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咸舉幡：輿論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態史的考察

王子今

東漢時期的太學生運動受到史家比較多的關注。東漢后期，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評人物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評的風氣，當時稱為“清議”。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太學清議，是中國古代社會輿論影響政治生活的比較早的史例。所謂“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后漢書·儒林列傳下》），“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后漢書·黨錮列傳》）的情形，體現出黑暗政治勢力因太學生的議政運動，被迫有所收斂。當時郡國學的諸生，也與太學清議相呼應，形成了更廣泛的輿論力量。漢桓帝永興元年（一五三），冀州刺史朱穆因打擊橫行州郡的宦官勢力被治罪，罰往左校服勞役?！疤珜W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指責宦官集團的罪惡，贊揚朱穆出以憂國之心，志在肅清奸惡的立場，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勞作。漢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后漢書·朱穆傳》）。漢桓帝延熹五年（一六二），一向“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的議郎皇甫規在論功當封時拒絕賄賂當權宦官，受到誣陷，也以嚴刑治罪，“太學生張鳳等三百余人”又發起集會，“詣闕訟之”，使皇甫規得到赦免（《后漢書·皇甫規傳》）。太學生以其活動的正義性受到黑暗勢力的敵視。漢靈帝熹平元年（一七二），因朱雀闕出現匿名書，指斥宦官專權，主持清查的官員四出逐捕，收系太學生竟多至千余人。永興元年和延熙五年的太學生運動，翦伯贊稱之為“兩次大規模的政治請愿”。他在《秦漢史》一書中指出：“由此看來，當時的太學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態，出現于東漢末年的歷史?！薄爱敃r的太學，便變成了小所有者政治活動的中心?！濒宀澾€寫道：“知識青年，往往出現為革命的先鋒，這在中國史上，也是屢見不鮮的。而中國的知識青年第一次出現于政治斗爭的前線的，便是東漢末的太學生?！保ū本┐髮W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407—408頁）

我們看到，太學生以“先鋒”角色表現出“英勇”的史例，更鮮明地表現于竇武之難發生時敢于奮起武裝抗爭的情節。漢靈帝建寧元年（一六八），知識界的代表太傅陳蕃與大將軍竇武起用李膺和其他被禁錮的名士，密謀誅殺宦官?；鹿偌瘓F搶先動作，利用以往對禁軍的控制，迅速瓦解了竇武率領的軍隊，竇武終被殺害?！逗鬂h書·陳蕃傳》記載：“（陳蕃）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門?！薄逗鬂h紀》卷二三說，這支臨時組成的武裝隊伍入承明門后，又直抵尚書門：“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尚書門?！弊罱K“劍士收蕃”，“遂送蕃北寺獄”。這八十余名“拔刃”“入宮”的勇敢的“諸生”們也應當陷于悲劇結局。呂思勉《秦漢史》就此分析說：“則漢世儒生，不徒主持清議，并有能奮身以赴國難者矣?！保ㄉ虾９偶霭嫔缫痪虐巳臧?，下冊，720頁）

應當指出，就東漢太學生的集體請愿而言，永興元年事也并不是“第一次”。還有更早的發生于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的史例?！逗鬂h書·儒林列傳上·歐陽歙》記載：名儒歐陽歙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磥?，有人以為“太學生在政治活動中所表現的熱忱與積極”，僅僅只“是漢末不容忽視的現象”的看法（于迎春：《秦漢士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年版，480頁），也是不準確的。

其實，關于“太學生在政治活動中所表現的熱忱與積極”的歷史記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漢時期。呂思勉還注意到，早在西漢，已經發生過太學生請愿運動。他寫道：“今世學校，有所謂風潮者，漢世即已有之?！辈⑴e《漢書·鮑宣傳》所見太學諸生為營救鮑宣，攔截丞相乘車，并守闕上書事（《秦漢史》，下冊，719頁）。田昌五、安作璋也對這一歷史事件有所關注，指出：“由于太學生中不少人來自地主階級的下層，對外戚、宦官集團的橫行無忌和癱殘腐化十分不滿，因而不斷醞釀著反對當權集團和改良政治的運動。西漢哀帝時，他們曾聲援因反對丞相孔光而獲罪下獄的司隸校尉鮑宣?！保ㄌ锊?、安作璋：《秦漢史》，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486頁）

