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為“封建社會理論研究”松綁！

劉志琴

關于“封建社會理論研究”并非是我的專業，可作為史學工作者又不能不關注，因為這是有關學術與政治關系的問題，而這種關系長期以來曾經是橫置在學者頭上的一把利劍，多少人為此遭受批判，打入另冊，甚或令人鉗口結舌，放棄學術追求，至今仍然使人嘆息。正因為震懾于過去的悲劇，感動于今人對學業的追求，不得不寫下我的認識和感受。

封建社會理論研究，是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理論中最帶有全局性的問題，眾所周知，在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中有五大理論熱點，即中國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漢民族的形成問題。這號稱為史學界的“五朵金花”，每個問題都有學術見解的不同，又無一例外地將不同意見歸結為唯物和唯心兩家，幾乎都籠罩著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兩條路線斗爭的陰影，很難展開自由討論。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此類問題的既定結論就不斷引起反思。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撥亂反正初期，農民戰爭研討會首先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召開，對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唯一動力的結論已有松動；八十年代初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討論會，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有新的思考；天津南開大學的學術討論會提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質疑； 有關土地制度等問題，在史學界也多有新的論證。一九八六年《讀書》雜志第十一期發表何新《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一文直接叫板“封建”基本概念問題，認為以分封諸侯建立王國為特征的封建制度早在秦漢時代就已廢除，從實行郡縣制后，繼續沿用“封建”概念認識秦漢以降的社會性質，積非成是，是“荒唐”現象。上世紀九十年代又有李慎之等學者再次提出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經濟制度套用于中國古代，并不合乎中國歷史上“封建”的本義?！拔宥浣鸹ā泵媾R新的檢驗，這是思想解放運動深入到學術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這些問題的提出或重新思考，對讀者是耳目一新，甚或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但由于缺少重量級的著作，并不足以發生全局性的影響，因為要改變一個習已成規的思維定勢，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深入的研究和翔實的論證，這就需要時間來積累成果，難得的是二○○六年馮天瑜先生出版四十萬字的《“封建”考論》，對中外古今“封建”概念的由來和發展進行了系統的考察，認為漢語的“封土建國”與西方的“封土封臣”雖有通約性，但將秦漢以后的兩千年，稱之為封建時代，違背了漢詞的本義。由于史學研究關鍵語的失準，使數千年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失卻構制的紐結，有必要正本清源，建立新的范式，主張以“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代替“封建社會”一說，二○○七年又擴充到五十二萬字再版。這一重頭著作一問世，立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二○○六年十月武漢大學召開“封建社會再認識”的討論會；二○○七年十月北京史學界召開“封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論壇；二○○八年十二月蘇州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召開“封建與封建社會問題”討論，人們對這一個問題的關注和興趣正是方興未艾。

一本著作連續三年分別在中國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地區的文化中心地帶進行連續討論，在史學界是少有的現象，這事實本身就說明其影響力非同一般。這可能還是開端，由此可能引發一系列的反思，所以封建社會理論問題的重新討論，其影響力甚于各路金花，必將推動金花的燦爛開放。

對“封建”概念的發難，不可避免地要觸動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學者的問題，即學術與政治關系問題，因為這一理論本身就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早在百年前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化論戰，就已擺開兩軍對壘的陣勢，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層峰疊起，僅“五四”前后《新青年》和《東方雜志》兩種期刊發表的文章就近千篇，作者多達數百人。從“五四”到抗日戰爭前夕的二十多年間，有關文化論戰的主題不斷變換，如中西文化之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爭、古史辨論爭、科學與人生觀論爭、唯物辯證法的論辯、社會史論戰、文藝自由的辯論、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的論爭、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大眾文學的爭論等等，內容廣及社會性質、人生觀、東西文化關系、文化遺產繼承，以及歷史、文學、經濟、道德風尚等一系列問題，像這樣的論戰二十多年達十次以上，而且周期愈來愈短，以一九三二年為例，唯物辯證法的論辯興猶未盡，社會史論戰趨向高潮，文藝自由的論爭又相繼而起，這是中國學術界從未有過的紛繁錯綜的現象。

社會史論戰從一九二七年啟動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持續十年之久，在各種思想交鋒中，這是歷時最長、調子最高、影響最大的一次論戰，當今關于“封建社會理論問題”的復出，是這一論戰在沉默八十年以后的異軍突起，令人傾耳注目。

