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

謝璐 王小衛

摘? 要：為探討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本研究采用劉曦和楊東研究編制的《漢區少數民族學生文化疏離感量表》、胡月琴與甘怡群研究編制的《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以及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219名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研究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體驗感處于中低水平，在性別、民族、生源地人口學變量上呈現出顯著差異，但在年級上差異不顯著；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韌性水平較高，心理健康狀況較好；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和心理健康呈現顯著相關，文化疏離感可以通過心理韌性預測心理健康。

關鍵詞：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心理健康；少數民族大學生

中圖分類號：B849?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4）08-0175-04

一、問題提出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下，我國少數民族高等教育事業規模迅速擴大，教育質量和水平顯著提升。［1］為培養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具有較高科學人文素質和創新能力的少數民族優秀人才，進一步發展少數民族教育事業，黨中央、國務院開創了內地辦學、定向支援民族教育的新模式。自該模式創辦并實施至今的30多年里，內地民族班招生規模穩步增長，招生類型不斷豐富和完善，教育教學質量受到家長和學生的廣泛認可。［2］少數民族大學生來內地求學，存在文化適應方面的問題。［3］有研究證明，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適應狀況對其學業表現起預測作用。左敏、趙靜在一項關于文化適應與學業表現的研究中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適應狀況越差，其課堂參與度也越低。［4］少數民族學生文化適應方面的壓力越大，學業倦怠的程度也越高。［5］這種文化適應壓力對于到內地求學的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預測作用。［6-7］因此，為提高少數民族大學生學業水平、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研究者關注少數民族大學生在內地學校的文化適應狀況，發現并致力于改善影響其文化適應的因素具有重要意義。

少數民族大學生離開家鄉到內地求學，會因母體文化與主流文化的差異而產生文化疏離感，即對自身文化和異己文化產生疏遠、分離、被孤立、被控制等消極情感體驗。［8］有研究證明，文化疏離感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水平和主觀幸福感體驗起負向預測作用。［6-7］由于受到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的影響，少數民族大學生在生活、語言、人際交往、學校制度、身份認同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現實困難。［9］心理韌性則是個體戰勝困境、適應外界壓力的能力，這種在具體或特殊困境中產生的內在積極心理能量能幫助個體出色應對環境壓力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在個體成長的過程中使心理健康水平恢復正常。［10］

心理韌性過程模型認為，當個體面臨各種應激源和處理壓力性生活事件時，原本處于身心平衡狀態的個體會調動起諸多積極資源和保護性因子與應激源相抗衡。在原有的身心平衡狀態瓦解和重新整合的過程中，若心理韌性中的保護性因子居于強勢位置，個體的身心平衡就會回到初始狀態或重新整合，以達到適應性平衡。若心理韌性中的危險性因子居于強勢地位，個體則會伴隨著功能紊亂而出現身心失衡狀態。有研究證明，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而且驗證了心理韌性在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中介作用。［6］

文章以藏族、回族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探討其文化疏離體驗感、心理韌性、心理健康之間的相關關系，試圖揭示心理韌性可能存在的作用機制，發掘少數民族大學生自身心理能量，為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法抽取240名藏族、回族大學生進行調查，發放問卷240份，回收有效問卷219份，有效率為91.25%。其中，男性少數民族大學生93人，女性少數民族大學生126人；回族104人，藏族115人；來自農村163人，來自城鎮56人；大一51人，大二16人，大三65人，大四87人。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網絡匿名方法施測。

（二）研究工具

1. 漢區少數民族學生文化疏離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該量表測量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疏離體驗感水平。量表共有37個問題，包括文化分離感、文化孤立感、不和諧感和被控制感四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1-5表示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總量表α系數0.92。［11］

2. 青少年心理韌性量表

本研究采用該量表測量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韌性水平。量表包括27個問題，包括個人力和支持力兩個維度，采用5點計分，1-5表示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總量表α系數為0.85。［12］

3. 癥狀自評量表（SCL-90）

本研究采用該量表測量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量表包括90個項目，采用五級評分，α系數在0.64-0.85之間。［13］

（三）數據分析

采用SPSS26.0軟件對所得有效問卷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與處理，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描述統計、相關分析及中介效應檢驗等。

