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旅行雜志》的康藏形象

仲昭銘

摘 要：創刊于1927年的《旅行雜志》，作為近代中國首份專業性的旅游刊物，影響巨大。20世紀30年代末，出于抗日形勢的需要，雜志加大了對西南邊疆的宣傳與介紹。1939年成立的西康省，在雜志“探索與開發邊疆”理念的倡導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堵眯须s志》對西康省的介紹，刊文眾多，涉及面廣。舉凡康藏地區的山川名勝、城鎮風貌、風土民俗，悉數其中，為讀者勾畫出極富時代感的康藏形象，加深了國人對西南邊疆的認知與了解，在內地與邊地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

關鍵詞：《旅行雜志》；邊疆傳播；西康；藏族；游記

《旅行雜志》是近代中國首份專業性的旅游刊物，影響最大的旅游刊物，也是辦刊時間持續最久的雜志之一，譽為“民國時期出版物的典范”。該刊1927年創辦，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為中心。

20世紀30年代末，抗戰形勢嚴峻，伴隨國民政府的內遷入川，《旅行雜志》大力介入西南邊疆的宣傳；而1939年成立的西康?。▊鹘y稱為“康藏地區”，簡稱“康藏”），因其重要的戰略位置，壯美秀麗的山川，加上風格獨具的民風民俗，受到該雜志格外的重視。鑒于目前學界對該刊立足西南邊疆宣傳與調查，重點刊文宣傳康藏的史實，研究還較為薄弱，因此系統介紹《旅行雜志》在對西南邊疆深度介入的大背景下對康藏報道的全貌，分析該刊所構建出的旅行者眼中的“康藏形象”，對于我們全面了解民國時期主流媒體于西南邊疆宣傳的概貌，搜集康藏地區“三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文獻，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旅行雜志》的西南宣傳

（一）《旅行雜志》的創刊與宗旨

1923年8月，上海金融界的領袖、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辦人陳光普在該銀行設立“旅行部”。1927年，“旅行部”影響漸大，業務日增，故獨立掛牌注冊，易名為“中國旅行社”，使之成為中國近代旅游企業化的標志。為了促進國內旅游業的發展，加深國人對中華民族悠久歷史與豐富旅游資源的認知，同時也宣傳中國旅行社的業務，中國旅行社決定設立編輯部并自辦刊物，定名《旅行雜志》。雜志以“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為中心，主要欄目分為國內游記、國外游記、西南西北行程、特輯、專著、雜俎、小說、美術圖景等，所編文章，不拘風格，多是游者的親身體會，親切趣味，加上撰稿人又皆為民國時期享譽文壇的新聞界、小說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撰文汪洋恣肆，雋永有味，十分受到讀者喜愛。

（二）《旅行雜志》的內遷與西南宣傳

20世紀30年代末，抗戰形勢嚴峻。1942年8月，雜志遷入桂林出刊，1944年又遷至重慶中正路205號辦刊，至抗戰勝利后才又遷回上海。

30年代末，雜志一改報道地點國內多涉及沿海一帶及大城市區域，國外則專注歐美、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刊風，而讓西南地區一躍成為《旅行雜志》關注的重點。該刊在1938年的“西南專號”中便有反思文章指出：“翻遍了十二年來的旅行雜志，一千五百余篇游記中，只發現了十篇廣西，云南只有九篇，貴州四篇，這實在太貧薄可憐了?！盵1]在1938年第20卷11期《西南專號》等同于編后記的“書后”又言：“現在我們是知道西南了，地方是這樣大，蘊藏是這樣富，風景又是永久妍麗的?？梢哉f沒有一個人視西南為畏途了，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西南對于整個國家軍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了?！盵2]1940年第14卷4期《四川專號》在《緊要啟事》又云：“本志以四川古稱“天府之國”，蘊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較濡滯，自國府遷渝以來，四川一省，顯為中國之心臟，各種建設，突飛猛進，而陸、空交通，尤為迅捷，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本志于廿八年正月，即準備發刊《四川專號》，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紹”。[3]

