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締造未來”:宋慶齡兒童福利思想與實踐研究①

鄭娜娜

(中國人民大學 中共黨史黨建學院,北京 100872)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接收宋慶齡同志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其中稱宋慶齡是“全體中國少年兒童慈愛的祖母”(1)《宋慶齡紀念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頁。。中國共產黨對宋慶齡有如此描述,原因在于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兒童福利工作作出的獨特貢獻。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關注到了“宋慶齡與兒童”這一研究主題,主要成果或是闡釋宋慶齡兒童教育和兒童發展相關思想與實踐(2)參見張良才:《宋慶齡的兒童教育思想及現實意義》,《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1998年第2期;曹厚康:《宋慶齡兒童教育思想探源及其意義》,載《“宋慶齡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丁柳寶,羅國輝,張瓊:《一顆永遠和少年兒童一起跳動的心——論宋慶齡與新中國兒童教育》,《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或對宋慶齡兒童工作中的某一階段、某一方面進行論述與分析(3)參見徐鋒華:《中國福利會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上海兒童福利事業》,《史林》,2015年第4期;李涵:《用科學精神統率兒童戲劇工作——宋慶齡和兒童戲劇》,載《宋慶齡與二十世紀學術研討會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4頁;郭驥:《試論宋慶齡的“保衛兒童”思想》,載《“宋慶齡的思想實踐與和諧社會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頁。。宋慶齡兒童福利思想與實踐的內容散見于上述研究之中,同時也出現在宋慶齡傳記的某些章節(4)參見尚明軒,唐寶林:《宋慶齡傳》下,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年版;劉素平:《宋慶齡全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17年版;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宋慶齡與中國福利會的研究之中(5)參見徐鋒華:《身份、組織與政治:宋慶齡和保盟—中福會研究(1938—1958)》,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郭常英,賈萌萌:《宋慶齡與“保衛中國同盟”慈善義演活動探析》,《中州學刊》,2018年第2期。,總體上較為分散、不夠系統全面。本文基于宋慶齡公開發表的文章、講稿及書信,保衛中國同盟、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的組織資料,以及同宋慶齡一起創辦兒童事業的工作人員、“小先生”等親歷者的回憶文章等材料,嘗試分析宋慶齡在不同歷史情境下對兒童福利工作的理解和思路,挖掘其兒童福利實踐活動所蘊含的思想內涵。

一、近代中國的兒童福利事業及宋慶齡戰災兒童救濟工作

古代中國早已有“慈幼”“恤孤”等愛護幼兒的傳統思想,但“兒童的發現”是晚清及五四時期世界兒童保教思潮、國家民族觀念及“發現個人”思潮合力助推而產生的現象。在現代性的兒童觀念逐漸生成的歷史過程中,“兒童”充當了知識分子啟蒙論述中的一個核心隱喻。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一批政治改革者意識到只有通過改造國民素質以實現少年強、國民新,才能進而產生“新制度”、“新政府”和“新國家”(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四·新民說》,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2頁。。這一思想將被古代社會視為家庭私產的兒童與國家相勾連,凸顯了兒童在現代國家結構之中的位置及意義。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分子們關于兒童公育的論爭也表明,兒童作為社會成員、國家成員的身份逐漸超越其家庭成員的身份。兒童逐漸從一家之“子弟”中脫離出來成為具有集體意涵的“兒童”群體(7)趙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讀書人的憧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頁。。同時,在五四啟蒙話語之下,受西方兒童文學及兒童教育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開始將被家庭(或家族)和成人遮蔽的兒童視為獨立的、完全的個人,主張關注兒童心理、兒童教育、兒童文學等(8)譬如周作人、豐子愷、陶行知、陳鶴琴、潘光旦等教育家。。綜上,傳統兒童觀在近現代轉型過程中實際上演變成了兩種新的兒童觀念,一種是發端于文學界、教育界的以兒童為中心,推崇兒童個體性、獨立性的“兒童中心觀”(或稱“兒童本位觀”)(9)參見劉怡:《從“兒童中心”到“國家立場”:20世紀50年代兒童觀的重塑》,《史林》,2020年第4期;何倩曦,孫津:《近代以來中國兒童觀的政治因素及嬗變歷程》,《當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另一種是在民族國家敘事邏輯下,發現和言說兒童與國家民族建構及賡續發展的關系,凸顯兒童國家性的“國家—民族兒童觀”。上述兩種兒童觀對于兒童歸屬的主張雖有潛在張力,但它們都表明舊時處于邊緣地帶的兒童在近代社會受到空前關注,兒童問題開始成為多方言說的中心?！皟和＠备拍罴皩嵺`正是在近代社會兒童觀念的轉型及國民兒童意識的覺醒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其最大特征在于國家和社會的力量介入到原屬于家庭事務的兒童養育的過程,為兒童提供生存、教育和發展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從廣義上講,保障兒童人權、為兒童謀求幸福的兒童福利事業包含幾乎一切與兒童有關的積極性支持(10)姚建平:《國與家的博弈:中國兒童福利制度發展史》,上海: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頁。。

