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病人”的瞿秋白

張慧瑜

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是一個毀譽參半的人物?，F在一般的說法基本上肯定瞿秋白作為共產黨早期創始人之一的貢獻，對于他所犯的錯誤，比較溫和的敘述是“在一段時間內，瞿秋白犯過‘左傾盲動錯誤，但他很快就認識并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尉健行著：《在中共中央紀念瞿秋白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瞿秋白年輕時曾以《晨報》記者的身份采訪俄國（一九二○—— 一九二二），寫作了大量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文章（分別收入《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回國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代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確立了左翼文藝路線，寫作了大量論述左翼文化的雜文（收入《亂彈》），被魯迅看做是“人生知己”和“同懷兄弟”，但隨著李立三受到黨內盲動主義的批評之后，瞿秋白也受到牽連，一九三五年在躲避國民黨圍剿途中被俘，四個月后遭到殺害，留下一篇爭議巨大的自白書《多余的話》，把自己的一生解釋為書生誤入革命的悲劇，也就是“歷史的誤會”，并奉勸“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

《多余的話》，一直是評價瞿秋白的爭議所在，曾經存在著這篇文章不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的懷疑，但現在基本上不否定這篇文章的真實性，而把它作為展現瞿秋白人格復雜性的文獻，“官方說法”一般把這篇文章作為在國民黨的威逼利誘之下的違心之言。而最近幾年，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這篇文章多被解讀為，自敘為書生、文人、戲子的瞿秋白對左翼政治的暴力性具有先見之明，呈現了知識分子與左翼政黨政治之間的沖突。這種敘述與八十年代以來關于左翼歷史就是知識分子受到政治強權暴力迫害的敘述，非常吻合。在這種視野下，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關于“脆弱的人”以及喜歡文藝而厭惡政治的敘述就獲得更多的理解和同情，或者說它是瞿秋白成為知識分子的理想鏡像?！抖嘤嗟脑挕纷钤绨l表于由國民黨“中統”主辦的《社會新聞》上，與寫作《亂彈》等雜文時期作為文化旗手的領袖形象不同，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始終強調自己年輕的時候就不斷發作的肺病，說出“多余的話”的“多余人”是一個病人的形象，這種身體的疾病與瞿秋白把自己敘述為廢人、革命的叛徒、“一個最壞的黨員”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瞿秋白真的“病”了嗎？他為什么要臨終前講這些“多余”的話，難道僅僅是為了懺悔或坦白嗎？

在這篇就義遺言中，瞿秋白多次把自己參加共產黨、參與政治活動看做是一種“歷史的誤會”，他說自己“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但是他說自己“不幸”地卷入了“歷史的糾葛”，他說：“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么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么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瞿秋白：《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亂彈、多余的話》，岳麓書社二○○○年九月版）認為自己“枉費了一生心力”在不感興趣的“政治上”。顯然這種“誤會”的原因在于從事“政治”工作與從事“文學”工作之間的沖突。瞿秋白說，他在作為《晨報》記者訪問蘇聯期間，“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很通行了”，從這種通行的觀念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把“專修文學”與搞“政治”也就是“加入了黨”看成是相沖突的事情。但是，這種文學與政治的沖突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觀念中并不存在，瞿秋白的家庭是“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也就是說在過去讀書和做官并不矛盾，而到了近代，“政治”與“文學”就成了截然對立的了，從這里可以看出，文學與政治的糾葛是現代的產物。

瞿秋白在這篇文章當中不斷地強調自己的文人身份和書生身份與作為共產黨的政治領袖之間的不協調，反復哀嘆自己畢竟是“文人”，畢竟是“書生”，似乎在說“我”根本就搞不了“政治”，更當不了“領袖”，但實際情況卻是，瞿秋白當了整整五年中共早期領導人（一九二五—— 一九三一），這被瞿秋白看成是個人的歷史悲劇。而瞿秋白認為自己搞不了政治的真正原因是，他一直覺得自己參加政治活動（比如開會、寫文章）就“是‘替別人做的”，瞿秋白認為自己潛伏著“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后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這些意識與“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是相敵對的。所以在瞿秋白內心一直隱藏著用“馬克思主義的理智”無法改造“紳士和游民式的情感”的矛盾，這種新理智與舊情感的對立就是瞿秋白歸納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的早期文章中，曾寫過“二元的人生觀”，即“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為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這種觀念與他年輕的時候“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有關?？梢哉f，“世間的”與“出世間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人生觀”與“紳士的意識”、“政治運動”與“文學研究”、“替別人做的”與“自己的家”、“政治上的疲勞倦怠”與“休息”、“開會或寫文章的麻煩”與“空余時讀所愛的書的逍遙”、“理智”與“情感”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敘述都是建立在政治與文學的沖突之上。

