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博丹《主權論》的三重視角

高全喜

法國近世政治思想家讓·博丹，國人耳熟能詳，此公的“主權”云云，法政人士也都能說出幾句，但他數百萬字的皇皇巨著《共和國六書》直到今天尚沒有漢譯，所幸李衛海、錢俊文二君根據劍橋大學H.富蘭克林教授的英文摘譯本，譯了《主權論》，富蘭克林這本小冊子雖然只是選摘了博丹巨著中的四章內容，但博氏最為璀璨的主權理論盡在其中。

今日世界，處于日漸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正在追趕世界步伐，融入這一浩蕩潮流，四百年前的博丹主權問題似乎已經過時，后主權理論在西方早就不是新奇的東西，其實啟蒙時期以降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理論，都沒有把主權問題視為根本性的問題，甚至都是在破主權至上的幌子下展開各自的理論敘事并相互競爭的，從這個層面上看，《主權論》所倡導的義理對于我們并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我們正在與國際社會一起超越主權時代。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甚至還是相當虛假的方面，我們果真超越了主權政制，西方社會果真破除了主權體制，進入后主權的全球化國際新秩序？此外，主權果真像某些理論家們所說的，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那里從未成為核心的問題，超越民族國家的普世主義（無論是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價值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平等理想等）從來就占據著主導地位？尤其是對于近現代的中國來說，我們的國家建設究竟是否完成，作為獨立政體的民族國家究竟是否稱得上一個優良的主權政制，二十世紀的共和國政制是否賡續有自，真正實現了中國人民的百年夢想和落實了主權國家的原始精義，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探討的真問題，而博丹的《主權論》恰好在這些問題上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

當然，博丹很難讀，這是讀過他著作的人首先的體會，但我覺得這恰恰是件好事，因為在當今的中國理論話語中，想當然地使用或濫用“主權”一詞者太多了。無論是贊同主權論的還是質疑主權論的，是側重國內法之主權的，還是側重國際法之主權的，他們的所謂主權不外乎幾條干巴巴的原則和界定，致使相互討論乃至論爭起來時均感無趣，甚至連使用者自己都懷疑一個涉及國家政制之經緯的核心概念會如此干癟貧乏，空洞無物。對照博丹有關主權的歷史、政制和法律的恢弘、細致論述，我們才痛感，不是主權觀念的理論內容本就如此，而是我們的知識簡陋空泛，我們的思想懶惰無能，我們的主張僵硬教條，看來，只有扎扎實實地深入原典正學，追溯人類政制的歷史根源，把握現實事務的機杼樞紐，才能厘清法政事務的一些內在脈絡，知曉自己所持觀點的立場，洞悉國是演變流轉的軌跡。

首先，我們閱讀博丹，要置身于他那個時代，從十六世紀法國的政制狀況來理解作者接纛的主權問題，這個歷史的語境應是我們的第一個視角。西方的歷史社會在希臘、羅馬的城邦制之后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十二、十三世紀以降，在中世紀的中晚期，歐洲社會開始出現新的情況，各個民族國家的雛形在神圣羅馬帝國的體制下逐漸顯現出來，伴隨著基督教神權與封建制王權的二元對峙這一主線，實際上又涌現出多種復雜的權力政治與思想意識的沖突與斗爭。例如，基督教內部發生了新教改革，路德新教和加爾文新教席卷歐洲腹地，而天主教會的強勢反彈則深化了教權與王權的結盟，至于各個王權國家乃至諸多邦國、公國等封建世俗權力之間，圍繞著利益、權勢、尊嚴和信念等也展開了劇烈的紛爭，此外，羅馬法的發現，古典思想的研讀，人文主義的覺醒，市民意識的萌芽等等，這些構成了博丹主權理論的社會與思想背景。尤其是當時的法國，正在經歷著內戰的騷亂，上述各種勢力與觀念的糾葛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日益加劇，致使傳統的法蘭西王國難以為繼。正是在這樣一種天下大亂的時代處境下，博丹另辟蹊徑，在各派思想觀點的扭結中梳理出一個凸顯政制主體意志的本質性主權理論，這個從古羅馬帝制和法蘭西國王的最高統治權中挖掘出來的主權觀念，被博丹打造為一個與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政治符號，并賦予其“絕對與永久的”本質特性。

