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行中尋找多種可能性

王海燕

2021年4月，孫頻的小說集《以鳥獸之名》a結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錄了她2020-2021年間創作的三部中篇（《騎白馬者》 《以鳥獸之名》 《天物墟》）。在新書發布會上，孫頻談到她的創作緣起，是因為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物質化、越來越快速，人們也都在追求時代風潮之下的東西。她認為在這樣的社會趨勢下，也一定會有人背道而馳選擇去探索那些古老的、荒蠻的、寂靜的所在，“我這本書選擇的就是這樣一個方向，我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這么做的原因是，我試圖與那些最古老的東西，比如五千年前的村莊，新石器時代留下的那些文物，商周時代的古玉等等，與最古老的時間痕跡發生一些連接，在這個過程中，看能不能找到關于人的新的發現”。三部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都從城市場域中抽身而出，返回到城郊移民社區或是更遙遠的偏僻山林，也逐漸擺脫以競爭與消費為主導的功利價值觀，對自然山川、人文人事予以復魅，在多重鏡像的映照下發現那些被現代秩序遮蔽的“無用之人”“無用之物”的存在，并對其進行審美觀照，在一個視野無比遼闊的文學世界里探索了城市化大規模遷徙中年輕一代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及其可貴的多重建構方式。在向自然、傳統回歸的復魅敘述中，孫頻不僅敞開了多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也為全球化背景下年輕一代怎樣實現自我價值提供了別樣的思考。

一、“尋找”模式下的身份認同敘事

“尋找”是中外文學作品中一種古老的原型模式。在西方文學傳統中，從神話故事中主人公尋找金羊毛或圣杯等具有魔力的圣物，到中世紀對于上帝的尋求、啟蒙時代對于必然性的尋求，再到現代人對于個性的尋求，這些特殊的帶有英雄氣質的主人公的尋求無不與那個特定時代的命題有關。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尋找”更多地體現為對人生理想形式的追求，從《詩經》到《楚辭》，從游仙志怪到現代的成長小說，盡管尋找的主題因時因地而異，一以貫之的是尋求的對象之于故事主人公的重要性，以及這一問題凸顯出的時代癥候與時代精神?！兑曾B獸之名》集中的三部作品在敘事結構上都有一個“尋找”的故事外殼，或是模擬懸疑小說尋找兇手的情節（《以鳥獸之名》），或是尋找一個看似與己無關的失蹤者（《騎白馬者》），或是為父親尋找一處墓地而在大山里漫游尋根（《天物墟》）。作為具有相同地理空間背景“陽關山”的系列作品，三部小說的深層結構都是在城市中遭遇現實挫敗或精神挫敗的青年回到故鄉，重新探尋其安身立命的精神資源，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修復創傷，獲得精神救贖的心路歷程。

《以鳥獸之名》中的“我”是一個來自偏遠小城的“京漂”，以寫作為生卻并不成功，“稿費連在北京租房都不夠”，在嚴重的焦慮狀態下選擇回老家休息一段時間。這個曾經以寫懸疑小說賺取稿費的青年作家一回老家就被一樁殺人案所吸引，在尋找兇手的想象中，與自己過去的文化館同事游小龍不期而遇。山民出身的游小龍一直以城市文明為標準，努力把自己鍛造為一個具有“理想人格”的新人，但他的出身、他的語言、他擺脫不掉的大足底村莊、母親和弟弟以及過去的一切，都使他的努力付之東流。最終，他接納了自己“山民”的身份，轉而以一種書寫家鄉地方志的方式，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構，也實現了自我的成全。小說表層的尋找兇手故事在敘事中實則轉換為主人公游小龍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歷險。吉登斯曾經指出，自我身份認同是人的存在性問題的基本內容之一，它不是給定的，也并非個體所擁有的不變特質，而是每個人對其個人經歷進行反身性理解而形成的自我概念。b斯圖亞特·霍爾也認為：“身份并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透明或毫無問題。也許，我們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經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實踐加以再現的事實，而應該把身份視做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的再現?！眂小說借助于懸疑的敘事動力，一步步深入游小龍的內在精神世界，一窺其自我身份認同過程中的那些動人心魄的險灘與暗礁。

