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騎手組織化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路徑研究

江偉杰，劉曉棟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a. 研究生院； b. 治安學院，北京 100038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和電商網絡平臺的出現，外賣配送行業因迎合了廣大消費者的需求而得以迅速發展。伴隨線上支付技術的日益成熟，以“餓了么”“美團”為代表的外賣平臺自2011 年成立以來，其用戶及外賣騎手規模呈穩步增長態勢。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者已達2億人，其中就有約1 300萬名外賣騎手，已經占到全國人口基數的近百分之一。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國各地的大街小巷，是公安機關收集各種情報信息、維護社會治安的絕佳助力。隨著外賣行業的不斷發展，各地涌現出各種外賣騎手組織。本文擬選取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外賣騎手組織進行研究，探索其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模式與機理，為推動其他地區外賣騎手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議。

一、協同治理理論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

赫爾曼·哈肯（Herman Haken）提出了協同概念，認為其是指系統要素或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和配合，在時空和功能兩方面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的自組織，從而實現從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1］。愛德華·弗里曼（Edward Freeman）認為協同治理是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由利益相關者參與并共同承擔責任的實踐［2］。協同治理理論興起于20 世紀90 年代，源于新時期政府應對公共事務和提供公共服務的無力。協同治理理論注重對政府的傳統角色進行轉變，不再把政府作為治理的單一主體，而是使其成為社會治理體系的一部分，與社會組織、民營企業、人民群眾等非正式組織共同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其強調多元主體基于共同的需要和目的建立協同合作關系以實現社會資源有機整合和優化配置，使資源利用價值和服務質量實現最大化，從而共同參與解決社會治安重難點問題的治理。

社會治安是社會治理體系的安全基石，關系到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長久治安，涉及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社會治安治理是指在政府和公安機關的引導下，公民、社會組織和市場組織以配合、協作的方式積極參與公共安全管理，共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過程［3］。將治理理論運用于社會治安實踐領域中，詮釋了多元主體合作共治治安事務的運作邏輯［4］。

社會治安協同治理是社會治安治理體制機制上的一種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是將治理理論融于協同治理中形成的新型治理范式，強調治理過程中的主體多元化和行動協同化。其內涵包括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樣性和治理參與能動性三個方面。多元化主體包括政府、市場組織、社會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公民個人等五類。政府在其中起著核心領導作用，而其他組織和個人也是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主體的存在和各種治安力量的正常釋放是社會治安協同治理體系得以持續健康運行的首要條件。

隨著社會發展，傳統的強制性和命令式的單一管理方式已經難以解決現存的社會治安問題，而各種志愿互助性質的社會主體以協商協作的方式提供治安產品和公共服務，日益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協同作用，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重要手段。在主體多元和方式多樣的基礎上，各類社會主體能從以往純粹的被管理者轉變成主動參與的主人翁，主動融入并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與政府及公安機關等社會治安治理主導力量相協同，使得社會治安協同治理在系統、整體、長遠等方面的有效性更有保證。

二、外賣騎手組織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2019年以來，各地政府、公安機關、騎手以及“美團”外賣平臺針對騎手群體流動性大、分散性強、管理難度大等特點，陸續建立了各種外賣騎手組織，對騎手群體進行管理，也為騎手群體提供更好服務，進而積極引導騎手群體參與到各類社會公益服務和群防群治隊伍中去。其中包括三類比較典型的外賣騎手組織，分別是黨政主導建立、騎手自發建立和平臺主導建立的騎手組織。

（一）黨政機關主導建立的外賣騎手組織治安作用分析

外賣行業是融合了互聯網、服務業、大數據和物流的新興產業，外賣騎手是新時代隨平臺經濟發展伴生而來的龐大就業群體。建立外賣騎手黨支部和“平安騎手”等騎手組織，是新時代將黨的領導貫穿基層治理全過程、各領域和強化外賣騎手管理的重要舉措，也是完善黨全面領導基層治理制度，建立黨委主導政府依法負責、各組織積極協同、群眾廣泛參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層治理體系的關鍵一步。

2019 年，杭州蕭山錢江世紀城派出所聯合當地外賣平臺站點，組建起了“平安騎手”隊伍。外賣騎手在屬地派出所備案后，滿足加入“平安騎手”的必要條件就可以加入“平安騎手”組織。將他們的資料錄入當地小區、寫字樓等“平安騎手”門禁系統，他們只要刷臉就能進入配送食物，極大提高了外賣騎手的效率。當然，“平安騎手”除了享受便利送餐條件，還需承擔一定的治安義務，他們利用送餐的過程參與治安巡邏、糾紛調解、反詐宣傳、情報提供等工作。