博丹不是一個人文主義的批評家，更不是一個政治浪漫派，他對時代有著異乎尋常的政治洞察力，他的主權理論暗合了十六世紀以來歐洲現實政治的演變邏輯，反映了當時西方社會從中世紀的封建主義晚期到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過渡之際的政制需要，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主權理論促進了這個專制君主制現代國家的構建過程。我們知道，西方社會的近現代發展，并不是一步就跨入成熟的憲政民主的自由主義政治體制的，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曾經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美國除外），都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就是絕對主義的王權專制時期。作為封建王國，面對羅馬天主教會和神圣羅馬皇帝以及其他各種政治權力，如何構建各自的統治權力之最高的本質特性，就成為那個時代的政治課題，博丹發揚的這一脈理論，很敏銳地開發了王權的政制潛力，把國家與王權有機地捆綁在一起，從而擬制出一個國家主權的新觀念。

從理論上看，博丹的主權論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創新：第一，通過考察羅馬公法中的各種立法、行政與司法上的權力職能，以及中世紀君主的各種權能，梳理出一個涵括五項基本權力（任命官職、制定法律、宣戰與媾和、聽審權與赦免權）的主權體系，這個體系為未來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權力奠定了類型學的基礎。第二，通過政制歷史中各種形態的最高權能的分析，把有關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政體下分散的、偶然的和零亂的法律規定，轉化為一個新型的君主主權，并把這個君主主權與民族國家這一新型的政治體結合在一起，從而為現代君主制的合法統治提供了一種歷史的依據。第三，從原則、本質和屬性上闡釋了主權的本性，首次系統地提出了“主權是國家所有的絕對的和永久的權力”、“主權不可分割”等著名的論斷，并且據此對混合政體、羅馬執政官、羅馬人民、國王與法律以及立法、司法、行政之間的關系等一系列憲政問題，展開了具體的論述，從而確立了專制主義主權論的底色。

不錯，博丹的主權論是君主專制主義的，也正因為此，他的理論被加了不少罵名，但在他那個時代的歷史語境中來看待這個問題，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需要給予同情的理解。

第一，專制主義，尤其是君主專制主義，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壞詞，與無政府主義和現代極權主義相比，基于法制基礎上的君主專制不啻為一種優良的政體，至少在博丹的眼中，法國十六世紀的君主專制，是有法可依的，而且在法律之上，他還指出了歐洲傳統的神法、自然法等高級法對于王權專制的約束力，所以，西方思想脈絡中的君主專制主義或絕對主義王權統治，并非中國語境中的無法無天或政制暴政，亦非阿倫特意義上的現代極權主義。在博丹的語義中，專制主權與法律之治并沒有根本性的抵牾，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需要某種專屬性的人格，而由血統、法律和歷史形成的君主制在維系這個政治體的穩定、權威和光榮等方面與民主制和貴族制相比似乎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第二，塑造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是西方社會從古典城邦制經中世紀封建制到現代社會的必不可少的理論途徑，博丹開發的絕對主權論與英國、荷蘭，乃至美國等國家的政治思想家們提出的有限主權論不同，這里有著大陸國家的民族傳統、政治文化以及地緣政治等多種因素在起作用，實際上博丹早年也曾有過自由主義的思想經歷，提出過“有限的最高權力”概念，他為什么最終發生了理論轉變，這個問題值得深思。主權觀念既可以與專制王權結合在一起，也可以與自由共和結合在一起，既可以與國際法的世界秩序結合在一起，也可以與國內法的憲政秩序結合在一起，關鍵在于如何審慎地加以政治與法律的擬制，歷史的實踐證明，英、美的法政智慧看來要優越于法、德。

第三，如果說歷史的現實畢竟選擇了法國的絕對主義君主制，而且成就了偉大的法蘭西政治文明，那么博丹與之唱和的主權論就一定有其正確的道理，至少它從政治上凝聚起一個民族國家的人格化意志，為未來的立憲政治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礎。固然法國的建國之路坎坷曲折，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轉變，乃至人民主權本身的政治決斷，都布滿荊棘、謬誤繁多，致使政治思想史中有眾多論者提出了英美與法德兩種主權形態和立憲政制的觀點，并由此歸咎于博丹，但公允地說，后繼者遜于博丹者多，而不是相反，因為政制歷史的機運在于實踐理性，博丹能夠整合羅馬公法和法蘭西王權為彼時之政制圭臬，為什么后人就不能整合博丹主權論和英美政體于此時之憲政規范呢？

我關于《主權論》的第二個視角，是現代國際政治學的視角。西方很多政治學者提出了后主權的理論，他們從政治、經濟和科技等諸多方面論證了當今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國際秩序中的主權特性正在逐步褪色，一個無主權的世界社會即將到來。對于這種論調，我們要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應該承認，“二戰”以來的國際關系，尤其是近二十年來，隨著高新科技、跨國經濟乃至區域合作的發展演變，世界一體化的程度逐漸增強，全球治理的機制也在多方面擴展，傳統國際秩序中的主權原則受到挑戰，其絕對性在大大減弱。但是，也應該看到，當今世界還遠不是一個后主權或去主權的世界，目前的國際政治格局、國防軍事、經濟貿易和法律體系還是以主權國家為軸心旋轉的，尤其是美蘇兩極的對峙解體之后，國家間關系的主權特性非但沒有消解，而且正在以新的形式出現，例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外交哲學，就是一種帝國外衣下的新主權理論。