《以鳥獸之名》中的“我”作為他者見證了游小龍十年來的變與不變。敘事者“我”以城里人的身份坦言“游小龍就是個山民”，“在我們這里，平原對山地的歧視由來已久”。十年前的游小龍是通過完成高等教育而留在縣城文化館的“山民”，在“我”和“他”共有的城/鄉二元對立的意識結構中，“山民”是一個提示差異與等級的身份符號，也是游小龍特別忌諱、急于擺脫的身份標識?！八背聊蜒?，開口則講普通話，衣著特別整潔，和“我”一樣保持著寫作的習慣。不僅在這些外在行為上他努力與“山民”劃清界限，更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還以近乎苛刻的“慎獨”與道德自律來鍛造自己?！皩τ谏鐣睦韺W來說，身份認同是一個工具，可借以思考個體身上心理屬性與社會屬性的銜接。它能表達出個體與其或遠或近的社會環境之間多樣互動的合力?！眃換言之，應該在諸多社會群體間、在不同個體間的關系秩序中去把握身份認同的現象。正是強烈意識到現實社會結構中城鄉文化的不平等，才有了“我”記憶中游小龍異乎尋常的身份建構努力，他不僅把城市文明當成外在的行為規范，還把傳統的道德文化作為內在的精神標桿，成了單位里一個孤獨的另類。然而，十年后的這次重逢，和整體搬遷到大足底社區的故鄉鄉親們居住在一起的游小龍，在“我”眼中最大的變化是由忌諱“山民”身份到坦然地以“山民”自居。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他的故鄉大足底村因為興修水庫集體搬遷到城郊，游小龍無論從外在空間還是內心世界都再次和他所屬的大足底成了一個整體。吉登斯認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既不體現于其行為，也不體現于他者對其行為的反應，而是體現為一種能夠聯結過去之經驗并能投射未來的連貫敘事。通過自我認同敘事，個體獲得一種內在真實性，并為有限的生命歷程提供一個基本信任框架。如果說過去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過度自律中，游小龍不得不在理智上強行割斷他與家庭、與村莊的根本聯系，因此無法建立起能夠統攝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關于自我的連貫敘事的話，那么如今借助城市化發展的外力，游小龍在對故鄉、親人的接納中，不僅達成了與自己的和解，也在內心建立起了關于自我的連貫敘事。他主動與“我”分享了他的家庭的秘密、他的村莊的過去，并把他為故鄉陽關山上的鳥獸草木寫的書托付給“我”，這些行為無不證實了這一轉變，而十年間鄉村向城鎮的巨大歷史變遷正是理解游小龍身份認同的基礎。

在城鄉二元對立格局已經得到極大改善的條件下，游小龍的鄉親們進城后雖然不會遭遇他那樣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但是他們依然面臨著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的種種調整?！拔摇痹诖笞愕咨鐓^耳聞目睹的正是這一群被“連根拔起”遷徙到城郊的鄉民們的種種不適應：從飲食起居、行為方式，到涉及生老病死的各種人生大事，他們都還沒有做好準備，甚至不知道如何著手進行準備。這些未能像游小龍一樣接受高等教育的山民不具備他那樣自覺的反思能力，只能憑借歷史、社會、文化的慣性力量而生活，包括游小龍的弟弟游小虎。在這種語境中，作為山民代表的游小龍的特別之處在于：他不僅以大足底社區中的一分子，也即山民群體的一分子，重新確認了自己的身份，而且開始有意識地著手建構山民們的集體記憶。他意識到：“對我們這些山民來說，盡管羨慕著城市文明和城里人的身份，但大山給我們的安全感其實更重要。對山民來說，大山是一種宗教般的存在，山上所有的鳥獸草木，所有的風俗習慣都是我們的避難所?！睘榇?，他由執拗地建構一己的“理想人格”轉而自覺地為陽關山人建構他們的集體歷史敘事，因為，身份認同總是由記憶、幻想、敘事和神話建構的。他寫陽關山的方言、動物、植物、禽類，他相信“星辰之下，眾生平等”，這些都昭示出游小龍及其代表的山民群體自我身份認同中的新質。而敘事者“我”也在對游小龍和大足底山民群體的理解中領悟到了時代轉換的必然和生命存在的多種形式。

