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文體到天地之道

黎保榮　王兆勝

傳奇人生與學術選擇

黎保榮：我拜讀了您的自傳性散文《知識的滋養與生命的豐盈》，甚為感慨，覺得您的人生具有一定的傳奇色彩，似乎可以拍攝成影視劇。尤其是第三次高考失敗后，那個陌生人對您這個農家子弟的鼓勵，讓我忽然想起海子《面朝大海 春暖花開》結尾的幾句詩：“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蹦莻€陌生人后來成了您的岳父，您后來的人生，也與這幾句詩比較吻合，表現為一個先苦后甜的過程。再如第四次高考，以及后來的考博建議、婚姻，您的岳父對您確實很好。

您有沒有想過，當時，假如沒有陌生人的鼓勵，您是否能繼續第四次高考？或者說，假如沒有陌生人鼓勵，您的人生將會怎樣？有了這樣的經歷，您對相對陌生的作者或學人，會加以鼓勵和施以援手嗎？

王兆勝：作為一個農民之子，我的人生之路充滿坎坷，也是在一個未知的道路上艱難前行。我之所以有了后來的廣闊美好人生，離不開無數人的關愛、幫助與呵護，特別是我的岳父母。如沒遇上那個陌生人（后來成為我的岳父），我的第四次高考很可能就不會發生，也就談不上之后的讀碩士、博士，以及走上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路。后來，我也想過，如無陌生人的幫助與鼓勵，考不上大學，我最有可能成為一名農民工。我單位附近有個高樓大廈建筑工地，我?？吹睫r民工在那里低頭吃午飯。他們蹲在路旁，頭戴安全帽，左手端個大碗，外加兩個饅頭，咬一口饅頭，喝一口菜湯，目光中充滿迷茫與未知。此時，我看到他們的碗里是清水煮白菜，沒有肉，也無營養，常感到心中酸楚。我邊走邊將自己幻化成他們，想象作為農民工的“我”，與他們不會有多大區別，如果有，也可能是多了一點渴求的目光，那是對知識的渴望與懷想，以及對大城市既近又遠的感情。我還曾設想過，如考不上大學，當了農民工，受不了高強度的工地勞作，很可能改行去收垃圾廢品。這個工作臟亂，但會輕松自由些，說不好因喜愛讀書，通過閱讀收購的廢品書，知識增長，學問大增，并愛上寫作，成為一個作家。每每想到這里，我的心中就會生出一絲苦澀的滋味，其間還有一些希望的火星在閃動。

因為經歷特殊，我對陌生人，特別是受苦人，一直抱著內在的同情。比如，有工人來我家修理空調，在結賬時我總給他外加50 元，讓他買水喝。又如，對那些貧寒子弟，我總是全力幫助，希望他們快速成長。在我的幫助與援手下，不少年輕學者獲得了不斷成長的機會。

黎保榮：您的第二個稍具傳奇色彩的經歷是，您的岳父建議您考博。他說，如考不上再按您的意愿行事，結果您考博成功，最終與學術結緣。您的博士導師是林非先生，您本來要跟他研究魯迅，但您后來根據自己的興趣、性情和積累，選擇以林語堂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如果說，您原來的做法是隨遇而安，這次卻是您的主動選擇。您的博士論文《林語堂的文化情懷》成為國內第一部研究林語堂的博士論文，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文庫”，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出版。

據此，我想請問您兩個問題。第一，現在，不少博士生導師不許學生做感興趣的自選題，而希望學生跟著導師的研究方向做研究，您對此有何看法？第二，當時，您研究的林語堂還是個邊緣作家，您如何看待研究邊緣研究對象這個問題？

王兆勝：我的岳父讓我考博，是個明智之舉。否則，我會在隨遇而安中迷失自己。我的博士導師林非先生同意我放棄研究魯迅的博士論文題目，改為研究林語堂，也是英明之舉?，F在，不少導師讓學生跟著自己做課題，從開拓視野來說，也是可以的；但若一定要按老師的愿望強迫學生選博士論文題目，一定是弊大于利的。這既會影響學生的自主選擇，又會忽略學生的優勢與興趣，也是一種自私行為。好的博士論文選題應以學生為主，在師生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互動。

