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的修養

趙京華

日本著名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渡戶稻造的《修養》(一九一一)作于一百年前，在本國風靡了一個世紀之后，如今終于有了中文譯本而得以在漢語讀書界流傳。

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是明治時代影響巨大的歷史人物，其復雜的個人經歷、廣泛的社會活動和獨特的學問思想信仰為《修養》一書的寫作奠定了基礎。他出生于傳統的武士之家，早年就讀于札幌農學校并在該校外聘美國人教師影響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禮。東京帝國大學英語和農業經濟學科畢業后，他又遠涉重洋留學美國霍普斯金大學。一八九一年回國后歷任札幌農學校、京都帝國大學等教職，日俄戰爭前后，新興國家日本于內部開拓北海道，在海外開始領有薩哈林、朝鮮等，新渡戶稻造在此種背景下于京都、東京兩帝國大學首次開設“殖民政策學”講座，逐漸確立起為帝國日本提供海外殖民統治技術的學問，這個學問體系經歷一九四五年的戰敗改為“地域研究”而一直保留在日本的大學學科體制中。除了農業經濟學和殖民政策方面的學術成就，新渡戶稻造還曾擔任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女子大學校長職務，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晚年則出任過國際聯盟事務次長，于世界各地推動和平友好事業，成為當時日本少有的國際主義人士?？梢哉f，新渡戶稻造是典型的“明治教養人”，一方面有忠誠于明治國家的濃重觀念，同時兼具“自由民權”和個人獨立的志向，又貫通古今東西的思想學問并形成了高遠的國際主義視野。

《修養》出版于明治末年，那時正是現代日本通過“文明開化”和“殖產興業”而初步完成民族國家制度建設的階段，又經過與周邊兩大帝國——清帝國和俄國的兩場戰爭而獲勝，使日本人在海外擴張上形成了基本的民族認同。這個階段，已經初步達成“富國強兵”目標的日本國家，其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塑造新型的均質化的可以效忠國家的國民。正因此，明治末年開始出現了有關“日本人論”、“日本國民性論”方面的書籍流行一時的趨勢。作為身在這個國家體制內部擔任教育方面重要職務的新渡戶稻造，自然會對此種塑造和培養“新國民”的時代要求抱有自覺的意識。然而，我們翻閱《修養》一書，卻注意到其中并沒有當時彌漫于各類國民性論和談教養的書籍中那種濃重的國家意識和國民道德論的色調，作者一再強調其主旨在于為普通人建立個體人格的修身標準，其最大的心愿也不過是“為迷茫者指明方向，為氣餒者增添力量，為哭泣者擦去眼淚”以“撫慰不滿者的心”。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淡化“國家民族”或“國民”等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素而從現代人個體人格的確立角度切入道德修身問題的低調策略，正是本書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夠超越時代限制而博得廣泛好評且暢銷不衰的原因所在。當然，在作者新渡戶稻造那里，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好國民”這樣的意識并非不存在，如書中談“儲蓄”的章節就提到假如一個人“為國家培養出來的是幾位善良的國民，這也是對國家的貢獻”，而具備儲蓄意識的人往往思維縝密，“日后必然會成為能為國為民作出貢獻的公民”。但這也是以首先養成個體健全的人格、提高公民的一般道德修養為前提的。由于作者更看重公民道德修養的實踐意義，而有意識地避開理論上的“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二元論述的框架，認為以此“框架”討論修養，“有時也許會看出貌似重大的實際問題。但實際上，這些問題沒多大必要去應用于人世間”。因此，《修養》一書的論述具有更貼近個人道德實踐的特征和廣泛的適用性，避開了單純為民族國家塑造合格“國民”提供勸諭，這樣一種急功近利的政治性和道德說教的大而無當。

《修養》依據作者復雜的人生經驗和社會閱歷，融會東西方和古今的思想學問，從青年立志到信念勇氣的建立，再到克己慎思和處世為人的道德修養，始終以個人的人格提升為其論述宗旨，重點強調的是修身立其誠的道德實踐性和具體性。作者試圖為普通人提供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的道德說法。這樣，思想學問化成了智慧，經驗和閱歷鑄成了一條條生命的箴言，而特別適合處在人格形成階段的青年讀者閱讀。又由于淡化了為特定國家塑造合格“國民”的論旨，日本以外的讀者也會從中受益而不至于產生隔閡之感。書中也有幾處拿西方人與東方人進行比較以說明日本人某些方面弱點的地方，但感覺不到以西方標準來裁斷東方人那種“文明與野蠻”二元對立式的論調，反而常常是把東西方的智者圣賢平等地視為現代普通人道德修養的智慧源泉。比如談到“克己”，作者就強調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克己的最高境界，而被釘在十字架上忍辱負重的耶穌能夠克服自己喊出“我戰勝了世界”，則是克己的最高典范。

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這是《修養》作者為現代青年的人格塑造確立的基本目標，其是否道德和有修養的判斷標準則是“常識”。因為，在作者看來，日常之中我們的職責和使命多是平凡的，所以需要“靠常識來判斷”，但這也是最難的。就是說，這個“常識”看似簡單，比如中學教科書程度的為現代科學所證實的普通知識或者人類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最基本的善惡判斷尺度等，但作為平凡的人能否持之以恒一生立志從善并落實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上呢，這樣說來就是非常困難的了。更何況，講普通人的“修養”，“目的在于闡述我們平時盡自己的職責時所需要的精神準備，并不是希望你一躍成為英雄豪杰，做驚天動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彩。功名富貴不應該成為修養的目的。自省而果敢，即使貧窮內心也會滿足，即使受到誹謗也會自得其樂，即使身陷逆境也會感到幸福，懷著感激之情度過每一天”?？梢哉f，新渡戶稻造為現代普通人確立的“修養”目標是極平凡但也非常高遠的。其中，包含了豐富的人情物理和道德實踐的經驗。這與從形而上的理論層面或道德規范的制度層面確立社會道德的體系不同，是從形而下的個人角度來思考現代人的道德行為尺度。

我認為，為公民社會中每個普通人建立日常的道德行為尺度以提升其人格修養，這在當下尤為重要。自晚清以來，中國便一直處于社會道德和倫理體系的崩潰和重建過程之中，而重建歷經波折有達到完善的程度，如今又遇到市場消費社會的來臨和重商主義橫行的沖擊，道德失序和重建的任務十分艱難。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陳獨秀曾疾呼“吾人最后之覺醒”乃“倫理之覺醒”。就是說，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的變革必須以個人、家庭的倫理變革為前提。同樣，社會道德制度的重建也需要以每個公民的個人人格修養的改造和提升為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渡戶稻造的《修養》不失為一本可讀的書。

（《修養》，新渡戶稻造著，王成、陳瑜譯，中央編譯出版社二○○九年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