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市社區居民政治文化的流變述評

趙林記

（寶雞文理學院，陜西寶雞721013）

我國城市社區居民政治文化的流變述評

趙林記

（寶雞文理學院，陜西寶雞721013）

隨著我國城市社區工作的推進，社區居民政治文化作為社區文化的組成部分，其作用和重要性日益顯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背景下，城市社區業主（居民）基于維權等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等諸多變化而引發學界對社區居民政治文化流變的理論探討，其對構建城市社區居民政治文化體系、建設和諧社區及和諧社會具有引導性和基礎性作用。

城市社區；政治文化；流變

一、我國城市社區居民政治文化現狀

1.理論研究層面。近幾年來，學界關于對城市社區的相關研究中涉及有關居民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關于社區居民政治參與意識的缺位與培養；[1]關于公民文化對于居民的影響和塑造；[2]142-144關于社區自治中社區各種利益相關者通過民主協商處理社區公共事務的理論研究；[3]關于在社區建設實踐中出現的（武漢江漢區）社區居民評議政府行為的活動，以及（沈陽社區）居民通過選舉產生居民代表直接參與基層人大代表活動的研究；[4]關于認為社區政治的目的就是培養能夠在社區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并能將社會的政治規范內化為自己行為的合格公民，以此促使居民自覺關心社區公共事務，并積極有序地參與這些事務的決策和處理；[5]關于倡導由下而上（居民政治參與）、上下結合（政府指導）的社區建設方式的探討[6]等幾種主要的代表性理論觀點，涉及了社區居民政治文化的一些方面，而關于在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建設背景下居民政治文化演進與發展的系統性論述則略顯欠缺。

2.實際運作層面。我國從上個世紀末開始，城市社區建設漸次出現了“鎮江模式”、“沈陽模式”、“北京模式”等[7]模式類型，其中以沈陽模式、上海模式、江漢模式為代表形成了三種比較典型的社區發展模式。在居民政治文化的塑造方面，這三種模式的各自特色是：沈陽模式“重建新型社區組織體系，這個組織體系由決策層、執行層、議事層和領導層構成?！疀Q策層’為社區成員代表大會，‘執行層’為社區管理委員會，‘議事層’為社區協商議事委員會，由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的居民代表構成，‘領導層’為社區黨組織”。[8]這種模式體現了“社區自治、議行分離”的原則，符合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發展方向；上海模式將社區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區”，注重政府在社區發展中的主導作用，抓好居民委員會的隊伍建設，推動居民參與社區管理，維護社區治安穩定；江漢模式構建了社區自治組織（即社區成員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協商議事會），構建了社區自治運行機制（即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運行機制），并形成基層政府自覺依法行政、社區組織自主管理、社區居民自愿參與相結合的治理模式。以上這三種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對居民在社區公共事務中的政治參與給予了重視，而公民政治參與卻是政治文化建設中極其重要的方面。

二、城市社區居民政治文化的流變

隨著城市社區相關工作的開展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推進和建立，社區居民對于政治的認識、政治的情感、政治信仰和評價等政治文化領域內的諸方面逐漸發生著變化，這種變化改變著城市居民作為社區政治主體和政治客體的基本素質。從某種程度上說，使城市社區居民的主導政治文化向著個性化和世俗化的方向發展。

1.關于社區居民政治認識的變化。政治學界認為，政治心理是社會成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心理投射，[9]308-309它即是影響人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深層的心理因素，其中主要表現在對政治的認知上，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什么是政治的目的。對“人性善惡”的討論中國自古就有，認為參政者唯是“圣”、“賢”、“仁”之人，政治的終極目的在于揚“善”。但西方人們傳統上認為政治的目的是在于從制度上限制“惡”。中西方觀念的差別勢必導致兩種結果，即前者是崇尚人治，而后者提倡法治。因而在我國以往的政治制度中缺乏監督人、制約人的機制，而在西方往往則有三權分立、限任、彈劾之類的機制。我國城市社區內的業主即居民個人、中介組織、業主委員會、開發商、物業管理公司等現在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社會轉型中原先由政府而現在卻無力擔負的一些職能，在這期間，社會與國家的矛盾處處顯現，矛盾交錯中，國家所受到的監督增加了，政府權力受到的制約增加了。政府越來越關注服務型政府的構建與公共利益的實現，更為重要的是，法律特別是法律觀念的普及和法律所顯示的權威就成了最大的良性產物。

