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歷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

盛　嘉

美國史學界最近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趨勢,就是以全球化的視野重新認識和建構美國歷史。以全球的視野重構美國歷史是一種新的跨國史的研究取向（transnational history approach），其意圖在于突破民族自我封閉和國家地理邊界的限制，走出過去民族國家歷史的格局，在一個更為開放、寬廣的視野和語境中重新審視并建構美國歷史。這是對過去封閉史學的一種挑戰和突破。這種史學研究的全球化是一個從民族國家歷史向新的跨國歷史的學術轉向。

最能反映這一歷史研究新趨勢的是美國歷史學家組織（OAH）于二○○八年春季出版的《世界舞臺上的美國：美國歷史研究的全球化取向》文集。其實這本文集是美國歷史學家組織早在二○○○年就啟動的一個題為“在全球時代重新思考美國歷史”（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項目的結集。該文集除匯編了近幾年陸續發表在美國歷史學家組織的《歷史雜志》的文章之外，還邀請了一些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學者就如何在全球的視野下重新審視美國歷史上十四個重要的問題發表見解。這些問題涉及美國歷史研究中幾乎所有重要的領域，以全球視野重新認識和建構美國歷史已成為一批美國歷史學者的共識和學術活動方向。美國史的研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當美國歷史學者用一種新的全球視野去重新認識和建構美國早期史時，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美國歷史起源的認識。其實，美國早期史的跨國（transnational）特征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廣泛和豐富得多。如果在全球史的語境中解讀早期史的移民和開發，人們就不難看出，它實際上是十六世紀的第一次全球化運動的一部分。歐洲人和非洲人向美洲的移民是在當時世界消費革命的推動下所發生的一場跨國的社會運動。不僅如此，大西洋世界的經濟活動還與亞洲的貿易密切相關，如歐洲對亞洲商品的渴望和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洲的移民和開放。美國早期史的研究正在突破美洲的疆界和大西洋世界的限制，在一個廣泛的全球范圍展開。這不僅將改寫美國的早期史，而且必將導致人們對全球史的重新認識。

對十八世紀美國革命的歷史研究在美國的史學界雖然是一個頗具學術前沿性的領域，但以往的美國歷史研究常把這場革命視為發生在北美殖民地與英國宗主國之間的內部沖突。在新的全球視野下，有些美國歷史學者已逐漸認識到美國革命其實是十八世紀的一場重大的國際事件。以《獨立宣言》的發表為例，過去人們一直是在一個狹窄和封閉的框架中理解這一歷史事件，認為《獨立宣言》不過是北美殖民地人們發表的一篇旨在向英國尋求獨立的政治宣言。其實一七七六年《獨立宣言》的發表是一個具有深刻國際背景的重大歷史事件。它使一場發生在英國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內戰變成了一場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戰爭，使法國和西班牙后來的參戰成為可能。當時起草《獨立宣言》委員會的成員均是一批具有跨國視野的人物，他們不僅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而且也參與了《與法國結盟條約》(The Franco-American Treaty)的醞釀和制定。這些都是美國時期大陸會議制定的重要國際性文獻?！丢毩⑿浴分兴U述的權利原則也并非像戈登·伍德(Gordon Wood)等一些共和學派的史學家所宣稱的那樣，僅旨在爭取個人的權利，其實，這些原則提出的動機更在于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爭取獨立和自由的權利。因此，《獨立宣言》一經發表就在世界迅速傳播，成為后來世界上許多國家或民族獨立自由的綱領和原則。正是這個新的全球視野讓人們將美國革命中的《獨立宣言》所闡述的思想和原則與世界其他地區所發生的爭取獨立自由的革命聯系在一起，并重新認識它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除了美國革命之外，美國奴隸制的起源和演變，也必須在全球的視野下才能夠得到全面、透徹的理解。美國奴隸制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阿拉伯和穆斯林從七世紀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都在使用非洲撒哈拉地區的黑人奴隸。這說明奴隸制是一個歷史久遠的世界現象。美國的奴隸制歷史只不過是全球奴隸史的一部分。從十六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上半葉，大約有九百萬黑人移民到新大陸，而白人向新大陸的移民則不足三百萬?？梢姾谌嗽诋敃r全球的移民浪潮中所占的比例遠大于白人。美國的奴隸貿易在當時的全球奴隸貿易中只占很小的比例。美國南北戰爭前，世界的反對奴隸制的中心并不是在美國而是在英國。美國北部的反奴隸制運動同英國的反奴隸制運動有密切的聯系。這也是為什么有人呼吁不能忽視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的國際背景的原因。南北戰爭和廢除奴隸制是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當時一個強大的和富有活力的國家廢除了奴隸制，這是一個影響了世界進程和格局的事件。因此，要真正了解美國奴隸制的起源和奴隸貿易的規模和過程，以及廢除奴隸制的意義，只有在全球的視野下才有可能。