至于選邊緣的研究對象作為博士論文，我認為要慎之又慎。這是因為：一是要以“有無重要價值”為準則。目前，不少邊緣甚至被封禁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沒有多少價值，因為它們是被歷史證明過的。二是博士論文是要過關和接受檢驗的，如不加甄別和任性選題就很有可能在答辯時過不了關，至少是頗具爭議，自找麻煩和自尋煩惱。

當前，不少博士論文過于追求去邊緣尋寶和進行解禁探索，精神是可嘉的，但有點過度闡釋。當年，我選擇林語堂這個邊緣作家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主要有三點考量：其一，林語堂是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尤其在文化選擇上頗有個性，也很有代表性。其二，林語堂提倡的和諧、閑適、幽默、文化自信、天地之道等代表著時代社會發展的方向，也代表了世界健康發展的潮流。其三，長期以來，林語堂研究處于觀念的固化甚至僵化狀態，特別是一直存在以魯迅的眼光簡單地看林語堂的局限，這是需要突破和超越的思維定式和研究模式?？傊?，邊緣選題是把雙刃劍，做博士論文時要格外用心考量。

黎保榮：您原來讀博時也讀了不少魯迅著作，之后才決定研究林語堂，您對這兩個作家的閱讀感受是怎樣的？

王兆勝：我原來的確讀了很多魯迅的作品、傳記以及研究魯迅的著作，我的博士生導師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林非研究員。林非是魯迅研究會會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他的《魯迅傳》（第二作者為劉再復）與《魯迅和中國文化》等影響很大，在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其魯迅研究曾被稱為“林非現象”。林非先生給我授課的內容主要是魯迅研究，我們當時連博士論文題目都擬好了，是“魯迅的潛意識心理研究”。如無意外或后來變化，我肯定會做這個題目的。

當時，林非先生有所不知，我在研究魯迅的潛意識心理時，一面從魯迅那里獲益很多，一面又常感到孤獨虛妄，尤其是受到其消極悲觀思想的影響，所以活得并不快樂。然而，當我讀了林語堂的大量作品，心中一下子變得明亮通透起來，仿佛沖破了烏云密布，重見了天日。換句話說，讀林語堂時如沐春風、其樂融融，有一種被溫暖撫摸和陽光照亮的感覺，也有大光照臨和天道開啟的感受。另外，我當時選擇林語堂還有兩個考慮：一是在學術價值上，我完成的將是國內第一本研究林語堂的博士論文；二是在閱讀時，我對林語堂比魯迅更有感覺。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我轉向研究林語堂，并不是否認魯迅的價值，因為閱讀魯迅也讓我獲益匪淺，魯迅墊高了我的思想，提升了我的觀念，特別是批判意識與硬骨頭精神最令我佩服，還有文字的精凝。更準確地說，是魯迅與林語堂兩人共同成就了我的學術人生，只是理念與方法不同而已。如無魯迅的孤獨寂寞和悲劇感，我就很難理解人生的本質，也不容易進入林語堂的“一團矛盾”，更不要說體會到林語堂在超越悲劇時所做的努力與創造。

黎保榮：您研究林語堂，出版了《林語堂的文化情懷》《林語堂與中國文化》《林語堂兩腳踏中西文化》《林語堂的文化選擇》《林語堂大傳》《林語堂正傳》《林語堂與中外名人》《生活的藝術家——林語堂》《閑話林語堂》《解讀林語堂經典—風行水上的瀟灑》等多本著作，其中的關鍵詞是“文化”，有對中國文化的會心，也有對中西文化的比較。

