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象牙塔

閻光才

二十多年前，索爾·貝婁這位文學大師，在為右翼保守主義一代宗師艾倫·布魯姆的暢銷書《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書作序時說道：在一個為公眾意見所主導的社會中，大學應該是一個允許所有觀點的探究不受任何限制的精神自由島嶼，如果它的角色僅限于“積極的”社會參與，這座島嶼就會為社會“問題”的逆流所淪陷。在此，貝婁的社會“問題”，涵蓋布魯姆所抨擊的帶有實證主義取向的學院專家所關心的社會決策和技術問題，更指向了引發校園內文化戰爭的激進左派所窮究不舍的種族、社會性別、階層和大眾文化等議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個糾纏著懷舊和浪漫情結的保守主義傾向開始抬頭的美國社會，貝婁為他的小說《赫索格》（Herzog）中主人公（大學教授）的人生和婚姻悲劇找到了出處：高等教育甚至不能為一個人的平凡生活（包括情欲、女人和瑣碎家事等，以至于為妻女所棄）提供指導，對于一個充滿困惑的人它竟然是如此地軟弱無力?。ˋ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1987，Simon & Schuster，Inc.）

貝婁的感慨和布魯姆的抨擊，有如一曲對當代大學傳統理想主義和古典人文主義精神淪落哀婉迂曲但又不乏激憤的挽歌。它的確勾動了八十年代備感失落的美國大眾的心弦，因而在美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布魯姆這本實在談不上通俗易懂的書之所以能夠長居于《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便為佐證。但是，他們把大學作為精神島嶼的陷落，完全歸咎于大學內部的激進左派恐怕有失公允，或者說至少沒有真正觸及當代大學的膏肓之疾。倒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慧眼辨疾，言言中的，字字驚人。如他認為，真實的罪魁禍首實際上是現代大學內部的“學術水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學院體制?！皩W術水準”促成了大學內部知識的專業化，而正是專業化的學院體制所規訓的現代大學中的專業人士或專家身份，使得保守派關于大學作為傳統人文精神和文化堡壘的神圣性陷入危機?！皩W術水準”又使得原本作為社會良知、有強烈的公共參與和社會關懷精神的激進左派，成為把玩艱澀深奧概念、遠離公眾的學究，甚至成為深諳市場運作和“產品”包裝的“學術資產階級”（《最后的知識分子》，拉塞爾·雅各比著，洪潔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

雅各比給現代學院人特別是左派貼上的“學究”、“學術資產階級”標簽，無論如何，都會讓人感到橫豎不舒服，尤其對一向自奉堅守底層關懷和行動取向立場的激進左派而言。羅蒂賦予這一左派以“學院或文化左派”稱謂，他譏諷其“從行動主義立場撤退到了只搞理論的旁觀立場”（《筑就我們的國家：二十世紀美國左派思想》，羅蒂著，黃宗英譯，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二○○六年版）。在此，我們姑且拋開這場左與右以及自由左派與學院左派間口水之戰中的觀點紛爭，而是要分析一下“學術水準”和“學院體制”與學院左派的理論偏好間，究竟存在什么關聯。

首先，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略左派在美國主流社會乃至大眾社會中始終處于邊緣化地位這一背景因素，否則，我們就很難想象在所謂自由和民主的美利堅土地上，曾上演了“麥卡錫主義”這一荒唐丑??；其次，學院體制中的學者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階層，特別是其中的人文知識分子，盡管依舊具有一定的獨立批判意識，但在整體上，他們畢竟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絕大多數屬于溫和的自由派，他們與技術知識分子構成了屬于古德納（Alvin Gouldner）所謂的“不論文化資本”、不相信“人人都平等”社會秩序的新階級—— 一個龐大的陣營（《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艾爾文·古德納著，顧曉輝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正是有著這樣特殊的美國社會背景和校園政治氛圍，事實上，如保守派所謂美國大學校園已經為激進分子主導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危言聳聽，或者是一種對自身在大學中頗感落魄的情緒的宣泄而已。