兒童作為現代國家的重要關切對象,兒童福利是國家和政治力量強勢介入的重要領域。研究表明,20世紀30年代初,在民族復興思潮下,國民政府開始嘗試作出一些努力,將兒童納入國民政府“未來接班人”的隊列和全面備戰體系中。如1931年開始每年4月4日舉行的大規模的“兒童節”慶典活動、1935年8月至1936年7月舉行的全民性的“兒童節運動”,其主旨雖然是“啟蒙兒童”和謀求“兒童福利”,但卻通過灌輸國民黨的理念和意志、國難思想在無形之中塑造了兒童的政治意識、民族情感等(11)參見蔡潔:《國難下的啟蒙:“兒童年”與兒童教育(1935—1936)》,《福州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蔡潔:《國難、啟蒙與政黨話語——政治文化視野下的“兒童年”(1935—1936)》,《蘭州學刊》,2017年第2期。。全面抗戰爆發后,大量難童出現促使國民政府加強了兒童福利方面的制度規定。據不完全統計,1937—1945年間涉及兒童福利的立法和相關政策法規有17部(12)參見劉繼同:《中國現代社會福利發展階段與制度體系研究》,《社會工作》,2017年第5期。,其中兒童救濟教養方面的法規偏多。在戰爭與革命的環境下,兒童福利問題在本質上尤其呈現為一個政治問題。國民政府所確立的兒童福利的目標正是在于“實現善種、善生、善養、善教、善保,以培養健全兒童,造成優秀國民,藉以增進民族活力,奠定建國基礎?！?13)社會部研究室編:《兒童福利研究報告初稿》,社會部研究室,1942年版,第1頁。1938年,國共兩黨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戰時兒童保育會,以搶救、保育抗戰中的民族幼苗為目標。盡管國共雙方在此期間關系時好時壞,但兩黨對于兒童是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共識始終未曾動搖(14)張純:《國共兩黨關系與戰時兒童保育會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

中國共產黨盡管在蘇區已經注意到兒童保育的問題,但迫于條件所限無法大規模實施。在延安時期,中共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管轄區域內開始落地實踐兒童保育的工作。1941年陜甘寧邊區發布的《關于保育兒童的決定》中規定,各級政府要建立管理“保育行政”的組織,進行產婦衛生、兒童保育等方面的培訓、獎勵等,同時也指示各機關、團體、學校等要廣泛建立托兒所(15)《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第1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81頁。。1944年以后邊區開展群眾衛生運動,把農村兒童的生育與養育也納入邊區政府關注的對象,形成了一種全邊區保護和培養兒童的社會氛圍。另外,五四運動后,由于國民兒童意識的覺醒,社會上涌現了大量反映兒童與戰爭關系的兒童文學作品、兒童戲劇、兒童游戲、兒童研究雜志等,一些熱衷于兒童福利事業的社會人士及兒童福利組織自發倡導兒童幸福運動、難童救助運動等,努力號召全社會關注兒童的社會地位、生存狀況,為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近代中國的兒童福利事業正是在革命與戰爭的歷史背景下得到重視與發展的。

宋慶齡是近代中國重要的兒童福利事業的倡導者、踐行者,她的兒童福利實踐活動始于全面抗戰時期。這一時期,在民族矛盾的強烈刺激下,社會各界、各方政治力量在戰災兒童救助及兒童保教問題上的認知具有一致性,即搶救和保護作為國家民族未來的兒童,并培養兒童的家國意識、對其進行明恥教戰的愛國主義政治教育。兒童被要求成長為抗戰建國的小英雄。時人認為:“二十世紀是兒童的世紀!兒童就是現世界的主人翁。尤其是在我們中華民族已瀕于危急存亡的關頭,全國一萬萬的兒童是挽救危亡,復興民族的一股大力?！?16)《怎樣紀念兒童節?》,《大公報》香港版,1939年4月1日第1版。宋美齡言:“為完成我們保全國家實力的任務起見,我們不能坐視這些兒童被難而不救”(17)宋美齡:《謹為難童請命》,《婦女生活》,1938年第11期。,“我們要教導這些兒童們能勞動、能創造、能貢獻、能為保衛國家民族和拯救同胞困苦而犧牲”(18)宋美齡:《宋美齡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頁。。

宋慶齡對于兒童福利工作的理解當然也深受社會和時代情境的影響。在兒童觀上,她認為兒童是“代表著我們未來的一代”,“他們將來要在這片他們的父母正在為之戰斗、受苦受難、流血犧牲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的中國”,因此向世界呼吁:“請你們把對中國的同情心表現在幫助保存中國未來的有生力量的行動中”(19)《救濟戰災兒童》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272頁。。宋慶齡于1938年在香港成立了作為開展戰時救濟工作的組織媒介“保衛中國同盟”(以下簡稱“保盟”)。組織成立后即刻建立了“保衛中國同盟戰災孤兒基金”,以籌措戰災兒童救助資金和醫療物資。1939年3月,宋慶齡領導保盟發起為戰災兒童服務的運動,呼吁更多的人“對未來進行投資”。宋慶齡及保盟從國內外募集到的資金和物資主要用于資助那些已建立起來的“兒童之家”,同時也“在還沒有孤兒院的地區建立孤兒院”(20)《救濟戰災兒童》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271頁。。據統計,至1940年2月,保盟收到指定用于戰災兒童的捐款共計3054.91港元,但用于建立孤兒院等援助戰災兒童的支出共計5789.47港元(21)中國福利會編:《保衛中國同盟年報(1939—1940)》,北京:中國中福會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頁。。

總體來看,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在戰災兒童救濟工作方面的影響力有限,但其作用及意義不容忽視。首先,宋慶齡及保盟所資助和籌建的“兒童之家”主要分布在有較高兒童保育需求但資源十分有限的抗日根據地。1939—1940年度的“保盟年報”在對兒童救濟工作進行總結時明確指出,保盟工作的重心是在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工作“尚未涉及之地”組織籌建孤兒院(22)中國福利會編:《保衛中國同盟年報(1939—1940)》,第201頁。。宋慶齡言:“在中國所有地區中,游擊作戰區得到的基金和醫療物資最少”,“我們為生活在西北邊區黃土窯洞里的營養不良的兒童,要求得到藥品、維他命和基金,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沒有一個地方的兒童像戰爭孤兒那樣靠如此稀少的食物維生”(23)《宋慶齡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332頁。。從地區分布來看,宋慶齡及保盟所資助的兒童項目也主要在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保盟在這些地區所支持的21所日托所中最為著名的是“洛杉磯托兒所”。1942年,在宋慶齡和保盟的組織聯絡下,一批來自洛杉磯愛國華僑及國際友人的幼兒生活物資運抵延安的中央托兒所。中央托兒所為表示紀念和感謝,改名為“洛杉磯托兒所”,“在這里托管著那些由于父母從事或犧牲于救亡斗爭而無人照管的兒童”(24)《為人民服務四十年》 (一九七八年六月),載《宋慶齡選集》下,第533頁。。解放后,洛杉磯保育院遷至北京,改稱中央軍委保育院(25)《康克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頁。。如康克清所言,“雖然當時募集到的錢和物資不多,但對當時邊區兒童保育工作者的幫助和精神鼓舞,就遠非數字所能表達的了”(26)《中國福利會二十年》,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頁。。

