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成邏輯、核心意蘊與現實啟示

張步中 覃偉津

［摘 要］《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寧的經典文本之一，蘊含著十分豐富的工會思想。這一工會思想的生成植根于馬克思恩格斯嚴密的工會理論，生發于國際及俄國國內工人運動歷史的經驗總結，成長于對形形色色工會問題爭論的現實批判，具有理論、歷史和現實三重邏輯?！包h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的特殊地位、“工會是共產主義學?！钡穆毮芏ㄎ?、“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的組織建設構成這一工會思想的核心意蘊。挖掘這一文本的工會思想對當前做好工會工作具有深刻的現實啟示：前提基礎在于充分認識到工會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根本保證在于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價值彰顯在于發揮工會在新時代的教育培訓功能。

［關鍵詞］《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黨的領導；群眾路線

［中圖分類號］D4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7416（2024）02-0001-12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下簡稱《“左派”幼稚病》）是列寧在1920年4—5月間寫成的光輝著作。在這部著作中，列寧結合俄國革命經驗，分析了“左派”幼稚病的種種表現、產生的原因和危害，特別是深刻批判了德國“左派”在工會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圍繞“革命家應當不應當在反動工會里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觀點。從學界對《“左派”幼稚病》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集中在黨建思想、斗爭思想、妥協思想以及戰略與策略思想，從工會角度進行的深入、系統研究還比較欠缺。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工會作為黨治國理政的“基地”與“據點”、作為黨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與“紐帶”、作為黨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迸c“組織”的地位和功能不能缺席。因此，對《“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進行研究就顯得十分必要，本文擬對這一問題作初步歸納和探討。

一、《“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成邏輯

任何既成事物的發生，都有其邏輯基礎和前提條件，即生成邏輯，科學理論的生成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認識和把握好《“左派”幼稚病》蘊含的工會思想，必須從發生學意義上認識和把握其生成邏輯，搞清楚它從何而來、如何而來。事實上，《“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成植根于馬克思恩格斯嚴密的工會理論，生發于國際和俄國國內工人運動歷史的經驗總結，成長于對形形色色工會問題爭論的現實批判，具有理論、歷史和現實三重邏輯的支撐。

（一）理論基石：繼承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工會理論之精髓

工會是現代工業文明發展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素。馬克思恩格斯在工運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工會理論，這為工運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前提?！丁白笈伞庇字刹　饭枷氲纳烧侵哺隈R克思恩格斯的工會理論，繼承發展了他們關于工會性質、工會作用、工會與政黨關系論述之精髓。

首先，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性質的論述。工會的產生，最初是為了消除工人之間的分散狀態和無序競爭，以便在勞資斗爭中聯合解決工資和勞動時間問題，進而擺脫純粹奴役狀態的一種活動。馬克思認為，這種活動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缺少這種活動，就難以形成工人聯合。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指明了這種聯合的重要性，認為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是個人還是整個階級都不可能像人一樣地思想、感覺和生活”^［1］448。在這里，工人階級只有聯合起來形成組織才能有力量反抗資本家，即“通過工會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組織起來”^［2］413。不僅如此，馬克思在《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中進一步指出，“這種活動還應當通過各國工會的建立和聯合而普遍地開展起來”^［3］220，這就明確了工會本質上是工人聯合的組織。然而，在資本雇傭勞動制度下，這種工會組織的斗爭還停留在經濟領域，工會的任務僅僅是適應工人日常的需要，他們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是作為消滅雇傭勞動制度的一種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正基于此，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入手深刻揭露了雇傭勞動制度的秘密，為工人階級從經濟斗爭轉變為政治斗爭提供了理論指導。在馬克思看來，現在工會“必須學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而自覺地進行活動，把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作為自己的偉大任務”^［3］221，這就進一步明確了工會的政治屬性，為開展政治運動以及實現工人階級解放指明了方向。列寧在革命實踐探索中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具有政治屬性的性質，并在《“左派”幼稚病》中把工會看成一個形式上非黨的“無產階級機構”，是促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的“工人聯合組織”，進一步充實了工會的政治屬性。

