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我儂說詩》對《詩歸》評選思想的繼承與批評

黃 斌

《我儂說詩》[1]乃江蘇武進(今常州)徐錫我所編撰。徐錫我，字我儂，據其生前刻行的詩集《聲中詩》[2]推考，生年當在康熙三年(1664)。另據《我儂說詩》中“丘”字有缺筆避孔丘之諱推考，卒年當在雍正二年(1724)之后。此書在乾隆間曾由四庫館閣重臣倪承寬組織抄工抄錄，故抄寫工整，版本精良。惜此書一直未曾刻行，知之者寥寥。在編選旨歸上，該著旨在為后學解析詩法之精微，實現“金針度與”之目的，因此長于字句的具體評析，拙于理論的宏觀構建。即便如此，該著在詩學取向上依然是旗幟鮮明的：高標唐詩，極力貶斥宋詩，在其《律詩總說》中有“宋無詩”、“詩亡于宋”之論，與乾隆后興起的宗宋詩學形成鮮明對比，可謂清初宗唐詩學的極端。為此，他選錄并評析了上古至唐代之詩作凡695題807首，宋以后之詩再無涉筆。在篇幅上，該著厘分為22卷，并附有概括其選評理論的《說原》3卷。在《我儂說詩》之后的詩歌選評著作雖仍不乏宗唐者，但在篇幅與態度上皆遠不及《我儂說詩》?？紤]到《我儂說詩》成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代“宗宋”之風已在醞釀形成中，故《我儂說詩》亦可謂“宗唐”之極端與絕響。要完成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的詩歌選評之著，沒有一套較為成熟的詩學思想與選評標準是難以為繼的。因此，徐錫我詩學取向之極端，不可能是一時興起之論。那么，其詩學取向的根源何在呢？囿于該著“金針度與”之旨，該著對此并未明言，但從《我儂說詩》選評詩作的具體細節來看，主要是受到《詩歸》的影響。

一、借鑒與繼承

《我儂說詩》對《詩歸》的借鑒與繼承主要體現在詩作的選評上。具體而言，大致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字句的刪削

我們先來看一個間接例證。在《我儂說詩》卷二《臨高臺》一詩的說解中，徐錫我通過具體的文意疏解，認為此詩最后一句當是“收中吾”，而《詩歸》的引文卻作“收中原”，據此徐錫我指出了《詩歸》引文之誤。此例雖然是批評《詩歸》引文有訛誤者，但也從側面間接地說明了《我儂說詩》在詩作文字的引錄上參考過《詩歸》。

正面的例子見于《代東門行》與《義鶻行》二詩。在《我儂說詩》卷六引錄鮑照《代東門行》一詩時，徐錫我將此詩最后兩句刪除不錄，其理由是“原本下還有長歌二句，鐘伯敬謂其可刪，較妙，從之”。另外，在《我儂說詩》卷十二引錄杜甫《義鶻行》一詩時，《我儂說詩》同樣也把杜甫此詩的最后八句一并刪除了，其理由是“竟住更妙，后八句依《詩歸》評語，刪如鮑照《代東門行》”。從字句刪削上的正反之例可以看出，《我儂說詩》對《詩歸》選評詩作的思想是有所借鑒的。

2.組詩的選錄

除了字句的刪削外，在組詩的選錄上，也能體現《我儂說詩》對《詩歸》選評思想的借鑒。例如，在《我儂說詩》卷六中選錄了鮑照《擬行路難三首》，其云：

參軍所擬不一，其實各有所觸，各有所指，即《詩歸》選本三首，意揣其故：第一首為朋友不援手而發；第二首借夫婦以喻君臣；第三首則承上朋友君臣，總不相合，故切思鄉之念。

借助評點，可以得知《我儂說詩》不僅借鑒了《詩歸》的去取態度與選評標準，而且還對《詩歸》的選評思想進行了申發。

3.題材的承襲

《詩歸》選詩一大特色是選錄了大量的謠諺民歌和樂府情詩，甚至還選錄了傳說中少昊之母的《皇娥歌》、黃帝的《兵法》、許由的《箕山歌》、焦氏的《易林》和一些仙鬼之作。[3]這一選詩取向也為《我儂說詩》所秉持。

