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中國教育故事 服務人類教育發展
——專訪上海師范大學張民選教授

張 民 選,孔 令 帥,舒 美 豪

(上海師范大學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上海 200234)

被訪者簡介：張民選,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主任、教育部國際教育研究基地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比較教育分會副理事長;曾任上海師范大學校長、上海市高校智庫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上海實驗學校校長等職;此外,還擔任上海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負責人、教師教學國際調查項目(TALIS)負責人、中英數學教師交流項目負責人等。

訪談者簡介：孔令帥,教育學博士,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研究員;舒美豪,上海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的重大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1]。講好中國教育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進“留學中國”品牌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經驗、發出中國聲音,增強我國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2]。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以下簡稱“聯教中心”)(Teacher Education Centre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簡稱UNESCO TEC)的主任,張民選教授帶領團隊,努力將“聯教中心”打造成推動中國教育經驗對外傳播的重要平臺。那么,“聯教中心”是如何成立和運作的?我們應如何深入總結中國教育的優秀經驗,利用數字技術講好中國教育故事?青年學者在講好中國教育故事方面應如何作為?帶著這些疑問,孔令帥教授接受《教師教育學報》委托,對“聯教中心”主任張民選教授進行了專訪,力求更深入地了解“講好中國教育故事,服務人類教育發展”這個時代命題。

一、建立新中心:打造全球持續對話高端平臺

訪談者：張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撥冗接受采訪。您領導并創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經歷了很多曲折。請您介紹一下“聯教中心”的籌建歷程。

張民選：“聯教中心”的建立,是貫徹聯合國教育可持續發展理念、響應國家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倡議,以及推動上海全球城市建設計劃實施的一項舉措[3]。我們生逢其時,有責任為國家和世界的教育發展作出貢獻。

2015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韓國仁川舉辦了世界教育論壇,邀請了世界各國教育部長參加。會議通過了《仁川宣言暨2030年教育行動框架》(以下簡稱《宣言暨框架》)(Education 2030: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缎贼呖蚣堋反砹烁鲊腿蚪逃鐚?030年教育議程——確保每個人都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的堅定承諾。由挪威首相、馬拉維總統、印度尼西亞總統和智利總統以及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共同成立的教育委員會(The Education Commission)在2015年發布的文件中指出,要在2030年實現教育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需要招聘6 900萬名合格教師,教師缺口中76%以上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亞地區[4]。因此,只有調動包括國際合作在內的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培養數量充足且專業合格的教師。沒有足夠多的合格中小學教師,將難以實現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小學和初中教育的全球普及目標也將無法達成,終身學習型社會也無法真正建立。

2015年9月,聯合國在其紐約總部舉行了聯合國成立70周年慶典,同時召開了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it 2015)(以下簡稱“峰會”)。各成員國在峰會上正式采納了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了17個優先發展領域,也被稱為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其中,SDG4,是聯合國提出的2015年至2030年間要實現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第4項內容,即教育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優質教育。SDG4致力于在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和職業技術培訓等各個層面實現全納、公平的優質教育,強調所有人都應該并且可以獲得終身學習的機會[5]。為進一步推動教育可持續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細分出教育發展的7個子目標和3個條件性目標。教育可持續發展的7個子目標分別用SDG4.1、SDG4.2、SDG4.3……SDG4.7來表述,以突出2030年所要達成的核心目標,即確保實現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享有終身學習機會。另外,3個條件性目標被表述為SDG4.a、SDG4.b、SDG4.c,它們被認為是實現7個子目標的前提條件。如果這3個條件性目標未能達成,那么7個子目標也將難以實現。其中,SDG4.c指出,教師在實現教育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到2030年,社會還將需要超過830萬名合格的中小學教師,因此,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開展師資培訓方面的國際合作,成為實現教育發展目標的舉措之一[6]。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與世界教育論壇的主旨緊密契合,都強調了解決合格教師缺口問題的緊迫性。