您認為，林語堂對21 世紀的文學或文化研究與文學創作有什么啟發？對您個人的研究有什么啟發？

王兆勝：長期以來，研究者主要從政治角度研究林語堂，于是否定其政治主張，并對他多有貶低，某種程度上說這不無道理。但是，這里可能忽略了兩個問題：一是林語堂的政治觀確實是偏激的，但遠不像人們所貼的標簽那樣簡單，完全將他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也是一種誤解。二是從文化角度研究林語堂，就會看到政治視角所忽略的方面，如林語堂倡導“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現代文明批評嚴厲，他強調中國文化的自信、和諧、博愛、友善，他喜愛老北京的精神、老北京的輝煌，特別是非常欣賞中國人的生活的藝術，這都是21 世紀的主題與核心詞。還有，林語堂喜用“夢”，即“個人夢”“國家夢”來闡釋文化精神。也可以說，林語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前瞻性、未來性與超前性，這是對其他中國現代作家的一種補充或超越。其實，21 世紀的思想文化的不少方面在林語堂那里都可以找到思想資源的。

就我個人而言，從林語堂那里較早獲得了與一般研究者不同的價值觀與文化理念。比如，林語堂對于“天地之道”的重視，這有助于我對“人的文學”進行反思；又如，林語堂對于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這使我對西方文化與西方現代性的弊端一直保持理性的清醒認知；再如，林語堂由早年的反傳統到后來的轉向弘揚中國文化精神，令我心懷敬意，并一直保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還有，林語堂倡導閑適與幽默，特別是重視生活的藝術，也使我獲得了新的價值觀和人生觀，這對克服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現代文化悲劇觀與絕望感是大有益處的。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林語堂是個“異類”，他以自己的獨特個性與超前性繞開了大多數人，進入21世紀的“文化場域”。從這個方面說，林語堂的文化思想具有先鋒性、引領性和前瞻性，是不可忽略的一筆寶貴遺產。

散文研究的會心之頃

黎保榮：您研究散文的著作有《20 世紀中國散文精神》《新時期散文的發展向度》《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等，編著有《百年中國性靈散文》《精美散文詩讀本》《享受健康》及散文年選20 多部，您也曾獲得首屆冰心散文理論獎等多項獎勵?；诤尉売?，您從林語堂轉向散文研究？

王兆勝：我的散文研究和散文創作也要歸功于我的博士生導師林非先生。林非先生還是著名的散文研究專家，曾為散文學會會長，在散文理論上有開拓和建構之功。同時，林非先生還出版大量的散文集，散文作品以高屋建瓴和富有思想深度見長，以學者散文家享有盛譽。在我研究林語堂時，林非先生希望我多花些時間研究散文，最好能動筆寫散文，以避免學院派研究的枯澀生硬。這一面讓我能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提升自己的鑒賞眼光，另一面也能在散文創作實踐中有所體會。我不知道林非老師這樣要求，是不是看到我性情中有散文般促膝閑談的一面，但他的指點確實打開了我的胸襟，改變了我的思維方式，這是我要特別感謝林非先生的地方。正因為林非先生的高見，多年來，除了研究林語堂，我還能在散文研究與創作上不斷推進，并多有創獲。至今，我已出版多本散文研究著作，發表相關論文百余篇，有多本散文隨筆集問世。如果說林語堂研究是我的一只翅膀，散文研究與創作就是另一只，雙翅合力才能離開地面，向天際飛去。

黎保榮：您也寫過散文，出版了《天地人心》《逍遙的境界》《負道抱器》《情之一字》《給精神留一條回家的路》《陽光心房》等多本散文隨筆集，作品多入選中學教材、中高考試題和散文選本。其中《與姐姐永別》《大愛無邊》等尤為感人，還有《詩化人生》《高山積雪》《老村與老屋》影響廣遠。您覺得散文創作對您的散文研究，有什么影響或啟發呢？

王兆勝：當下，學界存在著非常突出的一種怪現象：不少文學研究變成知識生產，有的甚至沒有了文學性和審美性，充斥著大量的資料堆積、理論堆砌、概念兜售、強制闡釋，讓人難以卒讀。多年來，我一直堅持散文寫作，這使自己的學術研究不至于枯燥乏味，也有了審美參與和生命的全身心投入。具體說來，散文創作在以下方面大大豐富、補充、提升了我的散文研究和學術人生。

