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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理論依據、鮮明特征與推進策略

2024-04-16 09:39葛永鈞
理論與當代 2024年1期
關鍵詞:共生現代化理念

葛永鈞

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拓展,是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探索基礎上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既體現了對中國百年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傳承,又展現出強烈的新時代特色,與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現代化模式形成鮮明對比。在資本邏輯下的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中,自然完全是一個外在于人的客體對象。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過是人對自然的征服,是自然及人本身對某種理性的強制力量的屈從。這種以科學技術為基礎,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為代價的掠奪性現代化,顯然與中國式現代化理念相悖,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相悖,與我國堅持人民立場的治國原則相悖。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币蚨?,新時代推進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自然、社會、經濟發展普遍規律的深刻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內生于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新發展理念,是深度結合我國發展實際、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生態智慧、與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創造性結合的現代化,符合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普遍追求和對美麗中國建設的期待。黨的二十大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一步上升為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使命任務,厘清其理論依據、鮮明特征,對于深入把握這一生態理念的推進策略具有關鍵意義。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理論依據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發端于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

中國共產黨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既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完善創新的歷史過程,又是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和生態智慧弘揚復興的過程。中華傳統生態文化與生態智慧,是我國古代人民歷經數千年實踐探索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是被實踐反復驗證且行之有效的思想理念,彰顯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特質與文化底蘊。其中,和合自然觀是我國古代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文化流派相互碰撞、互相滲透、彼此融合后形成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集中體現?!昂汀睘槿f物和諧而不相害,“合”為兩物相合而彼此融洽,“和合”構成了我國古代人民處理自身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態度與高尚境界?!抖Y記·中庸》這樣描繪和合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睆娬{萬事萬物都應適中且有節度,并遵循天下共同的法度。最終,達到中和的境界時,天地萬物就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我們今天構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發端于我國古代傳統生態文化,又結合了我國當前發展的具體情境。從歷史文化演進上看,我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主張“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認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具體到對待人與自然關系上,儒家一貫堅持適度利用、克己節制的思想?!疤旌窝栽??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說的是:上天何嘗有言語呢?四季運行在那里,萬物生長在那里。這句話闡明了天地四時運行的法則與山川水土流轉的規律,表達了儒家對自然規律的順應與敬畏?!白俞灦痪V,弋不射宿”說的是:(孔子)只用魚竿釣魚,而不用大網來捕魚;只用箭射飛鳥,但不射歸巢棲息的鳥。以此表達孔子遵循自然規律,適度捕撈與適度涉獵的克己節制態度。

以老子為主要代表人物的道家以“道”為核心,強調“自然之道”,返璞歸真,以“自然”“無為”作為社會、人生的理想狀態。在論述人、地、天之間的關系時,老子強調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說的是:人們依據大地而生活勞作,繁衍生息;大地依據上天而寒暑交替,化育萬物;上天依據大“道”而運行變化,排列時序;大“道”則依據自然之性,順其自然而成其所以然。老子以此表達將天、地、人統一起來的道,因循自然規律達致“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道家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莊子將“道”的哲學思想進一步概括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說的是:天、地、人是同等且共生共存的,萬物與我是一樣的,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莊子進一步闡明,天、地、人之間應當遵循其本身而自由發展,規勸人要戒除不必要的欲望,免除物我之間的差別,按照自然本來的規律,順應自然并與之融為和諧的一體。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內嵌于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

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生態理念的第二個理論依據。馬克思從唯物史觀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指出人類作為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體,與自然之間存在內在的辯證統一關系。人在進行社會實踐活動時,應當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換言之,人在進行社會實踐活動時,一方面,依靠自然界獲取各種各樣的生活資料;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各種物質資料為人維持生命提供了可能。人在獲取自然給予的各種生活資料的過程中與自然發生持續的交互關系,這種交互關系建立于人類社會活動之中。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人的自然的存在對他來說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對他來說才成為人”。人與自然在社會活動中實現了本質的統一。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不應當是異己的、二元對立的關系,自然也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單純的無機界。盡管自然還保持其物質性,但自然就其本身而言,是人維持基本生命體存活的無機身體。因而,人與自然之間應當是相互生成的有機整體。

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物質性的,是自然界長期發展演化的產物。正如恩格斯所言:“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因而,人本身并不應當同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物質相矛盾,更不應當成為自然規律的破壞者。另一方面,人持續不斷地改造自然使之人化,并且在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過程中出現了馬克思辯證自然觀和資本邏輯下的自然觀分野。馬克思主張,人利用日益發展的生產力,緩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系,維持人與自然之間張力的彈性。即在利用自然維持人類生存的基礎上也維護自然生態的持久運行。在資本邏輯下,人利用日益提升的生產力對自然進行最徹底、最野蠻地掠奪。人日益從與自然相互生成的和諧關系中跳脫,成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在極度破壞自然規律的掠奪中失去自然這個無機身體,失去人類生存的最基礎的物質資料源泉。