2015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發表了題為《謀共同永續發展做合作共贏伙伴》的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面向未來,中國將繼續秉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原則,同各國一道為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作出努力;中國鄭重承諾,以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為己任,團結協作,推動全球發展事業不斷向前[7]。2015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此次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繼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等[8]。創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正是為國家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增強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提供了一個平臺。

當時,上海已經提出了“全球城市”的建設方案。為此,我寫了一份報告給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韓正同志。報告提出,“全球城市”或“國際大都市”不僅應該是經濟發展中心,還應該是道德與文化高地和國際組織入駐地。例如:美國紐約有聯合國總部(United Nations)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英國倫敦有英聯邦總部(Commonwealth of Nations)、世界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法國巴黎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日本東京有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德國法蘭克福有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等等。上海要建設成一個國際大都市,不僅要加強港口建設,吸引各國公司和銀行,提升經濟輻射力和資源配置能力,還要成為國際組織的重要駐地,為其他城市開展文化教育、價值引導和文明交流等樹立榜樣。韓正同志一個星期后回信,明確表示支持上海開展這項工作。我們同時提請上海市政府和教育部抓緊時機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在促進聯合國SDG4.c目標實現的同時,推動教師教育發展和全球教育發展,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另外,上海建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也有助于上海成為世界和區域文化中心,成為全球對話的重要平臺。

2015年11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正式來函,要求我們負責啟動申辦籌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等各項工作。經過長達7年的艱苦努力,我們成功完成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師教育中心的籌建工作。這期間,我們遭遇了各種挑戰與困難,但是從未放棄,一直在積極探索和創新。我們致力于打造一個全球性的可持續發展的高端平臺,用以分享中國教育經驗、促進中國教育故事的傳播、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

訪談者：您帶領的團隊在中國教育走向世界、講好中國教育故事、服務人類教育發展等方面,都有非常扎實的理論研究基礎和非常豐富的實踐探索。您撰寫的《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國際組織人才培養與選送》等專著,開辟了我國比較教育研究的新領域。另外,您在中英數學教師交流項目以及坦桑尼亞數學教師研修項目等實踐探索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果。請您分享一下,您的團隊在傳播中國教育故事和服務全球教育發展方面所開展的工作。

張民選：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協議中,“聯教中心”被賦予了“四大使命”和“四大職能”。所謂“四大使命”,是指“聯教中心”要成為全球教師教育領域的服務提供者、標準制定者、研究中心和資源管理中心。為了實現這“四大使命”,“聯教中心”又被賦予了“四大職能”。所謂“四大職能”:首先是“知識生產”職能,即“聯教中心”要進行教師教育領域的知識創造和研究工作;其次是“能力建設”職能,即“聯教中心”要為各國教育者提供培訓和研修,提升他們的能力素養;再次是“信息共享”職能,即“聯教中心”要向世界各國傳達教師教育的知識經驗并制訂教師教育最新方案;最后是“技術服務”職能,即“聯教中心”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人員和物資支持。堅守“四大使命”和發揮“四大職能”,是“聯教中心”正常運作的基礎。

一方面,“聯教中心”堅持遠程國際服務,為英國的數學教師、蘇丹的教育部和大學工作者、哈薩克斯坦等中亞4國以及東盟10國的各類教育工作者,提供“云端教研”“教師教育現代化”“高階思維”“信息技術在特殊教育中的運用”等主題研修;另一方面,“聯教中心”也繼續加強線下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例如:2023年3月,“聯教中心”的機構領導率領團隊前往坦桑尼亞進行交流與研討;同年,坦桑尼亞的教育官員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機構的代表一起來到“聯教中心”進行交流與合作;還有一批坦桑尼亞的數學教師教育者和課程開發人員在“聯教中心”學習了20余天;“聯教中心”與坦桑尼亞國家教育科學研究院合作建立了“聯合教育研訓中心”,為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等等。此外,“聯教中心”還積極參與全球教育峰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進行合作與研討。例如:2023年4月,我隨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美國參加全球教師專業發展峰會;同年5月底,東盟國家駐華教育官員集體訪問“聯教中心”,雙方共同商討“聯教中心”與東盟10國的教育合作與交流事宜;同年6月“聯教中心”還召開了國際顧問委員會會議,邀請了來自不同國家的10余名國際組織代表和教師教育專家參會。

二、傳遞新經驗:互鑒人類優秀教育成果

訪談者：您帶領的團隊的確作了大量的工作。您認為當前應如何更好地講述中國教育故事?可以分享給世界的中國教育經驗有哪些?