二、多重鏡像中的自我透視

無論是弗洛伊德建立在現實原則基礎上的人格理論，還是拉康以超現實幻象為基礎的主體解構理論，都認為自我的建構離不開自身也離不開自我的對應物，即鏡像的存在。心理學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沒有作為差異結果之顯示的鏡像，人對自我與現實的認知都是無法完成的。設置多重鏡像的人物關系，多角度、多層次地對主要人物進行心理和精神層面的掃描、透視，是孫頻小說慣用的敘事策略，《以鳥獸之名》集中的三篇小說也不例外。

《天物墟》中的“我”、“父親”和老元三個人物構成多重鏡像關系?！拔摇痹谂c“父親”的鏡像關系中看到的是兩代人各自的失敗史，并深陷自暴自棄的泥淖不能自拔。直到“父親”死后，“我”按照他的遺囑回陽關山尋找墓地，遇到大山深處的民間文物專家老元，在這個完全不同于“父親”的另一重鏡像關系中，發現了之前被失敗感遮掩起來的另一個新的自我。跟隨老元整理文物的工作，“雖不免枯燥，但我發現我竟越來越喜歡這件工作了，就好像，它把我早已埋葬掉的某種尊嚴感又喚醒了，我居然有機會變成了我曾經假想中的那個人”。如果說下崗的“父親”是無形中帶給“我”心理陰影的那個人，那么老元則像一個深諳鏡像療法的心理療愈師。他講述自己由年輕時的自卑，到如何在文物研究中找到存在的價值“開始高看自己”。他虛構鮮卑貴族出身的歷史鏡像來激勵陽關山最窮的嶺底村村民，使嶺底村奇跡般地一躍成為大學生最多的村子?！兑曾B獸之名》中的城里人“我”與山民游小龍、游小龍與雙胞胎弟弟游小虎之間的鏡像關系也是不可忽略的。小說也特別暗示讀者在閱讀時不要忽視后一對鏡像關系的喻指，在游小虎初次出場和小說結尾都提到了“我”的感覺——游小虎就像是游小龍的倒影。受過高等教育、不斷自我反思的游小龍只有與善良但嗜賭的游小虎合二為一，才能作為大足底山民群體的代表，前者是差異和斷裂的向量，后者是相似性和連續性的向量，它們在相互構成的矛盾和張力中共存，也分別構成了山民群體城市化的動力與阻力。小說最后，“我已經無法確認眼前的人到底是游小龍還是游小虎了。更重要的是，我發現我其實并不想確認”，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體兩面，卻以看上去如此相反的形象出現。

更為復雜的鏡像關系出現在《騎白馬者》這部小說中。小說結尾處，“我”在四處探訪“聽泉山莊”老板田利生而無果的一個深夜，闖進了山莊的賓館，在恍惚中遇到了三個人：發小周龍、老井的兒子和一個“我”懷疑是田利生的陌生人。這是極具象征意味的一幕，敘述者讓小說中互為鏡像的人物會合在一起：作為主線的“我”與田利生，作為副線的“我”與周龍、與老井的兒子。甚至，白天在城市拾垃圾，晚上躺在馬路邊閱讀白天撿拾而來的文字的“騎白馬者”（作為作者的喻指）在小說中也亮了一回相。

“我”與田利生素昧平生，但在小說中，“我”卻鍥而不舍地翻山越嶺，幾乎走遍了陽關山的大小村莊，尋訪了各個與田利生有過交集的山民，其目的就是找到他?！拔蚁牒瓦@個人聊一聊，就只是想聊一聊，我有很多話想和他說，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知道他為什么要建聽泉山莊?！鄙踔痢霸谀敲匆粌蓚€瞬間里，他從人群中猛地回過頭來，我卻忽然看到了一張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我驚駭地發現，我已經變成了他，或者，是他變成了我”，“他像我的一個夢境，我覺得我必須得找到他”。小說中的田利生與其說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不如說是“我”的“欲望自我”更貼切。在尋訪者口中拼合起來的田利生是窮苦出身，出外打工從底層干起，偶然的機會賺了大錢回到陽關山建造“聽泉山莊”，欠下無數債務，工程尚未完成之際從陽關山消失。對“我”而言，田利生是出身陽關山，在城里赤手空拳打拼成功又返回故鄉的同類，“我”與他有著極其相似的前半生，所不同的是，“我”對這種生活有了反思和否定：“對于我來說，前半生是跟著欲望走的，后半生，我只想跟著心走?！弊鳛閺U墟存在的“聽泉山莊”時刻向“我”警示著田利生投資失敗的教訓，這個被時代的漩渦卷起又落下的同鄉，映照出資本擴張時代成功與失敗的虛妄。而“我”，也曾經那樣地渴望成功，“舍得用一個月的工資買一張成功學講座的門票”，尋找田利生的過程，毋寧說也是“我”一步步擺脫成功神話與欲望追求的束縛，從心靈出發再度確定自己存在意義的精神旅程。