如此一個獨特的校園政治版圖，顯然，讓那些真正傾向于社會運動的激進學者的處境不會太好。在美國大學的歷史和現實中，有許多經典性的案例足以佐證這一點。一九○○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羅斯（Edward A. Ross），一位政治活動家，因為他“左”的立場，他“針對自由銀幣、禁止東方移民、公共設施的市政所有以及有關南太平洋鐵路的公共監督的運動”，迫于斯坦福夫人的壓力，喬丹校長不得不解雇了他。該事件轟動美國學術界，甚至引起了斯坦福校園內著名學者的抗議活動（《規則的動態演變》，詹姆斯·馬奇等著，童根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當代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者，有著耶魯和哈佛名校背景的鮑爾斯（Samuel Bowles），曾受聘于哈佛大學，但因為他的左派背景，特別是他反越戰的行為，以及與激進經濟學家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合作關系，其學術晉升一度受阻，后來因為拒絕“忠誠”宣誓被哈佛解雇，隨后在贏得官司后拒絕接受哈佛終身教職而出走馬薩諸塞大學。激進左派的教育學者托里斯（Carlos Alberto Torres）提到，在美國批判教育學領域，許多學者的學術晉升歷盡磨難，這是一個學術思想和產出極為突出的少數學術精英群體，但是，美國研究型大學流行的“publish-or-perish”（要么發表，要么出局）晉升潛規則往往對他們卻一點不靈光（Carlos Alberto Torres：Education，Power，and Personal Biography—Dialogues with Critical Education，1998，Routledge）。如著名的激進教育學者吉魯（Henry A. Giroux）學術產出豐厚，但未能在波士頓大學獲得終身教職。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九一一”后，隨著美國保守主義的全面復興，激進學者在美國研究型大學中的處境更為尷尬。出身于激進左派世家（其父母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支持者）、并在六十年代一度是激進左派陣營活躍人物的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突然倒轉矛頭，成為激進保守主義的急先鋒。他撰寫了一系列關于左派淵源和討伐激進左派的論著，其中頗為著名的是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一書（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6），書中列舉了美國大學中幾乎覆蓋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學科的一百零一位著名教授，如我們所熟知的MIT的喬姆斯基、杜克大學的杰姆遜等，并斥之為反美國主義、反猶主義和反和平主義等的典型，是美國最危險的教授。

霍洛維茨的激進右翼和保守觀點，雖然并不能為美國學術界主流所接納，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就對其予以激烈抨擊，倡導人們“不予理睬，不要買它、讀它”（Cary Nelson：Book Review，Academe，2006［Nov.－Dec.］）。但是，越主張不要理睬它，越說明可能有很多人在讀它，美國亞馬遜（Amazon）網站關于該書的二百零七個讀者打分評價中，給予五星的35％，一星的41％，說明雖然不認可者高于認可者，但如此過火甚至為學界主流所不齒的著述竟然還有35％的擁躉，足以說明保守力量在美國社會的勢力基礎，也折射了學術界激進左派所面臨的挑戰。事實也表明，霍洛維茨們在美國高校內部也有一定的市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個由霍氏資助的右翼學生組織，就出籠了一份UCLA“最骯臟的三十”教授黑名單，著名的批判教育學者麥克勞蘭（Peter McLaren）名列榜首。在右翼財政支持下，許多終身教授在大學內部受到比此前更大的壓力，如科羅拉多大學邦德分校從事美國印第安人研究的教授丘吉爾（WardChurchill），因為發表激進的言論被大學以學術不端為由解雇，耶魯大學人類學學者格瑞波（David Graeber），一位世界勞工聯盟成員、激進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因為支持研究生會的行動而被耶魯解雇。紐約大學教育學領域維斯賽默教授（Joel Westheimer）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被紐約大學拒絕了終身教職的晉升，以至于引起了包括美國最大的教育研究協會五任主席在內的眾多知名學者的聯名抵制（參見Joel Westheimer：“Tenure Denied: Anti-union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the Academy”，Social Text，2002［20］）。