其次,這一時期,宋慶齡嘗試以戰災兒童救濟工作為橋梁和中介,動員全世界婦女援助戰災兒童而踐行婦女解放,以盡可能廣泛地團結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國的抗戰。作為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宋慶齡指出,中國婦女與世界婦女的解放,乃至全人類的解放的目標一致、命運相連,同時婦女解放與抗戰的勝利休戚相關。1938年婦女節前夕,宋慶齡發表《向全世界婦女申訴》一文,指出法西斯侵略戰爭嚴重阻礙了婦女解放的進程,現階段“婦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數大眾的解放有共同的命運,那么我們就該認識新階段的婦女解放和幸福,和中國、西班牙乃至一切被侵略民族的抗戰的勝利,有著不可分離的聯系”。她呼吁全世界婦女們相互幫助,支援中國的抗戰,尤其是救助戰災兒童及無助的女性?！霸鸁o量數的失卻了父母的兒童,失掉了丈夫兒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幫助了你們自己!”(27)《向全世界的婦女申訴》 (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222頁。在宋慶齡看來,援助戰災兒童這一支援中國抗戰的行為,就是在踐行婦女解放。這一認知與抗戰時期中國先進婦女團體的理念不謀而合,1935年12月上海婦女救國會成立,成立當日一千多名會員上街游行,高呼的口號中有一句便是:“婦女們只有參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28)《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斗爭》 (一九四二年七月),載《宋慶齡選集》上,第352頁。。但與之不同的是,宋慶齡更進一步將援助代表中國未來的戰災兒童與參加抗戰的行為勾連了起來,為抗戰時期的婦女解放提供了路徑選擇。

與此同時,在對外宣傳及募集物資時,宋慶齡及保盟將援助戰災孤兒的行為提升到促進人類進步和世界發展的高度,提出“今日的孤兒”即“明日世界文明的建設者”的命題。這一命題提到,中國為了民族解放和結束殖民統治而抵抗日本侵略,是歷史的進步、人類權利的捍衛以及朝著世界文明發展邁出的重大步伐。其特別強調,兒童保育院將以社會建設與和平的觀點而非破壞和侵略的思想教育戰災孤兒,這些無助的兒童將是未來和平的建設者,因此“捐給這些未來和平建設者的任何禮物,都是對人類進步的直接貢獻”(29)《保衛中國同盟通訊》上,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191頁。。如此,援助中國戰災兒童就不只是在支援中國抗戰,還隱喻著對建設世界和人類共同的未來的支援。綜上可見,宋慶齡將兒童福利工作視為婦女與國家、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重要紐帶。這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宋慶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一方面積極活躍于國際舞臺,為從根本上保障兒童生存權益而奔走呼告,另一方面繼續從事兒童福利工作,探索并營造社會主義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前景。

二、“鍛造中國光明的未來”:內在于革命事業的兒童福利工作

1945年12月初,保盟遷至上海,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繼續援助邊區托兒所與孤兒院。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中國福利基金會設立上海兒童工作組,創辦兒童劇團,計劃以上海為據點,以兒童福利站和兒童劇團為中心,探索兒童文化福利設施建設經驗。宋慶齡之所以堅持上述工作方向,有如下考量。其一,在日漸緊張的政治氛圍下,“掩護中國福利基金會對解放區的工作”(30)《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2頁。。其二,內戰及長江下游地區的水災導致大量難民涌入上海,上海街頭隨處可見流浪兒童。宋慶齡看到貧苦兒童生活痛苦,身體和精神需求都不能得到滿足(31)《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頁。。其三,宋慶齡認識到,對勞動階級貧苦兒童展開服務是在“給他們工具,讓他們鍛造中國光明的未來”(32)《致迪爾》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載《宋慶齡書信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頁。。此外,上海作為宋慶齡的出生地,能為其提供更多人力物力的支持及方便。同時,上海市民的兒童意識覺醒程度較高,為宋慶齡在此開展兒童福利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一方面源于上海高度開放的城市特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國民政府曾于1934年以上海為試驗地先期探索了兒童年運動的經驗,而后又以上海為引領地廣泛開展兒童年運動。相較而言,上海市民對于兒童的重要意義的認知度較高(33)劉媛:《經濟危機中的兒童節與兒童年——兼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社會轉型期對現代人才的培育》,《浙江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此為宋慶齡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上海開展兒童福利事業的重要背景。

(一)以兒童福利站為中心

上海兒童工作組于1946年10月實際開展工作,先后在位于滬西和滬東的工人區,以及虹口貧民區建立了三所兒童福利站(34)《中國福利會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43頁。?？偟膩碚f,宋慶齡希望以三所兒童福利站為組織依托,為福利站附近的貧苦兒童提供識字教育、營養物資和醫藥保健等福利,既幫助這些城市貧苦兒童獲得自救、自立、自給的能力,也旨在從“迎接新中國的準備工作”的角度鍛造革命人才。

