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及其現代化路徑選擇

羅 亮，時 影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430072）

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及其現代化路徑選擇

羅 亮，時 影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武漢430072）

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基層民主制度、小農經濟特征和宗法家族制結構殘留四個因素的影響下，逐步形成一種內容上多元融合、主體上多元沖突和地域上多元差異的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格局。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進程可以通過經濟奠基、制度訓練、媒介引導、教育培訓、家庭培養五條途徑實現。

農村；政治文化；現代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和學者的普遍認可和稱贊。但不可否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也存在諸多問題，集中表現為當前農村政治文化與現代民主理念的摩擦和碰撞，基層民主制度缺乏賴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而特定的政治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保持民主政體有效運行的一般動力來源”。[1]578因此，加強對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進行現代性轉換，實現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對于推進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的生成土壤

任何一種政治文化，都是在一個特定的時空背景產生的，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社會生活而產生的。因此探討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不能不從農村社會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遷與發展入手，從這種政治文化的成長土壤中尋找其生成原因。歸納起來，影響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現狀的有以下四個主要因子：

1.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自1978年始，我國展開了一場旨在矯正計劃經濟缺陷的體制改革。改革以改變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為起點，逐步形成了以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該制度的推行使農民成為土地“承包”契約的當事人。

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農村社會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單純的農耕產業正在向農工商多元產業過渡；階層間合理分化促成的地位差異正取代行政強制與血緣紐帶的聚合功能；經濟生活多樣化與社會流動的增長正突破原來封閉的格局；豐富的生活和多重的角色經驗正瓦解著禮俗性的基礎，使村民的經濟、政治、文化觀念日漸更新，以能力、財富、地位為標準的社會結構正在形成?！盵2]62這一系列社會政治變遷都給農村的政治文化帶來了極大的沖擊，農民的政治認知、情感和態度等也由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同時，市場經濟的運作理念和邏輯也依靠雄厚的物質力量慢慢滲透到人們的行為之中，促成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傳統政治文化逐步解體和以民主、平等、自由等為精神核心的現代政治觀念的日益興起。

2.農村基層民主制度的實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為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制度發展空間，村民自治制度開始逐步在廣大農村生長、壯大。1980年底，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地區的宜山、羅城兩縣一些農村的農民自發組建了一種全新的管理組織——村民委員會。與此同時，其他省份的一些農村地區也陸續出現了類似的管理組織。這些組織的出現，為后來村民委員會的建立與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組織基礎。1982年頒布的新憲法，總結了這些地方的發展經驗，明確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從而揭開了我國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的序幕。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在各地人民政府的指導下，廣大農村群眾積極參與、勇于實踐，廣泛進行各種民主制度和體制的創新，取得了很大成績。這些民主制度的發展保證了農村群眾基本民主權利的實現，大大地推動了農村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以至于到90年代中期，不少研究人士看到村民自治的發展和所取得的成就而驚呼：中國農村出現了靜悄悄的民主化“革命”。[3]

20多年的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推行，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社會的政治關系。而“隨著每一次社會制度的巨大歷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4]240農村基層民主“這個實踐過程早已超出了單純的村民自治，最主要的是對農民的思想啟蒙，在農村引入了民主理念”。[5]22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深入發展，不僅深刻地變革著農村社會的政治秩序，而且從根本上觸及到農村社會的政治文化傳統，這不可避免地使得農村政治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改變。

3.小農經濟特征的客觀存在。通過建國以來多次的農村改造，小農經濟在我國已失去其生存的社會土壤。但由于農村社會變化的滯后性，小農經濟的特征在農村的表現仍十分突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農民，依然在四個方面保留著小農經濟的特點：一是各農戶主要與土地相交換。這就是說，以家庭勞力與承包土地為主的自然經濟占據很重的比例，而且各農戶從事農業經濟的主要目的在于糧食自給。二是利用血緣和情感維系的非市場的人情交換。他們利用人情關系和禮尚往來維持一個非市場性質的物質和勞務交換網絡。三是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傳統農民只有和周圍市場相交換的經驗，從來沒有和國內大市場相交換的經驗。四是農民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分散經營的農民在客觀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觀上無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識，這就決定了農民只能依賴于別人來認識并代表他們的共同利益。這個“別人”，在一般情況下就是地方政府的官員。這是中國農民的“清官”意識和“為民做主”意識根深蒂固的最為深刻的根源。[6]173

4.宗法家族制結構的殘留。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不同，它是一種以宗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具有牢固的宗法家族制的歷史傳統。自古以來，中國的鄉村社會之所以能保持著一種相對自治地位，就在于基層的社會結構保持了這樣一種基于宗法家族的社會結構。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建國以前。新中國成立以后，農村原有的家族因被政府視為封建統治的殘余而不斷受到批判與掃蕩。隨之而來的土地改革、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運動更是極大地沖擊了農村社會的宗法家族結構。然而，這種沖擊是相當表面化的，因為“宗族的生存依據與人們的居住條件、日常生活過程的親屬聯系、由傳統造成的心理習慣以及宗教需要有關”。[7]作為一種組織和結構的宗法家族制度的終結，并不意味著基于血緣和文化的宗法家族關系的解體。要在短短幾十年內對具有幾千年歷史淵源和經濟基礎的社會結構進行徹底的變更和消滅是不可能的。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原有人民公社體制已然解體，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單位重新確立，廣大農村社會的宗族勢力重新抬頭，重修家譜、重建祠堂之風日盛。當然，在此我們也應看到，這種現象的出現并不表明以宗族為本位的傳統社會結構的重新確立。