首先，增加了敏銳性與發現之美。散文寫作重在細節，特別是能發現日常生活中的點滴靈光，這有助于克服概念化與理論先行式研究帶來的感覺遲鈍與循規蹈矩。以郁達夫散文《故都的秋》為例，以往我們總是從“人的文學”“現代性”等觀念入手，進行強制闡釋，往往很難奏效；但是，從閱讀感受和發現之美中則會獲得一種新意，即郁達夫對“物”非常敏感，這超出了“人的文學”觀，進入“物性”與“天地之道”。這也是為什么郁達夫能將故都的秋寫得那樣充滿生命的質感，也能在悲感中獲得一種瀟灑自然、了然與超然。其次，重視性靈、審美與文學性。在論文中，堅守學術規范與理性邏輯力量固然重要，但我盡量擺脫時下文章的八股氣，以“性靈”“文學性”與“美”為內驅力，充分顯示漢語的詩性靈光。如談到“大文化散文”的不足，我用“思想之累與心靈之蔽”來概括，形象的比喻也常使論文充滿生機活力。最后，強化心靈的巨大力量。與西方文化相對重理性邏輯不同，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學人往往更推崇“心靈”，是一種關于“心”的學問。王陽明的“心學”就很有代表性。散文創作最益于修心養性，是關于心靈的藝術表達，也是一種心語，即心靈的對語。這也是為什么梁啟超的文章有同情之理解，是“心”的張揚與舒放，即使他在學術文章中也能“動情”“走意”，讓“心靈”開花。我的散文研究有情有意，也有“心靈”的舒放，就像是被陽光照亮了一樣。比如在《真誠與自由——20 世紀中國散文精神》一書中，我用“心靈”的維度作為研究的一個透視點，于是許多理論難題迎刃而解。

黎保榮：您母親非常重視您的讀書，也正是母親的這種鞭策，促成了您后來對讀書、研究的孜孜不倦。您寫有《母親的光輝》《母親的遺物》《母親的細節》等散文，而且，我發現，您第一篇關于母親的論文就發表在《文學評論》1989 年第6 期，題目是《賢妻良母：一個古典的審美文化模式》，后來您又發表《寡婦道德與傳統文化：兼論〈寒夜〉的愛情悲劇根源》《論林語堂的女性崇拜思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散文的“母愛敘事”》等與母親有關的學術論文。您是感懷母親，還是有意為之？

王兆勝：母親，是人的生命之源。我一直固執地認為，一個人能成為什么樣的人，直接取決于他或她有一個什么樣的母親。一個人有個好母親，他就不會壞到哪里去。母親像船帆，也像指南針，她會導引子女向著正確、善良的方向行進。相反，一個惡母的子女恐怕就堪憂了，很難想象“惡之花”能結出善果。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關注母親，并對賢妻良母與惡劣之母進行研究。蘇東坡的母親讓兒子看到了充盈天地間的一股浩然正氣，所以在教兒子讀《范沱傳》時，她才能說出要做“范沱母親”那樣的人，蘇東坡也是立志要做范沱那樣的人。我的母親識字不多，但善良、美麗、仁愛，并有見識，在我十多歲她就去世了，但給予我很多。我能成為今天的我，是后面一直有母親的眼睛，也有母親的光輝。林語堂也有一位慈母，在他筆下，母親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然則，他卻說：母親的愛無法形容，它卻忽焉在前、忽焉在后，春風化雨般滋潤著心田。因此，像所有天下的好男兒一樣，我敬愛自己的母親，也尊重和祝福天底下所有的慈母。

黎保榮：我在拜讀您的散文研究論著時，發現您很有問題意識，很有會心，有一些觀念是與中小學語文教材不同的。如您認為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就與語文教材的散文“形散神不散”存在著較大差異。您對此的具體見解是什么？這是您專門對語文教材提出異議，還是基于散文研究與創作的自然而然的結晶？您還有哪些散文觀念是與中小學教參的說法存在差異的？