宋慶齡主張,“保護兒童健康的最重大的步驟就是要對他們進行教育”(35)《致朱諾德》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載《宋慶齡書信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解救他們,要從掃盲入手進行啟蒙,這是一項拓荒工作”(36)陳維博:《宋慶齡心系兒童》,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16頁。。在具體的培育方式上,宋慶齡將“小先生”制(37)“小先生”制由陶行知所首創,特點是即知即傳。宋慶齡言:“‘小先生’制就是培養一批兒童,再讓他們把學到的文化知識教給上不起學的兒童”。從其實踐思想來看,教育家陶行知創立的“小先生”制中所強調的自立、自助的育人觀,與宋慶齡兒童福利思想中的自救理念不謀而合,成為宋慶齡以“小先生”制為組織方式開展的掃盲工作的思想基礎。的教育理念與在城市開展兒童工作的實際相結合,以其創辦的三所兒童福利站為據點,靈活發起了“小先生運動”。中國福利基金會主要從附近公立小學的學生、熱心公益的中學生中挑選“小先生”,積極對“小先生”進行考察和培訓,定期舉行“小先生”會議,給予“小先生”們指導和幫助,培養他們成為推動掃盲工作的骨干力量。參加識字班的學生中,既有流浪兒童,也有童工、拾荒者、擦皮鞋的孤兒以及難童等。由于缺少上課的地方,家里、弄堂口、理發攤旁,甚至墳冢之側的空地都可以成為“小先生”們的臨時講堂(38)顧錦心:《中國的掃盲工作》,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123頁。。至1949年初,有兩千多個兒童參加了識字班,受過培訓的“小先生”約有三百多人(39)《致奧斯本》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載《宋慶齡書信集》下,第7頁。。

掃盲工作不僅要把知識帶給“為無知所蒙蔽”的貧苦兒童,而且試圖通過“教他們明了對自己的階級和自己本人所負的責任”(40)《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兒童——為莫斯科〈少年先鋒報〉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32頁。,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愛國意識,進而將他們組織起來成為革命的力量,“鼓舞他們為爭取解放和建設未來而奮斗”(41)陳維博:《宋慶齡心系兒童》,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17頁。。中國福利基金會識字班的授課教材是“特別編寫的”。除了珠算、英語、衛生保健等實用的知識之外,還有“教育勞動的價值”“宣傳群眾的力量”等內容,“這些書預告著,光明的前途是人民所能爭取和建立的”(42)《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兒童——為莫斯科〈少年先鋒報〉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32頁。。據“小先生”張學恕回憶,識字班的老師們會經常在課堂上或課余時間講述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以及工農勞苦大眾受剝削、受壓迫的悲慘事例,講述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貪官污吏的腐敗,要求少年兒童立志“老老實實地干事,堂堂正正地做人”,決不要同黑暗勢力同流合污(43)張學恕:《培養進步少年兒童的搖籃——回憶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三兒童福利站》,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47頁。。此外,識字班還討論時事,利用報紙新聞編寫反內戰、爭和平,反獨裁、爭民主,反饑餓、爭生存的“活教材”;教演活報劇,教唱來自大后方和游擊區的進步歌曲或革命歌曲等(44)馬崇儒:《宋慶齡親切關懷“小先生”的成長》,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178-179頁。。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福利基金會極其“注重領導及組織工作”(45)《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2頁。,努力“使孩子們團結起來,覺悟起來”(46)陳維博:《宋慶齡心系兒童》,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16頁。。由此可見,中國福利基金會識字班的掃盲工作主要是進行勞動教育、階級教育以及愛國教育,其啟蒙兒童革命思想、培育革命人才的意圖不言而喻。

兒童福利站不僅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場所,更是彼時上海革命工作的一個重要的聯絡站,并為上海地下少先隊的創建作了人才上、思想上的準備。部分兒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來自民主和革命氣氛比較濃厚的中學,他們會把一些革命宣傳品帶到兒童福利站,也時常會通知識字班里的兒童參加校外的一些進步活動(47)張盛祥:《難忘的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兒童福利站》,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190頁。。同時,在“小先生”內部也存在一些“民主小組”,“他們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為自衛和其他可能發生的事而組織了起來”(48)《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兒童——為莫斯科〈少年先鋒報〉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33頁。。第一批上海地下少先隊的隊長李森富“小先生”是一個鮮活案例。在加入少先隊之前,他不僅是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兒童福利站的圖書館服務員,而且也是中共地下黨組織創辦的《新少年報》的通訊員。上海解放前夕,地下黨支部為了“把少年兒童團結在周圍”,決定以中國福利基金會第一兒童福利站為據點,開辟地下少先隊工作。地下少先隊的任務主要是翻印和散發傳單;調查反動派軍隊的駐地和黨政機關分布情況;調查工廠、里弄的分布情況等(49)李森富:《我和地下少年隊》,載《上海黨史資料匯編 第4編 解放戰爭時期》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252頁。。宋慶齡談到,“凡是有這些少年住的地方,地下工作者就可以從他們那里了解那個區域的情況”(50)《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兒童——為莫斯科〈少年先鋒報〉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33頁。。質言之,宋慶齡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所開展的兒童工作與中共上海革命工作有密不可分的配合關系。

此外,宋慶齡明確談到,組織貧苦兒童的家長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原因在于他們能夠為“組織城市貧民和迎接新中國的準備工作創造一些條件”(51)《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2頁。。中國福利基金會以識字班和群眾醫藥工作為媒介,積極開展組織兒童家長的工作,在切實給予兒童福利保障的同時,“就連他們的家長也包下來了”(52)童樹民:《我在第二兒童福利站工作過》,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09頁。。譬如開設義務門診、組織巡回醫療隊到里弄、棚戶區進行衛生宣傳和防疫工作,以及定期舉行母親會,宣傳婦幼保健衛生知識等(53)《中國福利會志》,第244-245頁。。據統計,僅1948年一年就有43000多名病人得到免費醫療(54)《致香港足球協會秘書》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宋慶齡書信集》上,第633-634頁。。這項工作既能切實為城市貧苦家庭提供幫助,也能獲得他們對中國福利基金會識字班和掃盲工作的關注和支持,有助于動員貧苦兒童從工作和家務勞動中抽出時間參加識字班,以及成為幫助他人獲得知識的“小先生”。除了提供福利保障服務外,兒童福利站的工作人員還注意做家長們的思想工作,例如通過向他們舉身邊人的事例,讓他們看到孩子的進步,使其認識到掃盲工作的重要性和成效。同時也注重教導“小先生”們要把家務勞動做得又快又好,如此“才能獲得自由去做有意義的工作”——“既讀書,又教書”(55)顧錦心:《中國的掃盲工作》,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124-125頁。。通過這樣的方式,兒童既能學到知識,也并未落下家務,兒童福利站及其兒童福利工作便更能獲得家長們的信任和支持。