甚至美國的宗教史也只有通過跨國的維度才能有新的深度探討。在美國革命中，政教分離原則的確立，使后來美國宗教的獨立和多元化多樣化的發展成為可能。在世界近代史上，恐怕找不出任何一個國家能有像美國那樣對世界各種宗教的開放程度。十九世紀美國宗教多元格局的形成是同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廣泛聯系的結果。美國的宗教其實是當時跨大西洋的新教世界的一個部分。美國十九世紀宗教在本土的發展（其中包括本土宗教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外來宗教的本土化）和美國宗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在當時是一個令人矚目的全球化現象。

在新的全球視野下，美國西部史研究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主要表現在對過去西部史中一些流行的權威觀念的質疑和挑戰，特別是對過去西部史中的一些傳統的“例外論”和特納的“邊疆論”的顛覆。如果僅以歐洲白人的西進移民和美國早期東部的傳統為中心來看待西部史，那么美國“例外論”和特納的“邊疆論”似乎還可以成立。但如果把美國西部史置于全球史的框架中重新考察，以往基于這些理論所做出的許多解釋就站不住腳了。首先，“西部”這個在過去西部史中人們常用的基本概念就有很大的爭議，它本身是以美國東部白人的立場提出來的。對本土的印第安人來說，當時根本就不存在這樣一個“西部”概念。對于當時居住在美國南部的西班牙人和北部的法國人來說，“西部”的概念也十分模糊。其次，從地域上看，一部美國的西部史也并非僅僅是美國東部白人西進移民的歷史，而是一個多元化和多維度的全方位的移民過程，其中有西班牙和墨西哥人的北移，有法國人的南移，甚至還包括中國人的東移。另外，從比較歷史的觀點來看，“西進”也并非美國所獨有。加拿大在十九世紀也有同美國類似的“西進”社會運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美國西部的移民過程也并非如特納在一八九三年《美國歷史上邊疆的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中所宣稱的那樣——進入了一個終結階段。其實，西部史中的移民運動并沒有在十九世紀末就停滯了，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繼續進行。不然，就無法解釋二十世紀末美國西部人口結構和社會變化的歷史狀況。截至二十世紀末，每五位洛杉磯的人口中就有兩位是外國出生的移民，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背景的美國人?；蛟S正是基于這些背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者史蒂芬·阿倫（Stephen Aron）提出了把“西部還給世界”的主張。他指出，西部史的跨國背景遠比人們想象的更為廣泛和復雜，西部的移民就是一個全球化的過程。一部真正全面的、客觀可信的西部史只有在全球的視野下，才有可能完成。

移民在美國這樣一個民族和種族多樣性的國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移民史的研究所提供的歷史記憶是解決美國多元化族群認同問題的關鍵。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一部美國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而移民史又最能體現跨國歷史研究的價值。從一開始，美國的移民就是一種跨國現象。在這新的研究取向中，美國一些歷史學者擺脫了以往移民史的研究模式，不再僅僅從單一民族國家的角度去簡單地處理移民問題。在他們眼里，移民也不再是單向的跨國界運動，而至少是雙向的，甚至是多向的流動。為了在移民史的研究中體現這種新的思維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建議用“migration”一詞取代過去移民史中常用的“immigration”。這樣，美國的移民史，就從過去那種僅僅關注從外界移入變成了除此之外還關注向外移出和內部移動的全方位的歷史研究。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進步主義時期的改革更是一個具有廣泛跨國背景的復雜的社會運動。雖然這場改革運動主要針對的是美國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但改革者的許多理念、方法和策略都或多或少地借鑒了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例如，美國當時的社會安置運動（the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就是從英國直接借鑒過來的。其他如勞工運動、婦女運動、選舉制的改革等，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憑借新的全球化視野，美國一些研究進步主義時期的歷史學者認識到，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實際上存在著一個跨國的社會改革網絡。這個網絡所覆蓋的面積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影響的形式也更為復雜，甚至中國也受到影響。胡適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中所提倡的許多改革主張和具體措施，如婦女解放、大學改革和政治的民主化，就是受到美國進步主義時期的改革經驗的啟發，從中借鑒過來的?？梢?，只有在新的全球化的視野中，歷史學者才有可能將這個復雜的網絡梳理清楚。