漢哀帝執政時期發生的這起政治事件，見于班固《漢書·鮑宣傳》的記述。丞相孔光負責四時巡視先帝園陵，可能由于職任特殊的緣故，屬下官吏獲準通行于馳道中道。鮑宣以京師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緝查違禁行馳道中的行為，指令吏員制止丞相掾吏通行，并沒收其車馬。鮑宣以行為冒犯宰相受到追究，由御史大夫處理。有關官員到鮑宣府上逮捕其隨從吏人，鮑宣緊閉大門，拒絕放行。于是因阻止皇帝使者，不遵守臣下禮節，大不敬，不道的罪名，鮑宣被投入主管司法的廷尉部門的監獄。隨即發生了太學生支持鮑宣的情愿?！安┦康茏訚贤跸膛e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彼麄冊谏铣娜兆訑r截丞相孔光的乘車，同時在皇宮門口集會上書。漢哀帝于是不得不從寬處置鮑宣。

王咸的行為，標志性的動作就是“舉幡”?！芭e幡”，也就是在當時的公共行為中舉起了富有號召性的旗幟。

《后漢書·虞詡傳》記載，漢順帝時代，司隸校尉虞詡因與利用權勢、貪贓枉法的宦官首領張防抗爭被治罪。執政集團上層就此發生爭議，漢順帝猶疑不決，隨即發生了為虞詡“訴言枉狀”的請愿：“于是詡子與門生百余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征拜議郎。數日，遷尚書仆射?！庇菰傋罱K得以“赦出”，張防等受到懲處，也是因為成功的請愿。不過，與王咸為鮑宣組織的請愿不同，發起者是虞詡的兒子虞，參與者也并非太學生，而是“門生百余人”?！霸V言枉狀”的對象，竟然是對皇帝有影響的宦官首領“中常侍高梵”。而事情的轉機，確實發生于高梵“入言之”之后。然而，一種共同的舉動——“舉幡”，卻使我們注意到這起得以“即日赦出詡”的請愿行為與“王咸舉幡”事的一致之處。

太學生中雖然相當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戶階層，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但是他們少年英銳，思想較為新進，言行較為勇敢，又以尚未躋身于官場的身份，和民間有比較多的接觸，對于弊政的危害，也有直接的感受。他們以特殊的視角觀察到社會矛盾的激化，因而對漢王朝面臨的嚴重危機，可以獲得比較清醒的認識。太學生站在社會上下階層之間的特殊立場，使得他們代表的輿論傾向具有某種公正性。

太學生們所接受的儒學教育中民本思想的積極因素，也對他們積極的政治意識、正義的情感傾向以及政爭中“英勇的姿態”，發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也許是執政集團上層官學教育的設計者和推進者起初沒有想到的。

據荀悅《前漢紀》卷二九的記錄，“王咸舉幡”故事發生在漢哀帝建平四年，也就是公元三年。這一事件的發生，距離漢武帝興太學不過一百二十七年。按照《漢書·武帝紀》的記載，漢武帝元朔五年（前一二四）“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通常認為這就是太學制度確立的標志。應當注意到，漢武帝時太學規模，只有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漢元帝“更為設員千人”?！稘h書·儒林傳》記載：“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余，復如故?！奔词埂巴跸膛e幡”時太學仍然有“弟子員三千人”，“諸生會者千余人”的情形，依然表現出王咸驚人的號召力以及“諸生”們極高的參與比率。當然，也不能排除“諸生會者”包括太學以外知識人的可能?！逗鬂h書·翟傳》：“孝宣論六經于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崩钯t注：“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睎|漢人言漢元帝時太學“弟子萬數”的說法，可能并不確實。而即使當時太學真的有“弟子萬數”，“諸生會者千余人”的參與程度，依然是驚人的。