其次，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作用的論述。工會在工人運動史上早已有之，起初這種工會采取“共濟會”“互助會”“友誼會”的形式，主要應對工作生活中的不幸事端，如疾病、事故、失業等，此時的工會形式相對簡單且大部分處于秘密狀態。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對工會進行了考察，他指出，隨著勞資沖突的加劇，工人開始利用工會力量向資本家施壓，《反結社法》的廢除使工人得到了自由結社的權利，工人結社開始從秘密狀態走向公開活動。這時，工會很快布滿了全英國所有的勞動部門并獲得了巨大的意義，“它們公開宣稱要保護各個工人使其免遭資產階級的暴行和歧視。它們的目的是：規定工資”^［1］451。此時，工會的作用彰顯是向資本家爭取工資標準。對此，馬克思指出，工人聯合會“是團結工人的手段，是準備推翻整個舊社會、徹底解決其階級矛盾的手段”^［4］。從這個意義來看，工會作為工人聯合組織，他們的未來絕不是為了狹隘的利己主義的利益，而是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而斗爭，其作用彰顯理應從單純追求工資增長擴展為進行階級斗爭，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斗爭。除此之外，工會的作用還體現在對工人進行教育，這種教育在政治上表現為摒棄勞資之間游擊式的工資斗爭，而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革命的口號：“消滅雇傭勞動制度”^［2］78；在思想上表現為擺脫“官僚主義的管束”，擺脫“權威”和“上級機關”^［5］，培養他們的獨立自主精神；在文化上表現為消除資產階級的文化影響，而進行“純粹無產階級的教育”^［1］473。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作用的論述，為重視和開展工會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作用的論述，并在《“左派”幼稚病》中著重發展了關于工會的經濟作用、政治作用和教育作用，把工會看成一個“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的助推器、進行教育培訓的“共產主義學?！币约皩崿F無產者專政的“預備學?！?，主張以工會力量助推政權建設。

最后，繼承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與政黨關系的論述。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由工人階級組成的工會要實現徹底解放并完成其歷史使命，必須形成一定的工人政黨組織，即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保證革命獲得勝利的前提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指出，“工人，首先是共產主義者同盟，不應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當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隨聲附和的合唱隊，而應該謀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邊建立一個秘密的和公開的獨立工人政黨組織”^［6］。在這里，他們認為通過這個工人政黨組織既可以把處于分散狀態的工人聯合起來，進而使自己成為工人聯合會的核心，以實現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也可以與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而且確保無產階級的立場和利益問題不受資產階級影響。當然，為了達到最后勝利，首先還得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即在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基礎上，盡快地采取獨立的政黨立場，一時一刻也不要被資產階級的花言巧語誘惑而脫離政黨的獨立性，他們的戰斗口號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斷革命”，“工人階級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7］。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進一步明確了工會組織成為政黨的必要性，他認為，在階級斗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為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而且這種政黨組織是極其重要的，關乎社會革命的勝利和階級的最終消滅。恩格斯在《1877年的歐洲工人》中更是以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經驗事實進一步指出了工會同政黨的聯系，他認為“德國運動的一大優點，就是工會組織同政治組織齊心協力地工作”^［8］138，一方面工會組織吸引工人參加政黨行動，另一方面政黨行動也把相互隔絕的工會團結起來，這兩種聯合使得工人運動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在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中，為了爭取權益，“必須要有組織，但不是個別行業的組織，而是整個工人階級的組織”^［8］286，這就從階級斗爭中凸顯了政黨組織的重要性。列寧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工關系的論述，并在《“左派”幼稚病》中分析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同工會的關系”，提出了“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的重要論斷，將黨的領導以及黨工關系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二）歷史依據：概括總結國際及俄國國內工人運動歷史之經驗

國際及俄國國內工人運動的歷史是最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的工會思想是在概況總結國際及俄國國內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基礎上生發的。