2021 年，上海奉賢區委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理念下成立了外賣騎手黨建服務聯盟，融管理于服務當中，在全區四級黨群服務區域內，向外賣騎手開放了各種公共服務。包括在奉城鎮、莊行鎮、金匯鎮等地設置近2 000個騎手驛站，面向全區外賣騎手開放；推出“6I”行動，向外賣騎手免費提供從業人員健康檢查、法律援助服務等。此外，黨建服務聯盟還根據外賣騎手參與創建全國文明城區、融入城市社會治理、助力奉賢新城建設等方面的情況和成效，定期評選表現優異的外賣騎手，并給予相應獎勵，進一步激發新就業形態勞動群體的創造力。

上述兩個由黨政機關主導建立的外賣騎手組織，在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 正確定位騎手的治安協作職能

在教學方式上，目前對會計學本科生的培養仍然以課堂講授為主，雖然多媒體技術改變了以往“粉筆板書加教鞭”的教學形式，但其本質依然是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學模式，師生缺乏互動，學生缺乏實踐體驗。很多高校會計學專業的實踐性環節仍以手工記賬為主，上機機會有限且流于形式，學生的實踐能力得不到較好的鍛煉。

基層黨組織、派出所作為基層治安治理的領導者和主管人，在社會治安治理中起著統領全局、協調保障的功能，以實現與其他治理主體的有效協作。一方面，黨政機關倡導搭建外賣騎手組織，加強外賣送餐行業的黨建工作，推動外賣行業有序發展，為騎手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和便利條件，能使騎手逐步融入到街道社區當中，產生歸屬感和親切感，從而更有效地參與社會治理。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外賣騎手組織，對外賣配送行業進行組織化嵌入，挑選優秀黨員騎手擔任外賣騎手黨支部書記，能夠很大程度上組織引導其余黨員和非黨員外賣騎手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在關心關愛騎手隊伍的同時賦予其治安職能及責任，實現與騎手群體的有效協作，使其積極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中來，實現將外賣騎手納入社會治安協同治理隊伍的目標。

2. 形成多元協同治理的信息共享機制

在多元協同治理過程中，信息共享與互相信任是達成協同關系的關鍵，因而有必要去激活各方的主體價值觀和共同體意識，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共用，消除信息壁壘。外賣騎手平常跑街串巷，機動靈活，是能為公安機關和平安治理提供線索的“眼線”。外賣騎手不僅能夠擔任食品安全社會監督員的職責，協助推廣使用食品安全封簽，主動將商戶違規行為反饋監管部門，而且還能兼職社區“哨兵”，化身城市“啄木鳥”，及時向社區及相關職能部門傳遞民生信息，發現治安隱患、違法犯罪等社情線索，成為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一支新生力量。

3. 建立健全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監督和激勵機制

社會治安協同治理涉及多元主體之間的利益變化，難免會產生松懈、形式化等消極行為，因此，通過建立機制約束保障治理主體的權益，提升治理的活力和潛力很有必要。一方面，外賣騎手組織通過制定合理的考評制度，采取積分制等形式落實騎手的治理職能和治理責任，定期對其進行考核評價。另一方面，通過開展常態化的表彰活動，對積極參與治安治理并取得一定效益的騎手進行表彰，通過樹立典型并開展宣傳學習活動，使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在騎手中蔚然成風。

（二）騎手自發形成的外賣騎手組織治安作用分析

2020年初，在揚州邗江區邗上街道五里社區，一群志同道合的外賣騎手自發成立了邗上小哥黨支部“紅色騎兵”義務巡防隊。義務巡防隊自成立以來，騎手們紛紛利用休息時間在街頭巷尾巡查，通過在外賣配送過程中積累的人熟、地熟、情況熟的優勢，對沿街行人聚集區和商鋪消防設施存在的治安隱患進行巡查，及時發現并消除存在的安全隱患，現已成為當地社區平安建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該組織發揮的作用包括以下幾點：