八十年前老一代史學家從蘇聯引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發展觀，認為人類社會按照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為初級階段) 的五種社會形態發展，從而建立五種社會形態的歷史觀。馬列主義的信奉者認為，中國毋庸置疑地遵循這一普遍規律，按五個階段循序推進；而論戰的另一方則強調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認為中國不存在奴隸社會的獨立階段，封建社會也早已瓦解，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五種社會形態不適合中國國情。這本是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見解，但論題一出立即上升到對現代中國革命的認識問題，根據有兩點: 其一，如果不承認古代中國是封建社會，那就否定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因為近代中國本是古代中國的發展，有封建社會才有半封建半殖民一說，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學說的前提，否定古代封建，就是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其二，如果中國不存在五種社會發展形態，那就否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無異是否認馬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按照這三段論式，學術問題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出路與中國命運的大問題。因此，學術爭論一變而為政治態度問題。

在這場論戰中，新思潮派、新生命派、讀書雜志派、食貨派等各種學派紛紛登場，文化精英、學術界的名流全部上陣，論戰多集中在中國古代社會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有主張春秋戰國封建論；有認為古代中國屬前期資本社會；有說是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金融資本雜糅并存等等，盡管討論的雙方或持以普遍規律論或強調特殊論，都宣稱以唯物辯證法作指導，都運用歷史唯物論的成果參與論戰，然而相互指責，勢同水火, 差異又在哪里? 托派代表人物李季自認為是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胡秋原自述，他的馬克思主義來自普列漢諾夫而不是列寧，他主張的是“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共產國際主導下的中共，以蘇為師，宗法列寧主義，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正統，自與托派的純正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的自由馬克思主義有區別，按理說，即使有這種區別，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不同派別，何至于勢不兩立? 所以決定問題性質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政治態度，是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后的國際背景和個人立場決定了問題的性質而非學術本身。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亟需要在理論上重塑信心。一九三一年中共領導張聞天化名劉夢云發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指責對方“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正當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之時，這一上綱使問題的性質一變而為大是大非問題。沿著這一思路凡有不同意見者，幾乎都成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敵我問題。論戰的雙方原本具有濃厚的政治意識，討論的一方如郭沫若、呂振羽既是學問家，又是共產黨的革命家，其政治情結，自不待言，即使梁漱溟這樣著名的黨外人士也曾在《中國文化要義》中自述:“感受中國問題之刺激，切志中國問題之解放，從而追根到其歷史，其文化?！睉驯Ь葒让竦脑竿麖臍v史中找尋借鑒，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同為救國救民，道不同不相為謀，相互為敵是這一論戰的重要特征。

作為馬列主義的一方，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對這場爭論有過舉足輕重的影響，但他們都是革命運動的活動家或領導者，繁忙的工作使他們來不及對其中的一系列問題做出周詳的學術考察，留下許多疑難未決的問題。 建國后的路線斗爭，使特殊論者從此一蹶不振，再無還手之力，普遍規律論者終于以壓倒的優勢平息了這一論戰。有意思的是，素來被批判的哲學家馮友蘭表示:“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晚年馮友蘭，懦弱的哲學大師》，載《文摘周報》二○○九年二月十三日）同樣的是，批判別人的，社會史論戰中的領軍人物郭沫若，在“文革”初期也有相似的表態，說要一把火燒掉自己過去的著作。這哪是學術問題? 明明是政治綁架了學術! 在這一情勢下，根本沒有封建社會理論討論的余地。

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文化研究的深入，有的在當初激辯的主題如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大眾文學之爭已成為歷史的陳跡； 有些如科學人生觀、現代化等課題在當今的復出，業已消散了當初的火藥味，成為相互切磋的學術討論。但是，有關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卻一如既往，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葉，歷經八十年，歲月的磨礪沒有降低它的鋒芒，如今又重現上世紀三十年代論戰中的那種情緒和沖動，甚至認為這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中國革命的一種表現。八十年的風雨蒼黃，依然不改初衷，不得不令人思索社會史論戰中貽禍后人的流弊。

八十年前被認為反馬克思主義一方的共同點是，強調中國古代社會不同于歐洲模式的特殊國情，如中國封建社會早已瓦解，商業資本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中國文化早熟，社會發展停滯，社會結構具有彈性機制，以及家族倫理等等。應該說，這些方面都為認識中國國情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某些見解也有失妥當，其中也不乏某些錯誤的論調，如認為中國人“階級意識不強，種族意識不強，國家意識不強”，“中國不是一國家，而實為一大文化社會”。這些雖然經不起史實的檢驗，在論戰中已敗下陣來，或已得到修正，但對這類問題的否定，并不等于否認中國社會有別于歐洲的特殊性。馬列主義史學家恰恰在這一點上由于過分強調普遍性而無視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留下許多矛盾和薄弱環節。郭沫若在一九三○年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自序中說:“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辟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編。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為向導，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古代?！边@本書以匯通文獻典籍、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資料見長，在學術上有重要價值。然而這最具有中國特征的研究卻是為了證實恩格斯的某一結論，而恩格斯對中國古代卻一字未提。這是以論代史，不是論從史出，違背了史學研究最基本的要求。社會發展不是沒有普遍規律，但凡是規律性的通則，都是經過高度抽象化，舍棄了豐富復雜的內容而抽出來的框架，這才有理論是灰色的，生活是常青樹一說，中國與西方無論是自然生態、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都是千差萬別，豈能以一個簡約的條條所能約束，假如恩格斯在世，會不會承認郭沫若的成果可能還是問題! 既然恩格斯對中國只字未提，說明他并沒有把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對中國更沒有輕易下斷語，這是嚴謹而科學的態度，也為后人留下研究的余地，而標榜自己的著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續編的郭沫若，在學術上表現的輕狂和浮躁，溢于言表。更重要的是，以籠統的、不分國別的通則，認識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中國古代社會，難道不會發生誤導?