“我”一路上遇到的幾乎全都是不愿意到城里打工掙錢而選擇主動留在鄉村的山民：葫蘆村打鼓自娛自樂的村民、辦農民報的劉天龍、默許老婆“拉偏套”的田忠柱。他們回答“我”的理由無不是留在山里“舒坦”“心里舒服”“自由快活”“自在散?！?。這些主動放棄了進城務工而選擇在山里居住的農民，某種意義上也成了“我”的鏡像，最終促成“我”堅定地放棄了以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經濟理性，選擇了和田利生背道而馳、和村民一樣的以滿意原則為核心的價值理性。小說也從側面揭示出近年來農民群體在情感價值上對于鄉村的回歸和肯定。小說結尾，“我”拿出二十年來積攢下來的巨款，有意地違背資本的增值本性，完成了“聽泉山莊”的爛尾工程，實現了當地村民的夢想，補償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土地租金和工程薪酬，使金錢成為替村民圓夢造福的工具。做完這一切，“我”寫信告慰妻子的在天之靈。妻子與發小周龍一樣，都是“我”的心靈鏡像，她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愛上“我”，無論“我”成功還是失敗，她對“我”的感情始終如一地樸素而恒久，而“我”在追逐成功的道路上卻時時想離她而去。小說結尾，“我”回歸到妻子代表的那個情義世界，告別了田利生代表的功利世界，“目送著他的背影一點一點地消失在了夜晚的森林里”。這也表明“我”在價值領域徹底告別了為經濟理性支配的渴望成功、恐懼失敗的欲望自我，回歸到忠實于自己情感與內心的真實自我。

三、復魅敘事呈現的遼闊與悲憫

《以鳥獸之名》 《騎白馬者》 《天物墟》建構了一個以陽關山、文谷河和其中的自然村落為空間背景的文學世界。令人驚異的是，孫頻不僅僅是以小說家的敘事營造出一個人物活動和情節發展的場域，在這個系列里，她還以人類學家和博物學家的視野與知識，賦予了自然和風景本身獨立存在的價值。山有山的名字，水有水的名字，每一個村莊、每一種動植物乃至每一種巖石也各有其準確的名字。一連串繁復而又獨特的命名令村莊、山林、風景具有了清晰可辨的人類學畫像，譬如《騎白馬者》：“幾道巨大的山溝像神將一般守在河流兩側，八道溝、八水溝、大背溝、大沙溝、小沙溝、未后溝、西塔溝……”?！厄T白馬者》中的村莊有山水卷、葫蘆村、嶺底村、木瓜會、杏壇村、花前村、老蜜溝，《天物墟》有瓷窯村、跑馬堰、西塔溝、佛羅漢、武元城、龐水村、嶺底村、西治村等。這些偏僻的自然村落只有極少的土著居民，近似于原生態的荒野，僅僅是朝夕陰晴的變化，就足以讓從城市中逆行回來的敘事者震撼不已，“我忽然在天地之間感覺到了一種之前從未曾見過的空間”（《天物墟》），更何況它還有更為蓬勃盛大、生生不息的人文風景?！短煳镄妗分械摹拔摇痹诟赣H亡靈的指引之下，回到了陽關山，并成為民間文物專家老元的助手，老元替代父親繼續引領“我”深入到陽關山過去的世界——“我”的祖輩們生活過的世界。這個空間遺留的有從先秦到清代幾千年來的各種文化遺跡、遺物，那些無處不在的寺廟、石碑、石窟、塔林、畫磚、墓葬群栩栩如生地記錄著前現代人們的農耕、畜牧、樂舞等生產和生活場景，揭示出前現代人與自然、鬼神親密無間的超自然主義的世界觀。老元本人也相信人可以通過古玉和鬼神相通，每一件文物里都住著一個原主人的魂魄。

