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伯峻《論語譯注》注釋特點論

蔡萊莉 柳宏

楊伯峻《論語譯注》注釋特點論

蔡萊莉 柳宏

儒家經典的傳承與歷代注疏文本緊密關聯。楊伯峻面對新的時代，敏銳地作出適應社會發展的嬗變和轉型。其《論語譯注》以尊重傳統、實事求是、千慮一得的鮮明注釋特點，積極探索當代譯注體文本形態及注釋方法。楊氏之實踐及其成果，對于傳統文化的價值挖掘與當代轉型，對于今天的文化發展與文化繁榮，對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無疑具有啟迪意義和參照價值。

楊伯峻 《論語譯注》 儒家精典 注釋特點

蔡萊莉，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225002

柳宏，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225002

儒家經典經久不衰、永恒流淌的生命力，固然與其自身巨大的政治、思想、倫理、文化價值密切相關，無疑亦與其琳瑯滿目的注疏文本緊緊關聯。正是一代代博學鴻儒皓首窮經、爬羅剔抉，不斷超越“時代的差異”，對接遠古前賢的經典原意，才使得儒家學術薪火相傳，生生不息?？v觀兩千多年的《論語》詮釋，大多籠罩在經學視域，落實到改制圖新和科舉仕進，催生出章句體、訓詁體、義疏體、集注體等文本形態。進入二十世紀，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末代皇帝被推翻了，漫長的封建統治結束了，文言的正統地位亦被白話所取代，《論語》的注疏目標、方法、語體等必須做出與時俱進的調適和改進。

一

楊伯峻《論語譯注》自覺改進傳統注釋方法。

經學文本不同于文學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態、文本內容、文本價值、詮釋目的等方面不同的特點，決定其不同的詮釋手段和詮釋方法。兩千多年的經學詮釋實踐，鑄造了經學文本獨具個性的詮釋方法。楊氏之注釋在基本沿用傳統注釋方法時并不墨守僵化，能夠自覺結合時代特點予以超越和突破。

經內互證。楊氏對《論語》文本了然于心，注經時能夠在經內左右逢源，信手拈來。如《為政篇》第10章“視其所以，察其所由……”，注“所由”時云：“‘由’，‘由此行’的意思?！秾W而篇第一》的‘小大由之’，《雍也篇第六》的‘行不由徑’，《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的‘由’都如此解?！伞侵杆鶑挠傻牡缆?，因此我用方式方法來譯述?！庇秩纭独锶势返?6章“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注“數”時云：“密，屢屢。這里依上下文意譯為‘煩瑣’?！额仠Y篇第十二》說：‘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舱沁@個道理?！痹偃纭缎l靈公篇》第28章“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弊⑨尅氨夭煅伞睍r云：“《子路篇》有這樣一段：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l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梢院瓦@段話互相發明?！苯泝然プC，不但可以在理解經義時舉一反三，互相發明，還可以為更直接透徹地理解經義提供支撐與佐證，增強說服力和可信性。

以經證經。楊氏在經內互證時，還大量運用以他經證本經的方法。如《為政篇》第3章“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弊ⅰ案瘛睍r云：“這個字的意義本來很多，在這里有把它解為‘來’的，也有解為‘至’的，還有解為‘正’的，更有寫作‘恪’，解為‘敬’的。這些不同的講解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抖Y記·緇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話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釋，較為可信?！弊⑨尅稙檎返?章“色難”時曰：“這句話有兩說，一說是兒子侍奉父母時的容色?！抖Y記·祭義篇》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梢宰鲞@兩個字的注腳。另一說是侍奉父母的容色，后漢的經學家包咸、馬融都如此說。但是，若原意是如此的話，應該說為‘侍色為難’，不該簡單地說為‘色難’，因之我不采取?！薄独锶势返?5章注釋“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時曰：“《易·系辭上》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帧肚の难浴氛f：‘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都可以作為‘德不孤’的解釋?！币越涀C經，充分說明了儒家原典的相互關聯，增強了經義的權威性。值得注意的是，楊氏之注釋中除《子罕篇》第17章注“不舍晝夜”之“舍”時，認為《孟子·離婁下》、《荀子·宥坐篇》、《春秋繁露·山川頌》之“闡發”，“很難說是孔子本意”外，其余凡以經證經時，蓋尊奉經典，足見其尊經崇圣之傾向。