其二，政治是好事還是壞事。認為政治是好事的公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高些，認為政治是壞事的參與積極性則低些，其中也有一部分認為政治是壞事但必不可少，這一部分人則大多對政治持消極態度。隨著社區工作的廣泛展開，越來越多的居民密切了與政府的接觸，對政治領域的寬泛性有了深入的認識，漸漸擺脫了我國歷史上“文化大革命”給人民造成的對政治生活的恐懼和厭惡感。人們可以較為自由地發展個性，可以世俗地看待原以為無比神圣的政治生活，可以放心地去討論、去評價。同時，居民參與社區各種活動帶來的一些實際可見的好處，使他們敏銳地覺察出政治生活與自己的權益密切相關，對政治生活的關心程度和熱心程度亦大大提高。

其三，政治是少數人（精英集團）的事還是大家的事，即“政治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很顯然，如果一個人認為政治是少數領導者的事情，那他對政治的參與熱情就會非常低；只有把政治當作自己的事情，人們的參與熱情才會高漲。市場經濟運行中經濟上的平等地位會逐漸發展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參與意識，社區居民對自身政治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呈上升態勢，居民對于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在社區日常管理和服務工作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2.關于社區居民政權取向的調整。政權取向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類型以及公民對該共同體所持的基本態度，體現為對現政權是支持還是反對，是忠順還是冷漠或疏離。一個政權是否合法，取決于公民的政權取向。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公民都愿意遵守當權者制定和實施的法規，那么這個政權就是合法的。[9]162-163公民的政權取向可以從認知、情感、評價三方面得以體現。

其一，政權合法性類型的認知取向。學術界認為，政權的合法性類型分為三種，即傳統合法性、領袖魅力型合法性和理性合法性，其中理性合法性最為成熟。[9]170-171幾千年來，我國歷史上的封建和官僚王權之帝制政權[10]都是建筑在傳統合法性基礎之上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大量的外來思想尤其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沖擊著中國代代相襲的價值體系和權威的政治結構，以致中國傳統政權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認同性危機。社區工作推進中一個很重要的政府目的就是政府尋求認同，期望籍此獲取理性合法性。從目前進展的情形看，應該說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功效。社區對居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對社會政治穩定的維護、對居民參政熱情的有效疏導等使得居民能夠理性地認同政府的政治權威。

其二，對現政權的情感取向。公民的政治情感是公民政治取向中的非理性因素，它是政權合法性深厚的心理基礎。一個政權只有依靠其長久取得的政績才能培植起民眾對它的政治情感，而這種情感一經喪失，該政權最深厚的基礎也就隨之消失。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受西方民主、自由以及文化觀念的沖擊，一方面在家庭中根除了絕對的忠孝，由家及國，人民也舍棄了對政權的絕對愚忠；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橫向對比，也使人們認識到自己所處社會的不盡完美。于是，合法性危機的產生在所難免。城市社區從實實在在的居民生活入手，用居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社區服務、社區治安、社區文化、社區政治參與等具體方式，增強居民的社區意識、社區認同感、歸屬感和榮譽感，并進而增強居民對基層政府、對國家政權的情感。

其三，對現政權的評價取向。對政權的評價來源于對現政權的認知取向和情感，它直接體現為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對“左”傾思想和右的政策的扭轉、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政治形勢發生了質的變化，生產力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但另一方面，某些階層或由于自身待遇的不公，或由于某些需求難以滿足，出現了對政策的不滿情緒。社區通過廣泛深入的宣傳工作和豐富多彩的社區文化活動，引導居民對政權進行正確客觀的評價，緩解了居民與基層政府的張力，有效提高了居民的滿意度。

3.關于居民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民主是一整套自由、平等、法治精神的規則和程序，依靠這些規則和程序，人民得以有效地參政，公共權力得到有效的制約，政治得以穩定運行，民主得以逐步實現。而且政治民主從來就是政治理想與政治現實的辯證統一。主權在民、平等、自由是民主的基本理念，也是民主政治所要達到的最佳狀態和所要追求的最終目標。[11]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只有民本思想及思潮，而缺乏民主思想。辛亥革命以來，西方的民主思潮沖擊著中國。在政治領域，民主的觀念開始得到傳播。毋庸置疑，較之過去，在當代中國，民主無論作為一種觀念還是程序或是制度，都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但傳統上人們把民本當作民主，其后果使公民產生一種清官期盼意識，而不是積極的參與精神。另外，我們通常理解的民主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少數服從多數”，偏重于直接民主，但這些抽象性的論述很難在現實中實現。隨著各種中介組織的繁榮，城市社區中基于維權或者管理的實際需要而促成的社區居民代表大會或居民協商議事委員會等居民代表的民主選舉產生方式，以及相關社區事務的民主決策方式，則在潛移默化中給居民以深切的政治感性認識，讓他們感到民主并非抽象的、遙不可及的，而是具體的、可操作的，民主型政治文化開始在居民的心中打上烙印。