概言之,宋慶齡及中國福利基金會以上海三所兒童福利站為中心,給予城市貧苦兒童生活福利的同時,也運用“小先生”制的方式開展識字教育,對兒童進行思想啟蒙,使勞動階級的兒童認識到勞動群眾的力量和作用,獲得一定的階級認知。在這一過程中,貧苦兒童也能夠“從他們自己的組織里迅速地學會怎樣在法西斯統治壓迫下進行這種工作而不被消滅”(56)《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2-523頁。,即在革命實踐中鍛煉革命能力。

(二)以兒童劇團為中心

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是宋慶齡兒童福利實踐中另一項重要的工作項目。兒童劇團的建立源于宋慶齡對兒童精神世界的關懷和重視。她認為“不能只給孩子們吃飯、穿衣,還要給他們精神食糧,要使他們看到未來?！?57)戴輝:《宋慶齡與上海文化界》,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下,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12年版,第361頁。

1946年秋,宋慶齡會見了戲劇家黃佐臨,表達了創辦兒童劇團的愿望。隨后,黃佐臨通過上海文藝界的中共地下黨員劉厚生的介紹,推薦張石流和任德耀到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著手籌建兒童劇團(58)《中國福利會志》,第272頁。。1947年4月10日根據魯迅翻譯的蘇聯小說改編的兒童劇《表》成功首演,標志著兒童劇團正式成立?！白尭嘭毧鄡和@得看戲的機會是宋慶齡先生倡導兒童戲劇的本意?！?59)張石流:《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草創時期的回憶》,載《兒童文學研究》第6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頁。因此,兒童戲劇的演出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公開售票演出,第二階段便用第一階段獲得的資金,招待沒有機會看戲的貧苦兒童免費觀看演出。為了把兒童戲劇工作更廣泛地開展起來,宋慶齡及中國福利基金會還開辦了兒童戲劇訓練班,招收失學失業的貧苦兒童,初步建立了一支新的兒童戲劇隊(60)張石流:《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草創時期的回憶》,載《兒童文學研究》第6輯,第114頁。。

作為一項文化娛樂方式,兒童戲劇能夠增味貧苦兒童枯燥的生活,給予他們精神慰藉,“點燃他們的想象力”(61)《點燃兒童的想象力》 (1946年),載《宋慶齡論兒童教育和兒童工作》 (1927—1981),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同時,宋慶齡看到,兒童戲劇是一種兒童教育的重要方式,兒童戲劇“不僅對兒童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同時也給予從事兒童教育者一個明確的啟示”(62)《為〈表〉劇本出版題詞》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436頁。。作為一種教育方式,兒童戲劇能“將文化傳播給沒有文化的人,使他們建立自己的文化”(63)《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1-522頁。,主要是給予尚不識字或識字較少的孩子直接的認知熏陶和深刻的思想教育;而對于參演的兒童來說,這項活動還能讓他們習得戲劇表演、舞臺管理的技能以及集體合作的能力,同時又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了專業的兒童文藝人才。

當兒童戲劇與革命運動相結合,它便成為團結兒童、對兒童進行革命思想教育的有力武器。1949年3月12日,兒童劇團公演了戲劇《快活的日子》,其主題是“團結起來打豹狼,迎接美好的日子”,不僅對貧苦兒童免費開放,此后又送戲到各中小學校(64)沈海平:《1949,宋慶齡與兒童劇團》,《檔案春秋》,2019年第6期。。地下黨支部成員段鎮回憶稱:“許多小積極分子,就是通過這些革命的兒童劇,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啟發,因而逐步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從小跟著共產黨,走上了革命道路?！?65)段鎮:《兒童運動與兒童戲劇》,《兒童文學研究》第6輯,第2頁。當月,兒童劇團成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4月又在兒童劇團中建立了“鐵木兒團”(上海地下少先隊的前身),積極進行迎接解放的準備工作。而后,以“鐵木兒團”為主,兒童劇團的演出形式吸收了抗戰時期抗敵宣傳隊的做法,其主要活動從編演大型劇目轉為編排一些小型的歌唱、舞蹈節目和小戲,并有組織地、秘密地、機動地送往學校、工廠等單位(66)《中國少年先鋒隊成立70周年·看“同心追夢”,憶崢嶸歲月》,《新民晚報》,2019年10月11日;《中國福利基金會兒童劇團草創時期的回憶》,《兒童文學研究》第6輯,第118頁。。通過歌曲、舞蹈和戲劇等藝術形式,兒童劇團“向廣大的觀眾,暴露了當時社會的罪惡”,“向群眾宣傳社會的病根所在”,“告訴聽眾為什么一個尊重了勞動和工人領導的世界是能夠建立的”等道理(67)《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報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22-523頁。,并用含蓄的語言告訴觀眾,將要“天亮”了(68)《中國福利會志》,第287頁。。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宣傳能夠實現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動員,為迎接上海解放作思想上的準備。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兒童劇團的活動從秘密走向公開,終于走上街頭邊唱邊演《我們的隊伍來了》 《歡迎人民解放軍》等革命歌曲,向廣大群眾散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宣傳資料,歡慶上海解放(69)《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上,第208頁。,劇團被譽為“孫夫人的秧歌隊”(70)《中國福利會志》,第273頁。。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除自辦的兒童福利站及兒童劇團這兩項文化福利項目外,宋慶齡繼續發揮其強大的號召力及影響力,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面向國內外多次舉辦舞會、義賣、義演活動,為兒童福利事業募集資金和物資。這些資金和物資既用于維持自辦的文化福利項目、捐助上海十所文化教育機構及13所貧苦兒童義務學校,也用于救濟中國其他地區的難童。其中較有影響力的籌款活動包括1946—1948年間舉辦的三屆兒童福利舞會、1947年春宋慶齡與張樂平合作舉辦的“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等。