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證明,資本邏輯下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扭曲的關系。人需要通過勞動實踐實現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手段。人作為物質性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為社會化的人應當保持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張力,只有這樣人才能夠在解放自然的進程中也解放人類本身。按照馬克思的意見,人與自然之間應當維持這樣一種和諧:“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顯而易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遵循了人與自然是相互生成的有機整體這個歷史規律,是內嵌于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的。尤其是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積極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將保護生態環境置于同發展生產力一樣的高度。以生命共同體為理念先導,以建設美麗中國為目標指引,以碳達峰和碳中和為戰略設計,以綠色發展為實現路徑,以環境治理體系為可靠保障,構建了中國式生態文明體系。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鮮明特征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對西方掠奪式現代化的超越

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西方傳統現代化,是一種以科學技術為基礎,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以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為代價的掠奪性現代化。其奉行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導致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以及綜合性生態危機頻發。實際上,西方傳統現代化主要受到機械自然觀的影響,在這種機械自然觀中,人凌駕于自然之上,自然完全是一個外在于人的客體對象。所謂人與自然的統一,不過是人對自然的征服,是自然及人本身對某種理性的強制力量的屈從。人與自然作為一對對抗性要素,在理論上,人或是處于絕對順從和被動的地位,以自然的附屬物而存在;或是凌駕于自然之上,將自然作為征服和改造的對象。在實踐中,表現為被資本驅使的人對自然的剝削,即“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裂縫”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循環的阻斷。

資本主義爭奪剩余價值和瘋狂掠奪世界資源的資本本能,決定了其在追逐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必然追求凌駕于自然之上的能力。因而,在資本主義制度安排下的勞動實踐,是人類喪失自覺、自愿性,變成被資本和利潤驅使下的強迫勞動,是將自然作為被掠奪和奴役對象的極具擴張性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言:“在各國人民未來的生活中,通過機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將成為我們的奴隸和奴仆?!比藗儗⑹钩鰷喩斫鈹祦眈{馭和掌控機器發揮的自然力,并以此來破壞自然規律,贏得財富??v觀資本主義發展史,其見證了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崛起中導致的人與自然關系割裂以及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需要指出的是,自然具有先在性和前提性,人對自然的支配具有暫時性和相對性。西方資本主義秉持的先污染再治理模式,往往忽視了生態閾值問題,即高昂的生態治理成本及部分生態破壞的不可逆性。這種竭澤而漁的工業化崛起顯然不符合我國追求的現代化道路方式。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將人與自然視作相互生成的有機整體,在政策設計與工作部署上,始終將關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協調作為行動目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安排下,生產資料所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生產力發展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目標,而生態良好是美好生活的必然要素。中國式現代化與資本邏輯下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與自然對立的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有著本質區別,其徹底改變了西方傳統現代化進程中“征服自然”的錯誤觀念,有效克服了先污染再治理模式的弊病,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現代化,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的現代化。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黨在持續實踐探索中總結的經驗

生態文明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嬗變中形成的??v觀新中國發展歷程,可以清晰地發現,我國歷屆領導人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創造性地結合了傳統生態智慧與馬克思主義辯證自然觀,最終形成了中國生態文明理念。其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是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對生態文明實踐的最新概括。這一理念的形成經歷了起步發展、生態實踐、與時俱進、突出發展到走向成熟五個階段。在持續實踐探索和長久貫徹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論深度與實踐廣度發生了質的飛躍,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之一。

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和探索的基礎上,逐漸奠定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總基調。毛澤東同志強調,人去壓迫自然界,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自然界有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要把你整死。在這一思想引導下,我國開啟了保護環境、新修水利等一系列工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以制度設計保障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思想,改善了以往靠政治運動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路;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漸把握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思想,主張綜合平衡可持續發展理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并強調科學技術在解決人與自然矛盾上的關鍵作用;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我國生態治理經驗教訓,借鑒他國生態保護經驗,以科學發展觀為基礎,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命題,強調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建設生態文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系統謀劃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中,始終堅持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發展的重要考量,并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高度,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論斷以及綠色發展的生態理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生態環境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倡導綠色發展理念的背景下,我國將環境資源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將實現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作為綠色發展目標,把可持續發展確立為國家戰略;將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經濟結構改革的重要任務,把“綠色化”“生態化”作為考量經濟活動過程及結果的關鍵指標。這些舉措彰顯出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對自然、社會、經濟發展普遍規律的深刻理解、對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充分認同以及對綠色發展理念的不懈追求。

