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關系釋義

陳 巖

(內蒙古社會主義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宗教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華文化中的儒家道德思想已經發展了兩千余年,但是,儒家道德思想在面對人欲、面對罪惡等人生問題時,只是停留在理想主義的態度上,認為只要保存良心不喪失,一切就都有解決的辦法,而顧及不到現實人生的曲折、坎坷與多變,這與現實的人生多是脫節的。因此,兩千多年來,任何傳到中國大地上的宗教,幾乎都能夠立足并擁有眾多的信徒。這種現象是由于儒家對待人生思想上的空虛,以及廣大人民對于宗教有著實際需要造成的。因此,在中華文化中儒家思想與宗教并存,這并不能說明中華文化的融合性大,它揭示的是人們對于宗教有著實際的精神需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當代中國人信仰及精神生活的深層次變化。宗教在中國大地的復興,展現出令人始料未及的迅猛發展態勢。宗教空前活躍,在許多領域都有顯現,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系統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宗教與社會各個層面既有協調的關系,又有矛盾的、復雜的互動。其中,政治與宗教關系的變動最為關鍵,這一不爭的事實決定了中國執政者必須考量如何引導宗教的正常有序的發展,如何界定宗教問題,如何構建和諧的政教關系等問題。

西方近代啟蒙思想家為了反對封建統治者與天主教會相互勾結的專制統治,提出了“政教分離”的要求,其英文原文是“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意為國家與教會分離。這一概念在譯成中文時,卻言簡意賅地譯成了“政教分離”。由于中文的高度概括性與內涵豐富性的特點,導致了對這一在近現代社會指導我們處理政治與宗教事務的重要原則有諸多含混與模糊的理解。因為中文中的“政”不僅可以理解為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政治,還可以具體化為國家、政治權力機構。中文中的“教”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一切宗教文化現象,而且是信教者的一種組織形式。政教關系看似簡單,實則二者的互動異常復雜。張訓謀在《歐美政教關系研究》中認為:“對政教關系的理解應有不同的層次,廣義上的政教關系應該包含較為寬泛的內容,具體講分為三對關系:意識形態層次上宗教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權利主體層次上的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社會事務層次上的宗教團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狹義上的政教關系應主要指宗教團體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更多地屬于實踐層次上的關系,但在立論上則要同深層次的關系即教會與國家關系相關聯,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在本質上,要取決于教會和國家雙方對教會與國家關系的理解,即二者是相互平等的還是一個依附 (或高于)另一個 (在后一種情況下又是哪一個處于主導地位)?”[1]何其敏在《論宗教與政治的互動關系》一文中指出:“所謂政教關系是指特定的政權與存在其統治下的宗教之間的各種關系,它包括宗教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位置,特定的宗教信仰,宗教組織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位置和社會層面的影響力,以及政府對宗教事務的介入程度等方面。具體的表現涉及宗教團體的自主權的大小;宗教團體及宗教領導人影響政治和參與公共決策的程度等?！盵2]二位學者對政教關系的釋義,全面地概括了政教關系的內涵,也便于我們分析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教關系。下面主要從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教關系、實踐層次上的國家與宗教團體的關系,分析我國當前的政教關系問題。

一、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政教關系

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當代的政治與宗教的關系可謂最為棘手的問題,二者根本對立。這種對立可視為馬克思主義與宗教、無神論與有神論的根本對立。

由于宗教與政治的價值追求不一樣,宗教強調的是彼岸世界,追求靈魂的解脫或得救,可以說,其服務于靈魂;而政治基于今世目標,服務于人的肉體。恩格斯在分析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本質之間的差異時指出:“基督教和工人的社會主義都宣傳將來會解脫奴役和貧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國尋找這種解脫,而社會主義則是在這個世界里,在社會創造中尋求這種解脫?！盵3]政治與宗教的區別在于政治往往會將宗教的解決方式轉化為現實意義的解決途徑。雖則“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屬于不同的范疇,從表面上看二者水火不容,必然發生沖突,但是在我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宗教與政治并非必然發生沖突,二者可以各有所屬?！白诮掏嘶刈约旱莫毩㈩I域,成為個人的價值尺度,獲得內斂的文化性格,相應的,社會過程則實現非神圣化,擺脫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人的行為由此建立在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盵4]事實上,“一般來說,政治力量往往不是從思想觀念或信仰來區別對待不同的宗教,而總是從宗教的政治態度和是否有利于鞏固既有的社會秩序來取舍。古往今來的政界人士之所以對宗教持以不同的疑慮和戒心,并不在于宗教所描繪的天堂究竟是七重天還是九重天,而是擔心掌握一定群眾的宗教團體變成異己的或反社會的力量,因而采取各種可以運用的手段消除各種可能出現的政治風險?！盵5]在當代中國,宗教界人士在保持“信仰”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可以在“政治”上表態,表明其政治立場和選擇。對于參政、議政的宗教界人士,不能把其視為宗教團體或力量的利益代表,不能把宗教界人士視為特殊公民,其參與政治,只是以“平信徒”的身份參與。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引導已經得到宗教界的積極回應。宗教界人士積極嘗試在教義、信仰上找出與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相吻合的積極因素,作出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有益嘗試。因此,宗教與社會主義在信仰上的差異是次要的差異,但在政治上、在經濟上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相通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當然也包括廣大信教群眾在內。

