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文學本身

張　晶

詹福瑞先生的新著《不求甚解》，新近行世，即悄然間引起學界的關注。其間原因如何，我以為良有以也！

這本書說起來應該是一部學術隨筆集，作者以“不求甚解”為書名，表達了書中一以貫之的方法論旨趣：即對目前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盛行的“過度闡釋”的做法加以反撥，使對古代文學的研究，回歸文學的本真狀態。

此書有一個副題：“讀民國古代文學研究十八篇”。內容是就民國時期一些著名學者的學術研究名篇所作的學術札記。筆致輕松風趣，讀之令人解頤之處甚多。然而，不要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文章的合集，而是從對民國時期的一些古代文學論著的解讀與發揮，闡述了作者的文學價值觀與方法論，其間有感而發的針砭，則確乎是搔著了古代文學研究中由來已久的一些痼疾的癢處，在時下尤有擊一猛掌的效果！從不同的側面，透射出作者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本體論理念，即回到生活本身的邏輯；方法論訴求：即是剝落加在文學經典身上的重重過度闡釋，恢復作品的本來面目！作者所選民國時期的研究論著其實頗有針對性，而作者的發揮，則又抉而發之，將自己的意旨透徹道出。

“不求甚解”，出于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本是這位大詩人的一種人生態度，但其中有著玄學那種“得意忘言”的方法論背景。福瑞先生借此發揮，道出“不求甚解”的學術態度。所謂“甚解”，正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相沿已久、于今為甚的積習痼疾，也即“深解”和“旁解”。這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頗具代表性的。如對李商隱詩、《西游記》、《紅樓夢》的過度闡釋，作者選了胡適的《〈西游記〉考證》、蘇雪林的《玉溪詩謎》等論著，借此批評古代文學中的過深求解?！段饔斡洝愤@部令人捧腹的神話小說，被很多學者以“微言大義”的深解，賦予了種種政治的意蘊，而像魯迅、胡適這樣的思想家，卻未從人們談得玄而又玄的《西游記》里看出思想來，反而看出了它游戲的淺。胡適有《〈西游記〉考證》一文，通過實證的方法，不是將《西游記》弄得玄之又玄，倒是勘出它的游戲性質。對于那種“微言大義”的過深求解之法，胡適是有意加以廓清的，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至于我這篇考證本來也不必做；不過因為這幾百年來讀《西游記》的人都太聰明了，都不肯領略那極淺極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過紙背去尋找那‘微言大義，遂把一部《西游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痹诤m看來，這部《西游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并沒有什么微妙的意思，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并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福瑞先生對此深以為然，對那種非要在作品中摳出思想意義的做法進行明確的批評，指出：“對于這樣復雜的文學作品，我們篇篇都要挖掘不止，硬要擠兌，生出思想，就走偏了研究的路徑。在此情況下，如果不趨潮流，從作品中識出常情，不求甚解，讀出淺來，殊為難得?！保ā犊甲C與識淺》，7頁，后只標頁碼）“甚解”之弊，在于置人之常情于不顧，而非要深入挖掘，捕風捉影地將一些政治的、歷史的意義附會于作品，“深解”之外，還有“旁解”。 “旁解”則是無中生有，多屬臆測。漢儒解詩，即為典型。當代《紅樓夢》研究中的“秦學”，亦是旁解之例。這是遠離作品本身，也遠離文學的本真的。福瑞先生肯定了古史辨派對于《詩經》的清理，認為這是“真正打破神圣，把《詩經》還給民間，沖破經學，把《詩經》還給文學”。書中所收胡適《談談〈詩經〉》一文，對于經學家們的做法是非常不滿的，主張還《詩經》一個“人的性情”的本來面目，其中說：“這一部《詩經》已經被前人鬧得烏煙瘴氣，莫名其妙了。詩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現，心有所感，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所謂‘詩言志是?！对娊洝L》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寫，一般經學家多把這種普遍真摯的作品勉強拿來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歷史上去；一部活潑潑的文學因為他們這種牽強的解釋，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這是很可痛惜的！”（51頁）福瑞先生對此有更為理性的認識，指出漢儒解詩，以詩為經，把文學作品經學化。在對這種“經學化”的分析中，福瑞先生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文學價值觀。他認為解詩問題在于“去文學”，“使詩遠離文學，并最終泯滅文學性，實質是倫理化和政治化。許多的微言大義，就產生于這個過程。去文學的實質是什么呢？是把詩從它產生的民間剝離開來，再從人的普通生活中蒸發掉”（41頁）。于是，福瑞先生又正面指出：“《詩經》回歸文學，關鍵是回歸民間，回歸百姓的生活，回到人本身?！保ㄍ希┻@正是本書的真正主旨所在。