首先，概況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關于建立工會組織和加強工會組織建設的歷史經驗。一是建立工會組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剝削，這種剝削使工人的狀況異常惡劣，工人不可避免被推到貧困的深淵。隨著剝削壓迫的加深，工人階級有意識地采用搗毀機器、焚燒廠房、毆打廠主等方式對資本家進行反抗。然而，這種反抗是原始的、最初的、孤立的形式，反抗的結果并沒有改變工人階級的現實處境，資產階級所掌握的社會權力依然以自己的實力來襲擊這些手無寸鐵的工人階級。此時，工人階級逐漸意識到聯合的重要性，開始建立地方性的“共濟會”“互助會”“兄弟會”“友誼會”等工人團體，并朝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的方向發展，建立了國際工人協會。二是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國際工人協會的建立推動了各國工人運動的發展和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與此同時，協會內部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斗爭。在第一國際內部，工聯主義、普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對工人運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在第二國際內部，右傾機會主義、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泛濫，并在一些歐美國家占據了統治地位。這些機會主義領袖們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下異化為工人貴族，倒向了資產階級陣營，成為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導致第一、第二國際的破產。整體上看，這兩個國際組織雖已破產，但它們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推動了工人運動高潮的來臨。當然，它們留下的歷史教訓也是深刻的。列寧在分析第二國際破產的原因時指出，第二國際的破產，是被長期受資產階級培植而發展起來的機會主義斷送的，“機會主義者早就在為這一破產準備條件了”^［9］，如果不進行革命性鍛造，不堅決同機會主義決裂，不把欺騙分子、官僚腐敗分子、不忠誠不堅定分子清除出國際，就不可能實現工人真正的國際團結。正反兩方面的國際工人運動歷史經驗為《“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發提供了歷史依據。

其次，概況總結了俄國國內工人運動關于建立革命工會、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對工會的領導等歷史經驗?！丁白笈伞庇字刹　饭枷氲男纬蛇€得益于列寧對俄國工人運動歷史經驗的總結。一是認為罷工是必要的，但不是盲目的，罷工需要建立革命的工會。1899年底，列寧在《談談罷工》中高度肯定了罷工的偉大作用和意義，認為罷工是“戰爭的學?！?，是打擊資本家和沙皇專制制度的有力武器。同時，列寧也指出了罷工的局限性，認為罷工并不是萬能的，“罷工只是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手段之一，決不是唯一的手段”^［10］258。而只有當工人階級建立起真正的革命工會，并掌握各種斗爭手段，才能進一步爭取工人階級的徹底解放。1900年，列寧在《“哈爾科夫的五月”小冊子序言》中明確提出俄國工人運動應該積極爭取建立“自由工會”的任務。他進一步總結指出，我們主張建立的“自由工會”并不是經濟派所鼓吹的經濟斗爭至上的工會組織，而是那種不回避政治斗爭，并能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結合起來，以實現工人階級徹底解放為目標的革命工會。二是認為不僅要建立革命的工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列寧分析指出，由于在沙皇專制統治下，俄國工人運動必須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相結合，尤其要把政治斗爭放在首要地位。因此，他認為建立俄國工人運動的政治組織，即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就成為工人運動的主要任務。而針對經濟派反對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觀點，列寧給予了全面的批判。1899年底，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倒退傾向》中總結指出，恢復和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俄國工人運動的首要任務，也“只有革命政黨才能進行推翻專制制度的斗爭”^［10］217。如果反對恢復和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那么就等于放棄了對工人運動的領導權。這樣，也就會嚴重地阻礙俄國工人運動的進程。三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加強對工會的領導。列寧分析俄國早期工會運動指出，早期的工會運動不可避免帶有“純粹的自發性”，表現出明顯的工聯主義傾向。因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對工會的領導，克服工人群眾自發的工聯主義意識，把工會運動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便成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一項重要任務。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提出了“灌輸論”和無產階級政黨是工會的領導者的原則，主張向工人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思想，并強調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努力支持、幫助工會，與工會建立密切聯系。這兩個原則為無產階級工會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為無產階級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了基本遵循。以上這些俄國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同樣為《“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發提供了歷史依據。