王兆勝：散文的“形”即形體，主要是指散文的結構布局、用詞遣句；散文的“神”可理解為“精神”“神韻”甚至是主旨，這兩方面都不能散，要做到“形聚神凝”，這就是我所說的散文“形不散，神不散”。那么，散文之“散”體現在哪里呢？我認為，關鍵在于“心散”，換言之，散文要有一顆寧靜、自然、自由、散淡、超然、溫潤的心靈。這是基于散文研究與創作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我還有些散文觀與中小學教參或文學史的說法不同，如針對“散文詩”的概念，我提出它是“詩”，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散文”。我認為，散文詩、詩化散文、詩的散文這三個概念是不同的，其詩性是逐漸減少的。散文寫作在借鑒“詩”時，一定要有“度”，否則極容易使散文文體異化。如楊朔說，他的散文寫作秘訣，是“拿散文當詩寫”，這一觀點一直被包括楊朔在內的人們奉為散文寫作之圭臬；其實，這一看法是有問題的，它是造成其散文容易傷情、濫情的內因，也是散文中過度用“詩”的必然結果，余光中、余秋雨的散文均有此弊。

黎保榮：您曾研究過文化散文、學者散文、藝術家散文、女性散文、游記散文、憶舊散文等不同類型的散文，對散文的類型與特征頗有心得。從1990 年代以來，學界、作家圈就對“散文能否虛構”頗有爭議，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兆勝：我認為，散文的精神是真誠與自由，如散文都可以虛構，那它與小說、戲劇就沒什么差異了。所以，一般意義上說，我是反對散文虛構的。但是，有的散文家以奇特的想象進行獨具個性、藝術性的書寫，展示了一個類似虛構的世界，如魯迅《野草》中的離形之影（《影的告別》）、死而復燃的火（《死火》）、狗對人的反駁（《狗的駁詰》）、亡靈自噬其身（《墓碣文》）、死后重新看世界（《死后》）、地獄中鬼魂的反抗（《失掉的好地獄》）、無物之陣中舉起投槍的戰士（《這樣的戰士》），想象都是非常奇特獨異的。也有作家用夢境虛幻甚至后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法使散文進入一個自由境界的，如魯迅《野草》中多次出現“我夢見”，何其芳《畫夢錄》、巴金《夢》、斯妤《旅行袋里的故事》等都是如此。當然，有時作者因記憶遺漏導致散文中有事實錯漏，這卻是情有可原的。有時，出于一種真誠或遺憾，在散文中假設回到過去，或幻想將來，一定程度上也是可行的。但有一個界限不能僭越：藝術的虛構與胡編亂造的虛構是有本質不同的，我反對后者，卻贊成前者。

黎保榮：您近年來對散文文體也頗有會心的研究，出版專著《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發表諸如《活力與障力——大眾傳媒對散文文體的深度影響》《散文文體的張力與魅力》《散文文體的失衡及其平衡》《從“破體”到“失范”——當前中國散文文體的異化問題》《散文的文體價值及其魅力》等論文，請談一下您最有心得的看法。

王兆勝：散文文體比較復雜，認識也多有分歧。目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跨文體的倡導，這既有助于散文文體的解放，但也是一種散文在不斷“破體”后的放肆無忌。在我看來，散文文體的平衡與有度最為重要，即在保持散文張力時，不能忽略節制的問題。詩歌可以炫張夸大，如“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小說可以虛構，不要說神界，就是虛擬空間也可自由進入。散文則有所不同，它無論怎樣夸張變形、進行藝術虛構，最后的落腳點都離不開大地，即那個平衡、寧靜與和諧之所，就像歐陽修《秋聲賦》所表現得那樣，由走馬之秋聲到寂靜無聲，這頗似走鋼絲。好的散文當然離不開偏于極端的張力效果，但在張力之下所包含的互補、對話、融通和再造同樣不可或缺，特別是離不開其間所包含的均衡、平衡、彈性與優雅。以“陌生化與心靈對語”為例，在“陌生化”中，散文可以擺脫過于“熟悉”的路徑依賴，獲得一種探索性、超越性和創新性，尤其是形而上的哲思；但散文畢竟是一種絮語體、對話體，其陌生化不是為了追求“隔膜”和“晦澀”，而是更好地溝通交流。因此，我們要了解散文的兩種風格：一是“獨語體”，二是“閑話風”，它們之間不能絕對分開，是散文文體的兩面一體。當然，當前的散文文體還存在著異化問題：一是對散文之真的消解，缺乏事實之真，也缺乏心靈之真；二是冗長散漫的散文積勞成疾，表現為宣泄體、散珠結構、語言的拉雜和題目的隨意不經；三是偏愛形式技巧的表演?？傊?，散文應該是一種在不斷破體的過程中，尋求中正、平衡和優雅的文體。

