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中的翻譯視角

劉政仙，黃焰結

（1．上海市虹口區業余大學，上海 200080；2．安徽工程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中的翻譯視角

劉政仙1，黃焰結2

（1．上海市虹口區業余大學，上海 200080；2．安徽工程大學，安徽 蕪湖 241000）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中包含著對翻譯話題的研究。前期看待翻譯的視角機械單一，對象和非對象所指的語言符號存在絕對的可譯和不可譯的區分，不利于翻譯實踐。后期的翻譯觀重語言的功能用途，靈活可變，對翻譯研究有很大的啟示。

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翻譯視角

歐洲自古就有許多哲學家認為，語言是現實的反映，因此了解語言的結構也就可以了解現實世界的結構。20世紀最有代表性和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哲學家當數奧地利人維特根斯坦。維氏是系統地從語言來思考世界的第一人，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是語言哲學的奠基人。[1]（P140）維特根斯坦前后期的語言哲學思想發生過重大轉變，前期的《邏輯哲學論》（Tractadus）以理想語言為基礎，試圖探索語言本質的靜態邏輯構造論；而在后期的《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等著作中，他放棄了以邏輯原則為意義標準的思想，轉而采用日常語言規則為意義的標準，從語言的實際運用和語言的功能作用出發，以清除傳統哲學對語言的誤解，從而解決哲學問題。

有意思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中包含著翻譯話題的研究。這并不奇怪，20世紀哲學的“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最突出地體現在分析哲學或以分析為特征的語言哲學中，而翻譯恰恰又是一項“跨語言的活動”。維氏在《哲學研究》第1部分第23節（Wittgenstein 1999：11e－12e）列舉了若干種語言游戲：命令、描述、報告、思考、檢驗、圖示、講故事、游戲行為、唱歌、猜謎語、開玩笑、講笑話、解數學題、翻譯、提問、感謝、詛咒、問候、祈禱等等。在這里，維特根斯坦明確地把翻譯視為語言游戲的一種。從中我們能解讀出什么呢？我們又將如何看待他在哲學中的翻譯視角呢？本文擬對照維氏前后期的哲學研究來探討這兩個問題。

一、對象與非對象對應語言符號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中的翻譯視角重在揭示語言意義轉換過程中所涉及的意義理論。在《邏輯哲學論》（Wittgenstein 2002）中，維特根斯坦持邏輯原子主義觀，認為語言是由描述世界的命題組成的，命題是思想的表達，只有命題才有意義。但在語言中，命題或思想的邏輯形式被隱藏起來，所以我們無法一眼就能看到，因而需要嚴密的邏輯分析。他用演算來描摹語言的特點。所謂演算，即嚴格限定的邏輯規則的結構化系統；邏輯規則機械地運行，因而演算就像填滿了原材料的機器，精確、有序、恒常地生產已經決定好了的產品。舉個簡單的例子，從0到9的10個數字所形成的所有運算規則就是一套人們機械遵守的規則，運算結果也是單一的和確定的。在語言方面，語言規則就是邏輯規則，它們形成一套單一而又嚴格的使用系統，預先決定詞語意義的產生，與我們生活中人的實踐無關，而且人的實踐也不能改變這些規則。

按照維氏前期所稱道并引用的奧古斯丁的語言觀（Wittgenstein 1999：1e，§1），語言的基本單位是符號或詞語，符號和對象（即經驗對象，包括現實對象、思想對象和心理對象）之間建立規則性聯系。也就是說，詞語的意義即是它所指的對象，隨著對象的出現已經預先存在了。對于任何一種語言，人們都可以確定它的符號和對象之間的關系，或者說，根據語言規則確切地定義符號。這種在語言中具有共性使用的語言規則被維氏稱之為“定義”（Wittgenstein 2002：21，§3．343）。因為“定義”的相同性，所以表達同一對象的不同語言間的詞語一定是可以翻譯的，它們的意義也是對等的。譬如英語符號“computer”可以等值地翻譯成漢語的“計算機”，因為英國有computer這個對象，中國有計算機這個對象，它們的定義是相同的。但是，對于經驗之外的對象（確切地講，應稱之為“非對象”），人們能不能翻譯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們不可能通過指稱的方式在符號與非對象之間建立規則性聯系，或者說，人們不可能確切地定義非對象的符號。這意味著指稱非對象的那些符號之間一定是不可翻譯的，其意義是不對等的。譬如英語符號“dragon”不能等值地翻譯成漢語的“龍”，因為，無論在英國還是在中國，都沒有dragon或“龍”這個對象，其定義是不同的。