從20世紀30年代末起，《旅行雜志》中關于西南地區的游記，從以前的零星報道，轉為“多元化的，豐富的、全面的報道。不少學者文人更是以學術研究的態度對于西南地區進行研究”[4]。從《西南專號》始，不僅刊行了《四川專號》（1940年第14卷4期）、《西南文化專號》（1943年第17卷2、3號）、1945年第19卷1號《今日重慶專輯》等專門介紹西南風土人情的旅游文章，集中介紹西南名勝景區、風俗地貌，而且大量刊發西南地區的交通信息與公路建設咨詢，以利旅行人士參考。同時，在原有以“中國旅行社”為出版方的出版著述，如《游川日記》（1929年，曹亞伯著）、《黔游紀略》（1934年，曹鑒庭著）、《四川導游》（1935年，鄭璧成著）等的基礎上，以《旅行叢書》的名義又出版了《貴陽導游》《昆明導游》（1939年，黃麗生等著）等旅行手冊；以《旅行雜志叢刊》名義編印了《川康游蹤》（1943年，易君左編）、《西北行》（1943年，茅盾等著）等帶調查性質的游記，以及《西南攬勝》（1939年，趙君豪著）、《西南旅行團》《西南印象》（1939年，趙君豪著）等概論西南的著作。這種“以西南為報道重點”的情況一直持續至1946年1月雜志重新遷入上海（四川路420號辦公）出刊。直至1947年，雜志中西南地區報道數量才開始又明顯偏少。

據筆者統計，從1939年起，《旅行雜志》刊登與西南地區有關的文章與此前歷年相比成倍數增長，一直至1945年為此，歷年所刊數量十數至數十篇不等；1943年因連刊兩期《西南文化專號》，數量竟達70余篇，以充分的筆墨，體現了該刊認為西南“現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的主張。

雜志對西南邊疆的深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對康藏異乎尋常的關注與報道。

二、《旅行雜志》對康藏地區的探索

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這處毗鄰四川平原、地勢險要的戰略要地一開始便受到國人極度的重視；加上建省之初百業待興，劉文輝經營西康又勵精圖治，不僅大開西康“東方的門戶”，吸外八方人才，積極鼓勵有識之士投身西康建設，更大力組織各門類專家、學者前往西康公辦考察、調研，以利“搜集治康經驗”，遂使國內報道西康省的文章激增。其中，康定（古稱打箭爐）作為康省省會，尤受注目?！堵眯须s志》所刊考察與領略康藏風土人情的文章，就集中刊發于20世紀30年代末至1946年這一時間段內。

據筆者統計，1939年前《旅行雜志》對西南涉藏地區的報道，數量極少，而且以間接材料為主。三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由第三者整理的口述資料外，余下均為翻譯國外的資料。程志政譯的《西藏的一瞥》，由英國人麥克唐納（David Macdonald）所作，原刊于1929年《亞洲》（Asia）第3、4號；秦理齊所譯《貢噶探險記》，為美國探險家洛克所作，原刊于美國《國家地理》1925年第9期。微乎其微的報道數量，深刻反映出國人對邊疆認知的空白以及邊疆被“邊緣化”的尷尬角色，當時便引起了部分愛國人士的憂思，如程志政所譯之文的原作者麥克唐納本為1904年英帝國主義武裝侵略西藏地區的頭領，其文不僅充滿帝國主義的傲慢，而且覬覦中國領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故程志政在文后加按，不無痛心寫道：“今邊疆日亟，國人對于邊事，似不容其漠視。爰譯以寄本刊，倘亦為傷時憂國之士所為許乎?！盵5]

1939年后，情況有了巨大的改變。從創刊至1949年止，《旅行雜志》介紹康藏的文章共42篇，絕大部分是1939年后（含1939年）刊發的，其中，1939—1946年共刊35篇，這其中，純粹介紹西康或以康藏為中心的文章，達28篇，占總數的80％。該刊對康藏報道的積極，正是其重視西南邊疆地位，努力增強國人對西南邊疆認知的體現；也是該刊發力西南邊疆探索，激勵有志者投身邊疆探險的成果。

三、《旅行雜志》所記的康藏形象

總覽《旅行雜志》刊發介紹康藏文章，凡可分為三類，其一為旅行的見聞或帶旅行指南性質的導游文章，其數量最多，主要欄目有《屐痕處處》《旅程紀述》《邊疆游蹤》《地方描寫》等。其二為各類考察、調查活動的成果與研究性的學術文章，主要欄目有《邊疆透視》《邊疆考察》等。如黃炎的《西康調查日志》即為司法行政院1938年9月赴康調查司法的日記體工作記錄。而研究性的學術文章不少由當時知名的專家、學者撰寫，如《西寧塔爾寺之三大盛會》作者鄒豹君為地理學家，時任國立西北師范學院教授兼史地學系主任；《介紹藏民婦女》《記黑水旅行》的作者于式玉為華西大學邊疆研究所教授；《西康東陲木里紀行》的作者楊銜晉為森林植物學家，時任復旦大學農學院教授。其三為雜俎文，偏向雜錄與瑣聞類的筆記體，主要刊于《補白摘拾》等欄目。以上文章蔚為大觀，親歷親見，行文生動，從不同方面勾勒出20世紀40年代鮮活的康藏形象。

