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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山識力橫絕”在縣情判斷方面的表現

2024-05-08 13:23胡開全
文史雜志 2024年3期
關鍵詞:南宋

胡開全

摘 要:“鶴山識力橫絕”本意是后世學人贊嘆魏了翁對理學的判斷;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句話也能恰當地闡述魏了翁對靈泉縣縣情的判斷力。魏了翁將自身扎實的學養、豐富的執政經驗和長期的實地調查作為判斷的依據。梳理宋代靈泉縣的相關文獻不難發現他“縣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為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等結論是符合實情的。像魏了翁、高載這類“有政聲”官員儼然已構成當時靈泉縣官府的立體形象。所以說,掌握準確的縣情是正確執政的第一要務。由此還可以說明,文獻中普遍存在的對一個地方的文學化描述,可能與實際情況差之甚遠。而游宦經歷豐富的實干官員會有獨到的判斷標準來指導自己的執政實踐。作為這類官員的代表,魏了翁眼光甚高,擁有士大夫“胸懷天下”的博大情懷。

關鍵詞:魏了翁;高載;南宋;縣情判斷;士大夫情懷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成都市蒲江縣)人,南宋中后期理學的重要人物,著名學者。他是慶元五年(1199年)的進士,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其先在朝廷為官,后到嘉定府任職,任上因父亡,辭職回家守孝,筑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從之”,學者稱鶴山先生。他守孝期滿后,先后至漢州、眉州、瀘州任職達17年,對四川各地情況非常了解;后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之職督視江淮京湖軍馬,有《鶴山集》存世。黃百家(1643—1709),稱“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1]。這本是稱魏了翁對理學書籍判斷卓越。這里,筆者借用此句,試著論述擁有豐富基層執政經驗的魏了翁,以宋代靈泉縣(大致對應今成都市龍泉驛區)為例,展示其對縣情判斷非常準確的一面。

一、魏了翁判斷靈泉縣貧瘠的依據

魏了翁在《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下文簡稱《行狀》)中有“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高載)改宣教郎。居數月,制置司辟知靈泉縣。君至則曰:‘縣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為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脫又恣吏侵牟,民何從出。于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于為宰者,輯為書,置諸坐隅?!盵2]這里對靈泉縣的描述關鍵詞是“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此雖為高載之言,但《行狀》的作者是魏了翁。他是從眾多素材中選擇性地使用這一條,也應該看著是他的態度和判斷。下面先來看看魏了翁得出這一判斷的依據。

魏了翁在高載生前到過靈泉縣。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年),即高載去世前兩年,魏了翁在成都出差之際,被虞剛簡(1163—1226)、高稼拉到靈泉縣訪問高載。[3]這里,簡述一下人物關系。虞剛簡是南宋名臣虞允文(1110—1174)之孫,與魏了翁是好友,此時處于被彈劾賦閑七年的第六年。高載(?—1218),字東叔,是其“同產兄”中的大哥。高稼(1172—1235)是二哥,嘉定七年(1214年)進士,授成都縣尉。魏了翁的父親高孝過繼到高家,生六子,前四子姓高,分別是高載、高稼、高崇、高定子,第五子回歸姓魏,即魏了翁,還有第六子為高茂。于是詩句里有“青燈相對同胞弟,白酒交酬異姓兄”(四首之二)。據彭東煥著《魏了翁年譜》,高載于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死在靈泉縣令的任上。[4]魏了翁當時拜謁靈泉縣的名勝朱桃椎真人祠后,題了四首詩。詩序有“予以使事過成都,訖事而歸。虞萬州剛簡、成都尉高表兄拉訪靈泉宰高表兄。風雨連明,遂謁朱祭酒祠,即事賦四首”。第一首中“行花盡處山圍郭”,描寫行程和靈泉縣的環境。靈泉縣城在靈泉山(龍泉山)腳下。第二首描寫兄弟相見之情。重點是第三首和第四首,都是拜謁朱桃椎真人的感想,如第三首“真仙此意何曾間,直到如今瞪視人”;第四首“須知瞪處非無事,莫著仙人舊草鞋”。

關于朱桃椎,《新唐書》的記載如下:

朱桃椎,益州成都……嘗織十芒置道上,見者曰:居士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蹦撕啑l目,薄賦斂,州大治。[5]

這是《新唐書》延續唐代記錄。至于宋代附會在朱桃椎身上的種種異聞,以及宋朝時被封為妙通真人,其祠被賜名“安靜觀”并由王剛中主持重修等,并未被魏了翁提及。這顯示出魏了翁在其大表兄高載的引導下,其關注點是在“瞪視”之后,高士廉“簡條目、薄賦斂”,而獲得“州大治”的施政策略上。

第二年,即嘉定十年(1217年)春,高載生日,魏了翁有詞“去歲玉堂山下住,母旁后弟前哥。今年作縣古松坡,靜參朱祭酒,閑印馬頭陀……”[6]顯示此次靈泉縣之行,兄弟間結合靈泉縣的人文歷史交流得非常深入。這其中“靜參朱祭酒”,仍然是關于“瞪視”的感悟,因為蘇軾曾提出“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7]之說。另外“閑印馬頭陀”中的馬頭陀,應是將“長松馬祖”套用“頭陀”之名。他是唐代著名高僧蘭若處寂的弟子,唐代住錫靈泉縣另一處名勝長松寺的馬祖行空,史稱“長松馬”。曹學佺《蜀中廣記》有“唐資州山北蘭若處寂,姓周氏,蜀人也。師事寶修禪師,服勤寡欲,與物無競。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聞焉,詔入內,賜摩納僧伽梨……同時若長松馬祖及王頭陀、趙頭陀皆其門人”[8]。而長松山和長松寺是靈泉縣的最高峰,因馬祖行空駐錫并被唐玄宗召見而成為靈泉縣的又一名勝?!爸驹莆鞅逼呤镩L松山為州斧扆,界內諸山皆發脈于此。長松寺本蠶叢廟址,開元中馬祖行空和尚乃建寺。明皇召對,賜額‘長松衍慶寺,又賜名香,為亭以貯之,曰:御香亭?!盵9]

“馬頭陀”自己和其師父蘭若處寂都因修行好而被皇帝召見,得到很高的榮譽。這對想有作為的官員是種激勵,就是既要接地氣地實干,為百姓服務,為上級分憂,為更好的行政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又希望自己的業績能被朝廷看中并向全國推廣,由此積極向朝廷進言,期望自己的想法能被皇帝采納,讓自己的思想能在更廣闊的范圍得以實現。這是傳統士大夫的終極追求,與朱桃椎追求那種隱士“隱臥茅茨之間,志想青云之外”[10]的精神境界完全不一樣。到靈泉縣不足一年的高載,能夠結合地方文獻而作如此思考,說明其在通過文獻掌握縣情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這給魏了翁很多啟發。

高載本人執政靈泉縣,被后世評價為“有聲”[11]。其具體的表現是:“視事窮晨夜,受輸者立得劵劑以歸,無復他日所謂寄廊攬納之弊。又曰:‘今為令者,率以簿書,不報期會為大,故漫不省訟。且拘以定日,民有緩急將焉。訴乃立為剖決,立未容決則貯之紫囊。俟公退,反復籌維,厥明即以書判示兩詞之人,莫不饜服愧謝?!备咻d不僅勤于政務,另外還著有兩書,惜今已經不存,只能通過魏了翁的敘述來作大概的了解。對其《通鑒巨編》,魏了翁這樣評價:“嘗于讀禮之余,覽前朝史牒,嘆熙豐祐圣符靖崇觀政宣,汔于建紹乾淳熙元,黨論屢變,國勢僨起不常,慨然有感于來今。乃取制詞之褒貶,廷論之是非,粹成巨編,而自以己意識其后。大抵雖以國史寶錄長編會要為之據依,而一時詔旨、訓詞、封章、奏疏,則必于先賢文集、私史、簡稽、參贊以潰于成。凡百數十年間,一治一亂,開卷了然。亦庶幾為時事之補,非今世類書比也?!边@是對本朝治亂的匯總,目的是讓人“開卷了然”,是一種很強的責任擔當,既可以指導自己的行政實踐,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推而廣之。而對其《瀘州地理志》,魏了翁則強調作者細致與勤奮:“即郡齋修地理書,語寮吏曰:‘無逾于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參以劉君湜,史君堯輔。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為粹成之。世所謂寰宇、九域、堪輿、輿地諸書,亦略備矣。君復以國史、郡乘、私志、野錄,參繹貫通。凡郡縣之升降,諸道之分合,職官之沿改,風俗之媺惡,人物之盛衰,與夫宣畝丘乘封國,江河久遠難明之事;鳥獸草木選蠕細瑣,殊尤詭異之物,皆親為筆削,靡微不周,往往前之為丘乘者,莫加焉?!?/p>