在指稱論的基礎上，維特根斯坦提出了圖像論（the picture theory），其表述就是：命題由詞語組成，命題的意義就是它所描畫的事實，依存事實并預先存在于語句之中。一個命題在經過翻譯之后，它的形式可能會發生變化，甚至不再表現為命題。維氏（Wittgenstein 2002：25，§4．025）說，“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不是把這種語言的每個命題都翻譯成那種語言的命題，而只是把命題的成分翻譯過去?！敝灰}成分的意義在兩種語言中都相同，那么新的表達式的意義與被翻譯前的命題的意義應該是等值的（當然是在正確配置的情況下）。譬如英語句子“This is a computer．”就等值于漢語句子“這是一臺計算機?！彼哉f，命題（真命題和假命題）之間的翻譯能否等值，并不取決于源語和目標語兩種命題表達式的形式，而取決于內容。對于包含有非對象的非命題，因為非對象的不可譯問題，翻譯不可能達到意義等值。譬如，英語句子“This isa dragon．”就不對等于漢語句子“這是一條龍”。所以，維特根斯坦說，關于“可說之事”的“說”就可譯，關于“不可說之事”的“說”則不可譯。

二、“意義用途論”基礎上的功能翻譯視角

維特根斯坦基于演算所產生的包容一切的單一性語言規則，否定了詞語意義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后期，維氏認識到這種機械的決定性語言觀對語言的使用極其有害，因此重起爐灶，從“語言游戲”（language－game）出發來探討日常語言規則的意義標準。后期的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語言主要是我們的日常語言或話語語言機制。語言游戲突出了語言運用是一種人類活動，或者說是一種生活方式（Wittgenstein 1999：11e－12e，§23）。這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類作為社會人在其所共有的語言和非語言行為、設想、實踐、傳統及自然習性方面達成的根本共識，在語言文化中是預設存在的規范（customs）（Grayling 2001：93，97），或者說是語言使用的外部環境?？梢?，“語言游戲”強調的是語言和日常生活的聯系以及生活中運用語言的多樣性；語言寓于社會生活中，是以目的為取向的社會活動，而不是寄生在死板的邏輯教條中的機械使用。簡言之，維特根斯坦的語言使用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是語言規則理解意義上的哲學語法。他將意義或概念實際上等同于制約語言使用的規則，因此遵守語言規則就是產生意義，掌握規則就是掌握意義（Ahmed 2010：75），也即語言規則構建了意義或概念的本質。

如前，翻譯是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游戲活動。一方面，人類語言的共通的規范很容易保證兩種語言的可理解性和可譯性，如“computer”和“計算機”。另一方面，翻譯作為跨語言和文化的活動，必然涉及兩種語言的生活形式的碰撞，兩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規則運用，那么如何轉換它們呢？

