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羅老人與希波主教

吳　飛

留名青史的人往往很偉大；但被歷史遺忘的，卻未必都是小人物。如果沒有曾國藩兄弟的發掘刊行，也許今天的中國思想史上就不會有王船山的名字； 如果沒有波斐利的整理編輯，西方哲學史上也未必能留下普羅提諾的痕跡。歷史充滿了偶然性；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偉大的靈魂被永遠遺忘了。

正如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所說，西方的古代后期（late antiquity），就常常是歷史學家的一個盲點。這之前的古典希臘羅馬文明過于光輝燦爛，這之后的基督教文明又過于博大恢宏，以致我們往往會忘記，在前者已式微，后者尚未興起的幾百年當中，有很多偉大的事情在發生，也有很多偉大的人物在思考，正是這些事件和這些人物，使西方文明從前面的光輝燦爛變成了后來的博大恢宏。由于這個時期過于錯綜復雜，而中世紀教會又毀掉了很多與基督教不合的文獻，很多重要人物只留下了一個名字，若干殘卷，甚至有許多連名字和殘卷都沒有留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瓦羅著作等身，但我們只能通過別人的引述來鉤稽其只言片語；普羅提諾要算最幸運的，因為有他的學生波斐利為他編了一部《九章集》；但波斐利自己，我們卻只能通過零星的殘篇來辨識其思想的輪廓，以至于在哲學史上，他只是以《九章集》的編輯者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

波斐利的著作之所以佚失，既不是因為他的思想淺陋，更不是因為他得不到思想界的重視，反而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過于深刻，他的影響過于巨大，以致被早期基督教教父當做最可怕的敵人，基督徒皇帝一再嚴令焚毀他的著作，最終把他的學說成功地掩埋在紙灰堆里。和凱爾蘇斯、蓋倫等人一樣，波斐利是最早的敵基督者。但相比而言，他卻是最認真的敵基督者；或者可以說，作為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之前最強大的一個敵基督者，波斐利不僅綜合了前面所有攻擊基督教的學說，而且對基督教文明已經有了入木三分的了解，成為古典希臘文明的最后堡壘。波斐利不僅潛心研習過新舊兩約，而且對猶太人和耶穌本人都抱有崇高的敬意，只是對耶穌的門徒的迷信與不敬充滿憤怒，因而他的基督教批判不卑不亢、有理有據，使教父們談虎色變，不得不認真面對。雖然我們今天只能從尤西比烏、拉克唐修、哲羅姆、奧古斯丁這些教父批判他的著作中窺見其學說之一斑，但這已可以讓我們領略到他的思想魅力。

波斐利大約于二三二年生于北非的推羅。他是閃米特人，很可能是敘利亞后裔，不過卻接受了最正規的希臘教育，先后游學雅典和羅馬，師從文字學家朗吉努斯（Longinus）和哲學家普羅提諾，儼然成為傳統希臘文明的代言人。那時候，由于很多民族都被納入到了羅馬帝國的版圖之內，他們的文化也紛紛被羅馬人所認識和接受。羅馬帝國的文化胸襟和她的地理版圖一樣寬廣遼闊，波斐利以閃米特人而接續希臘文明之大統，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宗教問題上，羅馬帝國的寬容程度不輸于任何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面對那些被征服者，羅馬人不僅在政治和軍事地位上占有絕對的強勢，在文化上更是處于居高臨下的姿態。不過，羅馬并沒有倚仗其強勢地位摧毀被征服者的宗教。只要不威脅到帝國的政治安全，她不僅可以承認任何外來宗教的合法地位，甚至會把被征服者各種各樣的神納入自己的國家祭祀系統。猶太教也因此長期享有合法的地位，而不像當初在巴比倫人統治之下那樣被迫放棄信仰，雖然它把羅馬諸神當成鬼怪的態度曾經惹惱了很多哲學家，其復國主義夢想也可能帶來政治上的叛亂。

