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暗區里

孫　郁

二十多年前我和高遠東在一個研究室工作。那時候人們喜歡清談，各類沙龍十分活躍，可是幾乎都找不到他的影子。他的文章不多，一個人躲著讀周易、魯迅、金庸之類的書。偶和同事見面，語驚四座，神秘的玄學一直罩著他。直到他在《魯迅研究動態》發表了那篇《〈祝?！担喝宓泪尅俺匀恕钡脑⒀浴?，人們才發現了他誘人的才華。我讀了那篇論文，很長時間不敢去碰魯迅，因為自知沒有相當的功夫，是不能從容地解析那個世界的。

對于他的著述我期待了二十年。這其間偶能看到他在雜志上談論魯迅的文章，都閱之再三。我感覺，他的文字有著穿越時空的回旋感。從八十年代開始，他思考宏大問題從來都是從細節開始的。他看文學原著，都不愿意簡單地停留在價值判斷上，而是從文化的血脈里整理其復雜化的存在。新出版的《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真的讓我駐足久久，暗生幽情。八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思維慣性，在他那里被另一種思路代替了。我曾經想，討論魯迅也不妨多一點野性或文藝學科以外的東西，我們現在的研究大多被學科意識所罩住，同義反復者多多。大凡有奇思新意的，都不在這個范圍。

高遠東之于魯迅，暗示著八十年代末以來諸多文化難題的匯集。他開始起步的八十年代的諸多精神題旨，在九十年代與后來的歲月里越發棘手與撲朔迷離。在“冷戰”結束與諸種新思潮彌漫的時候，如何面臨抉擇，一直困擾著他。也緣于此，他從魯迅資源里尋找當下語境里屬于自己的東西。不僅在回溯著原點，其實重要的是他發現了魯迅世界的一種復雜結構下的心智情緒。魯迅研究的最大問題是研究者一直在遠離魯迅的語境中討論魯迅。在高遠東看來，“選擇魯迅還是胡適”，就是非此即彼的“冷戰”模式。比如自由主義與左派誰更重要，是封閉語言環境里才有的疑問。人們多年一直在用魯迅最厭惡的語言討論魯迅，這是青年一代遠離這個前輩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以為高遠東不同于同代人的地方在于，他的思考恰恰是從顛覆這個思維模式開始的。他解析魯迅小說，梳理青年魯迅的文言論文，參與現代性的討論，根本點是為了找到魯迅的那個回旋式的語言邏輯點。魯迅在肯定著什么的時候，同時又在提防著什么。在走向近代化時又反抗近代化的黑影。最早是汪暉從哲學的層面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汪暉沒有來得及從更深的層面繼續自己的思路，而高遠東卻從多樣的精神載體里，找到了面對魯迅的視角。魯迅是如何從古文明里出離，如何再進入對古文明的改造；如何在確立“內耀”的同時，又關注“他人的自我”；如何在建立現代小說規范的那一刻又沖破了這個規范？回答這個問題，用了作者二十余年的時間。這其間他的思緒從西洋近代哲學到古中國的先秦哲學，從“五四”回到當下，從俄國經驗回到中國現實。他驚奇地發現了魯迅精神結構的一個鏈條，那就是在“立人”的情懷里的“互為主體”的思想。這不僅回答了新思潮對魯迅的挑戰，也回答了一些淺薄的左翼人士偏執理念的諸種提問。這是高遠東不同于前人的地方，他終于在復雜性里找到一個解析魯迅的話語方式。

在高遠東那里，一是不斷從當下的問題意識里尋找與“五四”啟蒙傳統的對話形式，一是從魯迅的小說與雜文文本里爬梳其精神的另一種可能性。前者不得不回答自由主義與后現代思潮的挑戰，他從未將魯迅傳統與胡適傳統簡單地對立起來，而是把他們視為文化生態的兩翼?！棒斞甘撬?，胡適是飯?！边@個通俗的比喻又用來形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各自價值。這就和各類流行的思想隔離開來，有了自己獨立的聲音。后者則從知識界的分化里，發現新的知識群落的悖論。比如后現代論者急于顛覆啟蒙以來的理性邏輯，但又想建立自己的邏輯，這個邏輯恰恰是他們在出發點上要否定的存在。歷史正重復著“五四”前后的景觀。人們在呼喚建立什么的時候，又開始喪失著另一種資源。