跨界思維與天地之道

黎保榮：您身兼編輯、學者、作家三種身份，可謂跨界學人。您的主業是編輯，身為《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文學批評》的編輯，也曾做過《中國社會科學報》的編輯，從1996 年到《中國社會科學》至今，您從事編輯工作已長達二十七年。但同時您又一直在做學術研究，這種編輯的身份對您的學術研究有沒有影響？

王兆勝：《中國社會科學》雜志要求我們成為“學者型編輯”，所以一進單位，我就將“編輯”和“學術”相結合，即所謂的“編研結合”。從這個方面說，稱我是“編輯型學者”也未嘗不可。我在《“正途”與“異路”——我的學術研究方式與路徑》一文中，曾具體談到編輯工作對我的學術研究有著深刻影響與重要意義。

一是編輯的“眼高”有助于提高學術研究的理解力與辨別力。常言道：“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倍嗄陙?，我到底讀過和編過多少稿件，已無從計數，在編選《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的過程中，看過的文章更多。通過閱讀他人的文章，尤其是第一時間讀到知名學者的優秀之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學術的動態、熱點與焦點問題、發展及其困境。通過海量的淘金式閱讀，編輯的心中就會有一桿秤，一雙鑒別文章優劣高下的“慧眼”。用這樣的眼光審視學術，尋找自己的研究課題，就能避免重復研究和偽命題研究。

二是編輯的時間觀念有助于惜時如金和更好地發揮學術研究的潛質。繁忙的編輯工作逼著我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多年來，我沒有節假日，來北京多年還沒去過長城。在家與單位之間進行往返的數小時內，不論是坐車還是步行，我都沒有浪費時間，許多文章的腹稿都是在此形成的。我還自創了一種立體思維法，即“一腦多用”，同時做幾件事。在編輯過程中，我也常會受到啟示，發現研究的新問題。我還運用交互映照的研究法，同時進行幾篇文章的構思和寫作，其效率是非常高的。

三是編輯的“品質”會點亮學術的長路，并為研究鍍上金色。編輯工作默默無聞，但要專心、耐心、恒心、虛心，也要有奉獻精神，這直接會成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源。本質上說，學術研究也要有編輯的品質，這也是為什么近現代以來不少學人同時也是編輯家。

四是編輯將學術研究視為“副業”，有利于更自由自主地開展研究。以學術為主業有個缺點，那就是規范太多，壓力太大，容易外在化地理解學術。作為編輯，應該寫什么文章，怎樣寫文章，我可以不管，完全按自己的興趣愛好進行自由表達。這也是為什么，我的研究不跟風，也無“急就章”，更沒有成為八股文，這都是編輯工作給我帶來的“騰挪”空間。

黎保榮：您在參加肇慶作家楊芳的西江專題散文集《守河者》研討會時，談到該書擺脫了“人的文學”觀念，書寫“物的文學”，注重物性書寫與博物觀念，您也曾發表過《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的物性書寫類型》《中國生態散文中的石頭意象》等論文。您能具體談談對物性書寫或“物的文學”的看法嗎？

王兆勝：“人的文學”觀以人為主題，強調人是天地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于是人變得至高無上，并可以主宰萬物。按這一思路進行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很容易走偏，忽略天地的規則，不重視物的主體性，缺乏悲憫情懷，對自然萬物也不會愛惜，更容易失了敬畏之心。我關注“物的世界”，主張“物的文學”，不是不要“人的文學”，而是為了避免陷入“人的文學”的絕對化陷阱。

