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網民　成熟的政府

張道剛

沒有誰會懷疑來自網絡輿論的力量。從稍顯陌生的“俯臥撐”，到廣為流行的“躲貓貓”；從房產局長的“香煙門”，到年輕市長的“抄襲門”……網絡輿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奪人眼球，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學習方式。

誰也未曾想到，一次本不起眼的市長選舉，通過網絡的發酵和推波助瀾，竟把一位剛剛當選的年輕市長推進了輿論的風暴眼。先是“背景門”，再是“抄襲門”，在3億網民的“窮追猛打”中，飽受爭議的宜城市長周森鋒，被網絡輿論推進了一扇前途未卜的“旋轉門”。長達10天之久的“周森鋒事件”，再一次全景式地詮釋：在議程設置效果的影響下，網絡輿論最終擴散為社會輿論，在全社會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使原本被傳統媒體忽視的新聞事件轉變為社會公眾共同關注的“大事件”。

類似的“大事件”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網絡輿論生發出的公共事件正在成為公共話語空間的一種常態，而如何正確對待網絡輿情，成熟應對網絡公共事件，漸成政府官員的必修課。

在人人面前都有一個麥克風的網絡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信息渠道，成為意見表達的主體。隨著網絡輿論由“憤青”式的青澀，走向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成熟，理性、平和、富有建設性的聲音，正成為網絡輿論的主流。在逐漸成熟的網絡民主語境中，公權已經處于公眾監督的陽光之下，不管掌權的人愿不愿意，權力的死角被一點一點地置于陽光下暴曬，對網絡輿論漠然視之，可能引發政府信任危機，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從過去熟悉的“傳統媒體的官方輿論場”轉到現在陌生的“網絡輿論場”，一時茫然不知所措，極易陷入“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的尷尬。

在沸沸揚揚的“鄧玉嬌案”中，巴東警方先后三次發布了案情通報，但“政府片面認為只要有不同聲音就會導致公眾思維混亂”的習慣性思維，致使網絡輿論不斷升級，進而演變成一起網絡公共“大事件”。面對回應后的反彈，巴東官方開始三緘其口，輿論的議程設置權再次被網絡主導，巴東官方陷入了成千上萬網民排山倒海式的口誅筆伐中。從這起政府應對網絡公共事件的失敗案例來看，由于不熟悉網絡輿論規律，巴東官方在錯過網絡事件潛伏期的輿論引導之后，又失去了爆發期的有效應對，最終巴東被一步步地推向網絡輿論的風口浪尖。

無獨有偶，年輕的宜城市長周森鋒，在被網絡輿論推進“背景門”時，起初選擇了回避，在一片質疑聲中，他以“壓力很大，希望媒體少些關注”，給出了整個事件中惟一的回應。此后，面對接踵而至的“抄襲門”、“香煙門”和“打傘門”，宜城官方給出的只是“擠牙膏”式的回應，而周森鋒卻選擇了沉默應對。這種“擠牙膏”式的回應和沉默應對顯然不能令輿論滿意，公開信息的極度匱乏。讓輿論的焦慮進一步發酵，人們急于知道事件背后到底掩蓋了什么，由于宜城官方和周森鋒本人應對網絡輿論的經驗與能力不足，導致這起網絡事件最終陷入輿論的漩渦之中。

而此前的“躲貓貓”事件，在如何應對網絡公共事件上，給出了另一種回答。事件發生后，云南省委宣傳部出面邀請網友組成調查委員會到事發地展開調查，體現了對網絡民意的尊重和對公眾知情權、參與權的保障，而這種對敏感事件不與公眾“躲貓貓”的誠意，是積極回應網絡輿情、滿足公民知情權的一種嘗試，并成為官民在知情權問題上良性互動的范本。

由此可見，網絡輿論既是引發政府信任危機的“催化劑”，又是化解危機的“滅火器”。這就要求政府官員除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看電視之外，還要熟悉網絡輿論的規律，能夠對社會網情、輿情作出科學而準確的分析判斷。利用網絡的優勢建立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機制，為民眾的訴求、信息充分流動提供足夠的空間。

理性的網民必然催生成熟的政府，若此，乃網民之大幸，政府之大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