而魯迅絕不是這樣。高遠東在一種當下的焦慮里，進入了對魯迅的深度讀解。他發現魯迅在面臨那個年代的話語氛圍時，一直持一種冷靜的批判姿態。即常常從流行的確切性的話語里發現他們的悖論。而他的一些思考其實就是要穿越這個悖論。高遠東從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破惡聲論》里，發現了魯迅思想的重要資源?！遏斞傅目赡苄浴飞⒊龅乃急媪?，在我看來是他思想成熟的標志。

《魯迅的可能性》解釋了“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的邏輯過程。特別是“互為主體性”的提出，是繼“立人”、“中間物”意識之后，一個重要的發現。魯迅思想原點的這一個元素的發現，為真正還原棘手的價值難題創造了一種可能。魯迅不是在“是”與“不是”中討論主奴的關系，而是在強調“立人”的過程中，繞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簡單邏輯，把“主觀”、“自覺”發展為“反諸己的內省”。高遠東寫道：

我不知道魯迅的批判除了針對晚清中國立憲派的“國民說”外，是否也包含著對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思想的某種觀察在內，那時的日本剛經歷日清、日俄兩大戰爭，但之前思想界就忙于“脫亞入歐”，把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邏輯合法化。像福澤諭吉從“民權論”到“國權論”的轉向就是一個例子；而戰敗的中國一方，甚至包括革命黨人等“中國志士”在內，羨慕“歐西”的強大和日本弱肉強食的成功，不惜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明邏輯，以西歐、日本為師以圖民族自強。這種情況其實代表著亞洲/中國與西方之“現代”相遇的殘酷現實：殖民、帝國主義不僅屬于殖民主義者，而且也成為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不僅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征服，而且也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反征服——處于主從關系之中的主從雙方竟享有同一價值。魯迅發現了這一點，其思考因而也得以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平臺——如何消除主從關系——之上進行，他不僅關心反侵略、反奴役、反殖民，而且關心侵略、奴役、殖民的思想機制的生產，關心怎樣從根本上消除侵略、奴役和殖民機制的再生產問題。作為一個“受侵略之國”的青年思想者，魯迅對“崇侵略”思想的批判完全不同于“彼可取而代之”的反抗邏輯，完全超越了當時亞洲/中國思想關于人、社會、國家、世界之關系的理解水平。

這是理解魯迅的一把鑰匙。高遠東進入了那個撲朔迷離的對象世界。許多難以深入的話題在他那里悄然冰釋。我多年前讀到這段話時，曾為之擊節不已，至今還記得那時候的感受。于是想起魯迅一生翻譯介紹的大量文學作品和美術作品，那里所期待的也恰是對主奴關系的顛覆。我們由此想到他對《新青年》同仁的批評態度、他在“左聯”中的緊張感，都有選擇中的抵抗吧。魯迅憎惡奴隸看待世界的奴隸主式的眼光。周作人當年說中國的有產者與無產者都是一個思想，就是升官發財。周作人看到了這個現實，卻沒有顛覆這個存在。而魯迅則以生命的軀體直面著奴隸之邦，尋找另一條路。他其實已經從左右翼的簡化思維里出離，從奴隸與奴隸主的循環性里出離，將一個密封的精神洞穴打開了。以魯迅為參照，回答我們這個時代的思想挑戰，高遠東比那些把“五四”經典象牙塔化的學人更具有張力。也由于這一概念的發現，魯迅生平晦明不已的現象都找到了一種解釋的入口。

記得在翻譯了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之后，魯迅對其中的意象不無感慨。他感嘆中國人的思維里，沒有“他人的自我”，原話是：

我的私見，卻很不然：中國自己誠然不善于戰爭，卻并沒有詛咒戰爭；自己誠然不愿出戰，卻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戰的他人；雖然想到自己，卻并沒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現在論及日本并吞朝鮮的事，每每有“朝鮮本我藩屬”這一類話，只要聽這口氣，也足夠教人害怕了。