法制以排除武斷和廣泛的自由裁量為要義，它尤其是指政府的一切行為必須要受到預先設定與頒布的“規則”約束，不得無限制濫用權力。法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以體現：權力是否需要限制；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是否應有政治道德，是否應恪守游戲規則而摒棄不擇手段；是否珍惜自己的公民權尤其是政治自由權，并敢于在遭到侵犯時挺身維護它；公民的日常行為是否應有法律觀念抑或遵循其他的規則。[2]149社區的基層組織和各種社團通過法律和其它途徑調整和規范居民的日常交往和行為，規范和調整婚姻、家庭和鄰里關系等等。從各個社區日漸興起的業主委員會的產生方式上看，都基本按照所在城市以及建設部的有關規定依法選舉產生，并明確責、權、利，業主委員會也都會依據法律政策建立起一整套制度體系，社區的居民和組織都按照相應的法規制度遵照執行。[12]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日益完善，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法制觀念會在城市社區的居民心中生根發芽并逐漸形成習慣。

4.居民對政治主體的認識更趨客觀化。政治文化不但包含公民對政治客體的認識，而且包括公民對政治主體即自身的認識。首先是自我政治認知，即公民對自身作為政治人的認識。我國由于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對自己的政治能力缺乏透徹認識，而相當數量的人對現實政治問題缺乏公允的評價和判斷。其次是政治參與能力，我國大部分人的政治參與意識較強，然而在實際生活中他們的參政能力則較弱。再次是政治效能感，即指公民對于自己政治活動在政治過程中影響力的看法。當公民熱心地參與政治性社團，積極地出席政治性集會，主動地參加投票以及用其它方式參政議政時，是因為他們希望對政治過程有所影響，而且相信自己的政治行為會有效果。反之，當人們不相信自己在政治領域內會有所作為，不相信自己的行為會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以至政治進程有些許變遷時，他們就不會積極地參與政治。因此衡量公民政治效能感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看其是否積極參與政治。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社區居民的自我政治認知、政治參與能力和政治效能感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尤其表現在維權行動中，居民對于自身作為政治人的認識包括自我政治認知能力和對于公共事務的參與能力都大大提高，并因此提高了參與居民的政治效能感。

5.公民對于自身的權益與政府權力之間關系的認識更趨于理性。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基層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實行民主政治的關鍵就是要處理好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之間的關系，堅持好國家權力既屬于人民又來自人民的人民主權原則，通過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參政、議政、督政），有效地控制國家權力的合法行使，以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民利益，這是民主憲政的精髓。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中，社區居民用實際行動參與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社區公共與政治事務；社區居民政權取向的調整；社區居民政治認同程度和政治歸屬感的提高；居民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以及居民在參與社區事務中政治效能感的增加等諸方面居民政治文化的流變，有力地說明了社區居民對于自身權益的再認識和對于政府權力的再認識。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尤其是財產權，公民必須通過正當的程序并在遵守法律的情況下，通過合適的渠道予以表達；街道辦事處的權力是來自于人民的，必須自覺接受社區居民和媒體的監督。

三、結語

我國城市社區工作推進中社區居民在維權等日常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居民政治認識的變化、政權取向的調整、政治認同和信任程度的提高、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居民對于政治主體的認識趨于客觀以及居民對于自身的權益和政府權力之間的關系認識更趨于理性等居民政治文化的流變脈絡，無疑是我國城市社區居民政治生活中的可喜進步與發展，這些變化與發展時時刻刻指導和影響著居民個體的政治行為，其對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系統的我國城市社區政治文化，塑造社會主義新型公民，為建設和諧社區奠定穩定的政治基礎，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引導性和基礎性的重大作用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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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2.8

A

1002-7408（2010）10-0094-02

寶雞文理學院項目“論我國城市社區政治文化的構建”（ZK0855）階段性成果之一。

趙林記（1968-），男，寶雞文理學院政法系講師，政治學碩士，中國政治學會會員，主要從事政治學基本理論與社區政治文化研究。

[責任編輯：王潤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