1. 提升騎手安全意識與參與治安治理的積極性

2. 促使騎手積極投身于社區治安治理工作中

義務巡防隊建立以來，積極參加社區各項工作。新冠疫情期間，義務巡防隊的每名騎手除正常接單外，還承擔了很多其他任務：為行動不便的老人送物資，為居家觀察者送餐，勸說營業的商鋪關門，等等。同時，他們還在社區各個出入口進行值班輪崗，為出入小區的人員和車輛登記、發放證件，保證疫情防控的有序開展。在走街串戶的過程中，他們及時發現群眾身邊的隱患，實時上報110 指揮中心、公安派出所等部門。騎手充當起了社區與居民之間溝通的橋梁，將社區最近開展的治安工作情況向居民娓娓道來，也及時向社區反饋居民的意見和建議。社區居民也把騎手看作社區的一分子，這也鼓勵騎手更積極投入社區治安治理工作中。

3. 成為社區群防群治的中堅力量

義務巡防隊自成立之初便在社區內開展治安巡邏，同時還負責鄰里矛盾糾紛化解、防火防盜等問題，從各方面維護社區的平安穩定。此外，騎手們還會在送外賣途中收集街面情況，一旦發現異常情況及時向轄區派出所報告，發揮了群防群治的積極作用。他們積極參與社區各項建設，用自身的努力營造了一個多方參與、同舟共濟的良好氛圍，為維護社區和諧穩定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這支騎手隊伍儼然已經成為深受社區居民信賴的安全員，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流動旗幟。

（三）外賣平臺主導建立的外賣騎手組織治安作用分析

2021 年，“餓了么”黨委在上海成立第一個藍騎士黨支部和藍騎士黨群服務站。藍騎士黨支部的成立，讓黨員騎手找到了家，這對于探索完善黨在新興領域的組織建設、推動靈活就業群體融入基層黨建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黨支部還積極推動騎手群體跟各地公安機關和消防部門合作，體驗交警的日常站崗工作，維持交通秩序，還成立了消防安全宣講隊伍，認真學習消防安全知識并向社區居民推廣，幫助收集居民意見并向社區反饋。

2021 年，“美團”在上海建立了首個外賣騎手流動黨支部。在上海的“美團”專送騎手近2 萬人，通過建立黨支部，能夠充分發揮其戰斗堡壘作用，帶領全體黨員騎手認真完成本職工作，為騎手群體的工作生活提供各種幫助。黨支部的成立，使騎手群體有了主心骨，同時帶動騎手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的方方面面，讓騎手們充當“流動義警”，成為補充警力不足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重要力量。外賣平臺主導建立的外賣騎手黨支部發揮了如下作用：

1. 提升騎手參與治安治理的能力與水平

平臺通過與公安機關合作，定期開展社會治安管理知識培訓，能夠掌握一定的關于參與社會治安治理的注意事項、重點內容和具體規則等，提升騎手對可能發生的治安風險和違法犯罪的識別能力，夯實外賣騎手有序有效參與社會治安治理的基礎。同時，平臺通過對騎手組織廣泛宣傳治安法律，積極開展各類社會治安志愿者活動等，能夠促使外賣騎手對社會治安治理工作產生積極認識，從而培育其治安意識，為外賣騎手參與社會治安治理、實現社會治安協同治理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2. 依托平臺警務系統實現治安預警

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外賣平臺掌握的海量數據在社會治安治理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過建立平臺警務系統，能夠實現信息的及時通報和處理反饋，方便騎手參與社會治安治理工作。外賣騎手在走街串巷過程中，利用與平臺系統連接的手機APP、智能頭盔，實現一鍵報警，將發現的違法犯罪線索等各類警務信息及時上傳。同時，外賣平臺將外賣騎手上傳的警務信息向公安機關實時推送，公安機關就可以實現對警情的快速反應和從容應對。

三、外賣騎手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主要路徑

當前不少外賣騎手在全國各地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社會治安協同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外賣騎手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的主要路徑主要有以下四種。

（一）及時感知社會治安風險

治安風險是社會風險的一種，具體指危害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危害社會秩序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社會紊亂的一種可能性［5］。以治安風險所指向的損害權益為依據，治安風險可分為危害秩序的治安風險和危害安全的治安風險。

