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背景下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

趙芷杉 吳麗超

摘要：隨著全球氣候持續變暖，如何保護生態環境越來越成為事關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問題。為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國承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在此背景下，通過梳理環境信息披露以及綠色創新的相關文獻，期望在“雙碳”背景下為企業實現低碳減排、節能環保、綠色創新、可持續性發展的目標奠定基礎，同時為企業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增強綠色創新水平提供參考。

關鍵詞：雙碳背景；環境信息披露；綠色創新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4.07.004

0引言

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指出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峰值，2060年爭取實現碳中和?，F今我國致力于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匯到經濟建設的各方面和全程，而綠色發展理念體系的構建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有力保障。在“雙碳”背景下，國家通過深化環境信息披露進而推動企業綠色發展轉型，從而實現我國由高速發展轉變為高質量發展成為全新發展趨勢。通過梳理相關文獻，根據我國企業創新發展亟待加強、環境信息披露報告亟待完善的現實需求，積極響應國家《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和“雙碳政策”等國家經濟戰略部署，探究在“雙碳”背景下，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以期為國家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奠定基礎。

1環境信息披露與綠色創新相關研究

1.1環境信息披露的定義

當今世界環境問題日益嚴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中國需要承擔起相應的大國擔當，在解決自身環境問題的同時推動世界生態可持續性發展?；诖?，如何實現更有效的環境治理成為我國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手段。作為環境污染治理的規制工具之一，環境信息披露可以將企業經營活動中所產生的有關環境污染等相關問題及時反映給利益相關者、政府及社會公眾。強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是我國目前所采取的環境信息披露方式，當今我國政府僅針對重污染企業采取強制性披露原則，而對一般企業普遍采用自愿性披露原則。在全球大部分國家，自愿性披露原則也大多占據主導地位，這使得企業在披露內容的選擇上擁有較高的自由度。目前，國內外關于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所遵循的統一標準尚不明確，基于此，我國絕大多數企業選擇公司年報作為載體對環境信息進行披露。

1.2綠色創新的定義

綠色創新定義涵蓋較廣，陳華斌（1999）認為綠色創新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著眼點，涵蓋包括環境觀念創新、綠色產品技術創新等一系列人類社會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所做出的制度、技術、產品、思想創新。朱承亮等（2018）認為綠色創新在新穎性和價值型特征上同時兼具資源節約利用、環境保護及改善等特征，這是區別于一般創新的一種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可持續性發展的創新。夏嘉欣（2022）認為綠色創新為企業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提供了基礎，使得企業能夠在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兩者中取得平衡。

1.3環境信息披露與企業綠色創新的國內外研究現狀

1.3.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尤其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對于環境信息披露以及綠色創新的研究工作開展較早，其在制度化、規?；矫嫱渌麌蚁啾忍幱陬I先水平，同時在環境信息披露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也已較為成熟。20世紀80年代末《環境會計和報告的立場公告》出臺，作為全球首份環境信息披露指南，這一公告出臺使得全球氣候環境問題成為焦點。在此基礎上，綠色創新這一概念被人們廣泛研究。當前，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地區在環境信息披露研究上仍處于領先地位，其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很多可借鑒的經驗。

1.3.2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體系建設較全球相比仍處于相對滯后水平。相關學者研究大多始于21世紀，較之國外從20世紀便開始研究環境信息披露仍有較大差距。2003年，國家環?？偩帧蛾P于企業環境信息公開的公告》發布，這一政策作為中國第一部環境信息披露政策指出，被列入名單的重污染企業需要向社會公開披露污染物排放總量以及污染治理等環境信息。近年來，隨著“雙碳”目標進一步向前推進，我國環境信息披露機制也在加速建設中。2021年5月，《環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出臺，這一方案中指出我國強制性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將在2025年基本形成。隨著我國政府對環境信息披露及綠色創新的重視程度大幅增加，其對披露信息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當前，我國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及綠色創新水平已有顯著提升，但盡管如此，其規范化程度仍有很大發展空間，披露不積極、內容不規范、選擇性披露、覆蓋面窄、可比性差等諸多問題依舊存在，亟待進一步解決。

2在“雙碳”背景下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2.1宏觀層面

企業在開展經濟活動、實現經濟目標的過程中，很可能對生態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而其應該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助推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作為政府的一項規制政策，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和約束力，能夠在促使企業進行綠色創新從而改善環境的同時，給企業投資者傳遞積極的信號，引導企業重視綠色創新，提高綠色創新水平。通過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企業向社會公眾披露環保成果，接受人民監督，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加大綠色創新投入，重視對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保護，在實現經濟目標的同時承擔其社會責任，降低環境污染。