（一）以康定為中心的城市形象

明代中期以后，以青藏道為漢藏主要通道的情況有所轉變。經康區南部，連接內地與朵甘、烏思藏的川藏道被定為官道，逐漸成為明代涉藏地區僧俗往來，以及茶葉貿易的另一交通要路，使得漢藏間交通的重心由西北南移至四川和康區。[6]至清代，打箭爐已成為漢藏經濟、文化交往的中心，譽為“藏路咽喉”“西陲巨鎮”，“四方商賈輻輳，為川茶、夷貨交易之所”。[7]

民國時期，特別是全民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遷入川，西康由邊地變為腹地。1939年1月西康省宣告成立，使康藏的地位日顯突出?！八拇ㄊ俏骺档膫}庫，西康是四川的屏藩！兩省疆域，雖劃分為二；但就整個關系說，則川康唇齒相依，實為不可分離的一體！以歷史、地理言，則西康前稱川邊特別區域，川康向為整體；以政治、經濟言，則兩省供需相連，利害相同，無異弟兄姊妹的關系。又西康毗連云南，物資有無常相通假。即或西藏有事，因有西康處在中間，也不致遽爾波及云南，所以就西南國防上說，如果川康能夠，則川康可以屏障西南各省，中央即可減除西顧之憂，因此西康在我國西南國防上所占的地位，確是非常重要的！”[8]康定為西康省會，為康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川藏一線的交通咽喉，故《旅行雜志》介紹康省，均以其為基點。

1.康定的地志記錄。在徐仁常的游記中，康定的地理、經濟、街景與氣候等均有概括介紹：“康定原名打箭爐，相傳諸葛武侯南征，遣將郭達造箭于此故名，位于四面不毛白高山中，以川山的環繞為天然城墻，漢番雜處，人民以經商為業，貧苦的以勞力為牛，所用各物由外面遠入，故生活較內地高昂。中有小河，河的兩旁，集為市廛，茶、布匹、藥材、皮毛……均以此為集散地，商業特別發達，銀行約十余家，金融甚為活躍，大有都市風度，惟終日水聲淙淙，大風蕭號，氣候寒冷，一到秋天，均各設爐取暖，有經年不化的雪，漫積在那最高的山上，比之內地，真是天上人間?！盵9]

樓祖詒的《西康行》，列有由川入康的詳盡路線介紹，在《邊情介紹》一節，介紹了康藏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特別在社會環境介紹中，有康省各縣戶口統計，對于康省民族、交通、藏文字以及歷史均有涉及。

李致剛的《康定瑣志》有《風景線》一節，專事敘述康定的風景。作者將之歸納為：青色的天、各色的云、大風、高山、明月、白雪與河流7種，并贊嘆富于詩意，“這引人留戀的邊塞景色，內地是不易看到的?！盵10]

在康定的地志記錄中，尤以李致剛的《康定瑣志》最為典型，是文作者1943年受朋友之邀赴康，歸后撰成此“康定實性的報道”，全文分《形勢和通道》《建置，人口，商業》《氣候，物產》《交通，文化》《市街、城郭，官衙、教堂寺院》《明正土司，鍋莊》《市容，旅館，飲食，娛樂》《風景線》《結論》等九節，可當民國時期濃縮版的康定志書。

2.康定的城市記錄。李致剛的《康定瑣志》中記有康定的市街與市容，在他的文中康定“有大街二，道長各二里，南岸蜂窩街、大石包街、馬市街，北岸為營盤街、諸葛老街、老陜街，連系兩岸的木橋，共有四道，有上中下三橋，和將軍橋。中橋左右為康定的心臟，百貨云集，將軍橋是前川邊鎮守陳遐齡所建。市街兩岸，均緊接山麓”[11]。對于康定的市容，李文也客視給予了評價：“康定市街，還是若干年代遺下來的，因多風的關系，房屋建筑得很低矮，用鵝卵石嵌成窄狹的市街，糞穢滿地狼藉?！盵12]