宗教寬容并不意味著毫無原則；對于基督教，羅馬帝國更表現出了應有的警惕和審慎。雖然很多羅馬人分不清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和它古怪的信仰逐漸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特別是它對帝國政府的蔑視，蘊含著政治上的巨大危機，使羅馬帝國也難以容忍?；钴S于二世紀的柏拉圖主義哲學家凱爾蘇斯對猶太教和基督教都表現出強烈的反感，猛烈抨擊其粗俗不堪的理論和不知廉恥的風俗，并指責他們帶來了羅馬帝國的墮落和分裂。從凱爾蘇斯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基督教是處于多么低級的一個階段。凱爾蘇斯的批判顯然給基督徒帶來了巨大的震動，迫使其中有較高文化修養的人反思自己的信仰。奧利金應該就受到了凱爾蘇斯的很大刺激，因而非常認真地回應凱爾蘇斯的批判，并在反駁中完善基督教神學，使之充分吸收柏拉圖主義哲學，逐漸系統化起來。幾十年后，波斐利所面對的基督教，已經再也不是凱爾蘇斯所看到的那個粗鄙的邪教了。

根據尤西比烏的記載，波斐利在年輕的時候，曾經見過奧利金，并深深服膺于后者的博學與睿智，因而慨嘆：“奧利金受到的是希臘人的教育，精通希臘文獻，竟然投奔到蠻夷的邪說之中。他帶著自己的學識，竟然做了基督教的爪牙，一生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違背了法律，不過他關于物質世界和神明的意見還是很像一個希臘人，因此把希臘的學說和外來的神話摻和到了一起?！辈忱麍詻Q捍衛希臘的古典傳統，對越來越強大的基督教不妥協，而且老而彌堅。不過，他也深知自己面對的不再是那些頭腦簡單的宗教狂熱分子，而是深具哲學修養的奧利金。

在《神諭中的哲學》、《駁基督徒》、《靈魂的回歸》等著作中，波斐利向基督教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但他既沒有以道學家的面孔指責基督徒生活卑賤墮落，也沒有從希臘哲學的立場居高臨下地駁斥基督教這個東方宗教，而是在認真研讀了《圣經》之后，非常嚴肅地指出了基督教信仰中的漏洞，他對基督教的批評有很多，比較重要的包括這幾個方面：基督徒把凡人當神崇拜；福音書中錯誤百出、矛盾重重；耶穌的門徒不僅沒有文化，而且道德墮落，相互敵視；基督教世界歷史之基礎的《但以理書》并沒有給出什么預言。

作為新柏拉圖主義者的波斐利，在哲學上早已是一神論者，因而也對猶太人的一神論頗感親切；至于福音書中記載的耶穌，波斐利同樣在很多地方表達了極大的敬意，認為他是一個相當智慧，也非常虔敬的圣哲。不過，耶穌的門徒們把他當神崇拜，卻是極端的不敬，這徹底違背了耶穌謙卑的敬神態度，完全顛倒了他們的導師的教導，他說：“基督的靈魂屬于最虔敬的人；他們服侍他的靈魂，是因為不知道真理?！?/p>

波斐利既沒有否定猶太人信仰的價值，更表現出對耶穌的崇敬。他的主要矛頭一直針對耶穌的門徒，也就是誤把導師的謙卑教導當成了神諭，并妄自尊大、另立宗教門戶的基督徒們。而其中的始作俑者，當然就是記載耶穌事跡的福音書作者。波斐利一針見血地指出，“福音書作者們并不是記錄耶穌的故事的歷史學家，而是創造他的故事的作家”，因而其著作中必然充滿了謬誤和矛盾。波斐利仔細對勘了四部福音書的記載，指出了其中無處不在的抵牾之處，給基督徒提出了一個極大的難題。

如果說四福音之間的矛盾還可以勉強解釋得通的話，波斐利提出了一個令教父們更加難堪的問題：福音書作者在引用《舊約》經文的時候，竟然會常常出錯。比如《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節引用的話明明出自《瑪拉基書》，馬可卻說出自《以賽亞書》。再比如《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節的引文本來出自《詩篇》第七十七章，作者也說引自《以賽亞書》。福音書就連引舊約的時候都會出現這么荒唐的錯誤，若說這是上帝借人在說話，不是太可笑了嗎？