張民選：要講好中國教育故事,需要進行更多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劉寶存教授等人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一篇文章,借鑒了外國學者的5W理論,闡釋了如何講好中國教育故事等相關問題[9]。我先前也在《教育發展研究》一文中,結合中英數學教師交流項目,論述了“為什么要講好故事”“如何吸引別人來聽故事”“講什么故事”“怎么講故事”和“誰來講故事”等5個問題[10]。實際上,我國學者與國外學者在許多方面都有共識,這些共識可以作為建構我國國際教育傳播理論的基石。

首先,“為什么要講好故事”,即思考講好中國教育故事的意義是什么。通過講好中國故事,可以向世界展現一個更加全面、真實和進步的中國形象,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與主動權,改變中國在國際傳播中的“逆差”“反差”和“落差”等問題[11]。同時,通過講述中國教育故事,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他人和世界,也能更好地認識自己,從而促進中外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發展。

其次,“如何吸引別人來聽故事”,即思考為什么別人要聽故事。講故事者不能自吹自擂,也不能抱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執念。中國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大型國際教育活動,通過在國際事務中的交流,以及在國際教育測評中的表現來展示教育成就。同時,中國還要積極向其他國家學習,以彌補自身不足。中國要自信地展現教育優勢,用事實和行動吸引其他國家來聽中國故事并研究中國經驗。

再次,“講什么故事”,即對故事內容部分進行詳細分析和篩選。對“講什么故事”,我們有時并不清楚,誤以為我們的成就、經驗就是故事。每個行業都需要挖掘“自身的故事是什么”,其中就蘊含著經驗。中國成就和中國故事是不同的。成就是已經取得且顯而易見的成績,如在2009年和2012年的兩屆PISA測試中,上海學生都取得了閱讀、數學、科學三大領域的第一,2012年上海學生的數學素養的平均成績為613分。如果只是單純地講述“上海學生取得了613分”這個結果,那么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們已經看到了這個成就。如果經驗僅僅是籠統的“上海學生作了大量的功課”,那么顯然也沒有總結出故事的核心所在。因此,在國際測評和國際活動中顯示出中國教育成就后,必須研究出實踐經驗是什么,這才是故事的核心。

在上海,有很多人講中國教師的優秀經驗,但外國代表團來了又很難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教育經驗。為此,我提出了一個教師教育與培訓三角互動機制模型(Triangle Interactive Mechanism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具體見圖1。從圖1可以看到,在教師動機和政府機制的基礎上,教師職業發展階梯、在職培訓與發展以及績效評價與表彰之間形成了穩定的三角互動關系,這清楚表征了我國教師群體專業發展的基本特征[12]。

