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告老還鄉現象對構建新農村鄉土文明的啟示

李煥

（陜西省行政學院基礎理論教研部，西安710068）

中國古代告老還鄉現象對構建新農村鄉土文明的啟示

李煥

（陜西省行政學院基礎理論教研部，西安710068）

官員告老還鄉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淵源，為中國古代鄉村文明建設做出過積極貢獻。當下，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成功人士返鄉發展堪稱現代版的“致仕還鄉”。深入分析研究古代告老還鄉現象對鄉土文明的積極影響，對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示性作用。

告老還鄉；鄉村文明；新農村建設

鄉土文明是指在農村建設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進步和開化的狀態，它是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的綜合反映。在新農村建設中，如何利用傳統資源實現鄉土文明與現代都市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對接，是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的重要課題?！白匀恢选钡膭撌既酥粭顤|平教授認為：中國常說“告老還鄉”、“解甲歸田”，這在中國古代有特殊的文化聯系意義，在后現代化社會恐怕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對于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東方文明，我們有必要在當下的新農村建設中予以發掘和傳承。

一、中國古代官員告老還鄉的歷史淵源

“文官告老還鄉，武將解甲歸田”是中國古代官場上的“慣例”。古人稱官員辭退歸家為“致仕”，是指官員在年老或多病時，把職務歸還身體返鄉，進而擺脫政務頤養晚年?！渡袝分芯陀休o佐商湯的伊尹年老告退致仕的記載。但這種做法在當時并不普遍。延至西周，國家官制才趨完善，對“致仕”退休才有明確的規定，如《禮記·曲禮》記載：“大夫七十而致事（仕）老于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薄爸率恕闭卟徽撌窃诰┏?，還是宦游異鄉，任期滿后回到鄉間，躬耕壟畝。這樣，官員到了70歲高齡而告老還鄉，作為西周禮制的一項內容確定下來，并且為后來各朝各代所沿用。

“致仕”告老還鄉的官員因曾為國家出過力，退休后朝廷都有一套賞賜和供養的規定。首先是政治待遇上，據《禮記》記載：卿大夫致仕稱“國老”，一般官吏致仕稱“庶老”。從稱謂上就可以看出對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對致仕官員要舉行歡送儀式，三品以上官員致仕后，仍恩準在朝廷行走，參與國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員在禮儀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參加宴會、祭祀等活動中，仍享有原有職級的禮遇。其次是俸祿待遇上，退休后會優厚對待。如漢代官員退休時，朝廷給予一次性的重賞，此外還給原俸的三分之一，直到去世；唐代對退休大臣不但賞賜從優，而且明文規定：“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庇型怀鲐暙I的，經皇帝恩準，可得全祿，如名相房玄齡、宰相宋璟致仕時，皇上特批均賜全祿。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時各給一份承業田以養老。到了宋代、明代，退休官員的俸祿更有所提高。

在中國古代科舉制下，文人的理想就是年輕時“學而優則仕”，“高官任做，烈馬任騎”；年老仕畢“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退居鄉里。而這些官員告老還鄉，不只是官員居住地的簡單回歸，而是“歸教于閭里”，成為一種文明回流。官員告老還鄉后，不僅將其在做官時的財富帶了回來，而且還保持著與朝廷的聯系，這就形成了從鄉間到市井再到中央的一個重要的人才和物質的良性循環。他們在聯結中央都城與鄉間的交流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促進了鄉村文明的進程。

二、古代官員告老還鄉對鄉土文明的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小農業結合著家庭手工業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中國古代的文人，大多數出身于農村的地主家庭，其家世在農村有榮耀的歷史，在鄉里有一定的影響，能受到人們的敬重，家鄉是他們的“立命之本”，在此影響下他們就將國家、鄉間、家族的責任感融為一體。年輕時通過科舉為國效忠，年老后返還鄉間，就與當地鄉紳一起組合形成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士紳階層，力盡所能地為家鄉家族的發展播下了文明的種子。

1.有利于鄉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古時的中國鄉村，靠耕讀延續著社會的進程，識字率極其低，直接影響著鄉村的發展與繁榮。識字、受教育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得到認可，但落后的社會使得受教育的機會少得可憐。

告老還鄉的官員，基本上是“識字多，受過良好教育”的“讀書人”、“文化人”，這些人大多是從當地的私塾或書院走出去的。這些官員們返鄉后，相當多的人繼續在本鄉本土建立家族私塾或鄉村書院，組織子弟一起學習，從而使“文風日盛，學子日多”，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鄉村子弟受教育的問題。