很長時間，人們討論魯迅的思想時，不太去涉及這個話題，習而不察，視而不見。多年后韓國知識界討論民族主義與東亞的問題時，讀到魯迅的話頗為感動，因在反對殖民壓迫的同時，魯迅也在警惕大中華的理念。在“被現代”的過程里，東亞人如果沒有對外來壓迫的抵抗和對自我舊習的抵抗，都不會成為新人。這也就是他為什么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在反侵略的過程中還不忘記國民性審視的原因，也就是高遠東謂之擺脫文化對抗的“互為主體”的意思。

“互為主體”的概念不僅可以用來解析人與人的關系，也可以解析民族與民族、國與國的關系。自然也能解析男女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在緊張的歷史條件下，這種互為參照的意識被階級斗爭的殘酷現實所掩蓋。魯迅不得不以斗士的姿態出現在這個世上。魯迅討論問題都限制在一個語境進行。比如寬容是好的，但對手如對你不寬容，就不必去講寬容。只有斗爭才可能爭來寬容的環境。待到那個新環境到來時，就不該再怒目而待了。魯迅其實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卻不愿深入闡釋。因為他知道，在無階級社會到來之前，奴隸們要爭取的是自由的空間。自我的自由不是為了使別人不自由。正如他所說，革命不是為了死，而是為了活。這些潛在的觀點過去闡釋的不多，魯迅的文本的豐富化與闡釋的單一化，或許就是沒有看到那個巨大的潛在意識所致。魯迅研究必須探到暗語言與暗功夫中。魯迅的意識常常在那些無詞的言語里，可惜人們很少能走到寂寞的精神暗區里。

理解魯迅很難。我自己對那里的許多東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傳統的關系究竟如何，也非一兩句話可以說清。因為魯迅在文本里對其表述是明暗變幻不已的。在我看來這里也存在一個精神的暗區。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魯迅對中國傳統思想和價值的批判，同樣吸引了高遠東。八十年代末他有機會看到魯迅的藏書，對其知識結構興趣濃濃。魯迅藏品中的各類野史與鄉邦文獻，似乎都在注解著其對儒道釋的態度。但那邏輯過程究竟怎樣，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則需要花費大的力氣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魯迅，不能不回答這個難點。像發現了“互為主體”的概念一樣，高遠東從分析《故事新編》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與魯迅的聯系，找到一個令其會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僅是審美的穿越，也是一種哲學的關照。把文本引進哲學語境來討論，是大難之事。但歷史故事背后那個精神隱喻對作者才是重要的。高遠東闡釋魯迅對儒家的態度時，用的是悖論的眼光。他發現魯迅用儒家的價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倫理的神圣性的喪失，以及內在的不合理性。在現代意義上儒家思想何以顯得蹩腳，小說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斷的先驗性與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魯迅借小說諷刺了這一虛幻性的存在，其實是想繞出幾千年來的誤區，設計著個人化的精神途徑。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時，作者對魯迅繼承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闡釋也頗為精妙，是他的創造性的書寫?！惰T劍》的分析與《非攻》、《理水》的讀解，多驚奇之筆。從故事的人物與意象到哲學的盤詰，并無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徑通幽，水到渠成。將魯迅吸取傳統文化的特別的一面昭示出來，給人頗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價值大概在于對一種責任的承擔、不涉虛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獻身精神?！豆适滦戮帯防锍３Ｓ兄愃频囊庀螅汉谝氯说墓覜Q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業之舉，在魯迅看來有著希望的閃光。從這些人物的材料運用與理解上，魯迅把一種舊文明中殊為可貴的遺緒打撈出來。高遠東興奮地寫道：