陳長風的《川康公路巡視》在李文兩年后寫成，對比可以看出建省以后康定城市的變化，比如新市區的風貌以及印度商品在康的傾銷情況：“康定位于三山峽谷中，北來的雅拉河，南來的折多水，在城中會合而成康定河。在東關內之郭達山麓，關有新市區，街道平坦，房屋整齊，社會服務處就在這里。舊市區房屋沿河建筑，漢康藏三族合居于城中，全市近三萬人。中山街、中正街是商業的中心，商店除漢人經營的外，亦有康人開的店鋪，所售的物品，有印度來的英國毛呢料，花式新穎，內地買不到的此地都有，還有紅花、麝香等珍貴藥材?！盵13]

3.康定的居民記錄。漢藏等民族雜居、民族融合緊密歷來是康定城市的一大特點。在游記中，對于康定的居民構成也多有紀錄，如《蓉康旅程》所記“康定居民漢藏雜處，漢人以川籍為多。漢人所用語言與川語大部類似”[14]，而樓祖詒的《西康行》有康定戶數統計數，李致剛的《康定瑣志》有康定人口統計數。

4.康定的商業記錄。李致剛《康定瑣志》記錄了康定商業簡史與稅收情況：“康定在唐宋以來，隨著茶馬的交易，日趨繁盛。據□書記載：最初由臨時架設很簡陋的帳幕，作為臨時市場；和建筑碉房的鍋莊交易，每月有一定的日期，集會過了便星散。到了清初明正土司極盛時代，市而繁榮，已不是從前趕集的形態，現在康定住民十分之八九，都是商賈。據民二十七年的調查：康定東南北三關征稅稅款的統計，約年在六十八萬元上下。收入最旺的，要算東關，由藏輸入川省的貨品以藥材為大宗，其次是皮毛；由川省輸出的第一為粗茶，其次是布帛雜貨。騾馬馱包出入上面的三關的，每天最少也有三百五十頭至五百頭之數?！盵15]

“康定鍋莊集旅店、貨棧、商品中介、衙門等多種功能于一體，是康定地區特有的一種文化”[16]，也是清季至民國初期，康藏地區漢藏貿易的主要機構，是康定經濟習為的典型代表。歷史上，打箭爐因市而生，因茶而盛，其中“鍋莊”不僅奠定了茶馬互市的商貿基石，也決定了茶馬互市從商貿到交通運輸等全套的規則與操作、管理流程，對“茶馬古道”的興起、發展與繁榮起了最為直接與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堵眯须s志》中不少游記紀錄了“鍋莊”的概況，如梅幼云的《打箭爐》中便云：“打箭爐是一個毫無生產的高地，市面上的特產如金子、麝香、鹿茸、蟲草、皮貨、藥材等都是蠻地所獲運出來的。此外米、油、菜蔬、百貨等都是內地運進來的，形成了漢藏兩族貿易的重地。街上并沒有什么大的商店，一切巨商們多半是把貨物囤積在古老的大蠻房子里——他們叫做‘鍋莊——在那里面，你可以看見成千馱的茶包是預備銷售蠻地的大批漢貨，和整屋的藏毯、狐皮、白菌子和蠻地出產的珍品，還有不少由印度入藏的大批香煙。蠻商的牛馬，經常幾百頭幾百頭的在這些鍋莊里馱進馱出?！盵17]

對于康定的消費情況。在黃炎的《西康調查日志》中，通過作者在康定消費的經歷，敘述了當地物價的高昂：“午后剪發，起碼五角，若令出門則須乙（壹）元。秈米一小碗飯大洋五分，一切物價除土產、藥材及土人之毛織物外，均極昂貴，生活程度較成都高數倍?！盵18]王清泉的《蓉康旅程》，則對康定城區米、豬肉、雞蛋、蔬菜等物價加以臚列，并分析了物價居高不下的原因：“康定位于萬山環抱中，城垣狹小，發展為難，但生活程度之高，雖特等都市猶望塵莫及。此地不論任何日常用品、食品五谷，俱須由成都、雅安、西昌、漢源等處運來，因著交通不便，多用人力背來，途中恒須廿日左右才能運到。運費往往超過貨值，售價怎能不貴？”[19]