(1)樂府情詩之選。

受晚明解放思潮的影響，晚明文人對民歌的關注有所加強，連李東陽這樣的正統詩人都提出了“真詩在民間”的看法。但是，即便文壇如此重視樂府民歌，除了像馮夢龍《掛枝兒》這類專選時調歌謠的通俗選本外，對于大多數正統詩學體系中的詩選而言，這類描寫男女情愛的樂府民歌如《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只敢偶爾涉及一下，鮮有重選者。而《詩歸》在這方面則顯得頗為特立獨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謠諺民歌和樂府情詩，而且評價尤高，可謂贊賞備至。更重要的是，鐘、譚二人對情之所謂艷者，也不迂腐地加以駁斥，而是納入了“真詩”的體系內予以標舉。從選本論的角度而言，這體現了竟陵《詩歸》對復古格調派選詩取向的一種反駁。

由于種種原因，《詩歸》此選詩之舉，遭到了一些正統思想家和文學批評者的指責。例如，王夫之就有“青樓淫咬，須眉喪盡”的評價，他還特地曾針對《詩歸》而編選了《古選評選》和《唐詩評選》。在他的《古詩評選》中，就將《子夜歌》《讀曲歌》這類詩作排除了。至清初，正統詩學體系中的詩選，在這類詩作的去取態度上，與王夫之保持了不謀而合的默契。例如，王士禎的《古詩箋》、沈德潛的《古詩源》，都在《子夜歌》《讀曲歌》面前望而卻步。在這一點上，《我儂說詩》較諸其他選本顯然要通脫得多，秉持了《詩歸》重情、不輕視民歌的特色?！段覂z說詩》大量選錄了諸如《子夜歌》《子夜四時歌》《聞歡變歌》《前溪歌》《懊儂歌》《圣郎曲》《華山畿》《讀曲歌》之類的樂府民歌。由此可見，《我儂說詩》與《詩歸》在選錄態度與選錄標準上的趨同。這種趨同反映了他們對于“情”的理解有一致性。

(2)謠諺古逸之選。

漢、唐二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兩大巔峰時期，文學相應的也較為發達，加之明代格調復古派標舉“詩必盛唐”、“文必秦漢”，故而明代大多數詩歌選本，或注目于漢古詩，或注目于唐詩，通代選本亦不脫漢、唐藩籬。而鐘、譚的《詩歸》則先從古逸入手，大量選取了一些文學價值較高的古代歌謠，如《越謠歌》《河上歌》《紫玉歌》《夫差時童謠》《靈寶童謠》等。據鄔國平統計，《古詩歸》選取古逸詩二卷，共一百二十多首，又從《易林》中摘取五十多首短章和幾十句韻語。而《古今詩刪》僅存古逸一卷，計十七首。[4]無論是選詩的數量還是取材的范圍，都頗有眼光與魄力，給當時浸于復古模擬之風的晚明文壇帶來一股清涼之氣，讓埋首于漢、唐之選的人們又重新看到歌謠、諺語的價值，再次認識到民間文學是文學創作之源。

這一點顯然對《我儂說詩》是有所啟發的?！段覂z說詩》在卷七中就專設了《古逸詩》一卷，以選各種歌、謠、諺、銘之作。在“銘”這種文體中，這一啟發性表現得尤為充分?！段覂z說詩》共選銘文二十三首，大體皆見于《詩歸》，而在《帶銘》的評鑒中，與《詩歸》之相關評鑒，極為相似。

予每見龐眉老人，子孫面前，諸福具備，而老人溫謹退讓過于少年，輙思末句之確妙。

(《詩歸》)

嘗見龐眉老人，五福具備，而溫謹退讓過于少年，輙思此語之確。

(《我儂說詩》)

這足以說明《我儂說詩》對古逸詩的重視與選錄，受到了《詩歸》的啟發，并借鑒了《詩歸》的相關入選作品?！对姎w》選詩之所以從“古逸”這一詩體入手，目的是以明詩歌之源，而徐錫我設置此卷的目的是以明樂府詩之源，顯然有內在的暗合關系。

綜上所述，從詩句的刪選，到組詩的選錄，再到題材的承襲，再到體裁的突破，這些由細微漸次而趨高的不同層次，《我儂說詩》都對《詩歸》有所借鑒。尤其是后兩個層面的借鑒，體現了《我儂說詩》對《詩歸》選詩獨到之處的體認，也正是因為這點，《我儂說詩》較之通常的漢、唐詩選，在選本意義上更多了一絲新意。

二、批判與糾正

由于《詩歸》特立獨行的選詩標準，故而黜落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作。例如阮籍的大型組詩《詠懷》僅選三首，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僅選一首，白居易的《新樂府》《秦中吟》也只選一首，這種異乎尋常的選詩做法，自然會引起相當的不滿，錢謙益可謂是其中最為旗幟鮮明者。雖然《我儂說詩》對《詩歸》有較多的借鑒，但一樣對《詩歸》選詩有一定程度上的批評與糾正。拈舉三例以資說明。