（三）現實觀照：批判清算形形色色工會問題爭論之錯誤

實踐需要理論，理論源于實踐?！丁白笈伞庇字刹　分刑N含的工會思想離不開工會實踐，是在批判清算形形色色工會問題的錯誤爭論基礎上形成的，具有現實語境支撐。

十月革命前，列寧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工會思想，并根據俄國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在工會問題上同無產階級政黨內部機會主義派別進行了多次針鋒相對的斗爭。第一，革命領導力量是工人階級還是農民。針對民粹派否認無產階級歷史作用、鼓吹“農民領導革命論”的錯誤觀點，列寧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俄國工人是俄國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11］79，實現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是工人階級而不是農民，這就從革命的領導力量上突出了無產階級的先鋒代表作用，解決了俄國革命的領導階級問題，為革命勝利奠定了理論基礎。第二，工會是進行經濟斗爭還是政治斗爭。針對經濟派回避政治斗爭、只建立“純經濟斗爭工會”的錯誤觀點，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中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工會不應該僅僅注意‘反對資本的直接斗爭，不應該回避工人階級的一般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11］267，工會的目的不是“狹小的”，而應該爭取工人階級的普遍解放，因而主張建立把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結合起來，進而實現工人階級解放的革命工會。第三，黨的工作重心是暴力奪取政權還是合法組織社團。針對孟什維克關于把工會運動作為黨的工作重心的策略，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揭露了孟什維克策略的資產階級性質，認為把注意力集中在工會上容易使工會遠離政治，這無疑與資產階級的意愿是一致的，實際上是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策略，因而提出了無產階級政黨把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政治任務作為黨的工作重心，把工會工作作為基本任務的基本觀點。第四，黨的組織要不要領導工會。針對普列漢諾夫主張工會脫離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而保持中立的“工會中立論”，列寧在《工會的中立》中同樣進行了批駁。他認為“工會要具有黨性”^［12］，只能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內部做工作，那些企圖脫離黨的領導、鼓吹工會中立的觀點是十分荒唐的，這就為正確處理無產階級政黨和工會的關系掃清了道路。

十月革命后，列寧在工會發展的實踐探索中主要圍繞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后“工會承擔何種職能”同形形色色關于工會問題的錯誤爭論進行斗爭。在這一時期，由于工會具有其他組織所不可比擬的組織力量，幾乎是當時能夠并且應當擔負組織生成和管理企業工作的唯一機關，因而列寧提出了“工會國家化”的政策，主張由工會承擔國家的管理職能。然而，孟什維克反對這一政策，指出為了保持和鞏固工會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就不應該成為國家組織，更別說承擔國家管理職能。列寧對這種觀點進行了批判，指出他們冠冕堂皇的伎倆和資產階級的挑撥，認為在十月革命勝利后的今天，“工會正在成為并且應當成為國家的組織，它首先擔負著根據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整個經濟生活的責任”^［13］。在列寧的號召下，“工會國家化”的政策得到工人群眾的熱烈擁護。在十月革命初期，“工會國家化”政策在激發工人群眾革命和建設的熱情、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工會成員在政治、文化、管理水平等方面還不具備擔負國家職能的基本條件，因而這一政策也會造成經濟管理上的混亂?；诖?，列寧在工會“二大”報告中已經初步改變了對實行“工會國家化”政策的態度，認為不能立即實行“工會國家化”，但對于黨內籠統地反對“工會國家化”的觀點，列寧進行了批判，認為“工會國家化”是作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遠景目標而存在的。然而，此時對于“工會承擔何種職能”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完全解決，黨內還存在著不同聲音。直到在《論工會的任務》中，列寧認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會的主要任務“不是摧毀強大的敵人的反抗”，而是通過“教育落后的勞動階層”來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進而“吸收全體工會會員參加國家管理工作”^［14］399。這就把工會的職能從“承擔國家職能”轉變為“教育勞動群眾”，強調了工會的教育職能。在俄（共）布“八大”“九大”上，列寧進一步發展了“工會是學?！钡乃枷?，逐漸成為黨內共識。概而言之，十月革命前后對形形色色工會問題錯誤爭論的批判清算為《“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生發提供了現實依據。

二、《“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核心意蘊

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從俄國的經驗事實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客觀實際出發，圍繞工會的特殊地位、工會的職能定位、工會的組織建設進行了深入剖析，把工會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既折射出列寧對共產主義運動認識的持續深化，也體現出列寧對工會工作認識的不斷成熟。