二、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的結構特點

正如阿爾蒙德所言：“所有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都是混合的，不過每個政治體系中各種政治文化所占的相對地位和混合程度各有不同而已?！盵8]23對正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政治文化的多樣化更是其應有之義和基本景觀。在當代中國的農村社會，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與基層民主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社會結構不斷地發生變遷與分化，基于不同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地域等要素的影響，農村政治文化結構必然形成一種多元并存的基本格局。根據農村政治文化的生成土壤和結構性狀，本文認為，農村社會這種多元并存的政治文化呈現出以下三個主要的結構特征：

1.內容上的多元融合。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原有的農村政治經濟管理體制的解體，在新時期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的持續沖擊下，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中的革命化傳統逐步走向世俗化，原有的核心價值觀念被拋棄。但由于新體制在很多方面實際上保留了傳統政治文化的一些要素，使得潛存的傳統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開始出現回復，盡管表現形態不一。隨著我國對外交流的擴大和世界聯系的加強，農村政治文化逐漸從政治操縱、控制下解放出來，文化環境越來越寬松，大量的西方文化也不斷傳入中國，開始以強者之勢對中國農村社會進行滲透，對農村原有政治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因此，在當代中國的農村社會，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各種傳統政治文化的殘余、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和外來西方政治文化的某些因素在中國農村政治文化系統內處于一種多元互動的局面，并且日益呈現一種相互交叉融合的趨勢。

2.主體上的多元沖突?！坝捎谌魏我粋€社會、一個國家的社會成員，都是由不同的階級、階層和集團所構成的。這些次級組織在自身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會形成特殊的政治價值和心理傾向，這些特殊的政治價值和心理傾向，在文化學上被稱為亞文化系統?！盵9]232這在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政治文化體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基層民主化進程的雙重影響下，原先相對封閉統一的農村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遷與分化，單一性社會結構已為多元化的新社會結構所取代。伴隨著農村社會結構的轉型，作為單一農業生產者的農民階級已經分化為不同的利益群體和社會階層。這些不同的農民群體和階層，由于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體驗，也產生了相對不同的政治文化認知，整個農村社會也因此形成了多元并存碰撞的政治文化局面。

根據學界一般分類，我們可以按村民在村莊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將當前農村村民分為以下三類主體，即在村莊治理中影響力較大的村莊精英、游離于鄉村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群體和常住村莊的普通村民。從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政治文化特征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許多保守觀念，如“權威崇拜”、“官本位”、“與世無爭”等思想，對于廣大常住村莊的普通村民來說，具有較強親和性與可接受性，他們大多數人只懂得消極地服從，對政治活動關心不夠。而村莊精英相對有著較高的政治認知，也有著較高的民主政治意識，他們是社會主義主流政治文化的承載主體。而那些游離于鄉村和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群體的情況則更為特殊，“他們不僅是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過渡的時間移民，而且也是從鄉村進入城市的空間移民?！盵10]286-287在農村和城市的交叉生活體驗使得他們接受的信息和異質性的文明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人，這也使得政治文化的異質性特征在他們身上特別明顯。當然，他們對于農村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帶回了不同于農村傳統政治文化的多元的政治文化體驗。正是由于各種政治主體所附帶政治文化的差異性，使得農村的政治文化受到各種文化交叉影響，形成了農村政治文化的主體多元性。

3.地域上的多元差異。眾多研究表明，“中國鄉村比大多數人想象的更呈現出層次化特征，在中國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的村民的政治文化也相當先進，并不比城市居民滯后多少?！盵11]446在沿海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我們看到農民非常重視自己的政治權利,出現了在選舉時期流動人口大量返鄉參加選舉的案例。而對于經濟落后地區來說，村民自治不是人們自主選擇的結果，加上農民缺乏相應的政治文化建設，僅有的一些關于村民自治的認知還是通過村干部有選擇性的宣傳及外流民工帶回的一些打工所在地的經驗和見解所得，導致當地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相對較低。至于那些經濟嚴重落后地區的群眾，更是“根本無法獲知參加公共事務的足夠信息，對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的討論，進行有效率的組織，并接觸他們的代表”[12]111，這使當地的民主建設舉步維艱。由此可見，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必然帶來各地區間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使得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結構也呈現出一種區域多元差異局面。

三、當代中國農村政治文化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就現階段我國農村政治文化的發展而言，其現代化的實現不僅依賴于政治文化自身的改造，還需要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保障和支撐。在筆者看來，可從以下五方面著力進行：