外賣騎手的直接互動性使他們與社區群眾產生高黏合度。社區包括哪些小區，小區里有多少棟樓，這棟樓里有多少住戶，哪家有殘疾人、兒童，哪家有空巢老人，常送這片區域的外賣騎手都十分清楚。他們是社區里的熟人、鄰里間的朋友，在食品安全監督、交通文明遵守和勸導、社會治理參與等許多方面有著其他職業無可比擬的優勢?，F階段，公安機關治安管理任務日益艱巨，根據第三方警務理論，國家鼓勵各類社會組織在社會治安治理中承擔更多責任，以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增長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處在基層一線、擁有最閃亮眼睛的外賣騎手，在配送過程中與商家、顧客直接接觸，能夠及時向政府相關職能部門上報社區信息，發現治安隱患、違法犯罪等警情線索，應充分發揮其風險預警、風險預控等作用，使其成為“社區的警情前哨”。

（二）成為流動的義警隊伍

義警，是指出于奉獻、友愛、互助和社會責任，經過登記，自愿、無償地以自己的時間、技能、信息等資源，協助民警開展社會治安防范和公益服務活動的人員［6］。根據第三方警務理論，隨著共建共治社會治理新格局的逐步構建，需要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中，實現共同治理。外賣騎手組織是一支覆蓋面廣、流動性大的隊伍，派送地點遍布商務樓宇、住宅小區、學校等，為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是“公安工作的得力助手”。

近些年，很多地方公安機關都意識到外賣騎手的先天優勢條件，紛紛與“美團”“餓了么”等外賣公司開展合作，成立了外賣騎手義警隊。例如：2019年9 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公安局組建“藍騎義警”，100余名外賣騎手主動加入群防群治隊伍［7］；2021年8 月，東莞市石排鎮200 余名外賣騎手主動加入“外賣義警文明交通勸導隊”［8］；2021 年12 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防城港“美團”“義警小哥”授旗儀式在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舉行，來自防城港“美團”外賣團隊的120 余名外賣騎手參加了授旗儀式［9］。外賣騎手成為義警后，在宣傳反詐和交通安全知識、協助打擊違法犯罪、治安防控、備勤處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參與應急處置

外賣騎手隊伍流動性高、機動性強的特點，使他們容易成為突發事故現場人員，同時他們也能給公安機關、消防救援部門等相關單位實時反饋人員傷亡、處置進展等情況，為相關單位分析、處置突發事故提供輔助支持。通過組建應急處置騎手志愿隊，并配備相應的軟件和硬件措施，能夠讓騎手在遇到居民小區、高層建筑等場所發生火情或車輛交通事故、車輛自燃，以及各類次生災害時，通過相應的APP 快速及時報送現場情況，并在APP 上實時顯示應急處置騎手的具體位置、聯系方式、此前是否接受過應急處置的相關培訓等信息。結合事故災難地點的救援設備、儲備物資、救援隊伍等應急資源，可以匹配距離最近的騎手開展協同處置，實現科學調度、快速處置。

同時，各地應急管理部門也要對應急處置騎手志愿隊伍開展相關業務技能培訓。使他們對各種可能發生的突發事故有比較充分的認識，切實提高騎手在突發事故面前的應急救援、處置能力，確保他們在專業救援力量未到場的情況下，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開展先期救援處置工作，盡可能地防止事故災難蔓延惡化。

（四）參與鄰里守望相助

鄰里守望制度源于西方國家，但它卻早已存在于我國的傳統思想之中。外賣騎手以城市街面為工作環境，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配送物品的路上，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他們遇見各種突發情況的概率遠遠高于其他職業，是“城市治安的志愿使者”。他們有的遇到孩童不慎落水果斷進行施救，有的遇見火災第一時間提著滅火筒沖進火場滅火。除此之外，還有外賣騎手舉報不合格食品黑作坊，為孤老送餐時順道帶走家門口的垃圾，給人指路等，熱心幫助群眾辦好事、辦實事。新冠疫情防控期間，外賣騎手作為“城市治安的志愿使者”，其所具有的鄰里守望相助作用體現得尤為明顯。

四、結束語

外賣行業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外賣騎手這一職業群體，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了提供外賣配送服務外，外賣騎手所具備的天然的參與社會治安協同治理優勢不應被人們忽視。讓外賣騎手參與到社會治安協同治理中來，是探索新業態從業者等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安治理的一種有益嘗試。通過建立外賣騎手組織，各方主體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對其進行積極引導，將他們納入基層治安協同治理隊伍中，能充分發揮外賣騎手在治安巡邏、情報收集等方面的優勢，推動構建多元協同共治的基層治安治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