（一）特殊地位：“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

在《“左派”幼稚病》中，針對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工會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著某些社會沙文主義、妥協主義和反革命的傾向為由，否認工會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號召所有革命者退出工會，或拒絕在反動工會里做工作的幼稚觀點和做法，列寧給予了強烈的批判，并從俄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出發，對德國“左派”共產黨人這些“左”的觀點進行了嚴肅批評，肯定了工會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工會是作為無產階級政權的依靠力量而存在的。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從蘇維埃國家政權整個機構的構成關系和工會在這一機構中的特殊地位，論述了工會作為無產階級機構存在的重要性。他指出，在蘇維埃國家政權的整個機構中，黨和工會是重要組成部分，且具有非同尋常的關系。他進一步指出，在這個機構中，黨是最高領導力量，占據核心地位，“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15］157，而工會在這一機構中占據重要地位，“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15］157。因而，表面上看工會成員構成復雜、領域涉及廣泛、組織結構簡單，是一種非黨組織，實際上大多數由共產黨員組成，堅持的是黨的領導，貫徹的是黨的方針，執行的是黨的意志，本質上是一個“無產階級機構”^［15］158。一方面，工會在整個國家政權機構中是作為黨組織和工人群眾聯系的橋梁紐帶而存在的。在列寧看來，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害怕工會的反動，企圖避開它，跳過它，這種行為是極其愚蠢的，因為這無異于把工會里面的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拒之門外，實際上是一種放棄群眾的表現。列寧進一步剖析，“左派”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行為，顯示出他們在對待群眾問題上的態度是輕率的，在高喊“群眾”時實際上是對這個字眼的濫用。從密切聯系群眾上看，他們并不懂得“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15］163的道理。另一方面，工會在整個國家政權機構中也是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依靠力量而存在的。在列寧看來，如果沒有工會的支持，“那么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月也不成”^［15］158。在這里，列寧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事實，把工會放到俄國革命和建設的現實中進行審視，凸顯了工會在參與國家建設、助推政黨專政上發揮的重要作用，也只有工會同無產階級政黨的同頻共振，方可為俄國的發展注入強大的動力。因而，列寧總結指出，“左派”主張退出工會、拒絕在反動工會里工作的觀點是極其錯誤的，也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說”^［15］159。

（二）職能定位：“工會是共產主義學?！?/p>

工會究竟承擔何種職能，這是重要的，也是必須探討的現實問題。在《“左派”幼稚病》中，針對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否定工會作用，企圖退出工會，進而“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15］162的愚蠢行為，列寧從工會承擔的職能方面對他們進行了批判，凸顯了“工會是共產主義學?！钡穆毮芏ㄎ?。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工會作為一種反抗資本家剝削壓迫的組織，承擔著聯系群眾、團結工人、教育培訓、舉行罷工、進行革命、維護利益等方面的職能，在與資產階級進行斗爭中發揮著極端重要的作用。在列寧所處的俄國社會主義社會，工會的職能呈現出“變”與“不變”兩個特點。從“不變”上看，工會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工會聯系群眾、教育培訓、維護利益等方面的職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反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更加凸顯；從“變”上看，由于時代背景不同，工會的職能也從進行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轉變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任務，歸根結底是服務于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在這一時期，最為突出的就是列寧把工會的作用提升到國家層面，賦予“工會國家化”的神圣使命。然而，隨著實踐的發展，“工會國家化”的政策賦予工會過多的職能，已經遠遠超出工會的組織性質和職能范圍，無法勝任全面管理國家的任務?；诖?，列寧開始對工會的職能進行科學研判，并將工會職能從管理國家轉向教育群眾。在俄共（布）“八大”上，列寧就把工會看作“教育機關”，他指出，“在我國，與蘇維埃并存的有工會組織，我們現在利用它們作為教育落后群眾的學?！?sup>［16^］。隨著實踐的發展，在俄共（布）“九大”關于工會的決議上，提出了“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sup>［^17］的嶄新論斷，在這里，工會的職能已經逐漸退出管理國家的領導機構，走向承擔學校的教育職能。隨后，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第一次論述了這一思想，進一步明確了工會承擔的教育職能，他指出，“工會現在仍然是、將來在一個長時期內也還會是一所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促使國家整個經濟的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不是某個行業的工人）手中，進而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聯合組織”^［15］160。在這里，列寧給予了工會新的命名，即“共產主義學?！?，這個學校的主要任務就是“促使”全國經濟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全體工人和人民手中。所謂“促使”，根據列寧在工會“二大”的論述，就是“教會群眾做管理工作”^［14］440，只有通過吸引、組織廣大群眾學習管理和參加管理，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鞏固，也只有到那時候，才能把共產主義事業進行到底。在這個過程中，工會這一最大的工人聯合組織將肩負重大使命。由此可見，列寧之所以強調工會的學校屬性，是希望通過工會的教育職能，改變廣大工人群眾知識水平低下的現狀，全面提升廣大工人群眾的本領，為實現“工會國家化”創造條件。然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卻不懂得這一點，在列寧看來，他們關于“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的言論，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