1.經濟奠基：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為政治文化現代化奠定物質基礎。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一個社會中公民的政治參與水平是隨著其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而變化的。相應的，農民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其經濟力量和經濟地位成正比例關系，并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況呈正相關態勢。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諸多因素也逐步成長，農民的權利意識也有了較大的提升。與此同時，良好的經濟基礎也為農民提供了政治參與的基本條件，農村基層民主的基礎隨之得到較大充實。正如王滬寧所說：“真正能夠動搖村落家族文化的應該是物質生產力的高度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變革。強制手段引發的只是外部變革，這種變革難以成為深刻的鞏固的變革?！盵2]58因此，農村政治文化的建設需要大力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健全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使農村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發生全面的變化，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準備充分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2.制度實踐：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增強農村群眾的民主訓練。政治文化并不是人腦的主觀產物，它是社會實踐的客觀產物。只有經歷了政治制度實踐，政治文化才能真正進入人們的生活。這正如邁克爾·羅斯金所說，“無論一個公民在學校里受到多么積極的有關政治體系看法的教育，只要他遭到了警察的騷擾，福利機構的冷漠或者是被不公正地征了稅，他就不可能對政府當局表現出很大的熱情?！盵13]107沒有良好政治生活的經歷和相關經驗的積累，政治文化也不會發育成熟。由此可見，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礎，反過來政治制度對政治文化建設也會產生反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農村政治體制，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不僅有利于從制度上消除傳統政治文化的負面影響，而且有利于現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

3.媒介引導：強化媒體的宣傳教育，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傳播。在現代社會，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大眾傳播工具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它們不僅在傳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識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導社會政治方向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14]361對此，學者周曉虹給予過充分肯定，他通過對農村的實證調查指出，“大眾傳播媒介的出現和普及，整個改變了農村傳統的社會化模式，使得以社會主義文化為主體的主流價值觀和法制意識得以廣泛傳播，增強了他們對國家的關心和參與意識；同時也改變了農民原先傳統的面對面的、直接的交往方式；最后，通過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即通過‘示范效應’，進步、富裕、文明和民主的現代社會為農民提供了進一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外部世界的精彩刺激了農民徹底改變自己家鄉、改變國家面貌的決心?！盵10]254基于上述理由，宣傳輿論部門應充分發揮其政治導向功能，與各有關業務部門積極配合，廣泛宣傳，使民主管理的基本思想、內容和基本知識深入農村千家萬戶，以強大的輿論力量調動農村群眾參與民主管理的積極性和政治熱情，增強其主體意識和法制觀念，提高其議事能力和水平，從而為農村政治文化的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4.教育培訓：加快農村科教事業的發展，為政治文化現代化創造社會條件。我國農民的文化素質普遍不高，由此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統治下形成的“依附心理”、“人倫思想”、“小農意識”牢固地積淀在農民的內心深處。改變這種社會現實，需要我們大力推進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農村群眾的文化素質。首先要加強學校教育，培養新一代社會主義新公民。有學者曾經說過，“大規模的復雜社會中，沒有任何一種個人屬性能比他所受到的教育更能一貫地、強有力地預言他的態度、價值和行為”[15]197。當前農村政治文化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賴于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其次，加強農村群眾教育培訓。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傳聞偏見，而沒有政治?！盵16]59努力提高農村群眾的文化知識水平，使他們了解村民自治的正式結構以及了解村民自治運作的重要性，逐步了解民主參與和民主責任的明確規范，培養個人的民主參與素質和技能，從而使村民由民主的“看客”轉變為民主思想的積極倡導者和傳播者，并進一步為政治文化的現代化贏得群眾基礎和素質保障。

5.家庭培養：確立全新的家庭文化，培養農村群眾的現代意識。家庭正是一個人最初的、影響最為直接的政治社會化媒介，不同的家庭文化和家庭風格會養成兒童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并對其一生的政治態度產生深遠影響。美國學者坎貝爾等人所做的意向調查表明，孩子有關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價值取向、行為選擇等與父母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追隨父母的相關性甚至是一致性比例高達70—80%[17]45-46。在中國，家庭教化這種文化傳播渠道仍是農村社會中的一種主要教化方式。而那種建立在濃厚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并得到現實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強化的家庭文化雖然正在走向消解，但其核心觀念并沒有從人們腦海中消失，并對于農民最初政治人格的塑造、人生觀的形成以及基本政治生活規范的獲得等方面產生著相當大的影響。更令人堪憂的是，當前鄉村常態化的家庭結構是隔代的祖孫二代生活在一起，而有一定文化一定見識的父母都遠離家庭去打工，代際間的隔閡以及老年人現有的知識結構難以承擔起對新生代的政治社會化的任務。因此，如何確立新的家庭結構，改變傳統的家庭文化，也成為改造農村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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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0

A

1002-7408（2010）10-0058-04

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項目“互聯網背景下的中國政治發展研究”（20081150202000130）。

羅亮（1984-），男，江西吉安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政治與政府、網絡政治與政治發展；時影（1984-），女，山東單縣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責任編緝：孫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