陽關山這個未經現代化洗禮的荒蠻之地，不僅循環往復地上演著春夏秋冬一枯一榮的永恒劇目，也潛藏著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它以超出現代城市數倍的容納力，涵容了歷史與現實的一切。但是，這些遠離現代化發展中心的空間與風景的魅力卻因其缺乏利用價值而被人們放逐并遺忘了。就如韋伯所言，“古代世界那種迷霧一般的魅惑，在現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驅散了”e。只有取下現代化的理性濾鏡之后，才能重新發現真正的自然本身。當然，一片人跡罕至之地，既不會自我定位，也不會自我命名，必須借助藝術家才能成為救贖和重生的象征。小說中的風景說到底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作者投射于木、水、山、石之上的想象性建構。f如果說荒野是治療工業社會毒害的一劑解藥，那么對現代理性祛魅的自然進行復魅，回到自然本身，也意味著對當下消費社會符碼操控之下自然之死的文學拯救。

與陽關山的原始風景形成對照的是，《騎白馬者》這篇小說敘述的中心、一處頗具時代色彩的現代景觀——建筑在曾經的陽關山木材廠之上的度假村“聽泉山莊”，只不過它是以未完成的廢墟形象出場的。這座代表著消費主義時代資本擴張與欲望符號的度假村，不僅包括豪華的賓館、餐廳、會議室、活動室，還建有江南園、世界園、史前動物園、游樂園等各種景觀，那些佇立在森林深處的微縮版的世界著名建筑、用水泥做成的各種史前怪獸，與其說是人工搭建的旅游勝地，不如說是全球化資本擴張過程中培育出來的某種人類欲望與幻想，它意欲橫掃古今中外并收編時間與空間。脫離了以現代都市為背景的生存空間，這無疑是一個失敗的資本之夢與欲望之夢?！叭缃?，山莊門口早已荒草沒頂，在夜色中看過去，似是狐妖鬼怪們住的荒冢?！薄拔颐坎认氯ヒ荒_，都有一種心驚膽戰的感覺，好像踩在了它們的尸骨上面，我走得步履蹣跚，像一場戰爭之后唯一剩下的幸存者?！迸c敘事者對于陽關山未經現代化改造的原生狀態的贊嘆相比，敘事者對“聽泉山莊”的質疑與反諷流露出的則是作者對于資本擴張與過度消費等時代弊病的反思態度。

“我佇立月下，看著自己被月光投在地上的影子。這影子像時間的陰面，我可以看到它，而時間的陽面，我是無法看到也無法觸摸到的?！薄厄T白馬者》中的這句話某種意義上道出了這部小說集的創作取向。外面的世界與陽關山里面的世界是分屬時間陽面/陰面兩個截然不同卻又共為一體的存在，《以鳥獸之名》系列雖然將外面的世界推至遠景，但陽關山里面的一切又莫不關聯著虛寫的外面的世界，即現代化敘事的主流歷史時間作為時間陽面存在，而陽關山世界是那個晦暗的、靜默的、屬于時間陰面的“影子”般的存在。與“時間的陰面”相對應，小說敘事上也呈現出一種陰性特征，在文本中表現為夜晚、月亮、廢墟、墓地等意象的集中描繪。一個時代的整體必然是由陽面和陰面共同構成的，陽面喻示著進取，陰面則喻示著容納?！兑曾B獸之名》在擺脫了社會現代性的單一評價標準的“逆行”敘事里，容納了自然萬物的非功利存在狀態，也容納了當下鄉村多元生存方式的存在，這是作者的悲憫之處，也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人文關懷。

【注釋】

a孫頻：《以鳥獸之名》，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

b[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中的自我與社會》，夏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9、200頁。

c[英]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陳永國譯，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頁。

d[法]丹尼斯·庫什：《社會科學中的文化》，張金嶺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30頁。

e[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7頁。

f[英]西蒙·沙瑪：《風景與記憶》，胡淑陳、馮樨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作者簡介※湖北文理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