應該承認的是，強調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研究確實下了工夫，對國情的認識抓到一些實質性的問題，雖然作者長期處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他們揭示的某些特點就不存在。馬列主義學者因為強調普遍性反對特殊性，以至于對他們提出的某些特質性問題視而不見，學術與政治不分的傾向，幾乎使某些問題成為人們不敢涉足的禁地。

改革開放以來，局面有所改觀。當初在社會史論戰中，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論點，在當代史學著作中已有廣泛的吸收和發展，如梁漱溟論證的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文化特質，如今幾乎成為文化史研究的共識；有關封建社會具有彈性機制問題，在如今已少有異議，而最早提出“彈性”概念的是食貨派的傅衣凌；當下對中國古代商業資本的估計雖與陶希圣有所區別，但卻吸收了他們的觀點。傅筑夫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中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不僅在宋明時代萌芽，從秦漢以來就已屢屢發生而不能成長，你不能說主張明末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是馬克思主義，而主張秦漢隋唐有萌芽的就是反馬克思主義! 何況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也有爭議。不論哪種見解，重要的是為什么在中國社會土壤中新的生產關系不能成長? 這是至今也沒有解決的難題。其他如中國文化的早熟性、理性早啟、社會構成、宗族性、協調機制等等，當初被反方提出的問題，很多都得到當代學者的認同。功在后世本身就說明學術價值的存在。如今，研究者們在廣泛吸收他們研究成果之時，又揮舞出往日置他們于死地的大棒，這是最大的不公，而導致這一不公的依然是政治斷語而不是學術研究。

“封建”在不同的國情和語境中含義不同，中國史學對“封建”概念存在誤讀，是毋庸置疑的，在明知誤讀以后，執意不改，并不足取。按西方“封建”概念的使用實際上是將中國歷史納入西方的發展模式，按歐洲邏輯進行演繹，這對歷史悠久、文化積累深厚的中國，實際上是淺近、懶惰的行為。既然在當代中國話語中，大家都認為此“封建”并非彼“封建”，這模棱兩可的狀態能永遠不變嗎? 要知道概念含混，是科學研究的大忌，因而不斷有人提出有必要對“封建”概念進行正本清源，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科學發展的趨勢。

反對者有兩種情況，一是認為這是社會史論戰中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復辟，這是一頂嚇人的大帽子。殊不知改革開放以來建設現代化，強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社會主義相區別，其要旨在中國特色，為什么在現實中強調中國的特色，而在古代史研究中卻諱言中國特色，再次以普遍性打壓特殊性，沿用八十年前的思路，看待當今之討論，豈不是老調重彈，重蹈學術與政治不分的窠臼? 再一種意見認為，“封建”概念在運用中已發生變化，沿用已久，約定俗成。確實，要改變業已習慣的用語，不是易事，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意見，具有合理性。但學術研究不同于群眾話語，首先要有概念的科學性，這是準確判斷問題性質的前提，既然西方的“封建”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封建”，又何必繼續沿用這似中似西，非中非西的概念來解釋秦漢以來的古代社會。人們要求對古代社會性質重新加以概括，提出新概念，本是科學研究應有之義，這對深入研究中國國情有莫大的好處，改變沿用已久的誤讀，可能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萬事開頭難，不從我們這一代起步，將錯就錯，貽誤后人，豈不是我輩之失職? 關鍵的是要以科學通俗的新概念，來取代人們耳熟能詳的舊概念，不能操之過急，這需要學術界的共同攜手，通力合作，逐步推行，先從專業研究者做起，并不為過。對不同意見的寬容和理解是最起碼的要求。

學術研究本應是集思廣益的探索活動，論戰的雙方只要平等相待，結果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補益和糾誤，是雙贏而不該是雙輸。八十年前社會史論戰中的風風雨雨早該煙消云散，一度奉行的階級斗爭為綱，使學術討論異化為打棍子的政治運動，給學術研究留下累累傷痕，記憶尚未遠去，不應該再有新創。學術研究必須跨越政治，突破已經凝固的框架，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

請為“封建社會理論研究”松綁!

（《“封建”考論》，馮天瑜著，武漢大學出版社二○○六年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