當然，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主權觀念，與十六、十七世紀博丹肇始的構建民族國家時代的主權觀念，在很多重大的問題上已經多有歧變，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直接對應當今的國家間關系來解讀博丹。四百年來，在西方的政治理論中，基于主權的國家學說幾經嬗變，博丹傳流下來的細軟其實已經所剩無幾，一方面可以說，經過歷史的大浪淘沙，博丹主權論在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主體結構方面，有價值的東西，如國家主權的絕對性、統一性以及人格化等，已經時過境遷，重讀博丹，不過是以現今的世界格局與未來演變來考察博氏理論之得失，指出其歷史與學理的局限；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博丹的現代意義遠沒有被挖掘出來，世人看到的只是博氏理論顯明的方面，但其隱晦的方面并沒有得到重視，重讀博丹，不是瀏覽其菁華已盡的頹敗，而是尋找在歷史大轉型時期構建新型政治體的能力，從世界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路徑演變，主權觀念的擬制需要非凡的智識創造力。

從大歷史的視野看，博丹的國家主權觀念生成演變不過五百年，在五千年來的世界政治文明史中是一個短小的片段，在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歐洲歷史中，在中國三千年的王朝政制中，人類社會在沒有主權和主權國家的體制下，曾經照樣生活和存續，各自創造出發達的政治共同體和燦爛的古典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博丹主權論的意義是有限度的，并不意味著人類的政制歷史一定是在博丹的主權論語境之下終結，而且不論早于還是晚于博丹主權論，中西方各種非主權的政治理論，如世界帝國論、永久和平論、共產主義論、烏托邦論、天下大同論等等，描繪的人類社會的未來圖景都與主權國家論相左，當今論者言及的后主權時代顯然有這樣一個古今大歷史的敘事背景。這些認識無疑是今天重讀博丹不可或缺的一種識見，它告訴我們博丹不是唯一的，主權國家也不是永久的。

但是，我還要強調另外一個方面，即我們不能在仰望天空的時候，忘記了腳下的大地，在思考未來的終結圖景時，遺失了眼下的現實處境，無論怎么說，當今世界的人們仍然還是生活在一個博丹描繪的主權政制的網絡之中，國家依然是我們的政治肉身。我認為，現實主義是我們思考政治問題的一個基本指針，博丹在當今的意義，在于他為我們考量內政與外交的政治關系，提供了一種方法論的依據，那就是基于國家利益的現實原則。當然，在如何理解國家利益，尤其是處理個人自由與國家利益的關系這個核心憲政問題方面，博丹的主權論未必原則上完全正確，或者說它僅僅卓有成效地論證了特定時代的特定問題，但他的政治學方法卻是開創性的，不同的國家和時代，在這個方法之下，可以構建各自的主權政制論，例如，英美國家塑造了自由、共和與分權的主權國家論，再如，德國近現代的規范主義憲法學、新老康德主義的普世主義共和政體，就不同程度地在規范主義和理想主義之下，包含了國家利益的現實原則。

理想主義在道義上總是高高在上，永遠正確的，沒有它，一個政治體的本性難免是敗壞的，甚至是非正義的，但是，單純抽象的理想主義是脆弱的，博丹的現實主義雖然在理論上是有局限的，但它強有力，可以有效地解決政治的非常困境。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下重讀博丹，它給予我們的挑戰，就不是簡單地用“主權過時”一句話或列舉幾個相關的例子就可以化約掉的，我們必須正視隨處可見的國家權力這一現實力量，必須探討用理想主義約束國家權力的憲政技藝（國際與國內兩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說“博丹唯一”，是錯誤的，但沒有博丹，也是錯誤的，博丹主權論的現實主義偏于一端，當今去主權的理想主義則偏于另一端，而中庸之道，或者說，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審慎綜合，才是一種成熟的政治智慧，實際上這種融現實原則和理想原則于一爐的理論和實踐，構成了西方千年以來的主流政治傳統，致使西方文明在近現代走在了人類歷史的前列。

關注《主權論》的第三個視角，是我認為更為重要的視角，是如何在當今中國的現實語境下閱讀博丹的《主權論》?，F代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一個基本成果，并已經具有國際法與國內法的證成，但是，何為主權？何為主權國家？何為主權國家的憲政體制？這些問題在理論上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論述。