告老還鄉的官員們積極創建書院，直接參與鄉間文化教育的例子很多。據中國書院研究專家李科友介紹，桂巖書院的創建者是高安人幸南容，他在貞元9年（公元793）考中進士，后官居國子監祭酒。公元814年，幸南容告老還鄉，在高安創建桂巖書院，搜藏經籍，開館授業應對科舉考試，成為中國最早的聚徒講學書院之一。再如江西歷代書院層出不窮，大都是這些告老還鄉的官員主持修建并身體力行進行講學。公元1577年，王守仁的弟子鄒元標苦心研究心學，中了進士進了刑部當官。后因病告老還鄉，在吉水主持仁文書院，并講學于青元會館、白鷺洲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講學生涯達30年之久。

書院是中國古代一種獨特的教育機構，對我國古代文化教育、學術思想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書院還培養了眾多的優質師資，產生了一批以學術與文化教育為終生職業的平民學者，他們“教小學養生”，使得窮鄉僻壤也能傳出瑯瑯讀書聲，進而承擔著僻遠地區普及教育文化知識的任務。

2.有利于鄉村治理?？贾T歷史，我國農村的形成乃是以氏族為載體，以家產制為經濟支持，以血緣（而非契約）為紐帶的地緣性集合體，“鄉民不必依靠強力性的外來王法來維系彼此之間的關系，他們完全可以憑借相互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維護家族或鄉村共同體內部的秩序”。[1]士紳在其中充當關鍵角色，“士紳執行許多任務，最重要的任務是充當鄉間領袖，組織鄉間的防衛，調解農民日常的糾紛，關心農民的生活，為鄉間農民樹立楷?！?。[2]所以舊時的中國農村存在著一個相對獨立于國家的基層社會或“鄉土社會”，這種“鄉土社會”有著自己相對獨立的利益和一定意義上的地方自治，國家只能利用家族、宗族中的長老在“鄉村內生權力結構中起作用”，[3]在鄉間形成“士紳自治”的模式，有效地實現了封建農村的治理。而在歷史上這些宗族長老們的角色大多是由告老還鄉的官員們擔當。

3.有利于鄉村“政治文明”建設。告老還鄉的“致仕”們逐漸形成了中國的士紳階層，他們活動于“鄉土社會”和“國家社會”之間，起到上傳下達的作用，有利于國家政策的理解和傳播。如明代書院的開放講學，以及儒學詮釋的世俗化，帶來文化學術的下移。據載：“虞山會講，來者不拒。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約、公正、糧里、市井、農夫，無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保◤堌镜龋骸队萆綍褐尽∫罚┩蹰T學者將儒學的深奧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語向百姓宣講，并逐漸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過去只能在廟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學道理，過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學術由上往下的轉移。

“致仕”們是有權勢的群體，擁有與政府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也是有知識講道德的群體，擁有鄉間廣大農民的尊重。因此“士紳”勢力在古代中國的鄉間實際就形成了一種社會制約國家權力的力量，它成功地將鄉村社會所固有的自治因素融入到封建鄉村社會的權力體系中，有效地實現了封建國家在農村的專制整合。

費孝通教授依據古代中國士紳在溝通民眾與國家政權之間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雙軌政治”的概念。[4]所謂“雙軌”，乃是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權”和自下而上的“紳權”所構成的政治格局。費孝通教授認為，近代以來隨著大量士紳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一些惡棍進入村莊政權，充當政權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代理人，將雙軌政治變成了一種單軌政治，惡化了農民與官府之間的關系。[4]

4.有利于鄉村傳統文化的延續。告老還鄉的官員們，不僅在鄉間普遍設有私塾、書院和學校等傳授文化知識，促進文化教育；而且利用其威望和實力，通過組織“集會”、“社火”等，參與或操辦鄉村重大活動、紅白喜喪事等活動，在整個社會的循環流動中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延續，促使農村文化生態的平衡與進化?！爸戮龍蛩瓷?，再使風俗淳”一直是這些曾經為官現為士紳們的理想。一個現實的證據就是，后來市井的城市化和實行新式學堂教育，出現了國家和社會教育的精英資源逐步單向地向城市轉移，在城市中尋找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的機會與空間，“使這樣整個社會文化的循環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中止了”。章太炎曾指出：“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以后，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城市自居于智識階級地位，輕視鄉村”，就產生了城鄉“文化之中?！?，鄉村社會的文化生態開始出現斷層，農村文化生態平衡不斷失調與退化，農村對城市過度依附并逐漸失去其自主性，這些又嚴重阻礙農村總體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農村的文明進程。[5]