1.《滕王閣》的去取

《詩歸》未選王勃《滕王閣》，當時鐘惺之詩友蔡復一就對包括此詩在內的諸多詩作落選頗為不解，于是蔡氏致信鐘惺以詢其故。鐘惺作《再報蔡敬夫》解釋其評選原則。

來論所謂去取有可商處，何不暇時標出，乘便寄示。若《詩歸》中所取者不必論，至直黜楊炯，一字不錄。而《滕王閣》、《長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頭翁》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李之《清平調》、杜之《秋興》八首等作多置孫山外，實有一段極核極平之論，足以服其心處，無絕好異相短之習。夫好異者固不足以服人也。古詩中去取亦然。[5]

對此解釋，徐錫我依然覺得無法接受，他不僅將此詩選入《我儂說詩》卷八，并在評論中對鐘氏之論加以駁正云：“更妙在將三、四兩句寫陰，第五句寫晴，雙單作對，活潑不板。今人但知學四家板法，未知其活潑有如此者。特為拈出，不許鐘、譚輩冤枉古人?！?徐錫我這一觀點是以章法為評價標準的。鐘、譚論詩雖然不廢章法，但并不像徐錫我如此強調，故而去取上有所差異。

2.陶淵明地位的變化

《古詩歸》選陶潛詩凡一卷，計52首，是六朝詩人中最多者，遠遠超過位列第二的謝靈運26首。而《我儂說詩》選陶淵明詩僅有3題5首。反差甚為明顯。

《詩歸》之所以推崇陶淵明，與竟陵鐘、譚二人在詩論上持清物論有關。受清物論的影響，《詩歸》在選詩的總體傾向上，重閑適詩、山水詩、田園詩，輕政治與詠懷詩，故而推崇陶淵明也在情理之中了。而在《我儂說詩·說原》上卷之《杜詩》中評論陶淵明云：“淵明詩，如伯夷之清，非不矯矯出俗，但清者失于隘，未免枯槁。詩家自有達道，如孔子仕止久速，四時之氣咸備。后人必欲擬陶，是不學孔子而學伯夷矣?！笨梢姟段覂z說詩》在選評詩的標準上，受重儒家“性情”論的影響，強調詩作的“言志”傳統，故不喜較為單純的閑適與山水詩，而重政治詠懷詩，故認為陶詩之清失于隘，陶詩之理流于枯槁。

這一差異在二書對《箕山歌》的評析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对姎w》對此詩評云：“巢由冷眼，堯舜熱腸，如沮溺輩之于孔子也，不論治亂，天地自然并生，此兩等人是天地之大處?！薄对姎w》之論，是在不廢儒道的基礎上，高揚巢由這類隱士。而《我儂說詩》則認為巢由這類隱士歸隱是因為“未嘗與共天下之治，我亦不宜受既治天下之樂”。徐錫我編選《我儂說詩》時已經是康熙末年，當時政局已定，盛世已現，正是士人入世經濟之時，與竟陵鐘、譚所處的亂象已生正是出世獨善的末世之局不同。結合《聲中詩》之詩作，可知徐錫我曾游于康熙五王子胤祺、八王子胤禩門下，其父病歿時恰是他為兩位王子所知之時，因此他匆匆回鄉料理后事旋即冒暑北上，導致臥病于京。由此看來，徐錫我不喜陶淵明詩作也是有深層原因的，這也導致了二書所選輕重有別。

3.應制詩的評判

關于應制詩這一類詩體，自《文選》將之獨立分為一體標列之后，后世選本對這一詩體一直保持著較為濃厚的興趣。遠者且不予贅述，就明清之際的選本而言，在李攀龍的唐詩選本中，初唐的五言排律有32首，當中有9首是應制詩，占全數的28%。此外，在同書初唐部分所選的16首七言律詩中，有11首是應制詩，更占初唐選詩的68.8%，其余五言律詩中也有相當部分是應制詩。這可以說明七子標榜的莊嚴華美的氣格，有一大部分是以應制詩為楷模的。在《古詩歸》中，未選應制詩、公宴詩。在《唐詩歸》中，入選的初唐應制詩則有一定的數量，詩題標明“應制”字樣的共有23首。就入選數量而言，最多的是沈佺期，凡6首。就評價而言，贊譽最高者當是宋璟《奉和御制璟與張說源乾矅同日上官宴都堂賜詩應制》和《奉和圣制送張說巡邊》這兩首。[6]從絕對數量上看，這并不算少，但就其所選唐詩總量而言，則亦不見多。將《詩歸》這一態度與前所述明代復古格調派詩選重應制詩的取向作對比的話，這其中的轉向還是較為明顯的。前文所引鐘惺《再報蔡敬夫》中提及《詩歸》黜落的重要詩作就包括“初、盛、應制七言律、大明宮唱和”等作，由此更見《詩歸》對應制詩的不喜。在《古詩歸》卷七，鐘、譚評云：“《公宴》諸作，尤有乞氣，故一切黜之，即黜唐應制詩意也。稍取其明潔者數首，以塞千古耳食人之望?！庇纱丝梢娋沽瓴幌矐浦蚰耸恰坝衅驓狻?。其選應制詩乃是不得已而搪塞為之，可見其不喜。