綜上所述,解放戰爭時期,宋慶齡能夠以上海為據點探索兒童文化福利設施,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及廣泛的人脈關系,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宋慶齡兒童福利實踐以“鍛造中國光明的未來”為導向的主動選擇及主觀努力。首先,宋慶齡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開展的兒童福利工作,絕非單純的“慈善事業”。一方面,如宋慶齡所言,互助精神貫穿于兒童福利事業始終(71)中國福利會編:《保衛中國同盟年報(1939—1940)》,第556頁。,既體現于自助助人的“小先生”制、兒童戲劇等實踐活動,也體現在國內外各界人士、團體在這項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互相援助與支持。另一方面,這項工作的目標并非只是為貧苦兒童提供基礎的物質支持,還要嘗試在保障兒童生存權的基礎上,注重通過文化教育為兒童提供精神滋養。其次,相較全面抗戰時期以戰災兒童為救助對象,這一時期宋慶齡將關注點放置在勞動階級貧苦兒童及流浪兒童的身上,無論是對前者的救助還是對后者身心的雙重重視,都體現了宋慶齡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共產主義精神。實際上,宋慶齡在上海的兒童福利實踐活動還有另一重意涵,即從內在于革命的視角出發開展兒童福利工作,領導兒童、組織兒童,培養兒童國家與集體主義意識,鍛煉兒童革命工作的能力,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鍛造革命人才。宋慶齡所開展的兒童福利工作的宗旨正是在于“動員工人階級的兒童,教育他們認識群眾力量的價值和作用,并以這個力量做基礎,把革命的真理貫輸到這整個人群中去?！?72)《解放斗爭中的中國兒童——為莫斯科〈少年先鋒報〉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32頁。因而,整個實踐過程展現出了明顯的革命性和隱晦的階級性特征。后來的歷史證明,那些經受鍛造的工人階級的兒童為上海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三、“培育共產主義接班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兒童福利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兒童的生存權從根本上得到保障,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具備了客觀條件,宋慶齡也擁有了嶄新的工作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等相關規定寫入國家根本大法,也將婦女兒童福利與權益保障納入政府工作職能中,使其成為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宋慶齡認識到,兒童福利事業的普及與不斷完善是人民民主國家政權性質的重要表征,也是社會主義的初衷和要旨,“撫養和教育我們的兒童,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部分”(73)《培養堅強的革命后代——為〈北京周報〉而作》 (一九六五年五月),載《宋慶齡選集》下,第449頁。。1950年的兒童節,她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題詞:“保護兒童的權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必需條件”(74)《為“六一”國際兒童節題詞》,《解放日報》,1950年6月1日。。她還談道:“在人民當了家的每一個國家里面,政權是為大多數而不為國內外少數人服務的,就可以看到生活水平和福利事業不斷地提高和發展?！?75)《福利事業與世界和平》 (一九五一年十月),載《宋慶齡選集》上,第675頁。因此在這一新的歷史階段,為了符合新中國兒童的地位,也為了不斷提高社會主義中國兒童福利水平,宋慶齡決定要集中力量做工、農、兵的婦女兒童的福利工作(76)《新中國的信息》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82頁。。

早在全面抗戰時期,宋慶齡就已經意識到并運用了兒童的橋梁意象,到20世紀50年代,宋慶齡從世界視野出發審視兒童的地位,將“保衛兒童”與“保衛世界和平”兩者緊密結合,集中論述了“保衛兒童”的思想。這一時期是宋慶齡為世界和平奮斗最為活躍、最有成就的年代(77)尚明軒:《宋慶齡與保衛世界和平事業》,載《宋慶齡及其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86-98頁。。在宋慶齡看來,兒童是推動世界歷史發展和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之一,“一切工作和努力的結果,歸根結底,應該使兒童的健康和福利得到改善,這是適用于每一個地方每一個人的生活的一條規律”(78)《我們為兒童與和平而建設——為〈人民中國〉而作》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6頁。。因此,“如果在保衛婦女兒童的權利方面沒有進展,那末,人類和國家的進步是不可能的,保衛和平也是不可能的”(79)《我們將盡一切力量維護世界和平》 (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107頁。。1952年4月,奧地利維也納召開了保衛兒童國際會議,宋慶齡為會議撰文《保衛兒童》,提出“保衛兒童,首先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問題”,并逐一駁斥了各種抗拒甚至企圖阻撓世界和平的意圖(80)《保衛兒童》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四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688頁。。宋慶齡高度贊同維也納會議所指出的“我們已發現了一座橋梁,可以溝通環境、種族、宗教和政黨方面的分歧。這座橋梁就是兒童——我們的兒童?！?81)《兒童——世界之寶》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704頁。也就是說,“拯救兒童”是全世界追求和平的立足點,此為兒童的象征意義之所在。