圖1 教師教育與培訓三角互動機制

從圖1中可知,最上面的三角形代表了中小學教師職業發展階梯,即從初級、中級、高級到特級的教師職業發展路徑。如今,我國中小學已經有了正高級教師,相當于教授級教師。有些國家也有類似的制度,有些國家則反對這種制度。2016年1月,我在華盛頓出席了美國科學促進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召開的“教師專業發展論壇”,并作了題目為《上海教師政策:三位一體的政策體系》的演講,提到了教師教育與培訓三角互動機制。會上,美國教育者認為美國中小學教師非常專業,不需要職稱制度。我反問,既然大學教師和中小學教師一樣都是專業人員,為什么大學教師可以評職稱而中小學教師不行?美國大部分教師進修需要自己承擔費用,因此很多教師不愿意參加進修。中國的職稱制度是鼓勵教師進修的,通過每年的評估,教師可以晉升職稱,這便形成了一個連續循環,即教師職業發展階梯、在職培訓與發展以及績效評價與表彰三個部分相互關聯。中國會組織許多教師競賽,如中青年教師教學大獎賽、制作教學課件比賽等。在中國,教師如果想晉升職稱,就要每年接受評估和參加競賽,并表現出色。教師如果想提升能力,就可以參加免費的進修。教師職業發展階梯、在職培訓與發展以及績效評價與表彰之間形成的這個三角互動機制得到了廣泛認可。某些國家可能有評價體系,但沒有職稱體系,或者評價過程并未得到統一。當然,這還涉及教師地位等其他問題。因此,我國要認真總結自己在教師教育與培訓方面的經驗和積累相關知識,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這樣,當向他人講中國故事時,就不會僅僅停留在一般的成就上,而是可以告訴他們在取得成就的背后,中國是如何做到的。

從次,“怎么講故事”,即既要講外國人渴望聽、喜歡聽的教育故事,又要講外國人聽得懂的教育故事。中國教育工作者講述故事不能是為了讓大家鼓掌喝彩,更不能讓他人感到恐懼和威脅。我曾經對坦桑尼亞教育官員和教師說過,坦桑尼亞也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本國教育的迅速發展。這就是他們愛聽的內容,并在聽完后愿意學習與嘗試。另外,中國教育工作者要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言講述中國故事。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僅停留于使用外語進行講述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心理學和跨文化交際等問題?，F在英國人也開始重視教研組的功能,坦桑尼亞也在舉辦青年教師競賽。通過教育工作者的講述,中國教育經驗被世界同行認可、借鑒,并且得以推廣。

最后,“誰來講故事”,即要讓中國的教育研究者、一線教育工作者,甚至世界同行一起來共同講述故事。例如,美國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寫的《上海的秘密》(The Shanghai Secret)、世界銀行的中國籍教育專家和上海師范大學的高校教授一同出版的《上海如何做到》(How Shanghai Does It)等作品,都與我們一起講述了中國教育故事。英國國家卓越數學教學中心小學部主任黛比·摩根(Debbie Morgan)——一名每年都來上海學習的隊長——提升了英國學生的數學成績。2021年,黛比·摩根也因此獲得了英國女王的生日獎項。

訪談者：您認為我國應該如何吸取世界先進的教育經驗?

張民選：我認為可以通過“聯教中心”這一平臺來了解世界各國的優秀教育成果?！奥摻讨行摹奔皶r地將世界各地的文化成果傳遞給中國人民,并與國內教師分享研究進展,從而服務中國教育發展。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21年和2022年舉辦了多次重要峰會,強調了教師作為知識發現者和生產者的角色,“聯教中心”秉持海納百川理念,匯集了世界各地的優秀研究成果并加以展示;2022年9月,聯合國召開世界“教育變革峰會”,提出了對教師的新認知和新期望,即教師應該從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知識的發現者與生產者以及危機與變革的駕馭者[13],“聯教中心”及時發布了這些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改革動態;等等。了解世界各國的優秀教育成果,可以使中國看到自身教育的不足。正如我201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所提到的,中國要保持自信、自省和自覺,要相信自身擁有的教育經驗具有獨特性,辯證地認識到我國教育存在的弱點、盲點和痛點,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自覺成為教育的發展者和改革者[14]?？傊?中國既要講述中國教育故事,又要積極向其他國家學習、借鑒先進的教育經驗。

三、利用數字技術:賦能教師專業發展

訪談者：您提到教研組和教研體系是我國特有的教育經驗,那么在數字時代應如何更好地運用數字技術促進教師成長與發展呢?