（三）組織建設：“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

工會組織的建設問題，關系到工會地位的凸顯和工會職能的定位。列寧在《“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工會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動色彩，如某種行會的狹隘性”^［15］160。當然，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工會存在的這些“反動性”是難免的。如果不懂得這一點，那就是完全不懂得這種過渡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如果忘卻了這個道理，那就是愚蠢的。然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害怕這種“反動性”，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于是，他們萌發出放棄工會工作、退出工會組織的想法，企圖臆想出一種嶄新的、純潔的、沒有階級偏見和行會習氣的“工人聯合會”來替代反動工會。在列寧看來，這種極端革命的論調，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因為一個不懂得幫助工會建設，不懂得與工會反動分子斗爭的政黨，稱不上真正成熟的政黨。政治家的藝術就在于正確判斷工會在何種意義上發揮作用，以及在取得政權轉向國家建設后，能夠正確地對待反動工會。因而，列寧尤其注重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對反動工會進行革命鍛造，這種鍛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同工人貴族進行斗爭。在列寧看來，反動工會存在的階級基礎是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是從工人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他們打著為工人服務的幌子，卻反對工人進行正義的革命斗爭，他們倡導的勞資合作實際上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無非是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他進一步剖析指出，在俄國，孟什維克在工會里之所以得到支持，正是由于存在著工人貴族，他們“抱有行業的、狹隘的觀念，只顧自己，冷酷無情，貪圖私利，形同市儈，傾向于帝國主義，被帝國主義收買，被帝國主義腐蝕”^［15］161。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這些工人貴族的反動性無可爭辯，關鍵在于必須無情地同他們進行斗爭，并把這種斗爭進行到底，直到把他們從工會中驅逐出去為止。然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卻不懂得這一點，他們僅僅看到工會上層分子的異化，就作出退出工會的決定，這樣是極其愚蠢的。退出工會，就等于拋開那些落后的工人群眾，聽憑他們任由工人貴族擺布。在列寧看來，“我們同‘工人貴族作斗爭，是代表工人群眾進行的，是為了把工人群眾爭取過來”^［15］162。倘若沒有這種斗爭或者這種斗爭不徹底，就難以奪取政權，更別說建設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對反動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向前邁進了重大一步，這個時候黨不應因為工會的“反動性”而忘記工會作為工人聯合的組織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而要學會運用新的方法“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15］160。這種教育和領導首先表現在“善于說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15］164。在這里，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善于對付機會主義的領袖先生們，甚至可以采用各種巧妙的計策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把工人群眾都爭取過來，以加強對工人群眾的領導。

三、《“左派”幼稚病》工會思想的現實啟示

列寧在工會問題上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派”觀點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闡發的工會思想是“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普遍遵循的原則”^［15］157，為各國工會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論指導。即使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發生了變化，但《“左派”幼稚病》揭示的工會思想對新時代工會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前提基礎：充分認識到工會工作的極端重要性

針對德國“左派”共產黨人認為不應當在反動工會里做工作，主張退出工會的錯誤思想，列寧指出，“除了通過工會，通過工會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15］160，強調做好工會工作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具有重大意義。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工會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從中國共產黨百余年歷史上看，黨之所以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創造一個又一個歷史偉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視工會工作，始終把工會工作擺在突出位置。這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持，并在新時代工會工作實踐中豐富發展。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看，“工會工作是黨治國理政的一項經常性、基礎性工作”^［18］13，這表明工會工作在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角色和地位。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離不開工會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群眾優勢、資源優勢的發揮，離不開工會在維權服務、困難職工幫扶、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開展對外交往等領域的作用彰顯。這意味著，“新形勢下，工會工作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能改進提高，不能停滯不前”^{［18］115-116}。從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上看，“工人階級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和“廣大勞動群眾是國家的主人”的政治定位決定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合法權益事關黨的長期執政。而工會作為黨聯系職工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其作用的發揮就顯得尤為重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是工會組織的政治責任”^［18］47。新形勢下，面對網約車司機、貨車司機、快遞員等新就業群體的大量涌現，工會要做好新就業群體的思想引領和維權服務工作，進一步鞏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