基于上述思考,宋慶齡進一步提出,“對兒童要恪守我們的天職”,即從改善兒童健康與福利的角度入手,“給兒童以更高的生活水平,讓他們得到比他們雙親所得到的更多生命的歡樂,使他們有條件能夠成長和獨立起來,創造一個適合他們的要求的世界”(82)《我們為兒童與和平而建設——為〈人民中國〉而作》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6頁。。為響應國際民主婦聯“保衛兒童”的號召,中國于1951年11月26日成立了以宋慶齡為主席的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除了擔當保衛世界和平、保衛兒童的責任外,還負責促進我國兒童福利事業的進步(83)《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二冊(1949—1983),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頁。。同時,宋慶齡還積極促使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領導改組后的中國福利會本著“盡可能徹底地迅速地解放婦女和兒童”(84)《新中國的信息》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83頁。的宗旨,在婦幼福利與兒童文化領域進行試驗性的領導工作和建立示范項目,并在這些領域的工作中帶頭提高技術,將調查與試驗的結果推廣到全國(85)《致耿麗淑》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47頁。。以中國福利會為組織依托,宋慶齡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是創建致力于母親與兒童健康的衛生福利設施。宋慶齡認為,“為了加強爭取持久和平的力量,對于勞動人民母親、兒童們健康的重視是十分必要的”(86)《致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716頁。。她領導中國福利會在紡織工廠地區建立了婦嬰保健工作網。1950年6月,在上海紗廠女工比較集中的膠州路成立了中國福利會婦幼保健站,9月在公私合營紡織廠較多的滬西地區成立了滬西女工婦幼保健站。兩所婦幼保健機構主要為女工作產前檢查、開展并推廣新法接生、組織女工召開媽媽會,向其宣傳母嬰知識,指導她們科學育兒等。并且還向工廠和工會提出了保障女工四期(經期、孕期、產期、哺乳期)保健和衛生的若干條例(87)《中國福利會志》,第175頁。。宋慶齡在榮獲1950年度“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后,決定將獎金10萬盧布全部獻出做發展中國兒童和婦女的福利事業之用(88)《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匯編》第二冊 (1949—1983),第138頁。。中國福利會用這筆獎金在兩所婦幼保健站的基礎上籌建了婦幼保健院,定名為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自1952年9月18日正式建立,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不僅開設門診,進行兒童疾病治療、地段接生等工作,而且注重通過廣泛開展上海工廠、社區婦幼保健宣傳教育,普及衛生知識,落實產前檢查制度等,以求保障婦嬰健康生存權。數據顯示,經過全體職工的努力,孕產婦死亡率迅速下降,1953年為4.75%,1954年為2.78%,1956年1月起連續16個月沒有產婦死亡(89)《中國福利會志》,第176頁。。

二是創建進行兒童保育及兒童教育的文化福利設施。早在1949年7月,宋慶齡與中國福利基金會便創辦了主要招收革命軍人、機關干部、職業婦女與工人的子女的新型托兒所(90)《中國福利會志》,第213頁。。1950年11月,中國福利會又根據實際需要建立了收托2歲以下兒童的嬰兒托兒所(91)中國福利基金會托兒所于1953年9月改名為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中國福利會嬰兒托兒所于1954年1月改名為中國福利會托兒所。,其收托對象主要以勞動模范、革命干部和軍烈屬的子女為主(92)《中國福利會志》,第220頁。。宋慶齡希望,一方面通過創建示范性的保育機構,為促進全中國兒童全面發展提供科學保育的樣本,另一方面,為婦女干部和勞動婦女,在撫育幼兒與參加工作的困境之間提供緩解之法,以促進婦女解放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宋慶齡曾叮囑托兒所的工作人員,要優先接受“家庭經濟困難和工作性質特殊的”婦女們的子女入托,如常年三班倒的紡織女工和護士、每天凌晨三點鐘上班的菜場女工和清潔工,以及工作在外地、邊疆、流動性大的軍人、地質隊員和演員(93)蔡俊傳:《宋慶齡與“三胞胎”》,載《往事回眸:中國福利會史志資料薈萃》下,第290頁。。原因在于,同樣為婦女解放而奮斗的宋慶齡,將保育機構的普及視為一種婦女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生產領域的可能路徑。1953年,宋慶齡在給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賀詞中,就倡導國家和社會應為婦女兒童“提供更多的產科醫院、托兒所、學校等設備,以便逐步地把婦女從家庭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來”(94)《給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賀詞》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5頁。,并使其“參加到政府、工廠、田地和人民解放軍中去工作”,集中力量于國家建設(95)《新中國的信息》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83頁。。

在“造福兒童”和“解放婦女”的同時,托兒所及幼兒園最基礎的工作實際上是“培育祖國的花朵”。在宋慶齡的理解和實踐中,這項工作體現為在中共教育政策指導下,一項“在兒童幼小的心靈插下共產主義的秧苗的工作”(96)《〈我們是怎樣培育祖國的花朵的〉序》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322頁。。中國福利會托兒所及幼兒園注意教育兒童熱愛黨和國家,懂得革命傳統,有集體主義精神并且熱愛勞動(97)《為人民服務四十年》 (一九七八年六月),載《宋慶齡選集》下,第559頁。。譬如,通過集體生活對兒童進行集體觀念的教育(98)中國福利會幼兒園:《我們是怎樣培育祖國花朵的——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保教工作經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頁。;通過進行園地勞動、講述勞動模范的先進事跡等方式,培育兒童熱愛勞動的道德品質(99)中國福利會幼兒園:《我們是怎樣培育祖國花朵的——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保教工作經驗》,第13-16頁。;通過兒童與少先隊隊員建立友誼的教育方式,實現對于兒童思想情感及言行的有益影響(100)中國福利會幼兒園:《我們是怎樣培育祖國花朵的——中國福利會幼兒園保教工作經驗》,第17-22頁。,等等。宋慶齡尤其強調,教育的目標是“為建設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而非培養“一群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因此“知識和勞動必須結合起來,勞動人民必須知識化,知識分子必須成為具有高度無產階級思想的工人”。這也就要求“從教育的最早階段起就教育我們的孩子們愛勞動和勞動人民,培養他們的勞動習慣?！?101)《培養堅強的革命后代——為〈北京周報〉而作》 (一九六五年五月),載《宋慶齡選集》下,第454頁。