5.康定的其他記錄。黃炎的《西康調查日志》為雜志首刊的國人寫作的康藏旅行文章，分三號（期）連載，記敘了作者由康定經泰寧至道孚一線的行程日記，文中所記康定多為直觀印象，如康定之物價、二道橋之溫泉、參觀寺廟之類，零碎雜散，更多是司法調查方面的工作記錄，如日志中載康定司法概況：“年后二時半至康定縣政府調查該縣每月民刑案件，約十余起，漢人與漢人，漢人與土人，土人與土人，均有在縣府涉訟。監獄一所，計三間，看守所男四間，女三間，現在人犯約廿余人，尚有軍隊寄押人犯有拾余名，囚糧每月有三百四十元，由雜捐項下支付。人犯少，即所收款移作司法經費，法收每月約數十元，查閱卷余，判決頗特”[20]。梅幼云的《打箭爐》則以新聞特寫的手法，批判了內地的鴉片與賭博對當地的毒害，歌頌了藏族同胞的淳樸與勤勞。

（二）以高原為中心的自然形象

《旅行雜志》一直以“闡揚中國名勝”為主線，雜志寄情山水，歌詠自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康藏瑰麗無比的自然景觀，對高原景色的描繪是該刊宣傳的重點。雜志不僅翻譯了國外如著名探險家約瑟夫·洛克等在康藏的探險游記；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還刊發了國人在康藏“邊疆探險”的文章。這一時期該刊介紹康藏的各類文章，也多少涉及對康藏自然風光的記敘，這些行文一方面是突出康藏旅途之“艱”與“險”，另一方面，也贊揚了康藏風景之“美”與“奇”。

1.貢嘎探險的記錄。至約瑟夫·洛克《貢嘎探險記》在國外刊登后，譽為“蜀山之王”的貢嘎山不僅名揚世界，也成為康藏自然探險的標桿。其山脈絡縱橫，雪峰巍峨，主峰海拔達7556米，直刺天際。諸儉的《木雅貢噶山下藏區紀行》便是一篇優秀的“邊疆探險”游記。該文介紹了木雅片區民風民俗與宗教信仰，描述了登山至半腰的經過。文中對于貢嘎山的美艷更不吝文墨：“至最高處，視線忽然開朗，只見蔚藍得可愛的天空，無絲毫云翳牽掛，向南望去，雪白銀妝的貢噶山脈，盡收眼簾，眾巒簇簇，向東南逶迤，形似長城。主峰，高插天際，光潔瑩晶，被陽光照射萬丈。全山積雪，雖于盛夏，亦不溶化，亙古以來未嘗改變其雪白皎潔的面目”[21]。

2.高原生態的記錄?？挡刈匀伙L光優美，生態保持優良。該刊文章也對此有所介紹，如陳長風《川康公路巡視》記述從塔公至道孚間的森林密布，溫泉相間，景色宜人：“由塔公寺西行七十余公里，路線穿過高地原始森林，名‘松林口，此處海拔四千余公尺，有溫泉、是游人最好的地方，其中林木，多是云杉、冷杉，樹身直徑粗達十公尺的隨處皆可見，陰森森的一片，是珍禽異獸蟄伏的地方，專入林間，幾疑置身仙境?！盵22]

3.高原水利的記錄。壁瑩的《金沙江》是為數不多的介紹康藏水利的文章。該文是1940年秋經濟部與交通部聯合辦理的“金沙江查勘隊”工作的一個簡報。

（三）以衣食住行為中心的民俗形象

1.康藏人民的生活形象?！堵眯须s志》第13卷8號刊登的朱汝謙的《川康途中》，實為奚東曙加入“川康考察團”后在康考察期間寫給朱的書信。文中紀錄了康藏的飲食習俗：“（考察團）每至一廟必獻哈達，對喇嘛則賞犒茶葉，對人民則當場賞犒酒，因康人喜歡飲茶與酒。關外均用藏洋，故此次攜帶許多藏洋而來，同時亦帶翻譯、廚役、食物，因康人只食青稞、糌粑及喝茶，不種蔬菜也?！盵23]鞠孝銘的《青康之行》雖為從青海入康的游見，但專有《閑話藏民風俗》一節，簡要介紹了康藏人民之服飾、飲食、住所與婚姻、喪禮等風俗。鐘秀生的《藏族平民生活鳥瞰》為一篇全面介紹康藏人民生活的科普文章，全文分《游牧生活》《農人生活》《衣食住行娛樂及其他》三節，對于康藏同胞的農牧業生產、交通運輸、文化信仰、服飾、飲食、住所、歌舞藝術等都有所簡介。馬若達的《康藏人服飾憶略》，分“衣”與“履”兩部分，簡要介紹了康藏的服飾文化。