據以往研究，企業發展至不同階段其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水平能夠對綠色創新產生不同影響。但從總體來看，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積極性強、質量高對企業綠色創新呈正向影響。在當期面對環境信息披露時，企業有很大可能存在反應、決策以及實施等方面的時滯性，這將使得企業綠色創新進程存在一定的滯后性。與此同時，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提升能夠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間接使得企業所承擔的經濟壓力大幅增加，產生擠出效應，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與綠色創新的資金擠占了研發支出、科研投入、產品設計等企業原本用于生產經營活動的資金，這使得企業在擠出效應的影響下不利于綠色創新。然而，當企業進入滯后期，隨著擠出效應的逐漸減弱和激勵效應的逐漸上升，企業綠色創新所帶來的收益遠遠大于其在前期所承受的經濟壓力。因此，滯后期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正向影響。

2.2微觀層面

（1）從企業規?？喘h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從企業規模角度出發，不同企業對其重視程度差異較為明顯。相較于小企業，大企業擁有較為雄厚的資金基礎，受綠色創新所帶來的資金壓力承受能力也更強，且大規模企業具有相當強的資源整合能力，這是小企業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同樣使得大企業所受因綠色創新而帶來的資金壓力沖擊較小。其次大企業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這意味著其因為違規或違法行為而帶來的處罰力度也就更大，因而在經濟活動過程中，企業會更加主動遵守相應的規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規，這就需要其提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將綠色創新融入生產活動、經營活動的方方面面，切實降低在經營過程中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破壞，同時加大綠色創新研發投入力度，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此外，大企業在做大做強的同時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實力，在人才占有、數據開發、資源利用、設備儀器等方面較小企業更占據優勢。而反觀規模較小企業，其仍處于積累階段，資源有限，綠色創新能力并不強，環保意識也相對薄弱，同時缺乏環境信息披露的積極性，進而影響了其環境信息披露的質量水平。相對于大型企業規范的規?；芾?，中小型企業的組織架構較為松散，執行力相對較差，在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時，各部門之間易存在消息壁壘，產生信息差，使得環境信息披露推進較為困難。同時，中小規模企業受聲譽影響相對較小，社會影響同樣較為有限，這就導致中小型企業受激勵效應影響不足，而由于經濟水平影響，其有很大可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受到由于綠色創新而帶來的嚴重經濟壓力，也就是受“擠出效應”影響，企業所面臨的生存壓力大幅增加，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中小規模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以及綠色創新的積極性。綜上所述，企業規模的差異將會間接影響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綠色創新能力。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利于綠色創新水平的推進，反之企業規模越小，受各種因素制約影響越大，將阻礙綠色創新水平的推進。

（2）從行業異質性角度看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影響。從行業異質性角度，可將行業分為重度污染行業和一般行業。近年來，隨著國家不斷重視環境污染治理，我國環境信息披露質量雖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著許多不足，不同行業之間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有著顯著差異。尤其以鋼鐵產業、煤炭企業為代表的重污染企業作為我國成立之初的支柱產業，極大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影響，因此政府管理行為多向重污染企業傾斜，重點監督重污染企業行為及環境信息披露質量，這就使得重污染企業同一般企業相比披露內容更為規范。其次，重污染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意愿也較之一般企業更為強烈。這是由于在日趨惡劣的生態環境下，政府對于環境污染問題愈發重視，監管手段也愈加豐富，重污染企業如果想要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則必須重視綠色創新的重要性，通過加大創新技術研發力度提高行業競爭力。政府對于重污染企業環境信息披露采取強制性原則，而一般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則多為非強制性、自愿原則，這使得一般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所受監管較為寬松，且一般企業在生產活動中，對自然資源耗費較小，對生態環境污染程度也有局限性，因此一般企業對于進行綠色創新并不迫切，積極性也相對較低。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促進作用在重污染企業表現相對明顯，這是由于重污染企業綠色創新的積極性較高導致其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也較好。反之，其在一般企業的促進作用不太明顯，這是由于一般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相對較差，對綠色創新的積極性相對較低所導致。綜上所述，行業異質性將會間接影響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

3建議與改進措施

3.1企業角度

（1）企業需重視環境信息披露政策，切實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對于環境信息披露具體要求企業應當在日常生產經營活動中加以明確，對披露內容進行解釋說明，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減少取得顯著效果、有明顯改善等模糊性、概括性詞語。通過環境信息披露，企業可以吸引更多受眾關注企業環保舉措，同時便于科研機構對企業成果加以分析，制定出適合企業發展的獨特發展戰略。