此外,由于在解放戰爭時期,宋慶齡領導中國福利基金會在兒童文化福利事業方面積累了寶貴的工作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實現黨和國家“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目標、滿足兒童的實際需求,宋慶齡及中福會創辦了《兒童時代》雜志、少年宮及兒童藝術劇院等。首先,《兒童時代》雜志創刊于1950年4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綜合性兒童雜志,也是宋慶齡以兒童文學這一媒介開展兒童教育的核心渠道。宋慶齡在雜志創刊題詞中明確指出,“《兒童時代》的刊行,便是給兒童指示正確的道路,啟發他們的思想,使他們走向光明燦爛的境地”(102)《〈兒童時代〉創刊題詞》 (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載《宋慶齡選集》上,第518頁。。這本雜志的辦刊方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以文藝為媒介的兒童教育的目標:“通過文學藝術形象對小學中年級兒童進行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物的教育,培養成為具有正確思想與革命氣質的人,具有文化科學的基礎知識和健康體魄的人——培養新中國的優秀兒女?！?103)《中國福利會志》,第358-359頁。其次,作為校外教育機構的中福會少年宮,能夠配合學校對少年兒童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生產勞動教育以及體育、美育教育等,也能夠配合少先隊開展多種形式的組織活動(104)《中國福利會志》,第248-249、252-253頁。。因而中福會少年宮被稱為“兒童的校外之家”“對兒童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場所”(105)《教育兒童是全社會的責任》,《人民日報》,1956年6月1日。。最后,為了通過藝術教育培養兒童成為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人,宋慶齡將其創建的兒童劇團于1957年10月,即建團10周年時,改名為兒童藝術劇院,并建成實地的演出劇院。其根據時代需求創作、演出了一批兼具思想性、藝術性和教育性的兒童戲劇,從而在更大程度上發揮了其充盈兒童精神世界、寓教于文藝形式的作用。上述兒童文化福利項目在宋慶齡的領導下積極發揮示范性、實驗性作用。有學者認為,至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基本建成了一套全新的社會主義模式的兒童福利工作機構,形成了相應的工作體系(106)孫國群:《略論宋慶齡與中國兒童福利事業》,載《宋慶齡與新中國婦女兒童事業研討會文集》,上海:中國福利會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頁。。在1958年中福會創建20周年之際,中福會的兒童福利工作“在示范性、實驗性的目標之外,又增加了科學研究這一目標”,意在提高保育、教育兒童的質量,以期“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貢獻出更有價值的、更重大的力量”(107)《給中國福利會同志們的信》 (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352-353頁。。

三是呼吁社會各方面關懷和愛護兒童,擔負起培育兒童成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責任。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兒童福利工作的領導者,宋慶齡幾乎在每年的兒童節前后都會發表專文慶祝節日的到來,同時也借機與兒童及父母、兒童保育工作者、兒童教育工作者等展開對話,倡導全社會站在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的戰略高度,“把培養革命后代的責任擔當起來”,用社會主義道德品質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兒童。其主張要對兒童展開“集體的社會主義的關懷”,“不斷增加花在兒童身上的經費和精力”,為兒童的全方面成長創造各種條件,如創建產科醫院、學校、托兒所等基礎設施與和平穩定的環境、在各個方面做兒童的好榜樣等。概言之,“把最寶貴的東西給予兒童”(108)《致父母、教育工作者和兒童保育工作者的公開信》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110頁;《把最寶貴的東西給予兒童》 (一九五六年五月),載《宋慶齡選集》下,第196頁。。而對于兒童的教育工作,宋慶齡認為,物質條件是重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教育,要教育他們“把個人的前途和全人類的進步事業聯系起來”(109)《締造未來》 (一九六三年),載《宋慶齡選集》下,第403頁。。宋慶齡強調,中國兒童教育事業具有社會主義特性,兒童屬于人民,是革命的接班人和未來的創造者,因而她強調教育兒童的“全民責任”。除父母、教師和兒童教育工作者要肩負相應責任之外,她特別倡議文學作家、藝術家們要“源源不斷地供給孩子們精神食糧”,以便通過兒童讀物塑造兒童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綜上,當身份地位、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宋慶齡兒童福利的思想內涵與實踐要求也發生了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宋慶齡致力于為社會主義兒童搭建全面健康成長的平臺,培育兒童成為堅強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在兒童福利基礎設施方面,宋慶齡領導中福會展開面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兒童文化福利基礎設施的示范性、實驗性、科學性工作。在社會風氣方面,宋慶齡則是積極發揮其國際國內影響力,持續進行“保衛兒童”“把最寶貴的東西給予兒童”等倡導和努力。晚年的宋慶齡更是站位高遠,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前途命運的戰略角度,指出培育革命后代的重要性,展現了其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立場和觀點,以及老一輩革命家對革命事業的真摯情感和不懈追求(110)《源源不斷地供給孩子們精神食糧》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載《宋慶齡選集》下,第129-131頁。。

四、結語

如宋慶齡所言,她的一生是同少年兒童工作聯系在一起的(111)《宋慶齡選集》下,第619頁。,在1938—1981年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宋慶齡領導中福會持續進行這項工作,兒童福利事業已深深內嵌于她的革命事業之中。換言之,宋慶齡的兒童福利工作與其革命工作密切相關、不可分割,乃至融為一體。歷時性地看,宋慶齡對兒童福利事業的踐行自近代走來,跨越三個歷史時期,折射出了一幅近現代中國兒童福利事業的生動歷史畫卷,從中我們可以窺見近代中國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概貌和趨向。宋慶齡為近現代中國兒童福利事業鞠躬盡瘁,尤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兒童福利事業的開創作出了獨特貢獻,也為當下中國兒童福利事業的發展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2018年中福會成立8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賀信中,對中福會80年來在婦幼衛生、校內外教育、少兒文化及社會福利等領域開展的實驗性、示范性工作給予肯定,并提出了“繼續致力于締造未來的事業”(112)《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年版,第179頁。的殷切期望。立足新時代,我們應深入挖掘宋慶齡在兒童福利事業方面留下的豐厚遺產,為培養有知識、有品德、有作為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