當然，不可否認，在堅守學術自由信條的美國主流學術界，以上案例終究還是個別現象，因言獲罪的情形并不多，大多被解雇者多因為其行為或行動上的激進。哈佛前文理學院院長羅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一席話道出了一個美國學術界潛規則的真諦：“我必須承認解雇某些教師幾乎是無法抗拒而勢在必行的。我所考慮的并不是那些不得人心的思想和言論，而是要考慮那些應為人師表者參加靜坐示威、暴力破壞以及其他各種不文明行為?！保ā睹绹@文化：學生· 教授· 管理》，亨利·羅索夫斯基著，謝宗仙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59頁）然而，如何才能避免行為和行動上的激進？一句俗話或可足以概括之：做思想（或言語）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做思想上的巨人，意味著你要有洞穿現實的敏銳，還要有劍走偏鋒的奇譎、語言上的精致，即所謂理論建構的豐滿、概念上的精巧、風格上的獨特、表現手法上的專業等等。而諸如此類，其實已經接近了所謂的“學術水準”，在這一水準的框定范圍內，學者可以在思想上游刃有余，即使過度詮釋甚至出格一些一般也會萬事無虞，但絕對不能付諸激進性的行動。

顯然，做思想的巨人，與其說是學院（文化）左派或新左派的一種“學術”轉向，毋寧說它很有可能是迫于美國特殊社會政治、文化和學術系統內部這種潛規則的結構性壓力，而在有意無意中所做出的一種無奈選擇。這種選擇在富里迪（Frank Furedi）看來，正是學術專業化、職業化和制度化的惡果，即雅各比所謂當代大學“學術水準”和“學院體制”規訓的結果，它導致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衰落和順從主義的現代知識分子興起，特別是當代的學院激進左派。富里迪甚至尖刻地批評道，可悲之處在于，文化左派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成為學院體制和學者職業化的支持者。譬如目前哥倫比亞大學的左派學者、英語教授羅賓斯（Bruce Robbins）就認為，正是當代學院體制保護和支持了左派“在美國教育和文化機構中扎下了根基”（《知識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弗蘭克·富里迪著，戴從容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無獨有偶，同樣安身于哥倫比亞大學的后殖民主義宗師薩義德也認為，至少當代大學收留了獨立左派，為其提供了一個準烏托邦空間。（《知識分子論》，愛德華·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二年版）。

在此，姑且拋開學院體制的是非之辨，通過一個案例或許可以讓我們體會到，學院體制的潛規則究竟是如何讓絕大部分的左派學者成為“行動上的矮子”的。筆者手頭正好有一本在美期間淘得的并不起眼的小書，書名為The Academic Corporation：Justice, Freedom, and the University，作者是菲尼克（Allen Fenichel）和曼德爾（David Mandel）。貫穿全書的內容都是關于作者之一曼德爾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職被拒的曲折經歷。曼德爾是一位加拿大政治學學者，波蘭裔猶太人，精通英、法、俄三種語言，曾有在以色列、蘇聯求學和研究的經歷，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并獲得博士學位。

曼德爾的專業領域是蘇俄政治研究，早在中學時期，他就參與了猶太復國運動，并形成了他的社會主義世界觀。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他曾參與反越戰運動和學生聯盟發起的激進學生運動。其博士論文研究方向是蘇俄革命，他挑戰當時西方關于蘇俄革命動力的主流觀點，堅持認為工人階級特別是冶金工人是布爾什維克的主要支持者，因而一度被論文委員會中部分成員要求做“重大修改”，但他拒絕了，因而與個別教授發生齟齬。在哥大蘇俄研究所的支持下，他獲得了博士學位并繼續在哥大從事博士后研究。隨后，他又到英國伯明翰大學蘇東研究中心從事訪學研究，結束后在麥吉爾大學政治系獲得一個訪問學者職位。

在麥吉爾工作六個月后，恰逢他所在政治系招聘一位從事蘇東政治研究和教學的助理教授，曼德爾無論在哪個方面都是最為合適的人選，而且起初系招聘委員會也把他作為十二位候選人中最有資格的人選。但是，投票中出現了問題，由五位教授和三位學生組成的委員會以五比三否決了他的申請，并另外接納了一位美國籍學者。事后他從聽證會上系主任的證詞中得知，系里有一部分教授集體反對他。一位同系的教授后來在地方日報上道出了其中的原因：曼德爾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而這種政治傾向在該系一向就不被絕大多數教授所認同； 曼德爾對中東核心問題與他人持有不同觀點；他加入了麥吉爾教師工會，而該工會支持罷課，曼德爾是政治系的少數派。所謂少數派是除了他本人以外，該系僅有另外一位是有馬克思主義政治傾向的學者，而該學者也曾經在投票中以六比五被拒絕授予終身教職，但幸運的是投票結果后來被學校終身教職委員會推翻。此外，在該系歷史上，也曾有另外一位出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左派學者被中止合同。