2.康藏的交通形象。樓祖詒的《西康行》概述了歷史上西康的交通路線：“古時康定至瓦斯溝之河峽，尚無通路，蕃人入川，分南北二道，南道逾雅加埂經摩西面，渡沈村河入黎州，即后漢時白狼入貢舊道，其后更自滎經經沿小河逾山至沈村，繞避大相、飛越二嶺，即系諸葛武侯南征之路。北道自革地入松潘，或自金川出理番河谷至威州，唐代吐蕃入犯，恒由此二途。大概南宋初年，番商雜處民間，蕃人為謀運茶捷徑，始開瓦斯溝峽路，即自瓦斯溝渡河，逾嚴州大山，至碉門（今天全），貿易茶馬，史上著名茶馬市者即此。清康熙后，改自天全逾馬鞍山，經瀘定至康定，民國以來，雅康相攻，始發見二郎山路線，近遂循之，以筑川康公路，此為最后之路線，筆者所由，即此最后發見而最新開鑿之一線?！盵24]

黃炎的《西康調查日志》記述了“出關”翻越折多山交通的不便，“路不易找，路上堆石作標識，設遇大雪，不特馬糧難找，路也無有，關外行路之難，不可以言語形容”[25]。諸儉的《木雅貢噶山下藏區紀行》，敘述了從康定“出關”旅程的艱險，“一出康定南門，就是所謂‘出關了，……因為關外的氣候、風俗、民情與內地大異其趣，所以出關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出關之前，要準備雇到關外唯一的交通工具——“烏拉”（供差役的牛馬和人）。如果你不通藏民語言時，則須找到適當可靠的通事，充當你的翻譯。關外氣候也懸殊，除了帶著足夠御寒的被褥外，每人必要帶著一襲笨重的藏氈子，以防暴風雨的侵凌，就是油、鹽、菜、米等食料也要帶著?！盵26]在交通紀錄方面，陳長風《川康公路巡視》一文較具代表性。此文為作者受川康公路局之邀赴康的紀錄，對從成都至甘孜縣，沿途交通概況、風土人情，多有記載。

3.康藏的婦女形象。作為一位女性民族學家，于式玉對于邊區婦女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她的邊疆考察文論中，一直貫穿著對邊區少數民族婦女悲慘命運的同情，對于她們淳樸而真誠品行的贊美。如《記黑水旅行》中寫道：“山路雖然高高低低，但是幾個女同伴，興致勃勃的邊走邊唱，我也不肯示弱，總更與她們前后不離，我們彼此語言不通，常以表情傳達意見。慢慢熟識之后，她的緊握住我的雙手，用兩雙明眸注視著我，使我感覺到她的滿腔熱情。我離開西北藏民已經半年，久別了的邊民，真摯情感，又在黑水女孩們中間重新發現，使我興奮萬狀。人類真的情感，唯有在邊民群眾里，才保存得完整整的?！盵27]她的《介紹藏民婦女》介紹了藏族婦女的經濟地位與社交活動，認為藏族婦女辛勞而善良，應酬與社交的機會比男子更多，而她們“化青在大自然里的境界，真是值得羨慕的”[28]。

四、結論

1939年后，《旅行雜志》立足西南，是中國人民進入抗日戰爭特殊階段的產物。雜志對西南的傾斜，自然使這一區域的少數民族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葉，可謂該刊報道西南邊疆的“黃金時代”：地域上，舉凡西康、云南、貴州、四川、西藏、青海等省份均有談及，而尤以前三省為甚；數量上，文章眾多，體裁多樣；民族上，西南主要的少數民族大多有所覆蓋；影響上，報道之廣度與深度可謂前所未見。以雜志介紹康藏地區文章為例，一方面代表了雜志介入“西南邊疆”的廣度與深度，另一方面，雜志以眾多的文章，繁密的報道，顯現了豐富多彩的康藏形象，加深了國人對西南邊疆的認知與了解，在內地與邊地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僅就這點而言，在文化傳播與文化溝通方面，《旅行雜志》在宣傳邊疆的努力與實驗上，還是成功的。我們認為，《旅行雜志》“邊疆宣傳”的價值與意義在于：