張民選：教師首先要成為終身學習者。當新的技術出現時,教育工作者應持積極擁抱的態度深入體驗和研究,而不能害怕或排斥。歷史告訴我們,拒絕適應新技術可能會被淘汰。因此,面對信息技術,教師要能看到技術帶來的優勢,認識到信息技術為教育提供的便利,如信息技術解決了信息傳遞等問題。過去,要學習就需走近教師。以孔子為例,他不拘泥于一個地方授課,而是經常在不同國家之間奔波。他的弟子為了求學就必須緊隨其后,因為如果離開了孔子,將無法獲取學問。后來,我國收集書籍等資源建立了藏書樓,而西方則有了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些資源非常寶貴,不再局限于個體所有。學習者可以前往藏書樓借閱書籍,也可以到博物館學習。盡管教育成本非常昂貴,但是學習資源有限,學習者仍不得不借助這些設施?，F今,信息技術就像是打開了一扇通往知識的大門:我們只需一臺能夠聯網的電子設備,便能在家中獲取渴望的學習資源。這就是信息時代帶給我們的巨大便利,實現了人人可學、處處可學、時時可學的新模式。

然而,信息時代的學習模式還沒有實現因材施教的個性化教學。即使學習者可以線上訪問哈佛大學的課程,但線上45分鐘的課堂可能不如面對面授課有效。這是因為人類是社會性生物,需要互動交流。此外,線上教學很難適應所有人各不相同的認知風格。如果選擇回到傳統課堂教學,那么信息技術的用武之地又在哪里呢?除了傳遞信息和遠程教育,信息技術還有哪些潛力和優勢可以挖掘?這些問題好像尚未被充分解答,但實際上,數字時代已經開始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某種答案。當使用抖音等應用軟件時會發現,平臺會根據使用者的喜好提供相關內容。每次使用這些產品時,使用者的偏好都會被記錄下來,在大數據搜集和算法的支持下,平臺會根據使用者記錄為使用者快速提供符合其興趣和認知風格的內容?，F在的挑戰在于,教師能否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如果不能,教師可能會被淘汰。未來找家教進行學習輔導,實際上是在尋求個性化教育。班級授課制度難以滿足不同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因此其他的解決方案會應運而生。有的家長可能會選擇購買科技產品,而不是雇傭家教。例如,家長每月可以購買名為“淘客”的科技產品,根據他們認為合適的頻率,每周或每兩周收到一份快遞包裹,包裹里有科學小實驗所需的材料,學生可以按照說明書獨立操作,或在教師和家長的指導下完成操作。如果在完成實驗的過程中遇到困難,可以預約一個時間,請線上教師進行輔導,從而實現個性化教育。教師應該成為數學技術的駕馭者,將數字技術適時地應用到教學過程中。

雖然數字技術在許多方面可以助力教師打造優質課堂,但是人類也擁有3個無法被替代的獨特優勢。首先,教師能夠通過觀察和判斷預測未來,為學生成長提供服務。例如,ChatGPT 3.5版本只能提供截止到2021年的數據,無法進行前瞻性判斷。計算機技術目前主要依賴歷史經驗和數據,而教師可以預測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為不同個性的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和人生發展建議。其次,許多情感和社會性問題無法由機器解決。在學生學習過程中,教師可以為其提供社會和情感方面的支持。最后,盡管數字技術提供了許多資源,但還有很多資源并不僅僅來源于數字技術,這就需要教師進行多種資源的整合。例如,教師可以在互聯網開設線上學習課程,同時也可以邀請專業人士作為外部教育資源的補充。除了數字技術,教師可以混合使用多種技術,這是教師應該具備的能力。虛擬學習和傳統實體學習各有優勢,教師要實現更高的教育目標和取得更有效的課堂教學,就要運用各種混合技術,而不僅僅依賴于數字技術。同時,教師還可以通過創造適宜的學習環境來幫助學生成長。教師要明確未來的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壟斷者,而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因此,教師要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所提供的便利,提高課堂教學效率。應該看到,新技術也會帶來新風險。為此,中國必須努力研究如何防范和降低新技術對人類造成的安全、倫理和其他方面的風險。

四、提出新展望:服務人類教育發展大有可為

訪談者：正如您所說的,比較教育學界的研究者應該在講好中國教育故事的時代背景下作出更大貢獻。那么,您對我國比較教育學界的研究者有哪些期望呢?