魏了翁本人,除勤于本職政務并頗有政聲外,在訪問高載前后,與兄長們保持密切的聯系。此前嘉定八年(1215年)春,同產兄高崇(1173—1232)為眉山尉,與魏了翁同地為官。[12]同年除夕日,與同產兄高定子(1177—1247)唱和,有《和瞻叔兄除夕詞》。[13]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擢潼川府路提刑,[14]“會漕職空缺,兼轉運判官”[15]。嘉定九年(1216年)春正月,魏了翁第一次上書為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三人請謚,即《奏乞為周濂溪賜謚》[16];緊接著嘉定十年(1217年)春正月第二次上書,并在周敦頤、程顥、程頤等三人的基礎上,還增加了張載,即《奏乞早定程周三先生謚議》,為匡扶社稷、樹立理學正統地位不懈努力。這表明魏了翁作為進士第三名,既能腳踏實地且從容應對手中之具體事務,又能真切地關注親朋的執政實踐,同時還有高瞻遠矚的終極關懷。這三者既是三種層次,同時又相互關聯。沒有前兩者作支撐,最后一種可能做不出來;或者即便做出來,對朝廷的影響力也有限。

二、文獻中的靈泉縣印證了魏了翁的判斷

回觀靈泉縣的一些細節,更能加深對魏了翁和高載的認識。他們都是有作為的官員,除自身的理想和抱負外,到地方迅速掌握當地人文歷史和經濟賦稅等基本縣情,作出符合實際的政策,這是考驗執政能力的關鍵要素?!缎袪睢分杏小翱h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視為冗惡,數日待滿。況此邦民貧地瘠,夏賦雖輕,秋輸最重”,下面就按縣官“數日待滿”的心態、民貧地瘠的條件、秋輸最重的稅賦三方面,結合靈泉縣的文獻來展開論述,以印證魏了翁的判斷能力。

靈泉縣位于成都東面的淺丘低山地帶,歷來是成都的東大門,大致范圍與現在的成都市龍泉驛區相仿。唐久視元年(公元700年)始置東陽縣;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名靈池縣,宋天圣四年(1026年)改名靈泉縣。宋代的人將其定位為:“次畿,靈泉,府東五十里,十五鄉,洛帶、王店、小東陽三鎮”[17]。這里交通位置重要,宋代袁輝的《通惠橋記》有“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焉。沖三州之會,民閻僅千室,而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边@里說靈泉縣在成都的南面(實際上是東南)、簡州的西面、陵州(今仁壽)的北面,有著名的“蜀巴大道”和“陵州古道”穿過,宋代曾經嘗試過經濟改革,即由市易司放貸給商賈,結果還達到蘇轍所說的“靈泉小縣收息增美”[18]效果,只是不宜過多推廣。

關于縣官“數日待滿”的心態,一方面是宋代制度使然,因為宋代的官員要常規接受三年一期的考核,這個過程十分緊張而嚴密,對于執政靈泉縣這種窮縣,不求升,只求遷。另一方面是在考核制度之下,造就官員產生“匠人”般的宦游心態,就是在升職無望的現實面前,官就這樣按套路一任一任、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地做下去。而高載的態度卻很特殊,對此有自己的總結,并認真做事,對期滿后或遷或升并不十分在意。靈泉縣的李流謙因為任縣尉時間很長,[19]留下了很多生動的記載。李流謙(1232—1176)字無變,德陽縣人,曾在靈泉縣任縣尉很長時間。他雖是武職,卻以文揚名,《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均收錄其僅存十八卷的《澹齋集》,集子里面有很多關于靈泉縣的記載。如李流謙在自己任期內,迎來送往多任縣令和知縣,如《〈靈異集〉序》中有“紹興庚辰(1160年)安靜觀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20];不到兩年,《題待鶴亭記》中又變成了“紹興壬午歲(1162年)元日,邑令楊公”[21],還有《迎靈泉楊知縣啟》??赡茈S著為官的經驗增加,李流謙已經知道縣官的心態,直接在《迎靈泉楊知縣啟》中寫道:“使之各安談笑,可以坐治,即騰美最?!盵22]就是直接以自己的經驗告訴新任長官可以推行“無為”之治,到考核期滿可以自然地或升或遷。最終的結果是這幾位縣令都無政聲可言,自然而然地被歷史所遺忘。