從歷史上看，主權是一個外來的“天降神物”，中國傳統的王朝政制以及所謂的三統（政統、法統、學統）沒有這個淵源，現代中國的主權是通過一場革命確立起來的，無論是孫中山的革命還是毛澤東的革命，兩個共和國都與革命有著根基性的血緣關系。在我看來，閱讀博丹主權論的第一個教益，便是學習主權觀念的保守性構建，重構傳統政制與主權國家的建設性關系，博丹的大智慧體現在善于從羅馬政制和法蘭西王權的傳統中塑造新型的君主主權。我們是否也可以創造性地轉化我們的傳統呢？這里顯然存在著對于“革命”這一中介性手段的闡釋和理解，關于革命，有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區別，有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立憲革命和蘇聯十月革命之不同，這些革命都與主權國家的構建有關。博丹的主權論并不意味著它與革命毫無關系，而是把政治革命裹藏在保守主義的構建上，法國盧梭以降所開辟的激進主義的社會整體革命的路徑并不是博丹的真章，固然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絕對性本質的演變延續的是博丹的邏輯，但激進革命卻不是博丹的主張，相比之下，英美的主權理論修正甚至顛覆了博丹主權觀念的核心內容，但光榮革命和立憲革命的保守性卻承繼了博丹的衣缽。對于現代中國來說，我們迫切需要的乃是在堅持和修正博丹主權觀念的前提下，實現一種保守主義的政體轉換，由此溝通傳統與國家的建設性關系。

主權是一種觀念，更是一套政制技藝，關于主權國家的憲政體制，博丹在《主權論》一書中通過對于古典政制的權力分析，已經做了深入的論述。當然，博丹的君主專制主義的現代主權論在今天的中國以及世界各國，都已經不合時宜，我們需要學習的不是這個絕對王權論，而是其中的那一套憲政制度，激進革命的人民主權論用民主取代了君主，但也同時取代了憲政和法治，致使人民主權淪為空話?，F代中國經過激進革命已經建立了人民主權的國家體制，但與之配套的憲政體制還遠沒有完成，固然英美的司法憲政體制、代議民主制度是憲政體制的重要內容，但博丹構建的政治憲政主義也值得我們學習，尤其是現代中國受法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很深，其中激進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成分偏大，博丹一脈的保守主義卻不被重視，而恰恰是保守主義的憲政體制往往更為成熟，更具有工具理性的意義。例如，博丹有關主權國家整體功能的界定，關于各項公權力的分類、定位以及歷史演變的分析，對于政治與法律關系的論述等，都富有啟發性。從制度層面上看，博丹的主權論隱含著兩條路徑，一條是絕對主義的集權之路，一條是相對主義的限權之路，對于中國來說，兩個方向都需要理論的探討和實踐的摸索，一方面我們要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權威，另一方面這個國家權力要受到法律的嚴格限制，所謂憲政國家應該是一個強大而有限度的主權國家，對此，博丹雖然沒有給出直接的答案，但卻是我們重新閱讀他的一個基本的切入點。

上述的想法都是在合理吸收博丹理論的正面教益前提下展開的，并不等于我在理論觀點上完全贊同博丹，更不等于認為博丹的學說就是完全正確的。在中國語境下閱讀博丹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區分兩種不同的場景，一種是原本意義上的博丹主權論，一種是后世發揮的博丹主權論，如果按照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歷史解釋學原則，博丹理論的豐厚價值就所剩不多了，因為現代中國的主權政制以及現實主義的權力原則已經非常濃厚了，我們更為迫切需要的乃是規范主義的憲法體制和憲政主義的限權原則，所以，許多人對于閱讀博丹不感興趣，甚至十分反對博丹的專制王權理論及在中國的思想傳播。對此，我的想法略有不同。當然，在個人自由、權利保障以及限權憲政、法治民主等政制建設方面，博丹的貢獻幾乎等于零。但也應該強調的是，我們需要克服自己的幼稚病和教條主義，正視主權問題和現實原則，尤其是現代中國，我們的國家建設并沒有完成，一個優良的政體制度還沒有構建成熟，富國裕民和自由共和的百年夢想都需要在現代國家的體制內卓有成效地開花結果。所以，無論從內外兩個方面來說，主權問題都是我們繞不開的癥結。在我看來，關鍵的問題不是回避主權體制和現實權力原則，而是對絕對主義的專制本性如何予以富有成效的馴化，其實，現代中國的政制痼疾，并不是博丹意義上的，自由政體固然是解決問題的一劑良藥，但重新挖掘博丹保守主義的憲政內涵，也不失為另外一劑良藥。

（《主權論》，[法] 讓·博丹著，[美]朱利安·富蘭克林編，李衛海、錢俊文譯，邱曉磊校，北京大學出版社二○○八年十二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