如果把魯迅在《采薇》、《出關》、《起死》中對儒道的批判與在《非攻》、《理水》中對墨家的承擔聯系起來，我們會發現他承擔著墨家的價值、傾心于墨家倫理，贊賞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對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魯迅肯定孔子的“以柔進取”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卻”和“徒作大言”的空談，更反對夷齊專事“立德”的“內圣”路線和莊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視野或古或今，領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識、宗教，焦點卻始終凝聚在道德與事功、信念與責任、思想與行動的連帶整合上，而這一切又與其貫穿一生的興趣——尋求“立人”乃至“立國”的方法直接相關。而所謂“中國脊梁”和“夏道”，就成為魯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會形象。正是通過它的確立，魯迅才解決了儒家囿于道德與事功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道德合理性問題，解決了道家囿于思想和行動的難局而無法解決的知行合一問題，解決了早期思想就一直關注的信念與責任的連動、轉化問題，才為其追尋“立人”或“改造國民性”提供了一個正面的、更加切實的答案。

研究魯迅與傳統文化的論文可謂多矣，但如此委婉多致、直指問題核心的文字不多。高遠東在清理魯迅與遺產關系中所形成的思路，把魯迅研究從一般中文學科引向了思想史的高地。先前人們討論這個問題多流于空泛，唯有王瑤等少數人能從容地面對著這個問題。但王瑤基本還是在文藝學的框架里展開自己的思緒。而高遠東則從審美意識升華到哲思中。高遠東的治學有自己的思路，一是注重文本，二是沿著文本考察其背后的哲學內涵，三是由哲學內涵的解析再回到魯迅的基本主張，即思想的原點。

魯迅研究史曾經是不斷簡化研究對象的歷史。導致此現象的因素很是復雜，大致說來是歷史語境的隔膜和時代話語的干預。人們難免以己身的經驗看對象世界，但魯迅文本提供的卻是多維的時空。魯迅同代人的作品有許多不能引人興趣了，為什么唯有他的文字常讀常新？高遠東的寫作充分考慮到了對象的復雜性。而他自身的回旋式的思考，大概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他早期可能受到王得后、王富仁、錢理群、汪暉的影響，但后來更主要與日本、歐美的思想者有著諸多的共鳴，借鑒了一些重要的思路。認識魯迅顯然不能從民族的立場單一考慮問題，只要看看他一生與上百個域外作家的精神交流，就能發現思想的豐富性。但放棄民族意識顯然又無法走進魯迅。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能夠望到中國“被現代”的苦運。這個認知的對應過程，也是走近魯迅的過程。我覺得高遠東帶來的挑戰是，在植根于本土問題的焦慮時，一個新的立場出現了：不再是時代流行色的呼應體，而變成由時代語境進入歷史語境、從而返回到時代中回答流行色挑戰的精神獨思。

最初對魯迅的精神暗區進行深切探討的是日本學人。竹內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多有驚人之作。竹內好的對魯迅沉默時期思想的考察，丸山升對革命與東亞的默想，木山英雄進入《野草》的幽深廣的凝思，以及伊藤虎丸續寫竹內好的智慧，比同時期中國的魯迅論的表層化敘述顯然高明。魯迅的出現不是民族性的單一化現象，乃是“被現代”里的反抗與融合的涅，毀滅與新生，斷裂與銜接，極為矛盾又極為開闊等因素夾雜其間。許多現象背后的東西，牽連的已經不僅僅是文學、哲學的問題。這種研究，我國自八十年代后才有可能。也正是日本學界的參照，刺激了中國的讀書人，他們也從中汲取了養分。我在高遠東的實踐里看到了他從域外學術大膽拿來的勇氣?；蛘卟环琳f，在認識魯迅的復雜性上，他和丸山升、伊藤虎丸有相同的體驗。在許多方面，他的認知方式更接近伊藤的委婉，在細膩的探究與繁復跌宕之中，昭示著近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隱喻。在互為參照里，久思遠想，遂成規模，有的地方已經超越了日本學者的觀點。這與其說是高遠東成熟的標志，不如說是魯迅研究深化的象征。魯迅遺產可審視的空間，還沒有到盡頭。從形象可感的魯迅走向暗區的魯迅，從暗區的魯迅再回到有血有肉的魯迅，研究者的發現遠不止是這些。人們有理由對這個領域有更新的期待。

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現代如何“拿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論集》，高遠東著，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九年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