維特根斯坦說：“無限長的路軌相應于規則的無限制的應用?！保╓ittgenstein 1999：85e，§218）這意味著遵守規則不是教條，人們對于規則的使用是非常無限的，人們可以創造性地理解規則和運用規則，并不會因為要遵守規則而損傷了他們對于語言使用的創造能力。而且，遵守規則是在不同語境下的應用，因而規則會被賦予不同的理解，也即產生不同的意義。這就是說，意義產生于使用之中，或語用決定意義（meaning in use ormeaning as use）。譬如，上文所說的漢語符號“龍”是完全可以翻譯成英語，讓英語讀者理解的。其一，為了避免“dragon”的貶義，“龍”可以翻譯成英語詞匯“tiger”（虎），以前所說的“亞洲四小龍”就經常譯作“Four Asian Tigers”，因為“tiger”與“龍”都有“朝氣蓬勃、堅忍不拔、努力奮斗、充滿希望”的象征；其二，可以將“龍”翻譯成漢語拼音“Long”，然后解釋或注釋說“它是中華民族古老的圖騰和吉祥物，象征威嚴和力量”；其三，可以翻譯成“Chinese dragon”，以英語為母語的受眾首先能理解它是一種具有神奇力量的動物，再稍加解釋它的漢語含義，他們也就知道其與英語中的“dragon”的意義區別了。實際上，隨著中英雙方交流的頻繁，相當多的英語受眾現在已經無需解釋就能理解“Chinese dragon”的意思了。

上面的幾種翻譯可以視語境而定，但有人會反對說，這些翻譯太不精確了。不過，按照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允許概念的模糊性，它強調的是概念外延的個別性和多樣性。在我們日常語言中，一個明明白白的事實是：概念的運用不是被規則嚴格地規定了的。這一事實并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是日常概念的長處。有時候，在有些環境中，模糊的概念或者概念的模糊用法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上述“龍”的各種英譯只要能達到溝通交流、傳播文化的目的就完成翻譯的任務了，不必強調語言間的絕對等值，這不僅不必要，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當然，在某些領域和某些場合，我們可能需要不同程度的精確概念來表達思想。所以說，決定我們應該如何運用概念的是具體的生活和語言環境，從而靈活使用語言規則，不要被規則所羈絆。對于后期的維特根斯坦來說，翻譯就在于翻譯意義，而意義又產生于不同語境中的規則使用?？梢?，可譯性的根據已不再是符號定義的相同性，而是詞語或語句功能的相似性。換句話說，維氏的翻譯標準是翻譯的用途或功能，雖然兩種語言的語句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絕對功能對等，但根據“家族相似”的概念，能發揮用途的翻譯就是成功的翻譯。

三、維特根斯坦哲學中翻譯視角的批評

維特根斯坦哲學思想從以理想語言為基礎到以日常語言為依托的轉變，意味著他對語言的論述從邏輯演算發展到了語言游戲，從以邏輯原則為意義標準的思想發展到采用日常語言規則為意義標準的思想。前期基于“演算”的語言規則雖精確嚴密，但機械單一，流于語言意義決定論的模式，脫離生活實踐。在此基礎上，翻譯只是語言之間具有相同所指對象的能指符號（詞語）的等值交換，或者是包含有相同所指對象的命題（語句）之間的等值交換。這樣的翻譯是一種機械的直譯（literalism），或謂之為“詞對詞的翻譯”（word－for－word translation），它只是就命題的成分或詞語進行了交換，而語法結構則照搬原文。譬如，英語句子“This is theman Isaw．”翻譯成漢語句子就是“這是那個人我見過”，而不是符合漢語句法的“這是我見過的那個人?！边@種機械的死譯方法在歷史上曾被視為“忠實”的典范，不乏追隨者和實踐者（Ray 1976：263）。我們不排除這種翻譯方法在文本比對方面的學術價值，但在應用交流方面無疑是失敗的。另一方面，維氏基于指稱論和圖像論，認為非對象詞語和含有非對象詞語的非命題的不可譯性，實際上否定了人類生活的實踐功能和交流的可能性，不僅違反了生活實踐，也忽視了語言的人文性。