關于民貧地瘠的條件,宋代靈泉縣雖然屬于成都的“次畿”,但因為地勢高,不屬于都江堰水系灌溉區,水源缺乏,土壤遠不及成都平原肥沃,導致農業不發達。對于缺水,宋代潘洞在《圣母山祈雨詩》里有吟:“錦里城東邑,高原十六鄉。江流分不到,天雨降為常?!盵23]李流謙對本地貧瘠的現狀也多次描述,如《題待鶴亭記》有“靈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游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盵24]他在《迎靈泉楊知縣啟》中亦言:“此邑之蕭條,本厥田而荒瘠;市亡列貨,里乏強家撫摩?!盵25]農業不發達,導致商業文教也不發達,甚至連地方豪強都少。

關于秋輸最重的稅賦。一方面是宋代對賦稅收入是重點考核內容;另一方面是東山旱作農業收成很差,農民因地制宜,在地勢較低的地方放棄一季小春的收成,秋收后直接蓄水過冬,到夏季直接種水稻,這種方式當地稱“冬水田”。此外就是高于河堰一級,但可以車水灌溉的“榜田”。宋代資料不確切,但據筆者參與調查并寫作《龍泉驛區民俗志》(未刊稿)的經驗,似乎可以從清代民國的現象推測?!吨尽份d:冬水田當年極多,約占全龍泉驛區稻田總面積三分之二,保栽水稻約10萬畝是當年儲水保證農家田畝水稻“滿栽滿插”的重要方法。有少數冬水田,面積大(數十上百畝),田肥,是同父所生的幾兄弟分家時各有一段,田埂立石為界,水源即為多家共享。山坡農家,溪遠塘少,而地里莊稼用水不斷,各家都在屋旁及土邊挖有水池水坑,儲夏秋雨水,池坑較深,一般儲水數百挑,私家自用。也有在山坡土溝平緩處,砌石壘土筑攔山泉溝槽的,泉經鄰家土,房與鄰家近,因此,溝水共享,溝槽歲歲冬修,各家合力出工。住山腳丘頂的農家,田畝不多,或是租佃耕種的瘦田薄土,冬水田少,春雨不足年辰,栽秧之前,只得向附近豐水人家買水灌田,買水論田畝數,一畝田水兩三斗谷子,秋收后擔谷子付賬。洛帶鎮寶勝村劉氏宗族清代石刻族規碑有:“堰塘、河堰春開秋閉,早扎河堰,碾子塘田亦宜封閉。不具天年干旱,均一律行事,可以保風水,亦可以保全國課”??梢姽俜胶兔耖g都十分看重秋收和秋賦。高載抓住這個重點,體諒百姓,于是要提高行政效率,秉公執法,以減少百姓的耗費和怨氣。

由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在靈泉縣保境安民方面,高載做得是比較出色的。魏了翁對此持褒獎的態度,并通過他的文章加以推廣。

三、關于官員們判斷縣情的延伸

通過上述分析,這里要構建一個概念,就是官員作為執政者,對一個地方的描述和思考,與文學家、以及編撰方志的文史人員的描述,是有明顯區別的。如靈泉縣,描述得比較繁榮的有“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焉。沖三州之會,民閻僅千室,而商賈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26]。楊甲在《靈泉山中》也將靈泉縣描寫得非常具有田園牧歌的感覺:“小縣相籠合,蒙蒙數百家。果蔬爭晚市,樵牧亂晴沙。落日平林迥,青山去路賒。偶居無事在,隨意問桑麻?!盵27]但作為要被三年一考的宋代官員,他們自有一套標準。鄭志強在《淺談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中專門提到,宋代“以‘四善‘三最考核守令。四善為‘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三最為‘獄訟無冤、催科不擾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水利興修為勸課之最;屏除奸盜、人獲安處、振恤困窮、不致流移為撫養之最”[28]。于是“民貧地瘠”和“秋輸最重”就顯得更切中要害,而成都俗語“東門出窮人”更印證了魏了翁、高載等的判斷。

