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王韜與英國形象的“去夷化”

張俊萍,谷 悅

在中國近代史上，英國具有特別的意義。它是第一個打敗中國、第一個跟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也是第一個使中國失去“天朝上國”地位的西方強國。在中國人所想象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模式中，英國這一“他者”無疑是“夷”，而此“夷”已不再是歷史上中國曾面對過的“夷”。以往的“夷”不是軍事上的弱者，就是文化上的弱者(很多情況下是兩者兼之)，但英國*英國在《清史稿·邦交志》(參見《清史稿》卷一百五十四志一百二十九邦交志二，第4515-4559頁)上排于第二位，僅次于在地理上與中國關系密切的俄國，英國“第二”的位置完全是因為它在中國外交上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鴉片戰爭后中國知識界最先進的代表人物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寫道，認識歐洲的目的就是為了認識英國：“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故今志于英夷特詳”。(見魏源：“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總說”，《海國圖志》卷三十七，光緒二年平慶涇固道署重刊。)極不一樣，它在軍事上明顯是一征服者，在文化上也并未成為華夏的“被征服者”。鴉片戰爭前后，中國對這一特殊“他者”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非同尋常的過程。被打敗的“天朝上國”怎樣制造原先受自己蔑視而今打敗自己的敵國的形象？是否坦然接受英國作為強國而自身變為弱國的歷史現實？能否在蔑視他者到蔑視自我之間找到一個安全的心理“居所”、在“西方主義”和“東方主義”*“西方主義”相對于“東方主義”而言。東方主義(Orientalism)這一概念，所關涉的是“西方”表述“東方”的理論和實踐。薩達爾等學者認為，在與東方的接觸中，西方發展了其有關東方的觀點，開始了關涉東方的想象，養成和發展了一種姿態、一些思想以及一種操作手段，以之來解釋、描述、建構、使用有關東方的思想。西方對東方的關注是通過對一個虛構的被稱為東方的對象的想象來體現的。(參見[英]薩達爾.東方主義[M].馬雪峰,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87)此外，著名學者薩伊德也著有《東方學》一書，試圖說明歐洲如何發明有關東方和東方人的想象，進而這種表述又如何作為一種工具被用于殖民主義的征服和控制。筆者以為可以借用“西方主義”一詞來指中國對西方的想象和虛構，由于古代中國一直自詡為泱泱大國，以禮儀文明自傲，對域外西方的想象其實本質上類似于東方主義者對東方的想象。之間找到一個舒適的中間立場？要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必須研究這一時期親歷英國、記述英國并在中國產生重大輿論影響的中國人。

從鴉片戰爭爆發到清政府往英國派出第一位大使(1875年)這35年間，中國人親歷英國并做過詳細記述的，為數寥寥。這段時期涉足英國并具有廣泛影響的知識分子，只有王韜。*王韜(1828-1897)，蘇州甫里鎮人，1867年隨理雅各(James Legge)赴英,1870年回香港，1874年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評論時政，后回上海從事新聞事業，成為在晚清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申報》的主要撰稿人，也是《申報》的第三任主編。王韜于1867年至1870年旅居英國。在其旅外游記和回國后所著的政論文中，他對英國——實力和勢力都很強大的第一侵略者——形象作了別具一格的塑造，在以下方面發其他旅英人員之先聲。

一、英國非“夷”