瞿秋白為什么無法“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而“成為無產階級戰士”呢？他的解釋是，“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一切都有一個‘名詞，但是沒有實感”，正因為沒有實感，所以對于“勞動者的生活、剝削、斗爭精神、土地革命、政權”等名詞“感到模糊”，瞿秋白把這種書生、文人的認識觀說成是“霧里看花”，但是這種“霧里看花”的感覺在他以前的文章中是讀不到的，比如他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寫的文藝評論，就始終自信地站在“不肖的下等人”或者說“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進行文化論戰。這樣一種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匯所“穿透”的世界為什么“突然”變得模糊、不清晰，或者說不那么“透明”了呢？也就是說為什么這個時候瞿秋白無法自信地把自己放置在無產階級的位置上來穿透歷史的迷霧了呢？

瞿秋白在文章中說，他最近讀了一些文學名著，“覺得有些新的印象”，這種“新的印象”是“從這些著作中間，可以相當親切地了解人生和社會，了解各種不同的個性，而不是籠統的‘好人、‘壞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農等等。擺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雖則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一定的階級之中”，顯然，在這時的瞿秋白看來，這種“有血有肉有個性的人”并不能被還原到或者說簡化為“一定的生產關系、一定的階級之中”，也就是說，在瞿秋白看來，通過“文學名著”更能把握“人生和社會”，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人生觀”（政治）卻只能進行“籠統”的描述。這種把文學作為“有血有肉”而把政治作為一種“籠統”的表述的看法，在瞿秋白早期的文章中也有體現，比如他一九二二年在俄國寫《赤都心史》（“四十八新的現實”一節）中說，他反對使用平等、自由、社會、專制等這些符號、抽象名詞來描述中國，他認為“中國向來沒有社會，因此也就沒有現代的社會科學”（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所以青年人要先看看現實，然后再看看能不能用這些抽象名詞來作為尺度，因為“現實是活的，一切一切主義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確）立一（個）理想的‘主義”。而在《多余的話》中，瞿秋白也開始懷疑“馬克思主義”無法描述中國的現實了，顯然，他曾經相信過借助馬克思主義可以穿透歷史的迷霧，但是現在，他也有點“霧里看花”了。

這就不得不帶出寫作《多余的話》的現實語境。在“盲動主義的立三路線”這部分，瞿秋白認為“武漢分共之后”所采取的以大城市暴動為主體的革命模式的失敗，是自己沒有認清革命形勢造成的，“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后，仍然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這種以“李立三路線”為代表的盲動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對建立在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十月革命的復制之上，正是這種失敗，使瞿秋白陷入了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錯位的矛盾。盡管“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藝研究一下不好嗎？”而認為自己“‘枉費了一生心力在不感興趣的政治上”，但是，這種選擇文學而拒絕政治的立場，恰恰是因為文學比政治更“現實”。而瞿秋白所留下的忠告是“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致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也就是說瞿秋白把這種“危機”歸結為階級意識的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瞿秋白不斷地提到自己一生受病魔的折磨，把自己作為一個“病人”。如果聯系到他一九二一年在蘇聯時期寫作的《中國之“多余的人”》這篇文章（“多余的人”也是俄國文學傳統中的經典形象，是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代表），把自己說成“多余的人”恰恰也是他生病住在療養院的時候，在這篇文章中，瞿秋白把自己放置在心與智、浪漫派與現實派、個性與社會的二元矛盾之中，而他的焦慮則是無法把握“現實”，所以，他說“我要‘心！我要感覺！我要哭，要慟哭……一次痛痛快快的親切感受我的現實生活”。十二年之后，在這篇“多余的人”留下的《多余的話》中，瞿秋白又一次把自己作為“病人”，從而顛覆了“醫生與病人”的喚醒與被喚醒者、啟蒙與被啟蒙者的關系，這種倒置恰恰發生在瞿秋白認為政治出現了危機的時刻，在這個意義上，瞿秋白把自己的“軀殼”捐獻給解剖室，與其說是為了找到自己多年肺結核的病癥，不如說是渴望為現實的危機尋找答案。

如果聯系到同時期在西歐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盧森堡和意大利共產黨領袖葛蘭西所面臨的問題，瞿秋白在這里所說的“病”也就是當時各國共產黨所普遍面對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也就是說，十月革命式的以城市無產階級為主體的革命為什么在歐洲會失敗，工人階級的意識如何獲得。在后馬克思主義者拉克勞和墨菲的敘述中，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被看做是階級同一性帶來的，它展開了對于階級本質主義和階級還原論的批判，從而動搖了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歷史目的論的敘述。但是，瞿秋白的后來者毛澤東卻通過把“農民”構建成一個“想象的階級共同體”的方式實現了革命的成功，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革命道路所帶來的困境。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認為“文學”比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更能把握現實，這種對“文學”的理解并不是說文學相比政治更“自由”，而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出現了危機，因此，瞿秋白的“病”也不僅僅是身體上的疾患，而是對于現實政治環境的一種回應，這或許是瞿秋白以及《多余的話》留給我們的政治遺產吧。

（瞿秋白：《赤都心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14.80元；《多余的話》，貴州教育出版社二○○五年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