三、研究結果

（一）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及心理健康基本情況

表1顯示，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處于中低水平，說明文化適應狀況較好。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得分顯示，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韌性水平較高、心理健康狀況較好。

（二）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在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性比較

1. 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在性別、民族、生源地上的差異比較

表2顯示，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體驗感在性別、民族、生源地上存在顯著差異（p<0.05）。具體表現為男生比女生有更高的文化疏離體驗，回族大學生比藏族大學生體驗到了更高的文化疏離，生源地為農村的少數民族大學生比生源地為城鎮的少數民族大學生能體驗到更強的文化疏離感。

2. 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在年級上的差異比較

表3顯示，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在各年級上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

（三）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的相關關系

表4顯示，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癥狀）呈顯著相關（p<0.01）。其中文化疏離感正向預測心理健康（癥狀）（p<0.01），說明文化疏離體驗感越強，心理癥狀越明顯，心理健康情況越差。心理韌性水平負向預測文化疏離體驗感（p<0.01），說明心理韌性越強，文化疏離體驗感越低。心理韌性水平負向預測心理健康（癥狀），說明心理韌性水平越高，心理癥狀越輕，心理健康狀況越好。

（四）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分析

在本研究中，X代表文化疏離體驗感，Y代表心理健康，M代表心理韌性。根據中介效應檢驗標準程序，預測變量—X—文化疏離體驗感，中介變量—M—心理韌性，結果變量—Y—心理健康（癥狀），本研究分四個步驟對心理韌性的中介效應及其顯著性進行了檢驗分析。

表5顯示，文化疏離體驗感正向預測心理癥狀（t=3.02**，p<0.01）。文化疏離體驗感反向預測心理韌性（t=-8.59***，p<0.001）。將M（心理韌性）和X（文化疏離體驗感）同時納入方程，M（心理韌性）對Y（心理健康）效應顯著（Beta=-0.49，t=-7.10***，p<0.001），X（文化疏離體驗感）對Y（心理健康）效應不顯著（Beta=-0.05，t=-0.69）?？傂狢=0.2，中介效應ab=-0.5*-0.49=0.245，直接效應=-0.05。按照中介效應檢驗程序，說明存在完全中介效應。［14］

四、討論

（一）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總體情況分析

結果表明，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及心理健康總體水平較高，說明新時代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適應情況較為樂觀，但仍有提升、改善的空間。有學者認為，少數民族大學生的跨文化適應情況受到其所在城市和所在學校的區位條件的影響。［15］被試所在的學校位于我國河西走廊地區，河西走廊地處祁連山以北，合黎山和龍首山以南、烏鞘嶺以西，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沿線地區。據資料統計，河西走廊地區分布著藏族、蒙古族、回族、裕固族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各民族在生產方式、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上，既保有本民族特征，也顯現出與其他民族交流融合的痕跡。經漢族、回族、藏族等各民族長期共同生產生活，共同融合發展，河西走廊地區逐漸形成了以農耕與游牧方式并存的生產文化，以及由伊斯蘭教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和漢族儒、釋、道文化有機結合的宗教文化，和以漢族文化為主，回族文化、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16］因此，本研究中的少數民族大學生雖然體驗到了文化疏離感，但他們也能在河西走廊的多元文化氛圍中找到本民族文化的歸屬感，這對其進行跨文化適應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隨著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國中西部高校也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中西部高校校園多民族交織的多元文化氛圍濃厚，使得中西部高校在培養國家所需的新時代少數民族人才方面具備了獨特的自身優勢。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在我國及沿線國家的不斷擴大，我國少數民族學生、沿線國家留學生來中西部高校交流學習的人數不斷增加。［15］學校不同民族師生共同生活學習，跨民族文化交往日漸頻繁。被試所在的城市和學校具有得天獨厚的跨文化適應區位條件，有利于少數民族大學生進行跨文化適應。還有學者認為，進入大學前的學習生活經歷也是少數民族大學生的一段文化適應過程。［17］隨著少數民族學生步入小學、初中、高中，他們接受教育的層次逐步提高，接受教育的空間范圍進一步擴大，使得他們進行跨文化交流的機會逐漸增多。因此，隨著學習經歷的不斷豐富，少數民族大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就已經經歷了多次的文化適應過程，再到大學這個階段后，適應起來相對容易。