王韜重新闡釋了“華夷之辯”，將英國從“夷”類開脫。

在傳統的“華夷之辯”中，“華””夷”的界限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區分，人們往往根據地理位置上的差別推演到文化上的優劣——中國中心至大至尊、四夷邊遠渺小落后。而王韜卻認為：“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禹貢畫九州，而九州之中，諸夷錯處，周制設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之進于中國者則中國之?！盵1]因此，他的結論是：“華夷之辯，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也，華則變為夷，豈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1]在他看來，“禮”是區分華夷的標尺，“夷”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懂禮儀、文化低下，而不是其地處邊遠。邊遠國家只要講“禮”則不能以“夷”視之，反之亦然。而英國，這個向來被中國人，哪怕是鴉片戰爭中一敗涂地的中國人貶斥為“夷”國的邊遠國家，在親歷過此國的王韜看來，卻并非無“禮”的國度。他于1870年代就公開發表對英國的觀感：“蓋其國以禮儀為教，而不專恃甲兵；以仁信為基，而不先尚詐力；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雖僻在北隅，而無敵國外患者已千余年矣，謂非其著效之一端哉！”[2]127“入其境，市不二價，路不拾遺，是足以見其寬大之政，升平之治矣?！盵2]124他還說：“英國僻在海外，屹然三島，峙于歐洲西北，形勢之雄為歐洲諸國冠。其甲兵精強，財賦富饒，物產繁庶，諸國莫敢與之頡頏。自言其國中久享升平，無敵國外患者已千余年。近年以來，持盈保泰，慎于用兵，非甚不得已，必不妄興師旅，與他國之窮兵黷武者，蓋大有間矣?！盵3]156*對英國的這一說法，在王韜的其他論及英國的政論文中也頻頻出現，如同一書中第116頁《英但自守》篇說：“英雖屹然三島，峙于海外，而實歐洲之雄國也。其以強著稱者，數百余年矣。水師之精，尤為無敵。歐洲大小諸國無不畏之，奉以牛耳。歐洲有事，英無不預，仗義執言，慷慨喜戰。其兵出無不勝，以此虎視六合，鷹揚八荒?！痹诘?59頁《英重通商》、第147頁《英人減兵非計》篇等中，王韜也是每提英國，便稱英國國富力強，為世界之雄國、歐洲之巨擘。這幾乎是對英國的“定論”。這些說法與原先中國人因“英夷”地處遠離華夏的世界之西北角而想當然認為其“蠻夷之國、犬羊之性，豈知禮義廉恥”、“中國禮義教化遠勝于西方”的看法相去甚遠。王韜幾乎是發前人所未敢發，第一次平等看待英國，把英國當做與中國一樣講禮儀有文明的國家，在文化這個根本問題上將英國與中國等量齊觀。

二、富強仁義的理想國

王韜不僅看到而且敢于講出：19世紀中葉的英國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比起封建主義社會和文化來，不僅不低微，甚至有的地方還要更為進步。在其游記和回國后所寫的大量政論文中，他以親歷英國為實據首次把英國塑造成一個富強仁義的理想國。

首先，王韜認為英國的“政治”勝過中國，他并不人云亦云地從英國先進的武器、豐富的資源、發達的商業等方面去論證英國的富強，而是提出，其富強之本在“政治”：

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焉。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為民上……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系獄，從無敲撲笞杖，血肉狼藉之慘。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七日間有教師為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茍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國家有大事則集議于上下議院，必眾論僉同，然后舉行。如有軍旅之政，則必遍詢于國中，眾欲戰則戰，眾欲止則止，故兵非妄動，而眾心成城也。[3]156-157

在這里，王韜從英國的官民“政”制，談到其法制、獄制，然后是尊重民心民意的議會制，他在論述英國這一“他者”時，每一個著力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異國“他者”勝過當下的本國。如英國平日間政治，有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當然遠勝中國眼下的狀況；其獄制，則是中國三代以來所未有；又如，他特意提到英國“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孥皆不相累”，而中國當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王韜還極力推薦以英國為代表的泰西的“君民共主”制，即君主立憲制度：“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眾于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4]。他借評判英國政治，批判了本國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認為唯有英國式的“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才“得以上達，君惠亦得以下逮”[4]，在他看來，這是當時中國人可以借鑒的最佳政治制度。

其次，對英國的現代科技，王韜的刻畫也不停留在泛泛層面。他把英國以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經世致用之學明確稱為“實學”[2]116并大加贊揚：“英人心思慧巧，于制造一切器物，務探奧竅，窮極精微”[2]114-115。在見識了英國的教育后，他認為英國教育注重“實學”，而中國教育則顯得大為落后，“必去時文尚實學，乃足以見天下之真才”[5]。他主張廢除愚昧的八股取士制度，而代之以英國式的經世致用的器藝實學。

再次，英國風俗也勝過當下的中國。王韜認為英國“風俗醇厚”：“日竟新奇巧異之藝，地少墉怠游情之民。尤可羨者，人知遜讓，心多愨誠。國中士庶住來，常少斗爭欺侮之事。異域客民旅居其地者，從無受欺被詐；恒見親愛，絕少猜嫌?！盵2]107又英國“國中之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無不有養……盲聾殘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失所?！盵3]157相比之下，中國百姓遠未得到這種福利待遇，中國風俗也遠未達到這個境界。而且英國這樣一個講究教化的國家不僅對本國人民施行仁義，而且對他國人民施行仁義：“印度民饑，道饉相望，英民惻然憫之，布施金錢者無數，故雖荒歉而無害……而有時或有不足，則必輦金錢數十萬以濟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盵3]158這里，英國與印度殖民地的關系也被美化。