波斐利說，這些作者“虛構、欺騙，充滿謬誤地瀆神，誰要是相信他們，豈不是愚蠢地與嫉妒和罪惡之眼為伍，因而成了真理的敵人而獲罪嗎？這些人把自己變成了罪犯，成了可怕的智者。他們招搖撞騙，無中生有，他們為了自己的虛榮，把自己的老師沒有做過的事強加給他?，F在我們還說什么呢？他們既然編造自己的老師的謊言，寫下從未發生的事情，他們關于他的受難的敘述難道就沒有謊言嗎？他們的目的，只不過是編造神話，通過虛構的故事來膜拜自己的老師”。

波斐利還相當敏銳地指出，從《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中可以看出來，保羅和彼得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意見相左，甚至還出現了極大的分歧和對立。他認為，保羅嫉妒彼得的德能，從而寫了《加拉太書》中的批評，來攻擊彼得。雖然今天無論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都已經把保羅和彼得之間的爭執當成了宗教史上的常識，能夠很平和地理解使徒當中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但對當時的基督徒而言，說耶穌這兩位最重要的使徒之間存在爭執，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波斐利所做出的最杰出的貢獻，還是他對《但以理書》的深入研究。波斐利是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精通編年考證的技藝，據說還曾寫過一部編年史，敘述從特洛伊陷落到他所在的時代的世界歷史。他深知《但以理書》是基督教歷史觀的基石。這部據說寫于波斯大王居魯士時代的先知書，談到了后來耶路撒冷神殿的被毀，也預言了彌賽亞的到來以及末日的審判。所預言的歷史事件的實現，證明其對以后事情的預言也會實現。早期教父的世界歷史觀念大大依賴于這部書，而且基督徒把這部書中的很多段落理解為對耶穌的預言，并由此自詡為猶太歷史的合法繼承者。

但波斐利令人信服地指出，《但以理書》根本不是寫于居魯士時代，而是作于塞琉西國王安提俄庫斯四世的時候，那幾乎是在居魯士以后四百年了。書中“預言”的歷史事件，已經發生過了，因此，這并不是什么先知書，而只是一部敘述前事的歷史書。以此來證明其對基督教歷史的預言，根本就沒有任何基礎。

如果說對福音書的批評還只是邊邊角角的攻擊，不足以撼動基督教思想的整個大廈，波斐利對《但以理書》的重新解釋無疑是災難性的。由于基督教對此書的解釋被成功地瓦解了，作為基督教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的世界歷史觀也就沒有了著落。波斐利的致命一擊引起了基督徒的巨大恐慌。哲羅姆的圣經研究特別注重《但以理書》，花了很大的篇幅來和波斐利辯論，無疑是感到了威脅。即便如此，哲羅姆也并沒有給出一個足夠有力的理由來反駁波斐利。最終，教會對這個打不倒的敵人只能靠焚書來對付了。但波斐利的睿智卻穿透了上千年的重重迷霧，在現代的舊約研究中，波斐利的觀點又得到了重新的肯定和發展。

上面的這幾點無一不建立在對《圣經》的精深研究之上，沒有哪個是輕率或夸張的攻擊，要駁倒其中任何一個都必須花費很大的力氣。因此，在這些觀點發表之后，波斐利成功地說服了不少基督徒放棄信仰。難怪很多一流的教父都會把波斐利當成基督教最兇惡的敵人，哪怕在他去世之后很久，甚至他的著作已經被徹底封殺的情況下，仍然竭盡全力與之辯論，絞盡腦汁來反駁他。

波斐利的真正意義，當然并不在于他多么成功地瓦解了基督教，而更在于他在極大程度上推動了后來的思考，甚至可以說，他為基督教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那些拼命還擊波斐利的教父中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正是受了波斐利的刺激而推動了基督教思想的發展。而最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的，還要算希波主教奧古斯丁。