（2）企業應加大綠色創新投入，提高綠色創新意識，主動研發綠色創新技術。綠色創新有著投入高、回報晚、風險大等特性，這就使得不少企業對綠色創新的積極性產生影響。作為綠色創新的主體，企業必須提高綠色創新意識，積極主動開展綠色創新，加大綠色創新投入，主動研發綠色創新技術?，F在到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綠色創新都將成為創新領域的焦點，企業想要在競爭中更具備優勢、提高市場占有率，必須在綠色創新領域深入研究，同國內外先進企業交流技術，汲取其先進創新理念，推動企業更好發展。

（3）企業需注重環境信息質量披露的宣傳工作。環境信息披露程度對企業聲譽有一定影響，綠色創新成果越豐富，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的企業，更有利于贏得企業聲譽。通過環境信息披露，企業能夠向社會公眾展現企業綠色創新手段以及成果，營造綠色環保、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投資者投資，讓利益相關者充分了解企業，帶動企業發展，提升企業價值。

3.2政府角度

（1）規范并健全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相關條例及政策，充分把握行業異質性特點，針對性深化不同行業環境信息披露細則。環境信息披露制度越健全，則會更加深化企業對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視程度，當政府對污染防治的重視力度越來越強時，能夠推動企業積極開展綠色創新，提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當前，我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雖整體有所提高，但仍存在披露內容不規范不完整、覆蓋面窄、可比性較差等諸多問題?；诖?，政府有必要規范并健全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相關政策及條例，同時充分考慮行業異質性因素，深化不同行業環境信息披露細則，引導企業進行以定向性數據為主的信息披露，同時根據企業特性完善相關政策，從源頭倒逼企業重視信息披露，進而積極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2）政府可以給予企業專項資金支持，采取不同方式推動其規范化發展。政府針對不同企業可以通過不同方式推動企業綠色創新，如政府可以給予企業專項資金用來支持綠色創新活動，從側面對企業進行干預，而不是通過一味要求企業采取強制性的信息披露，進而使企業充分意識到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提高其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綠色創新的積極性與能力。

（3）政府需提高公民環保意識，激發公民參與環?；顒拥臒崆?。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受社會公眾影響，社會公眾參與度高，使得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積極性高。反之，社會公眾參與度低，使得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積極性低。社會聲譽能夠為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公眾認可度高，污染防治能力強的企業，能獲得更多的社會聲譽吸引投資，提高競爭力。反之，公眾認可度低，污染防治能力差的企業，將會損失社會聲譽，降低競爭力，阻礙其長期發展。

3.3社會公眾角度

（1）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活動，提高環保意識。我國對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視程度受世界嚴峻的環境形式影響正快速提升，對環境保護的宣傳意識也逐漸加強。作為社會公民，我們可以自發加入到環保隊伍中，通過積極參與環?；顒?，在日常生活中貫徹環保理念，提高環保意識，用自己的行動為改善社會環境作出貢獻。

（2）關注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動企業綠色創新。作為社會公民，我們可以積極關注環境信息披露制度，通過企業向社會披露的環境報告幫助政府監督企業環保行為，督促政府和企業貫徹落實環保理念，切身加入到環境保護過程中去，為我國環保事業發展貢獻力量。

4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穩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建立完善適用的政策體系引領“雙碳”目標的實現。在“雙碳”目標實現的進程中，勢必會對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影響，為企業實現綠色創新、節能減排的目標帶來機遇和挑戰。在此基礎上，我們探求政府、企業、社會三個主體間的相互聯系，研究環境信息披露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的關系問題，以期從企業源頭提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更好發揮政府的監督職能，引領群眾積極參與環保事業，三個角度共同推動企業積極進行綠色創新，爭取早日實現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的偉大目標。

參考文獻

［1］王宇軒.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D].東南大學，2020.

[2]夏嘉欣.環境信息披露、政府補貼與企業綠色創新[D].內蒙古大學，2023.

[3]王淑豪，楊陳慧.環境信息披露政策實施相關問題及對策[J].財會學習，2020，（06）：122123.

[4]田莉，李翠文，劉晨，等.碳中和碳達峰背景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與綠色創新關系研究綜述[J].對外經貿，2022，（04）：102105.

[5]朱承亮，劉瑞明，王宏偉，等.專利密集型產業綠色創新績效評估及提升路徑[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35（04）：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