另外，“士紳、宗族所支配下的鄉村社會由于遠離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的城市……會擔負起文化儲存器的功能，保護了一批社會精英，使社會政治秩序得以重建，中華文明得以積累傳承”。[6]

由此觀之，中國古代官員告老還鄉現象曾形成了中國從鄉間到城市再到鄉間的一個重要政治文化的社會循環，這種獨特的中國農村文明良性循環，對歷代社會農村鄉土文明乃至整個農村社會的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啟示：充分發揮“返鄉”精英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古代告老還鄉對中國古代文明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現代版的“精英返鄉”也屢有實踐。成功人士返鄉身體力行促進本鄉經濟發展，類似的“富人治村”和“能人治村”的事例，凸顯了這些有實力有文化有思想的返鄉人在組織農民致富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當代中國農村就缺乏這樣的“循環”，農村出現了空殼化，農村的自我文明建設與城市相比較差距越來越大。筆者以為，如果套搬古代的官員告老還鄉制度，顯然是不合時宜，既不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也無實際可操作性，但我們可以拋棄形式，吸收其精神內涵。古今大量事實說明，成功人士可以對原籍鄉村的建設發揮積極的作用，[7]這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同樣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那么，如何促使那些曾從農村走出來的“精英群體”返鄉，更有效地促進鄉村文明建設，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健全城鄉社會流動機制。在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的同時，筑巢引鳳，健全返鄉機制。那些從農村走出來的人中有一部分具有投資農村建設的經濟實力，他們可以返鄉創業，帶動鄉村生產發展和經濟建設。這些返鄉投資的人會將自身的收益與當地的發展相結合，有效避免短期效應。因此，應該從環境上、制度上為精英人士返鄉創業提供支持。

其次，探索返鄉精英文明傳播機制。積極支持和鼓勵返鄉人士將城市文明融入于農村文明建設。這些返鄉人士是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融合的載體，可以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將城市文明融入于農村文明建設之中。憑借他們在鄉間的影響力，凝聚村落集體的吸引力，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形成思想共識。解決鄉村文化“內生”與“外引”的沖突，解決農民發展主體性與依附性的沖突，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農村的現代鄉土文明建設。這種文化反哺不僅可以增強本地居民之間的凝聚力，而且可以強化其它資源要素的黏合力，使得當地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共同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

第三，探索社會吸納對體制吸納的補充機制。吸納社會力量尤其是社會精英進入農村基層行政權力系統，[8]使其充當政府政策的宣傳員，實施鄉村基層治理的協同機制。因為有著同樣的生活經歷和風俗習慣，這些返鄉人士能夠將黨和政府的農村發展政策，以農民特有的“鄉音鄉言”在農民中宣傳，由于其特殊的地緣親緣關系，他們的話語更易被當地農民所接受。那些“身在城心在村”的優秀人士，也可以利用現代化手段，借助自己的原籍身份，采用獨特靈活的方式，促進農村的文明與建設。

總之，在現代條件下，那些擁有一定財富、掌握豐富知識、具有強烈地緣親緣色彩的人士，包括部分政府機構官員、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企業家等，可以憑借自己的學識、閱歷、人脈、影響力等，返鄉帶動農村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促進鄉土文明發展；那些不返鄉的城市人，也可以采取靈活的方式，關注農村的文明建設，搭建農村與城市和諧發展的橋梁，共同促進農村的文明和進步。

[1]彭云望.潛規則生發機制及其遏制——兼論吏治規范[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3,（6）.

[2]張星久.對傳統社會宗族、鄉紳歷史地位的再認識[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2,（4）.

[3]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M].北京:中華書局,2000:247-253.

[4]費孝通.鄉土重建[M].上海書店, 1989:127-131.

[5]羅志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的傳統中國政治統治[J].戰略與管理,1996,(3).

[6]徐茂明.明清以來鄉紳、紳士、士紳諸概念辨析[J].揚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1）.

[7]梁潤冰.新農村建設中我國現代鄉土文明的構建[J].金融博覽,2007,（9）.

[8]楊華鋒.鄉村社會體制吸納與協同治理的現實之辯[J].理論與改革. 2008,（11）.

[責任編輯：閆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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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2-7408（2010）11-0063-03

李煥（1976-），女，陜西米脂人，陜西省行政學院基礎理論教研部教師，主要從事文化與社會管理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