推羅老人和希波主教之間的淵源說來話長。很多研究者認為，奧古斯丁最初接觸柏拉圖主義的哲學，讀的就是波斐利的著作。奧古斯丁的思想中不僅處處可以見到波斐利的影響，甚至他的思考和寫作的方式都在刻意模仿波斐利。奧古斯丁在很多地方毫無保留地盛贊波斐利，說他是最博學的哲學家。希波主教對這樣一位敵基督者表現出發自內心的崇敬，足以看出其胸襟已經遠遠超出了此前狂熱的宗教徒?；浇棠苡幸粋€奧古斯丁，使它最終擺脫狹隘的意氣之爭，而走到嚴肅的思考上來，并由此真正繼承羅馬的博大胸懷，實在是天大的幸事。

對波斐利如此崇拜的奧古斯丁，當他在回應波斐利的種種批評時，也和波斐利一樣不卑不亢、有理有據。因為波斐利對奧古斯丁影響巨大，奧古斯丁指名或不指名針對波斐利的論述非常多，幾乎可以在他所有主要的著作中找到。不過，在他反駁波斐利的段落中，很難看到尤西比烏、哲羅姆等人的那種謾罵誣蔑之詞。

奧古斯丁曾有四卷的一部小書，題為《論福音的統一》，雖然始終沒有挑明是針對波斐利的，但其中談的，正是波斐利所說的四福音的矛盾的問題。和尤西比烏、哲羅姆等一樣，奧古斯丁顯然把這當成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如果無法回應波斐利的批評，基督教信仰就失去了根基。奧古斯丁并沒有否認四福音之間的差異，但他給出了對福音書的一個新的解釋：寫于不同時期的四福音分別服務于不同的功能。馬太寫的是對耶穌事跡的忠實記錄，馬可寫的是《馬太福音》的簡本，而路加寫的是耶穌作為祭司的身份，約翰寫的是耶穌的神性。由于強調的方面不同，其中描述出來的耶穌自然就顯得不同了。

但對于波斐利的兩個重要指責，即彼得與保羅的爭論、福音書對舊約的誤引，奧古斯丁卻選擇了沉默。以奧古斯丁對波斐利的熟悉程度，以及這兩個問題在其他教父那里出現的情況，他應該不會不知道波斐利的這些批評，也不會認為這兩個問題不重要。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這只能表明，奧古斯丁無力反駁這兩個指責，所以他只好選擇沉默。

也應該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對于波斐利最有力的攻擊，即他對《但以理書》的研究，奧古斯丁也選擇了沉默。但這個問題和上面兩個不同，不是僅僅回避就可以的?；浇痰氖澜鐨v史觀在奧古斯丁的思想中如此重要，使他不可能不提《但以理書》。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舊約的大先知書中，奧古斯丁對《但以理書》的引述非常之少，只在不得不引的時候才會提到。但這些不得不引的地方，又必然涉及但以理對耶穌和末日審判的預言。奧古斯丁或許曾在這些地方躊躇再三，認真研讀過波斐利的批判和哲羅姆的回應。但常常借題發揮，從一個小問題就引申出一系列反駁的奧古斯丁，在此卻相當審慎地擱筆了。他只是說：“至于這說法是否恰當，人們只要讀一讀哲羅姆長老關于《但以理書》足夠精審和博學的解讀，就能知道了?！彼钪?，面對波斐利如此強大的攻勢，自己實在說不出比哲羅姆更好的反駁。

雄辯的奧古斯丁竟然在波斐利面前三緘其口，但這并不意味著奧古斯丁認輸了。雖然在這些具體問題上無法反駁波斐利，但奧古斯丁從來沒有回避波斐利所批評的實質問題。波斐利批評奧利金的寓意解經法，并通過自己的研究表明，對舊約的歷史研究可以成為一門非常精深的學問。奧古斯丁雖然佯裝不知波斐利的《但以理書》研究，繼續使用寓意解經的方式來理解世界歷史，但始終保留著“字義解經”的路向。以寓意和字義相輔相成，應該是波斐利通過奧古斯丁之手送給基督教圣經研究的一份厚禮。