此外，不僅英國的“政”制、科技、教育、風俗等勝過中國，連英國國君衣食住行上的樸素和王室財政的合理調配等細節也遠非中國能比。他說，英國“國君所用，歲有常經，不敢玉食萬方也。所居宮室，概從樸素，不尚紛華，從未有別館離宮，迤邐數千里也。國君止立一后，自后以外，不置妃殯，從未有后宮佳麗三干之眾也。所征田賦之外，商稅為重。其所抽雖若繁瑣，而每歲量出以為入，一切善堂經費以及橋梁道路，悉皆撥自官庫，借以養民而便民，故取諸民而民不怨，奉諸君而君無私焉?！盵3]157中國國君的生活、財政安排自然并非如此，若相似則不值一提。

因此，王韜的結論是，“其(英國)以富強雄視諸國，不亦宜哉!”[2]158英國理所當然要獨占鰲頭、稱霸世界?！坝⒅两袢?，屬土已遍天下，志愿已盈，但務自守，不遑他求，故邇來禮樂雍容，專修文教而不尚武功?！盵6]英國在王韜筆下已經功德圓滿，成為一個專修文教的“烏托邦”國度，足以與古代中國媲美。

三、與古代中國媲美的“烏托邦”國度

如前所言王韜對于作為英國“富強之本”的“政治”是這樣說的，“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2]156，“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與中國上古比隆焉?！盵2]158言下之意，眼下中國遜于英國、最該向該國學的是其政治，而這種學習本質上就是學習本國的“上古”、“三代以上”的“政治”；眼前中國種種不及英國之處不過是因為沒有延續“三代以上之遺風”的緣故?！叭陨?，君與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與民日遠而治道遂不古若?！盵4]王韜把英國與中國的古代同類比附，“自我”(本國)與“他者”(英國)的關系在他那里轉變為這樣的一種關系：原先引以為豪的“自我”整體分裂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同之治的三代之前的“自我”，這個自我在歷史的遙遠處永恒地閃爍著光芒，而另一部分是三代之后不斷墮落的自我。在傳統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框架中，“自我”向來是膨脹的光彩榮耀的形象，但如今，面對英國這一他者形象，則開始收縮坍塌。而原來被視為低下“夷狄”的異國形象則開始放大，膨脹成一個理想的國度。這一理想國度逐漸與遙遠的三代之前的自我形象接近并重合。在科技方面，王韜也有類似看法：“銅龍沙漏，璇璣玉衡，中國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鐘表之法，亦由中國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時已有，如金人之守作，元人之攻襄陽，何嘗不恃炮火，其由中國傳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輪舟車，其興不過數十年間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國之不能善變，毋乃未嘗自行撰度也歟！吾知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盵7]20這種刻意抹平“自我”與“他者”間距離的話語，正是王韜開的先河。

同時，無論把英國塑造成怎樣美輪美奐的國度，王韜對于中國的“三綱五倫”、圣人之“道”仍然深以為豪。他認為西方發達的科技不過是“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謂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三綱五倫，生人之初已具，能盡乎人之分所當為，乃可無憾圣賢之學，需自此基……數百年之后，道必大同。蓋天既合地球之南朔東西而歸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諸教之異同而歸于一源?！盵7]20-21無論中西地位如何改變，中國的“道”永不改變，甚至能夠“大同”天下諸教?！捌媲杉肌辈贿^是“器”的層面，這一層面雖不可貶低，須向西方強國學習；而綱常五倫是“道”，是“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

在制造英國這一異國形象的過程中，在擺放自我與他者的位置天平時，王韜開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一方面極力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又不時地流露出中國“古已有之”的心理；一方面主張以西方為榜樣對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制度進行全面變革，另一方面又以孔孟之道、三綱五倫為“本根所系”，認為“人類不盡，其道不變”。在接觸英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并為此國家塑像時，他最大限度地拉近了鴉片戰爭后中英兩國間實際的地位差距，在“烏托邦”化英國的同時，力圖“烏托邦化”本國的過去；在肯定英國的同時肯定本國或者至少認同本國的“古代”。

我們也由此可見，被打敗的“天朝上國”在制造這個原先受自己蔑視、而今打敗自己的英國的形象時，其實并未能坦然接受英國作為強國而自身變為弱國的歷史現實。事實上，在國門被打破，中國人被迫去認識事實上比自己強大的英國和塑造英國形象的過程中，王韜這樣處理英國形象的做法很快得到后來旅英的政界重要人物曾紀澤、薛福成等人的呼應和濫觴。他們都以這種話語方式在蔑視“他者”到蔑視“自我”之間找到了一個安全的心理“居所”。

[1] 王韜.華夷辨[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387.

[2] 王韜.漫游隨錄[M].長沙:岳麓書社，1985.

[3] 王韜.紀英國政治[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 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4] 王韜.重民(下)[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35.

[5] 王韜.原士[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17.

[6] 王韜.英但自守[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118.

[7] 王韜.變法(上) [M]∥楚流,書進,風雷，選注.弢園文錄外編.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