推而廣之,下面重新審視一下魏了翁一生涉及的幾個地方。首先關于成都平原,《華陽國志》的“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實際情況呢?水旱災還是時有發生。為此,成都還出現兩個“龍眼”。一個是希望水不要太多的都江堰寶瓶口,即通過寶瓶口的大小來作限流;一個是希望水不要太少的靈泉縣龍口井[29],即成都遇到旱災時來靈泉縣的朱真人祠及龍口井求雨。

樂山(宋代稱嘉州)素有“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州”的美稱,這得益于這里是龍泉山脈的南部末端,大渡河(沫水)與青衣江(若水)先匯合后,到嘉州城外、樂山大佛前與岷江交匯。山水之美被人贊嘆的背后,官員卻要思考隱藏著的巨大水患以及軍事戰略地位。戰國李冰治蜀時,其主導的岷江“八大工程”之一就是“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即把烏尤山與凌云山之間鑿開一個通道,以削減洪峰對嘉州城的破壞。宋末余玠治蜀時,又在凌云山西側的龜城山修建軍事堡壘以扼守岷江航道,是為“宋軍八柱”之一。眉山在宋代因為涌現出以“三蘇”為代表一大批著名文人,被稱為“天下士大夫之郡”,有“禮義之邦”“千載詩書城”之贊譽。魏了翁在此重修蟆頤觀等工程,而非單獨重視文教,卓有政聲。到明代,眉山成為四川第三大道教中心。宋代,瀘州成為“西南會要”,和平時是交通要道,戰爭期間則成為戰略要地,如宋末瀘州“神臂城”也是“宋軍八柱”之一。川北小縣昭化修縣志時描述形勝,也是極盡文學夸張之能事:“昭邑北枕秦隴之險,西憑劍關之雄,長江天塹,南蜀咽喉,金城湯池,川北鎖鑰?!盵30]其有重兵把守,逼迫來犯者繞道摩天嶺,并形成“得隴望蜀”的戰略思想。但昭化縣只是川北防線的一環,在和平和統一時期,其戰略要地之功能根本無從彰顯,改善民生還需要重新掌握情況。這些例子都說明普通人對地方的文學判斷,與執政者的施政判斷,是有巨大差異的。而能否掌握縣情并判斷準確,能否因勢利導有所作為,是正確行政的第一要務,更是區分能臣和庸官的重要標尺。

小結:魏了翁“識力橫絕”

有賴于其能力和擔當兼備

魏了翁作為南宋末年的名臣,自身踐行了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士大夫情懷,為官時既能腳踏實地地為老百姓解決問題,是真正能夠“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能臣,同時又能思考樹立理學正統地位有利于治國安邦這等大事,并通過一些渠道去表達和實現。這是魏了翁“識力橫絕”的能力體現,也是古代士大夫的終極目標。高載在靈泉的政績是“有聲”的,還主動進行《通鑒巨編》的編撰。比較而言,魏了翁的能力和擔當顯然更成功,這在歷代官員中還是少數??偨Y原因有以下幾點:

勤政而不庸懶?!笆旰翱唷笔敲耖g對進士及第之前讀書辛苦狀態的描述,但真正更辛苦的不是考官的過程,而是當官的過程。對于是否是個“好官”,是勤政還是庸懶就有很大區分。雖然有人愛用“無為之治”來作借口,但面對轄區百姓殷切期盼和上級嚴厲的考核,拿不出辦法或不愿意做事,顯然不能成為官員典范。而勤政無外乎先大量閱讀當地的文獻、公文、報表;再利用各種渠道和條件(當時縣官不能隨意下鄉“擾民”)深入調查民間各方面的實情;最后在衙門里立好規矩,掌握公正的尺度,勤于思考,迅速決斷,從而樹立起官民良好的互動關系。從《鶴山集》就可以部分地窺見魏了翁的勤政。