張民選：對比較教育學界的研究者而言,我有兩個方面要強調。

一方面,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在汲取世界各國先進經驗時,一定要突破文獻研究瓶頸,尋找研究創新點。文獻研究是創新的基礎。在信息時代,教育研究者可以輕松獲取外國文獻,并借助工具有效整理文獻,這就要求研究者更深入研究文獻背后的內涵。信息流通的便利讓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常常會有危機感。這就使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自己的學術競爭力何在。因此,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只有深入挖掘文獻的來龍去脈,才能超越現狀,邁向更高的境界。擁有大量的文獻并不等同于深刻地理解這些文獻?，F在比較教育領域的年輕研究者少有真正閱讀和研究這些原始文獻的。我對此狀況深表擔憂。

另一方面,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應該在閱讀了廣泛的文獻研究基礎上,對這些文獻的背景、形成和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即深入探究文獻的來龍去脈?！奥摻讨行摹迸c世界銀行合作撰寫了《上海是如何做到的?》這一本書。在書中,研究團隊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國的教育政策文本,并進行了綜合比較分析,采用了數據分析方法,對政策的意圖及實施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團隊還采用問卷形式,收集和分析了各個國家或地區教育政策和制度的相關數據。例如:提問“某國家或地區的政策是否提出了對教師的明確期望”時,將每個政策的實施情況劃分為4個級別:潛在、新興、成熟和先進?！皾撛凇奔墑e表示該指標背后的政策尚未到位,或對相關教育政策的開發有限;“新興”級別表示政策已在實施,一些實踐效果好,但政策仍在完善中;“成熟”級別表示計劃或政策實施效果良好并達到最低標準,但可能在內容和范圍上受限;“先進”級別表示項目或政策實踐效果非常好,可與國際標準同等看待。研究結果表明,上海在50多項文獻研究統計分析中都居于成熟和先進級別[15]。

現在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要突破文獻研究的局限,深入到教育實踐中去。如果要研究美國,就親自到美國去了解;如果要研究英國,就實地考察英國。正如比較教育學家埃德蒙·金(Edmund J.King)所強調的那樣,比較教育研究需要了解文獻的背景、概念、操作以及實際運作方式,要弄清楚文獻和實際操作之間的聯系[16]。中國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對獲取的外國文獻,既要深入研究和借鑒這些國家的先進經驗和做法,也要評估這些經驗和做法是否適用于中國。

外國文獻中的理論與實際操作之間常常存在差距。因此,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不能盲目地追隨理論而不加思考,對文獻研究也不能僅局限于文獻本身,而是要進入實際的教育領域進行深入比較和研究。我認為參加國際測試既是引進外部先進經驗的渠道,也是走出去展現本國成就的方式。我鼓勵年輕的教育工作者去教育部門掛職鍛煉,因為掛職可以讓教育工作者更深入了解中國當地的教育現狀。一個不了解中國的人無法真正地講好中國故事。比較教育工作者不能簡單地將自己小時候的教育經歷當作今天中國教育的狀況。教育工作者只有了解中國教育現狀并可以系統地向其他國家介紹中國教育實際情況,才能真正達到講好中國故事的目的。此外,比較教育工作者還需要了解如何將這些經驗傳達給其他國家的途徑。在中國相對落后的時候,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學者都向中國伸出了援手。因此,中國比較教育工作者的任務不僅是向其他國家學習,也包括為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提供服務。在為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比較教育工作者不僅要完成講好中國故事的任務,還要承擔起為全球教育發展作貢獻的責任。

訪談者：您的格局和視野非常宏大,感謝您對“講好中國教育故事,服務人類教育發展”這個命題的詳細闡述,這為教育科研工作者以及一線教師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與啟發。再次感謝您接受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