（一）以“闡揚中國名勝”為中心，以“探索與開發邊疆”為側重，激發廣大民眾的愛國心，堅持抗戰到底、守疆護國的決心

1939年后，《旅行雜志》立足西南，以康藏地區為重點的探索與介紹邊疆的辦刊思路，是中國人民進入抗日戰爭特殊階段的產物。雜志雖名旅行，刊登均為文人雅士的游記，但正是通過這些看似“風花雪月”的文章，介紹西南地區廣袤的秀美山川、廣博的風土人情，激發了民眾的民族自豪感與愛國心，堅定了大力建設西南邊疆、守土抗戰、誓與國土共存亡的決心。就內容而言，《旅行雜志》的邊疆宣傳，言在邊疆的風土地理，而意在抗戰，激勵民眾抗戰到底，萬眾一心守護吾土吾民。

（二）以“邊疆探險”為事業，以“邊疆宣傳”為重心，促進了內地對西南邊疆的了解和認知，促進了西南邊疆旅游業的開發、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客觀而言，《旅行雜志》的讀者定位于內地，雜志對以康藏地區為重點的大量西南邊疆的游記，促進了內地對西南邊疆的深入了解和認知。雜志對西南邊疆地區風景名勝、民俗風土的帶指南與咨詢性質的介紹，加上隨后配套出版的導游一類旅游手冊，有力促進了西南邊疆旅游業的開發，促進了內地民眾與西南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三）以“邊疆考察”為工作方向，以民族考察和民族調查為工作方法，留下了一批比較具有民族學與民俗學意義的歷史資料

“大家文筆，親民視角”本為《旅行雜志》的辦刊特色。1939年后，《旅行雜志》以西南邊疆探險為出發，大量刊發了民族學與民俗學學者的民族考察文章和民族學調查報告。這些文章，工作方法專業，文章內容翔實，為世人留下了一批比較具有民族學與民俗學意義的歷史資料。不僅如此，作為民國時期辦刊時間最為持久的旅游類雜志，《旅行雜志》所刊文章，已成為民國時期西南地區游記類歷史文獻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雜志所刊的康藏游記，已成為民國時期中國藏學游記類漢文文獻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29]

總之，民國時期《旅行雜志》的“邊疆宣傳”，以康藏形象描述為重點的西南邊疆的書寫，在當時，對于宣傳抗日救亡、促進西南邊疆旅游業的開發，促進民族交流與融合，存檔大批民族學與民俗學的文獻資料，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對于我們今天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材料，觀古鑒今，古為今用，還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的。

注釋：

[1][2][3]編者：《西南專號書后》，《旅行雜志》1938年第11期。

[4]熊紅霞：《旅行雜志》研究（1949-1954），四川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5]程志政：《志政按》，《旅行雜志》1929年第6期。

[6]劉立云：《從玉石之路到茶馬古道：論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演變及其意義》，《西藏研究》2018年第1期。

[7]清·王世睿：《進藏紀程》，豐培輯《川藏游蹤匯編》，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8]劉文輝：《建設新西康十講》，趙心愚、秦和平編《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下）》，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539—540頁。

[9]徐仁常：《從成都到康定》，《旅行雜志》1943年第5期。

[10][11][12][15]李致剛：《康定瑣志》，《旅行雜志》1943年第1期。

[13][22]陳長風：《川康公路巡視》，《旅行雜志》1944年第6期。

[14][19]王清泉：《蓉康旅程》，《旅行雜志》1939年第9期。

[16]林俊華：《康定鍋莊的歷史與特征》，《康定民族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5年第5期。

[17]梅幼云：《打箭爐》，《旅行雜志》1946年第1期。

[18][20][25]黃炎：《西康調查日志》，《旅行雜志》1939年第5期。

[21][26]諸儉：《木雅貢噶山下藏區紀行》，《旅行雜志》1949年第8期。

[23]朱汝謙：《川康途中》，《旅行雜志》1939年第8期。

[24]樓祖詒：《西康行》，《旅行雜志》1943年第6期。

[27]于式玉：《記黑水旅行》，《旅行雜志》1944年第2期。

[28]于式玉：《介紹藏民婦女》，《旅行雜志》1944年第2期。

[29]焦虎三：《我國藏學漢文文獻整理與研究歷史概述》，《西藏研究》2021年第5期。

本文系四川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康巴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重點項目“民國時期康藏游記類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KBYJ2022A004）、四川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區域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一般項目“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康藏游記類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QYYJC2202）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四川文化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