曼德爾在失望之中，分別向校長、大學教師協會、大學教師工會、權利委員會以及加拿大大學教師聯合會提出申訴，教師工會、大學學生聯合會、加拿大教師聯合會和加拿大權利委員會等，也都就曼德爾的落選而展開調查。但是，在調查過程中因為極少有人敢冒風險站錯隊，最終因為無需解釋的理由而申訴無果。曼德爾從側面獲得的信息或許道破了天機：系主任不能確信他究竟是一個“工人”（因為參加教師工會，支持罷課，有激進行動傾向）還是一位“教授”，而另一位教授坦承曼德爾是最有資格的候選人，但他之所以投反對票是因為“他還要在政治系度過今后的二十年”。

曼德爾現象不僅表明了激進左派在北美主流學術界（自由派主導）的處境，與恨不能將左派圍而殲之的激進保守派相比，實在好不到哪兒去，而且它還揭示了激進左派有可能被邊緣化、甚至被流放的學院內隱秘的權力運行機制。在委實難以找尋到一個既不違背學術自由原則（應付得了如AAUP一類的組織）、又冠冕堂皇和不失體面（不至于成為丑聞）的解釋的前提下，以行動上的激進作為理由并把游說滲入集體投票機制之中，就足以讓少數派為之而惴惴。如此一來，激進左派為何偏離傳統左派行動取向和風格就不難理解了。正如博格斯（Carl Boggs）提起當代美國左派的境遇時說道：“在二十年多里，幾十所大學的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在最脆弱的基礎上受到騷擾、檢查，并被剝奪職位或升遷的機會；那些幸免于這種壓制的人一般都被迫順從主流，在那里他們常以低調的形象出現——至少在政治上是這樣?！保ā吨R分子與現代性危機》，卡爾·博格斯著，李俊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二年版）

所謂順從主流和低調，其實就是少與相關的勞工組織有牽連，更不能有黨派傾向，而是要以“最科學”的形式來展現他們的研究議程，“科學”就是強調研究的獨立性、表述的專業化和分析的學理化，體現作為專業人士的學術水準而不是挑動社會神經和大眾情緒的號角。故而，不同于雅各比和富里迪一味對學院左派的無情抨擊，博格斯倒是略帶同情地指出，左派的“非激進化與其說是‘機會主義或甚至‘野心，倒不如說是源自制度性的壓力”。這種制度如同一張精致、結實而又富有彈性的絲網，雖然并不能改變猛禽桀驁的天性，但是，卻在慢慢地耗盡它的氣力，磨掉其崢嶸，直至馴化為絲籠中的景致。激進不過是理論意義上的，是一種對傳統身份的認定和一種姿態的堅守，抑或是一種象征和理論風景的展示，而冰冷、堅硬的現實則依然如故，正如它基于后現代理論和風格意義上的激進，在所有話語都被解構之后，現代性如澆鑄的鋼筋混凝土基地，依舊堅不可摧！

這難道就是學院左派注定的宿命？有如迪金斯（John Diggins）對其命運的判決？“從政治上來看，他們是資本主義體系內永恒的‘反對派；從哲學上來看，他們體現著‘否定意識；從歷史上來看，每一代美國左派的特性均深受其‘代際經歷的影響?！绹笈傻拿\便是‘有德者在不道德的社會的命運：他們不得不尋求‘不可能的勝利，也不得不學會適應‘必然的失敗?！保弰偅骸都s翰·迪金斯：〈美國左派盛衰錄〉》，《中國學術》二○○二年第一期）對此，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鮑爾斯轉向更“學術化”和“科學化“的行為科學和博弈論研究，給予人們的不僅僅是“強互惠”取代自利、理性“經濟人”的一種新經濟學假設，而至少是擺脫人類不平等現實的一縷曙光。而美國著名批判教育研究學者阿普爾（Michael Apple）的“Educating the‘rightway”（right在此是雙關語，具有“右翼”與“正確”雙重涵義），確能從其對手——保守右翼那里學會發動民眾的秘訣，讓象牙塔內的激進“學問”復現變革現實的活力，但與此同時，又能不被學院體制的潛規則所“謀殺”。

（Michael W. Apple: Educating the“Right”Way: Markets, Standards, God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