(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貫徹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品格,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普遍追求和對美麗中國建設的廣泛期待與政府生態環境質量供給不足是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黨中央根據我國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現實狀況,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正是對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需求的切實回應,也是對過去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導致的經濟總量擴張與資源有限供給、資源低效率供給以及環境容量不足之間矛盾的反思。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是執政黨使命所在”。因而,妥善處理謀求發展與生態良好之間的矛盾,是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關鍵方面。從顯性維度來看,生態問題是自然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從隱性維度來看,生態問題是自然環境與人類實踐活動之間的矛盾。確切地說,是人如何處理各種欲望與自然承載力的問題,是如何處理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問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時,堅持克己節制、友好開發和可持續開發的原則,自然往往給予豐厚的回報,如果粗暴掠奪、無序開發,各種各樣的自然災害則必然積重難返。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

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我國建設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確保人民主體地位的現代化。人民的主體地位除了依靠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加以確立外,還需要依靠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來確立。不能無限制拉扯人與自然關系的張力,社會發展不能以無休止破壞環境為代價。因而,為了人類長久持續的生存,堅持自然進化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的辯證統一,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是堅持人民立場的最好例證。黨中央一貫高度重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人類價值,始終將人民對美好生活和美麗中國建設的期盼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在持續實踐探索的基礎上走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之路。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這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方位上把生態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指明了目標方向、提供了行動指南、繪就了實現路徑。

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的推進策略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保證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也必然由黨來領導踐行。事實上,中國生態文明思想的形成歷程有力地證明,只有黨的領導才能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貫徹到底,也只有黨的領導才能始終如一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新時代以來,我國在污染防治和生態文明建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證明了黨在環境治理上的能力與決心。在黨的堅強領導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成為凝聚各界共識的最大優勢。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構建新發展理念,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專題報道,2021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PM2.5平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34.8%,全國地表水I—III類斷面比例達到了84.9%,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4.4%,表明黨踐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取得了重大成果。

從全球整體環境變化來看,冰川正在加速融化,以海嘯、洪災、地震等為代表的極端自然災害頻發。從我國整體生態環境來看,生態文明建設“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妥善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需要在黨的領導下,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站在對人類文明賡續負責的高度,擘畫美麗中國的宏偉藍圖。黨的二十大報告從“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等方面作出具體部署,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是對經濟增長中資源環境、生態問題以及傳統發展模式背后的全面危機的一次集中回應。以往低技術、低效率、粗放型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合我國現代化建設要求,也不能滿足人民對美麗中國建設的期待。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生產力發展適配資源節約、綠色低碳和可持續開發等綠色指標。這意味著,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必須推進碳中和與穩增長有效協同。這是在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等多重目標、多重約束下進行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相比于發達國家的能源需求、經濟水平與技術優勢,我國工業化與城鎮化建設對能源消費與碳排放需求持續走高,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加之較高依賴外部進口的油氣資源需求,導致我國能源安全形勢較為嚴峻。解決這一困境最核心的突破口就是全面推動科技創新,以科技創新驅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全面推動科技創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尤其是集中力量突破關鍵技術,依靠科技進步帶動高附加值產業和綠色低碳產業的加速發展,是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關鍵內容。一是建立制度完備的高質量人才培養體系,優化配置創新資源,最大限度使優質資源用在“刀刃”上;二是優化國家科研機構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以化石能源清潔低碳利用,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以及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利用、儲能等重點技術攻關作為關鍵考量指標;三是統籌推進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吸納和引進更多高新技術與優質人才;四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創建符合我國科技創新模式的多元評價體系;五是嘗試建立《知識產權保護法》,激發科技創新主體活力。

(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產業體系為支撐

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不再追求城鎮現代化的單向度發展,而是注重城鎮和鄉村的雙向互動。相應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具有整體性、系統性與協調性。實際上,我國在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之間還存在矛盾。例如,傳統產業結構與環境容量的矛盾、綠色轉型與動力不足的矛盾以及產業協同與條塊分割的矛盾等,解決這些矛盾需要構建符合我國城鄉、區域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構建符合我國城鄉、區域協同發展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方面要把發展實體經濟作為重點領域。要加快推進制造強國建設,形成低成本、低能耗、低污染、高技術、高質量、高效率的全門類制造業體系;也要統籌考慮要素資源條件和產業鏈關聯,以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為驅動,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另一方面要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要利用數據高效、清潔、低成本、可復制等特點,促進實體經濟各資源要素在不同行業、企業間融通共享,實現生產高效與節能降碳“雙提升”;也要以數字經濟為實體經濟發展賦能,加快發展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的物流體系,構建從集微型貨物到大宗貨物于一體的全鏈式貨物流通。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3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新疆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生活化的實現路徑研究”(項目批準號:XJ2023G055)、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培訓研修中心(新疆大學)課題“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現路徑研究”(項目批準號:XJUSZYX2022ZD02)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陳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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