二、實踐層次上國家與宗教團體之間的關系

如上所述,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觀是我國處理宗教問題的主要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國家,宗教通常被視為一個“私人”領域,根據列寧的說法:“應當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國家不應當與宗教發生關系,宗教團體不應當同國家政權發生關系……這些團體應當是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聯合體?！盵6]“政教分離”原則是我國處理和解決宗教問題的基本原則。但是,必須看到宗教無論是作為社會文化力量還是作為社會力量,都不可避免地會與政治形成這樣或那樣的互動。宗教與政治間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法回避的。從理想狀態上說:“人們必須假定,宗教服務于靈魂,而國家服務于肉體——或者宗教完全是人化的、主觀的、內在的現象,而政治與國家則服務于群體,處理和人們生存有關的外在事物,并且完全是世俗的,但在事實上,這種完全的政教分離從沒有成功過?！盵7]而“政教關系緊張的癥結在于政府與宗教團體相互了解的不足和溝通的缺乏”[8]。必須承認“政教分離”原則不是宗教和政治的徹底分開,不溝通、不打交道,而是指“在制度上的分離,防止教會擁有國家機關之權利,或者教權與國權的結合,而宗教與政治則是社會生活之兩個層面,并非政教分離制度所指之對象”[9]。因此,政教分離的實質精神,并不僅僅是宗教組織或人員從政府中分離出來,其核心內涵是嚴格區分公民政府的事務與宗教事務,即政府不得以保護信仰為借口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而教會也不得以維護教義的名義干涉社會的世俗事務。如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一書中指出:“不論是個人還是教會,不,連國家也在內,總而言之,誰都沒有正當的權利以宗教的名義而侵犯他人的公民權和世俗利益?！盵10]政治與宗教在經濟、思想等方面彼此獨立,耶穌表述得很明確:“把凱撒的事情交給凱撒,把上帝的事情交給上帝”。這種獨立是相對于“依賴”而言的,二者平行發展、良性互動。宗教與公共權力相脫離,成為純粹的私人事務。宗教組織在經濟上獨立發展,不再受到政治權力的特殊關照;宗教組織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但宗教組織作為眾多的社會民間組織之一,必須依照國家有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活動,不能以超人間的形式參與政治事務,不能以超驗的神權代理人的身份凌駕于政治權利或其他政治組織之上。相互獨立的政教關系,應當是相對理想的狀態,宗教與政治,各自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發揮著合作、互補的作用。在我國,政府對有關宗教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貫徹實施進行行政管理和監督,宗教則在憲法、法律和法規規定的范圍內活動。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是為了更好地、全面地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絕不意味著干預宗教團體自身的活動。更不是宗教政策收緊了”[11]。

[1] 張訓謀.歐美政教關系研究 (第三輯)[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3.

[2][5] 何其敏.論宗教與政治的互動關系[J].世界宗教研究.2001.12,9.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25.

[4] 李向平.中國當代宗教的社會學詮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

[6] 列寧全集 (第 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2-64.

[7] 羅納德·L·約翰斯通.社會中的宗教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164.

[8] 瞿海源.宗教、術數與社會變遷 (二)基督宗教、政教關系研究[M].臺灣:臺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130.

[9] 林本炫.臺灣的政教沖突[M].臺灣:臺灣稻鄉出版社,1990.139.

[10] 洛克.論宗教寬容[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47.

[11] 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 [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