擔當而不享樂。這是當官為了什么的問題。作為地方官,在地方上是享有眾星捧月般的尊崇地位,占用非常巨大的資源。如果閑暇像高載一樣主動總結百年的“一亂一治”,像魏了翁一樣抓住理學這一關系的思想不斷上書,停職時又不斷講學、著述,這就是擔當精神。反之,作了官,閑暇就知道享受權力和利益,其當時的民間口碑和之后的歷史地位高下立判。

位卑而不忘家國情懷?!盎实叟c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基本政治架構,這是士大夫具體主人翁意識并主動作為的動力所在。魏了翁身上就具有一種強烈的主人翁意識。他既是制定規則的主人,又是遵守規則的奴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認可。這說明宋朝為士大夫施展抱負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暢通的建言渠道?!扒酥Z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社會精英的能力被充分調動起來,匯聚起來的力量,是“文弱”的宋朝得以延續百年的原因之一。

魏了翁能準備判斷靈泉縣的縣情,有賴于其“識力橫絕”的辨識能力,以及匡扶社稷的責任擔當。如果只具備前者,很可能他做了事,但后人無從知曉;如果只有后者,可能流于夸夸其談而讓人無法確信。要讓人深信不疑,這二者缺一不可,從而使之成就為“胸懷天下”的優秀士大夫。

注釋:

[1](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學案》,中華書局版,第1986頁。

[2](宋)魏了翁:《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仁高君載行狀》,《鶴山集》卷八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彭東煥:《魏了翁年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頁。此為宋寧宗嘉定九年(1216年),成都尉高表兄為高稼、靈泉宰高表兄為高載。

[4]彭東煥:《魏了翁年譜》,第204頁。高載卒于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七月九日。

[5](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宋)魏了翁:《鶴山集》卷九十五《高東叔生日》。

[7](宋)蘇軾:《張先生并敘》,《蘇文忠公全集》卷十一,明成化本。

[8](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八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八。

[10](唐)朱桃椎:《茅茨賦》,(宋)程遇孫:《成都文類》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11](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知縣高先生載》,清道光刻本。

[12][13][14][15][16]彭東煥:《魏了翁年譜》,第176頁,第181頁,第177頁,第179頁,第181頁。

[17](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七《成都府路》,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宋)蘇轍:《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概狀》,《欒城集》卷三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宋)李流謙:《上張雅州書》(《澹齋集》卷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自述:“某前任靈泉尉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為六,則有磨勘之望”,即到上書時已經歷四考,任靈泉縣尉之職很長。這有悖于宋代制度,需要進一步核實。

[20](宋)李流謙:《〈靈異集〉序》,《澹齋集》卷十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24](宋)李流謙:《題待鶴亭記》,《澹齋集》卷十五。

[22][25](宋)李流謙:《迎靈泉楊知縣啟》,《澹齋集》卷十二。

[23](宋)潘洞:《圣母山祈雨詩》,(宋)程遇孫:《成都文類》卷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26](宋)袁輝:《通惠橋記》,(宋)程遇孫:《成都文類》卷二十五。

[27](宋)楊甲:《靈泉山中》,(宋)程遇孫:《成都文類》卷三。

[28]鄭志強:《淺談宋代的官史考核制度》,《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第85—89頁。

[29]Mydand:《A CHINESE TOWN LITTLE MARKET TOWNW MAKE CHINA UNCONQUERABLE》(《中國式小鎮——小場鎮使中國不可戰勝》),1941年11月24日(美國)《生活》周刊。這段文獻是筆者2016年從美國雜志中找到,原文是“It was founded about 960 A. D,massacred about 1650 and revived around its everlasting Dragon Spring. Its mayor estimates it? is now worth $500,000.(龍泉驛大約建于公元960年,當時為了喚醒這歷史悠久的“龍泉”水源,屠殺了約1650頭牲畜來祭天。這種儀式的代價,鎮長估計現在價值50萬美元。)

[30]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版《昭化縣志》卷一《形勝九》。

作者: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副研究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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