文學之所以有魅力，之所以能夠動人心魂，在于表現了人之常情。文學要回歸人的本身，當然也是要體驗作品中的人之常情。福瑞先生的這種文學本體觀、價值觀，是貫穿了書中各篇的，也涉及多種文體。對于小說，他是不滿于那些“索隱派”的；對于詩學研究中，那種“講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詩無寄托，詩成了政治的修辭標本，個人遭際的有韻日記，把詩講死了”。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學研究中是有普遍性的，也是遮蔽文學實現其本體價值的重要障礙?！皬墓诺浇?，注詩、講詩不乏其人，但真也有許多不知詩為何物者，現在研究古代文學的人也多有此類?！保?48頁）話說得有些刻薄，卻是道著此中之弊！對于詩詞研究中的故求高深，尋找其微言大義，本書則是借對蘇雪林的義山詩研究，汪靜之的杜甫研究和詹安泰的詞學研究之感悟，予以剝落的。對于杜甫的博愛思想，汪靜之的《李杜研究·杜甫之博愛襟懷》認為其“真正的源泉卻不在這里。在哪里呢？很簡單很切實地說，只是一個‘餓字，這個餓字才是子美思想的真源泉。這饑餓的功勞真不小，成就了子美的博愛思想，而子美全部詩集也是由餓所逼成”（本書124頁）。杜甫被稱為“詩圣”，捧到脫離凡人的境地。福瑞先生對于這種造圣運動，心存反感，而寧可將杜甫還原為一個具有博愛襟懷的普通人。于是在此書中收入汪靜之此文，認同的正是這一點：“汪靜之著作的與眾不同，正在于跳出了忠君愛國的老套，集中揭示杜甫的博愛襟懷，而對這種襟懷產生的原因，有極普通又頗有說服力的解釋?！保?17頁）對于李商隱的無題詩，如《錦瑟》，素以難解著稱，注家們多是從其政治際遇和牛李黨爭來解析此詩，卻令人感到更為撲朔迷離，王漁洋因有“一篇錦瑟解人難”之嘆。蘇雪林則有《玉溪詩謎》一書，認為對義山這類無題之作，“不必求什么深解”，而“一首首都是極香艷、極纏綿的情詩”（103頁）。福瑞先生對蘇雪林的研究的推崇，“在于對義山詩舊的解釋的沖擊，就在于它把義山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生活著的人”（99頁）。這也正是本書的文學本體觀所系。詞后起于詩，被文人所喜愛，正在于它能寫出人的平常情感，男女歡愛之情。而詞學中的“寄托”之說，也將詩學中的“微言大義”之法用來解詞，這也使本來言情之詞，也背上了不堪的重負。詞學家詹安泰先生有《論寄托》一文，對于詞中寄托有全面透徹的分析，其中“情深”乃其重要一維。詹安泰先生云：“惟‘情深，斯能入人心坎，而使之哀樂無端，末由自主?！保?61頁）福瑞先生對于詞之寄托首重于此，他認為“詞學的寄托說也并不是人人都重題材之大，而是重情感之深。只要情深，常情亦無不可”（153頁）。這正是體現出他的文學本體觀，因而，書中的這篇文章，即以“最為難得是常情”為題，可見其主旨所在?！督鹌棵贰窞槿藗兯⒁?，在于其中露骨的性描寫。阿丁的《〈金瓶梅〉之意識及技巧》卻是從最為平常的人情世態入手，加以剖析的。阿丁指出：“《金瓶梅》所敘事實，最為平淡，無一非家?，嵤?，社會人情。即男女交合之事，為動物的生理作用，也至平常，不過古來以為事關風化， 不能形諸筆墨，而《金瓶梅》偏渲染出之，乃以為奇。所以《金瓶梅》一書，實可說是最平淡無奇的人情小說，家庭小說，社會小說，并重好炫奇的理想小說，目之為奇，自屬過甚，斷非認識全書之確論?！保?79頁）福瑞先生最為看重的也是這一點。他以“于人情世情處勘入”許之，認為《金瓶梅》的引人入勝，就在于書中所涉之世相人情。

以呈現人之常情為文學旨歸，從而掃去“甚解”帶來的重重迷霧，從而使古代文學研究回歸文學最為根本的東西，作者所選民國時期的十八篇文章，有的是經典名篇，有的不太為人所關注，而福瑞先生的目光所及，都集中于此。易言之，作者是以這種文學本體觀和價值觀來選擇它們進行闡釋的。而僅僅是“人之常情”不加以藝術傳達，那就不可能成為文學經典。作為語言藝術的形式創造，自然應是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就文學研究的本體來看，藝術的、審美的立足點，應該是最為主要的，也是根本的。胡云翼先生的《宋詞研究·論柳永》一文，從藝術的立足點看柳永之詞，揭示了柳詞的成功之處：“從藝術的立足點看，耆卿能夠運用白話的描寫，把很普遍的意境和想象，鋪張地表現出來，而融化情感于景物之中。雖然沒有什么新意，格調也不高，但形容曲致，音律諧婉，工于羈旅行役，能夠表現苦悶的情調。這便是柳詞的成功?！保?9頁）福瑞先生選此文借以發揮自己的看法，最關鍵的也就是這個“從藝術的立足點看”，并認為這句話抓住了文學研究的本性。那么，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其本質特征是什么？作者認為是感性，也即感性的穿透力。因而，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能否體驗到文學作品的情感脈搏，能否真正把握到它的感性之美，是能否做好文學研究的關鍵。而現在有很多從事文學研究的學者，對于作品沒有切實的體驗，更缺乏藝術和審美的感悟能力，以推理和演繹來做研究。這也是文學研究行當里頗有普遍性的現象了。福瑞先生對此大不以為然，他以宗白華先生的《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和聞一多先生《宮體詩的自贖》這兩篇經典之作，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文學和美學研究固然是一門科學，但又不同于普通的科學研究，它需要感受和體驗，甚至用生命去體驗，用心靈去觸摸，才會對研究對象有最直接也最真實的把握。當然，文學和美學也不乏從理論到理論的闡述，但研究者不懂文學，不懂藝術，僅僅靠演繹和推理，那樣的文章，很會裝腔作勢，看起來多半要留心上當，還是打個折扣的好?！保?91頁）可謂知人之言。這也是真正回歸文學本體所必要的質素。

《不求甚解》看似一些文章的結集，而且類于學術隨筆。但是，作者確乎是有明確的理論自覺的，有非常一貫的學理觀念，有深刻的針砭作用，有強烈的現實感。它從不同的角度抨擊了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中以艱深文淺陋的積習，主張回歸文學的本體。這在時下，不能不說是切中學界弊端的，宜乎，其令人有所震撼哉！

寫于二○○九年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