了再去編故事，還是只是一個框架，寫著寫著就形成了完整的故事。

鐘求是：寫作習慣因人而異。有些作家可能會隨意一些，把前面設置好了，順著往下走。有些作家搭建得更加細一些，尤其是長篇小說，不僅要把框架搭好，人物設定弄好，一些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具體細節，大致也要想好，這是比較重要的。我屬于后一類作家，會想得比較細。寫著寫著肯定也會自由發揮出不少東西。我們肯定不會指揮著人物怎么往前走。一個人物一旦搭造起來，會根據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命運往前走，作家要順著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往前寫。

觀眾2：讀過您的《地上的天空》，作品里出現了余華的《第七天》，我想是不是因為鐘老師跟余華老師都是浙江人，希望用《第七天》讓讀者有更多思維空間，是不是想在這里面偷偷地安插下一個時間概念，讓讀者閱讀時想到《第七天》是什么時候出版的，您的書跟它有沒有什么精神上的聯系。

鐘求是：是的，在《地上的天空》里，因為寫下一輩子的協議的需要，我就借用了余華《第七天》這個小說的名稱。借用的好處是，可以不再闡述死后的場景，那些描寫不需要了。余華在《第七天》里已有大量描寫，可以自然幫助讀者展開想象，這也算是借力吧。還有一點我提示一下，余華小說名兒是《第七天》，我小說里是《第七日》，小說中也沒有出現余華，只是說著名作家。

我再補充一點，我們60后這一代作家，年輕時候，肯定看過不少先鋒作品，受過先鋒寫作的影響，但我自己沒有真正嘗試過先鋒的書寫。先鋒其實是一種精神，是努力去改變、去自我更新的這么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對作家很重要。最近這些年，雖然已經到了不年輕的年齡，但無論是內容還是藝術形式，我還努力進行著一些拓新和改革。譬如剛才說的《等待呼吸》里“我”“你”“他”三個人稱的敘事視角，中間設置的無法安放的年代部分，這在形式上都是一點探索。

在內容元素上，我也盡量做得豐富新穎一些。剛才來的路上，徽昭說對小說中寫到的書法藝術很感興趣，他對美術也有研究。確實，在這個小說里不僅有書法情節，還有一個先鋒美術展覽。杜怡在地上擺出一個問號形狀，屬于行為藝術，之后一位所謂的先鋒書法家在她背上寫字，實際是侵害了她。還有一個元素就是歌曲，《氧氣》這首歌在小說里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在杭州這部分里，年輕小伙章朗對杜怡有感覺，杜怡對他沒有愛意，但兩個人往前走著走著身體就結合在了一起，而精神還在掙扎，這就需要一首歌來配合場景。他們身體在做愛，但是精神上又沒到位，于是就借用了《氧氣》這首歌。這是孟京輝話劇《戀愛的犀?！防锏囊皇赘?，體現人的內心掙扎，我覺得用在這里很合適。有時候音樂的引入對推動敘述是很有效的。

李徽昭：敘事當中，引進書畫等藝術不但推進敘述，而且可以拓展人物的精神世界，擴展小說的審美意蘊?？梢钥闯鲧娎蠋熡眯牧伎?，空間架構、愛情重啟，但其實重啟的并非愛情，只是身體上的相遇，杜怡始終沒有走出夏小松情感的籠罩。包括“我”“你”“他”三個人稱，都可以看出鐘老師的用心，希望大家細讀文本，感受理想主義的真誠呼吸。

【作者簡介】 鐘求是，浙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南》雜志主編，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獲得者。

李徽昭，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