二十世紀美國史的全球化特征就更為明顯。如果不從全球史的角度，歷史學者將無法認識和解釋美國這一時期的歷史。但這也不等于說，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研究就自然可以成為全球史的一部分。人們還必須要有意識地去突破過去史學研究中的一些舊的模式和觀念。以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為例，以往的美國民權運動史研究一般都囿于美國本土的框架內。在新的跨國史的視野下，美國歷史學者不僅更加關注這場運動同當時世界各地發生的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運動的同時性，而且還不斷發掘兩者之間廣泛的、內在的聯系。美國外交狀況和“冷戰”格局對民權運動也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可以說是民權運動和“冷戰”相互作用的產物。當時民權運動中還涌現出了一批具有全球意識的領袖人物，馬丁·路德·金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使命感和理想遠遠超越了美國的疆界。美國民權運動在他的眼中，并不僅僅是一場美國本土的內部運動，它更是一場具有普世意義的全球運動。

雖然目前要全面深入地認識和評價全球化的研究取向，以及這一新的研究取向對美國歷史研究帶來的變化恐怕還為時過早，但從目前關于這一學術轉向的討論和已經出版的著述，人們至少可以初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和評價這一新的學術轉向：美國歷史本身的性質和發展過程、學術史的演變和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

從美國歷史本身的性質和發展的過程來看，美國歷史從形成的初期就是一種跨國現象。早期的移民和掠奪就是在當時世界市場與消費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發生的。美國其實是十六世紀世界全球化運動的產物。全球性和多元文化是美國歷史與生俱有的重要特征。幾乎在美國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全球性的事態和因素就以各種形式對美國社會的變化和美國民眾的生活方式產生影響。例如，美國的獨立與建國就是在歐洲思想意識的影響下進行的； 美國經濟活動在一開始就是跨大西洋世界貿易的一部分；美國奴隸制的起源就是參與當時世界非洲奴隸貿易的結果；甚至美國從印第安人和歐洲列強手中獲取土地，在北美大陸的領土擴張也是一種跨國現象。因此，這種全球化的研究取向對于認識美國歷史本身的特征和性質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歷史學前沿的學術活動的出現往往都有一個創造性的學術積累過程。這一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現也不例外。當前這種新的研究取向的出現，同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民族國家歷史和國際史研究的學術積累直接相關。如果沒有過去的這些學術基礎，新的學術取向不可能發生。同時，如果沒有這些傳統學術的格局所造成的限制，新的學術取向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新的學術轉向還推動了新史料的發掘和對舊史料的重新認識和整合。同時還應注意到，在美國學術史上，也歷來不乏個別美國學者，曾在不同程度提倡過以一種國際視野來看待美國歷史的主張，例如，杜·波伊斯（Du Bois）、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詹姆遜（J. Franklin Jameson）等。他們的主張曾對不同時期的美國歷史的研究產生過一定影響。但目前美國學者對美國歷史研究全球化的這種廣泛共識和積極參與在美國史學界則是前所未見的。人們有理由期待，這種新的學術轉向將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史敘事的結構和性質，甚至也將會改變人們對全球史的認識。

當然，這種新的學術取向的形成還與現實環境有關。它是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在美國歷史學界的反映。是當今世界跨國主義在歷史學界的特殊表現。全球視野下新的研究取向和由此產生的新史學不僅對于提升和加強美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聯系、認識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有重要的學術和政治意義，而且對于美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Gary W.Reichard and Ted Dickson ed.,American On The World Stage:A Global Approach To U.S.History，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