維氏后期基于“語言游戲”的語言規則論述正是對前期思想的批駁，闡明了意義是建立在使用語境的語言規則上。不同的語言雖然有不同的語言規范或生活方式，但一方面我們不否定人類語言之間或多或少的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意義即使用”則強調了翻譯的語境和功能，譯者可以根據目標語語境對原語進行功能對等或對應翻譯，從而保證了交流的順暢。維特根斯坦的“意義即使用”的思想影響深遠，在語言學界可以說是現代語用學興起的源頭，而受語言學影響至深的翻譯研究無疑也直接或間接受惠于維氏的思想。美國著名翻譯學者奈達所倡導“翻譯就是翻譯意義”（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和“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Nida＆Taber 1969）的翻譯思想與維氏后期哲學的翻譯視角如出一轍。所謂“動態對等”，就是說目標語的詞語對其受眾的效果與源語的詞語對受眾的效果相同，后來德國學者科勒（Koller 1989：102）也提出了類似的“語用對等”（pragmatic equivalence）。我們沒有證據說奈達或科勒的翻譯理論就直接來自于維特根斯坦，但維氏后期對翻譯研究的啟示是不言而喻的。當然，這種基于“意義即用途”的動態對等的翻譯視角不是沒有缺陷，譬如對文化的過濾、對源語文化的殖民以及對譯者的隱形等等，就受到后來的翻譯學者的批判。不過，這已與維特根斯坦無關了，畢竟翻譯只是維氏研究哲學的一個工具，或者說他的哲學只是為翻譯研究提供視角而已。

四、結語

維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學思想的轉變，意味著他看待翻譯的視角的轉變。前期的翻譯觀機械單一，對象和非對象所指的語言符號存在絕對的可譯和不可譯的區分，不利于翻譯實踐。后期的翻譯觀重語言的功能用途，靈活可變，對翻譯研究有很大的啟示。確切而言，維特根斯坦并沒有專門研究翻譯，翻譯只是他研究哲學的工具而已。不過，他的翻譯視角與語言學翻譯研究從形式走向功能的脈絡是一致的。本文之所以從維氏前后期的哲學思想出發來探討他看待翻譯的視角，一方面旨在從哲學中尋找翻譯理論的來源，激發進一步研究的靈感；另一方面則為翻譯研究提供哲學思考，讓其上升到一個翻譯哲學的高度。至于對維氏的翻譯視角的批評，只是揭示他的哲學思想下翻譯觀的局限，提醒翻譯研究者應批判性參考和借鑒他的思想。

[1]陳嘉映.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單繼剛.翻譯的哲學方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3]趙敦華.現代西方哲學新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Ahmed,Arif.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 CriticalGuide[M].Cambridge：CUP,2010.

[5]Grayling,A.C.Wittgenstei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Oxford：OUP,2001.

[6]Koller,Werner.“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eory＂[A].Andrew Chesterman.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C].Helsinki：Oy Finn Lectura Ab,1989.

[7]Nida,E.A.and 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8]Ray,L.＂Multi-dimension translation：poetry"[A]．R.A.Brislin.Translation：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C].New York：Gardener Press, 1976：261-78.

[9]Wittgenstein,Ludwig.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trans.D.F.Pearsand B.F.McGuinne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10]Wittgenstein,Ludwig.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nd edition）[M].trans.G.E.M.Anscombe.Oxford and Malden：Blackwell,1999.

〔責任編輯 馮喜梅〕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sofW ittgenstein＇sPhilosophy of Language

LIU Zheng－xian1，HUANG Yan－jie2
（1．Part－time University of Hongkou District，Shanghai，200080；
2．Anhui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Wuhu Anbui，241000）

Wittgenstein＇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volves an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he offers in his former philosophy verges onmechanical equivalence，and there also exist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 vs．translatability and non－object vs．untranslatability，which does harm to translation practice．On the contrary，laterWittgenstein，focusing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meaning as use，offers a dynamic translation theory，which inspires translation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researchers．This paper dealswith Wittgenstein＇s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ion in h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search after the sourc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and hence bringmor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Wittgenstein；philosophy of language；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H059

A

2011-09-10

劉政仙（1971－），男，安徽合肥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與研究；

黃焰結（1971－），男，安徽安慶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譯學研究。

·高等教育·

1674-0882（2012）01-01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