奧古斯丁最不遺余力反駁波斐利的，是耶穌的神性問題。他知道，身為哲學家的波斐利無法接受處女生子、道成肉身、死后復活這些神跡，也無法相信一個凡人可以被當做上帝來崇拜；而他恰恰是在這些地方表現出與柏拉圖主義哲學的最大不同。在哲學上，奧古斯丁本來是柏拉圖主義最忠實的門徒。凡是他討論過的哲學問題，在《九章集》中都能找到對應的說法；波斐利佚失的哲學著作，一定會更接近奧古斯丁的哲學。但即使是在耶穌身位這個最基督教的問題上，奧古斯丁除了重復基督教的正統觀點外，還是大大借助于新柏拉圖主義的學說。他很熟悉新柏拉圖主義關于太一、理智原則、世界靈魂的說法，并把它們接到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學說上來。于是，耶穌就成為“理智原則”的體現；道成肉身不僅是一個神奇的宗教事件，而且體現著深刻的哲學原則。奧古斯丁引導以后的基督教思想家通過耶穌來繼續思考理智原則，應該是對新柏拉圖主義的天才改造。

希波主教并沒能成功地駁倒推羅老人，波斐利對基督教的很多批判是立于不敗之地的。奧古斯丁只是在波斐利的強烈刺激下，逐漸完善了基督教的思想體系。比起哲羅姆等人來，他已經相當成功了。

在奧古斯丁之后，雖然還不斷有回應波斐利的聲音，但已經沒有人能超出奧古斯丁的水平；而且，基督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理論上都已牢牢地站穩了腳跟，波斐利的攻擊即使再有力，也只能面臨焚書的命運了。不過，波斐利為后世留下的，絕不僅僅是一堆灰燼而已。面對東方宗教席卷而來的沖擊，這位孤獨的推羅老人或許已經預見到了古典文明的命運，他代表希臘文化所做的最后掙扎，根本不能抵擋基督教的洶涌之勢，反而催動了奧古斯丁這些教父更深地吸納希臘哲學，完善基督教的思想體系。正如奧利金時代的基督教已經不再是凱爾蘇斯面對的基督教，奧古斯丁時代的基督教，也遠遠不是波斐利面對的基督教了。凱爾蘇斯和波斐利這些敵基督者的功過，到底該如何評說呢？

無論對希臘羅馬的宗教體系，還是對瓦羅、波斐利這樣的哲學家，歷史是無情的； 但推羅老人與希波主教之間的短兵相接卻又透露出了歷史冰冷又公正的狡黠： 要真正消滅邪教嗎？唯一的辦法既不是鎮壓，也不是謾罵，而是與它展開最嚴肅的文化爭論，從而引導它進入認真的文化思考，不僅不再危害文明的傳統，而且能夠將這個文明傳統承擔起來。波斐利死后十年，君士坦丁大帝就頒布了著名的米蘭敕令，承認了基督教的地位。從此以后，無論基督教還是羅馬文明，都徹底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波斐利的著作漸漸化為灰燼，他所膜拜的希臘諸神也紛紛遭到了拋棄，甚至羅馬帝國也最終壽終正寢了，但他誓死捍衛的希臘文明的精神，卻在他的崇拜者和批判者奧古斯丁手里保存了下來；甚至他所開創的圣經研究，也在很久之后成為圣經研究的正統； 而他所體現的敵基督的精神，則在更加遙遠的后世得到了強烈的呼應，一再成為人類文明不斷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動力。

波斐利和奧古斯丁都來自北非，但他們都把羅馬當做自己的祖國，把希臘當做自己的精神家園，在一個多世紀的傳承與爭論中，使宗教教派之間的差異和種族之間的紛爭都變得蒼白無力。顧亭林的“亡國”“亡天下”之辨，在這里又可擴大到民族宗教與天下文明之間的取舍，而兩位非洲人為西方文明所做的，正詮釋了這句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