考慮到“王咸舉幡太學下”，“諸生會者千余人”時太學的規模，自然會理解這一情形與東漢晚期“太學生張鳳等三百余人”、“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的行為以“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后漢書·翟傳》），“諸生三萬余人”（《后漢書·黨錮列傳》），“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后漢書·儒林列傳上》）為背景，是有所不同的。

“王咸舉幡太學下”事跡，在后來的士人心史中，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

宋代學者黃震寫道：“太學舉幡，已驗烏臺之風采?！保ā吨x黃提舉升陟》，《黃氏日抄》卷九三）方秋崖筆下也可見“有六館舉幡之勇”的贊語（《代回何總領》，《翰苑新書》續集卷一二）。又如孫覿《謝萬侯相啟》以“諸生舉幡而來”與“大臣按劍而怒”為對（《鴻慶居士集》卷一七），又李曾伯“大學舉幡，共仰典刑之舊”（《桂林鹿鳴宴》，《可齋雜藁》卷二二），曹彥約“人千余而舉幡，共推經濟”（《答江西帥真舍人啟》，《昌谷集》卷六），謝枋得“舉幡帝闕下，則王咸之氣節”（《回主簿交代札》，《迭山集》卷四）。孫夢觀“晨入而倡舉幡之義”（《建陽鄧宰盈之》，《雪窗集》附錄《墓志銘》），馬廷鸞“慷慨舉幡之誼，六館在其下風”（《陳宜中除國子錄制》，《碧梧玩芳集》卷四）等，都正面借用“王咸舉幡”典故。元人牟所謂“太學諸生，猶記舉幡之日”（《通劉提舉啟》，《陵陽集》卷一九），清人吳綺所謂“舉幡漢闕，慷慨而明司隸之冤”（《翁蒼牙見山樓詩集序》，《林蕙堂全集》卷三）等，也都是同樣情形?！巴跸膛e幡”得到肯定的歷史評價。

宋人宋祁有這樣的詩句：“光華覆盆日，哆侈譖人星?！薄盁o人舉幡救，揮涕望明庭?！保ā睹陉柾踅榉颉?，《景文集》卷二○）對“舉幡”行為表達了內心的懷念。劉克莊則屢有文字追慕“舉幡”事。如《賀范左相》：“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保ā逗蟠寮肪矶撸痘刈拷痰眉罚骸芭e幡而集闕下，不亦壯哉；衣錦而還故鄉，可謂榮矣?！保ā逗苍沸聲防m集卷一二）《方閣學墓志銘》：“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啟，群人之造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保ā逗蟠寮肪硭摹穑笆咳酥e幡”，被看做重要的政治輿論形式。又《挽陳師復寺丞二首》其一：“闕下舉幡空太學，路傍臥轍幾遺民?！保ā逗蟠寮肪砭牛┯帧峨s詠一百首·何蕃》詩：“城去曾聯疏，宣收亦舉幡。向令無太學，安得有何蕃?！保▌⒖饲f：《后村集》卷一○）已經明確指出了“太學”作為支持開明政風的輿論中心的作用。

歷代文人對“舉幡”行為體現出的“壯”“勇”、“忠”“義”、“慷慨”“氣節”的贊同和稱頌，并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在政治史的記錄中，我們還看到對“舉幡”這種“激昂風節”表現的仿效和繼承。

據《宋史·王居安傳》，直言諫臣罷官，“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名臣李綱政治生涯中，身世沉浮，也有類似“舉幡”集會顯示“民望”的情節?！端问贰ぢ櫜齻鳌罚骸袄罹V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余萬人，撾鼓伏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眳窃赌芨凝S漫錄》卷一四《四六用故事配今事》：“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撾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未退，暨召綱入?！蓖粼濉顿R李綱右丞啟》寫道：“既名高而眾娼，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經艱難，益見奇偉?！保ā陡∠肪矶秵ⅰ罚┻@段文字，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五、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四、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等紛紛引錄，可見影響之大。宋寧宗嘉定年間，“外患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為言者”，主戰派袁燮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生愿，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卻驚鸞。韓非老子還同傳，憑仗時人品藻看?！保ā墩f郛》卷三八上張仲文《白獺髓》）也以對正義立場和勇敢精神的懷念，追述“舉幡”故事。