男生能比女生體驗到更強的文化疏離感，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一致。［18］有研究發現，女生的漢語水平、學校認同感和應對方式要好于男生，女生的文化適應狀況更好。［19］本研究認為，由于受到傳統文化和父權制的影響，男性從小在資源分配制度中得到更多偏好，男性在婚姻、生育、喪葬等民俗文化和各類宗教活動上得到了比女性更多的強化。［20］因此，當男性從自己的母文化轉移到一種全新的文化背景中時，可能會比女性體驗到更強的文化差異，出現更強的文化疏離感。

回族大學生的文化疏離感比藏族大學生更強烈，可能與居住地居民構成情況有關。王靜在關于回族青少年文化適應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居住地回族人口占多數的回族學生其文化疏離感顯著低于居住地漢族人口占多數的回族學生。［21］回族大學生入校前多居住在民族聚居區，居民構成以本民族為主，穆斯林文化氛圍較強。大學所在地的居民構成中回族人數較少，穆斯林文化氛圍較弱，因此回族大學生體驗到了更強的文化疏離感。

生源地在農村的少數民族大學生比生源地在城鎮的少數民族大學生體驗到更強的文化疏離感。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開放程度不同，城鎮受主流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影響較農村更大，來自城鎮的少數民族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主流文化和外來文化，而來自鄉村的少數民族大學生能獲取到的主流文化信息量有限，這可能是造成生源地在農村的少數民族大學生體驗到更強文化沖擊感的原因。

有研究發現，年級主效應在文化疏離感上差異顯著。少數民族大學生來到內地，他們與主流文化接觸時間越長，其文化疏離感就會呈現出從高到低變化的趨勢，［22］而本研究并未證實這一結論。本研究認為，文化適應與外部環境和閱歷有關，與年齡的關系并不密切。［23］由于被試都是在校的少數民族大學生，且校園環境和入校后的學習生活經歷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也都是相似的，四個年級的少數民族大學生處在相同的環境背景下，可見，年級的差異并沒有造成文化適應上的差異。

（二）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分析

本研究發現，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心理韌性和心理健康（癥狀）相關顯著。即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體驗感越強，心理健康狀況越差；心理韌性與心理健康（癥狀）呈顯著負相關，說明心理韌性水平越高，心理癥狀越輕，心理健康水平越好。

心理韌性是個體戰勝困境、應對外界壓力的能力，這種在具體或特殊困境中產生的內在積極心理能量能幫助個體調動保護性因子和積極資源來應對環境壓力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同時在個體成長的過程中使心理健康水平恢復正常。有研究證明了心理韌性是影響少數民族學生跨文化適應的重要變量。文化疏離體驗感弱的少數民族學生會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調動更多的保護性因子和積極資源，而這些積極資源幫助個體降低了跨文化適應帶給心理健康的風險。文化疏離體驗感強的個體在應對文化適應壓力的過程中則更多地調動了風險性因子，而這些風險性因子加大了跨文化適應帶給心理健康的風險。［6］有學者認為，心理韌性的相關因素幾乎涵蓋了個人所有的積極資源，比如高智商、內控、成就動機、自我效能感、積極行動等。［10］積極的情緒調節策略和應對方式均是漢區少數民族大學生應對文化適應壓力的保護性因子，有研究發現，認知重評情緒調節策略和積極的應對方式能幫助少數民族大學生緩沖文化疏離感對主觀幸福感的風險效應，表達抑制情緒調節策略和消極應對方式增強了文化疏離感對幸福感的風險效應。［24-25］

本研究顯示，心理韌性完全中介了文化疏離感和心理健康，說明少數民族大學生文化疏離感通過心理韌性預測心理健康，該結果部分驗證了前人研究。［6］然而，根據溫忠麟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發現，出現完全中介的情況并不常見。如果出現完全中介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被試量太少，且總效應小導致的。［14］但心理韌性起完全中介效應的結果啟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更加關注并注重訓練少數民族大學生的心理韌性，設計針對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韌性的輔導方案，幫助其在文化適應過程中調動更多保護性因子及積極心理資源，提高少數民族大學生應對壓力事件的心理韌性和應對能力。進而促進少數民族大學生心理健康，幫助其更好地融入于內地的生活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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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人：王歡，河西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楊毅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