目前，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研究缺乏系統性、整體感和針對性?！拔镄浴笔莻€重要抓手和突破點，對之進行分類研究很有意義。大致說來，可從三類來理解：一是生物與非生物。生物類又有動物、植物和微生物。比較而言，微生物的散文書寫顯得更薄弱。非生物類有自然物、人造物和介乎二者之間的類型。二是現代時空觀下的物性書寫。在時間維度，物性書寫以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方式展開；在空間維度，物性書寫分為城鄉、國內外、中心與邊緣、世俗與非世俗。三是敘事風格策略的物性書寫。這里有仰視、平視、主客體感應、密集式轟炸、物我兩忘等，這對繼承傳統、開拓創新，特別是進行現代性轉換是很有必要的。通過物性書寫的類型劃分，能打破當前對于中國現當代生態散文研究的碎片化與隨意混亂的狀態。

20 世紀以來，基本是受到“人的文學”觀主導，中國文學創作與研究比較忽略物性的描寫。然而，生態散文的物性書寫中，“石頭”意象有逐漸凸顯之勢，到新時期特別是21 世紀以來有所發展。中國生態散文加深了對于石文化的認知，有助于理解世道人心和人生智慧，強化了自我約束和生態意識。在敘述方式上，中國生態散文的石頭書寫注重辯證性，傾向虛實相生、正反相合、情理交融，有助于深入物性、人性和天地道心。目前，中國生態散文中的石頭意象書寫還有不足，主要表現在：作家的主體意識和生態意識不強，物性理解不夠深入，經典性不足，這是今后需要努力加強和不斷推進的。

黎保榮：您出版過散文集《天地人心》、學術著作《天地之心與散文境界》，發表過《路遙小說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學史意義》《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的多維世界：以散文為中心》《林語堂與道家文化精神》等論文，可以說您研究的關鍵詞之一是“天地”，如“天地之道”“天地情懷”“天地道心”“天地之心”“天地境界”“天地之寬”“逍遙境界”，這既是您作為學者的哲學領悟、寬厚性情、學術個性之體現，又反映了您對好散文或好作品的超越性境界的期盼。在現在這樣注重頭銜、項目、獎勵等學術指標的年代，具有天地之道的學者是很少的，對此，您是否覺得遺憾？能具體談談您對文學研究中“天地之道”的見解嗎？

王兆勝：對于這種現象，我確實感到有些遺憾，因為過于重視“人”，過于強調世俗生活，文學必然在平面爬行，難有超越性，更不能進入天地境界。至于天地之道，簡言之，就是關于天地的法則、情懷與境界，這是“人之道”難以達到的。我的理解是，無論從事文學創作、文學研究，還是人生在世，真正的理解通道是通過“人”“物”“事”，進入“人之道”，特別是“天地大道”，這樣才會有智慧生成，最后實現對于“人之道”的超越。如果一直停留于“人之道”，不能與“天地之道”融通，甚至與之背離，那就難免出現異化現象。老子曾說，“人之道”是“損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正相反，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當一陣狂風吹過，它攜帶的沙土就會把坑洼填滿，這是天地之道；人世間卻會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劇。今天，不少批評家、作家、學者更愿聽各種噪音，他們的內心像沸水一樣蒸騰不止，以至于蒸發與枯竭。少有人愿做一個“聽者”，以謙卑之心看萬物的姿容，聽大地發出的聲響。其實，只有在這樣的寧靜安詳里，才能得到一種難言的感動，以及從天地自然中發出的智慧靈光。

謝謝保榮，謝謝您多年來一直關注我的研究與創作，并在百忙中給我提出這么好的問題！由于時間匆促，我的回答有不當之處，敬請海涵，也望廣大讀者多提寶貴意見！

作 者： 黎保榮，文學博士，肇慶學院文學院教授，碩導，肇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學術專長為中國現代文學思想研究、魯迅研究。

編 輯：張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