明人章懋《國子監策士》有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卷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差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愿一吐胸中之奇，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保ā稐魃郊肪砣峨s著》）石有《大學幡》詩：“博山爐小煙曲曲，漢鼎雖存已虧足。蒼生但怨皇天癡，不信高安好皮肉。長樂宮中斷袖起，相國府前人倒屣。關東王母正行籌，日下白虹空貫珥。東朝將相無所倚，何事復令司隸死。誰能砥柱障頹波，不若彈冠伏都市。孤幡揚揚生烈風，海內是非須有公。浮云蔽日不作回，天功正氣自可凌。蒼穹老臣若肯存，精忠遮道一言羞殺翁?！庇钟小对僮魈珜W幡》詩：“三尺布，逾仞竿。太學諸生朝舉幡，誰其救者司隸冤?；靥燹D日諒不難，請君先為遮道言。馳道不可行，使者安可閉。車馬已沒官，有過各宜悔。但愿相公屈于理，無使司隸屈于勢，庶為邦家保廉恥。廉恥一壞公莫輕，拜塵頌功風始成?！保ā缎芊寮肪戆恕镀哐怨拧罚┢渲小肮箩P揚生烈風”，“天功正氣自可凌”句，表達了對“王咸舉幡”的精神禮贊。

后世輿論對“舉幡”事跡的追懷，體現了王咸壯舉的長久的歷史影響。也體現了“舉幡”行為在相當寬廣的社會層面形成的文化震動。翦伯贊討論東漢末年的政治文化形勢時，注意到“在野的處士、在朝的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的一部分學生這三種力量之平行發展，相互聲援”（《秦漢史》，408頁）。王咸“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呼聲所引起的后世的思想共鳴，依然主要發生在“在野的處士、在朝的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的一部分學生”這一社會層次中。

清乾隆帝《評鑒闡要》卷二“下司隸鮑宣獄綱”題下寫道：“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詔使曲為周內，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眾，當時之政，尚可問哉?！闭撜咧肛熆坠?、彭宣等，又批評“當時之政”，然而所謂“舉幡太學，儼如聚眾”，與歷代文獻中常見議論的價值取向有所不同。這可能是因為身為帝王，對于“聚眾”而形成對最高執政者的壓力，懷有本能的戒心和敵意的緣故。

還有一種對這種“聚眾”抗議行為表現出否定態度的人，也出現于在野士人即“處士”之中。東漢末年，名士申屠蟠多次不就辟舉?！逗鬂h書·申屠蟠傳》還記錄了他對于與迫害先進士人的“黨錮”案相聯系的太學生運動的態度：“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彗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于疑論?！鄙晖荔凑J為，漢末士人“非訐朝政”的輿論形勢，將導致“坑儒燒書之禍”的復演。而太學生的參政熱情，也是否定的對象。后世一些學人對于申屠蟠政治表現和人生態度所謂“亂世保身”（《朱子語類》卷一三五）、“全身遠害”（〔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上）、“知幾而深致”（〔元〕劉塤：《隱居通議》卷一一）、“卓乎其不可及已”（〔宋〕熊節：《性理群書句解》卷八）、“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明〕崔銑：《士翼》卷三《述言中》）等贊美，當然也是對“處士橫議”的否定。

“王咸舉幡”這樣的太學生的請愿，表現出了青年知識人作為執政集團的后備力量在進入官場之前即主動參與政治活動的社會責任心。這種責任的正義性長期受到肯定和贊譽。然而王咸們政治立場所決定的訴求內容和請愿方式的歷史局限，也是顯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