（二）根本保證：堅持黨對工會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列寧嚴厲批判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在面對工會某種“反動性”時所表現出來的懦弱，特別是嚴厲批駁了他們害怕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訓練、啟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后的階層和群眾并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15］160的愚蠢做法，強調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是克服工會“反動性”的根本保證。在此基礎上，他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以政治家的藝術增強領導策略的靈活性，強調黨必須加強對工會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新的歷史條件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展道路，同樣需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一方面，要認識到黨對工會工作領導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工會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沒有取得明顯成效，關鍵看有沒有堅持正確政治方向”^［18］4。這也意味著，從表面上看，工會是做工人群眾工作，但實質上是政治工作，政治性是第一位的。政治性強不強，既關乎工會工作好不好，也關乎工會改革成效明顯不明顯。離開了政治性，工會就容易脫離黨的領導，就會庸俗化、娛樂化，甚至會走向邪路。只有講政治，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工會工作才能方向明確、越做越好。因此，在堅持黨的領導這個根本問題上，工會必須頭腦清醒。當然，講政治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喊口號、流于形式，而是始終確保工會工作在方向立場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黨的意志和主張落實到廣大職工中去，真正做到把工會工作放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去推進。另一方面，要加強和改進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方式。時代在發展，事業在創新，黨領導工會工作的方式也要發展、也要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既要得力，又要得法”^［18］11。所謂得法，就是要適應形勢發展，注重從實際出發，運用新的領導方式，加強和改進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提高黨領導工會工作的科學化水平。具體來說，要把握工會工作的性質特點，不能直接用管理黨政機關的“行政化”辦法來領導“群眾化”的工會工作，要堅持把黨對工會工作的領導與工會依法依章程獨立自主開展工作相結合，為工會履行職責、發揮作用創造更好的空間和條件，帶領職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為現代化建設不斷創造新業績、做出新貢獻。

（三）價值彰顯：發揮工會在新時代的教育培訓功能

列寧在批判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在工會問題上所犯的幼稚病基礎上，闡發了工會作為“共產主義學?！钡穆毮芏ㄎ?，強調工會要承擔教育和培訓工人階級的任務。在《“左派”幼稚病》中，列寧之所以強調工會的學校屬性，是由于現階段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任務發生了變化，即從運用工會掌握無產階級以取得暴力革命勝利轉變為運用工會依靠工人階級來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工會是共產主義學?！钡奶岢?，是列寧工會思想的重要標志，他希望通過工會開展教育和培訓工作，實現全體人民行使對國家的管理權，從而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行到底。受列寧工會理論的影響，早在中共“二大”，我們黨就把工會教育作為革命的工作重心，指出“工會自身一定要是一個很好的學校，他應當花許多時間努力去教育工會會員，用工會運動的實際經驗做課程，為的是要發展工人們的階級自覺”^［19］。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離不開工會作為“共產主義學?！苯逃嘤栕饔玫恼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勞動者素質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至關重要”^［18］55。建設高素質勞動大軍，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抉擇。因此，工會的這種教育培訓首要任務就是抓好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教育，這是工會作為“共產主義學?！睉斬撚械呐囵B時代新人的歷史職責。通過工會潛移默化的教育，“著力培養造就一大批知識型、技術型、創新型的高素質職工”^［20］，教育引導其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建功立業。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658.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4.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3.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7.

［10］列寧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列寧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11.

［13］列寧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6.

［14］列寧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5］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列寧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1.

［17］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匯編：第2分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9.

［18］習近平關于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

［1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79.

［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7.

The“Leftist”Infantile Disease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The Generative Logic，Cor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Trade Union Thought

ZHANG Buzhong¹，QIN Weijin²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510006;2.School of Marxism，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510641）

Abstract：The “Leftist” Infantile Disease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s one of Lenins classic texts，which contains very rich ideas of trade unions.The formation of this trade union thought is rooted in Marx and Engels strict trade union theory，born from the experience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abor movement，and grew up in the realistic criticism of the debate on various trade union issues，with theoretical，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logic.The special status of “the Party directly relies on the trade union to carry out its own work”，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the trade union is a communist school”，and the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trade union” constitute the core implication of this trade union thought.Mining the trade union thought of this text has a profou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trade union work： the premise is to fully realize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trade union work，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is to adhere to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rade union work，and the value is to give play to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unction of trade un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Leftist” infantile disease 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trade union thought;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mass line

（責任編輯：潘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