在《我儂說詩》所選詩作中，直接在詩題中標明“應制”者為7首。但也有一些入選詩作實為應制詩而詩題名未標“應制”者，如《三陽宮石淙侍宴得幽字》《奉和春日出苑矚目應令》《奉和圣制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等。如此算來，《我儂說詩》入選應制詩為20首左右。就絕對數量而言，《我儂說詩》略不及《詩歸》，但考慮到《我儂說詩》所選唐詩總數遠不及《詩歸》，故從比例來看，《我儂說詩》比《詩歸》要高得多。關于應制詩的入選標準，徐錫我在《我儂說詩》卷十一說解應玚《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時云：

鄴園公燕諸詩，類皆摹寫池館之佳，華木之美，以及筵席之豐，夜游之樂，歸頌于主人。銜恩于叨愛，雖亦題位使然，究竟不離乞相。故儂選唐人應制上投，有如此類者，一概痛刪，以存千古詩家骨氣，不欲使諂諛者流，借為口實，狼藉雅道，非細故也。

徐錫我選錄應制詩的標準是不徒寫宮館池木之美，而重其骨氣，不諂媚，這與其《我儂說詩》重“言志”、“道性情”的總體選詩標準是保持一致的。此外，他在《律詩總說》中又云：“故儂選唐詩應制諸體，一概專事揄揚，無裨君德者，痛為削之，不獨以皋陶之直，望古千人臣，實欲以帝舜之受直言，望千古人君也?！毙戾a我的詩學理論體系中，尤重詩歌的政教傳統與諷諫功能，故而強調比興之法。由此，這自然會影響到他對應制詩的重視態度。其所謂“望千古人君”云云，非常鮮明地表明了他重視應制詩的目的。

三、余論

繼明初高棅《唐詩品匯》、明中葉李攀龍《唐詩選》之后，明代最具影響力的詩歌選本非《詩歸》莫屬，該選對明清之際的詩學有深遠影響，徐錫我在選評詩作的時候，較多地借鑒了竟陵選評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明朝的覆亡使得明清之際的士人對于包括竟陵詩學在內的明代詩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鬼趣”、“詩歌”、“閩夷鳥語”、“酒肆拇聲”之詛咒屢被于《詩歸》之上，而徐錫我卻依然敢于借鑒《詩歸》，可見其勇氣，亦可見其對竟陵某些合理的詩學理論的繼承。更為重要的是，在借鑒竟陵《詩歸》的同時，《我儂說詩》也結合自己的詩學理論與撰作目的進行了補充與批判，從而使竟陵詩論得到了修正與新的詮釋。這是《我儂說詩》在繼承與借鑒《詩歸》選評思想上成功的一面。

不足之處則在于，至康熙朝中后期，以王士禎“神韻論”為代表的清代詩學，開始思考清詩自身的發展道路，開始選擇清詩的發展方向。成書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我儂說詩》，對以竟陵詩學為代表的明代詩學借鑒更多，而對清初的詩學的借鑒與思考有限，全書直接提及入清的詩人僅錢謙益、金圣嘆、徐增、吳淇四家，而且這四家基本上也是由明入清之人。由此，就不難理解徐錫我宗唐黜宋詩學取向為何與明人一致，與清人迥異了。因此，就時代認識價值而言，《我儂說詩》是一部繼往有余而開來不足的著作。

[1] 徐錫我.我儂說詩[M].清康熙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2] 徐錫我.聲中詩[M].清康熙刻本.首都圖書館藏.

[3] 鄒云湖.中國選本批評[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782.

[4] 鄔國平.竟陵派與明代文學批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5.

[5] 鐘惺.隱秀軒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70.

[6]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