以史證經。楊氏注釋中大量運用《春秋》、《國語》、《史記》、《漢書》、《后漢書》等史書和《荀子》、《韓非子》、《老子》等諸子著作及歷代《論語》注疏成果闡述經義。如注釋《堯曰篇》第1章“謹權量，審法度”時曰：“權就是量輕重的衡量，量就是容量，度就是長度?！ǘ取皇欠芍贫戎??！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和秦權、秦量的刻辭中都有‘法度’一詞，都是指長度的分、寸、尺、丈、引而言。所以‘謹權量，審法度’兩句只是‘齊一度量衡’一個意思?！睏钍蠈κ妨鲜质煜?，注釋《憲問篇》第9章“子西”時考出，“春秋時有三個子西”。一是鄭國的公孫夏，二是楚國的斗宜申，三是楚國的公子申。而文本中問及的“當是公孫夏”。楊氏結合史書及有關注疏對孔門弟子的年齡做出了糾偏。如樊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其小孔子三十六歲，而《孔子家語》作小四十六歲。楊氏從《左傳》哀公十一年所記載的樊遲的事考之，認為“史記的‘三’系‘亖’（古四字）之誤”[1]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頁。。再如，顏淵，《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其小孔子三十歲，楊氏根據“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和崔適《論語足征記》的考證”以及《孔子家語》的記載，認為“《史記》的‘三十’應為‘四十’之誤，顏淵實比孔子小四十歲”[1][3]楊伯峻：《論語譯注》，第16、55頁，第39頁。。

楊氏盡管沿用了傳統的注釋方法，但認真閱讀審視其注釋文字，卻不難發現其在實踐中的變化和突破。一是有所選擇，簡潔明快。即注釋服務于翻譯，服務于理解經義，并不盲目注釋。著者所注意的是“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方式、歷史知識、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和風俗習慣”[2][4]楊伯峻：《論語譯注·例言》，第34頁，第36頁。等方面的考證，目的是為理解經義提供方便，故在注釋時不枝蔓、不鋪墊、不饾饤，做到抓住重點，要點不煩。二是圍繞經文，指點經義。即對理解經文的關鍵字詞句加注后，常?；氐蕉沃蓟蛘乱庥枰灾更c或強調，引導讀者加深對經義的理解。如《子張篇》第18章對“孟莊子”注釋后，直接指點章意“這一章可以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結合來看”。注釋《憲問篇》第1章“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時曰“這句從形式上看應是肯定句，但從上下文看，實際應是疑問句，不過疑問只從說話者的語勢來表示，不借助于別的表達形式而已”。最后強調“這一段可以和‘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互相發明”。再如，對《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句注釋后，特別指出“這一句和《憲問篇》的‘君子病無能焉，不患人之不己知也’的精神相同?！比且自捵⒔?。在楊氏注釋中，出現了不少耳目一新的口語俗話。如“所以這習字以講為實習為好”?！斑@種說法我嫌牽強，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釋?！薄啊胧摇豹q如今天的俗語‘到家’。我們說，‘這個人的學問到家了’，正是表示他的學問極好?！薄安贿^這一省略，可把我們迷糊了?！睏钍系淖⑽闹?，還融合了當時的新詞。如“領導”“縣長”“總管”、“主食”、“副食”、“面食”，“宮墻”“猶如今天的‘圍墻’”等，皆通俗易懂，富有時代氣息。

凡此探索，皆圍繞“不糾纏于考據”的原則及“普及與提高”的目標。

二

楊伯峻《論語譯注》堅持實事求是的注釋原則。

人際領導力也是校長要具備的一種重要能力。校長只有使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眾多個體協調、凝聚、團結成一個強大的整體，才能實現學校發展的共同愿景。人際領導力的外在表現就是校長與教師關系融洽，內在表現則在于校長對教師尊重、信任、關愛。

首先，楊氏“實事求是”之原則，可從其追求經文“原意”得到最充分的證明。如《為政篇》注“思無邪”時認為“‘思無邪’一語本是《詩經·魯頌·駉篇》之文，孔子借它來評論所有詩篇。思字在《駉篇》本是無義的語首詞，孔子引用它卻當思想解，自是斷章取義”。最后指出“俞樾《曲園雜纂·說項》說這也是語辭，恐不合孔子原意”。又如注“君子、小人”時，認為“孔子原意不得而知”，指出“漢代經師的注解（董仲舒），不必過信”[3]。楊氏認為，經學史上對《論語》詞句的不同講解，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古今人物斷章取義的結果。斷章取義固然實在“難以避免”，且亦不必反對這種做法，但切不可將其當做“《論語》的本義”。另一方面，更有許多是由于解釋《論語》者“立意求高”的結果。楊氏舉例證之：“金人王若虛在其所著《滹南遺老集》卷五中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蛴枴伞癁椤巍?，而屬之下句?！畮?，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蜃x‘不’為‘否’而屬之上句（著者按：當云另成一讀）。意圣人至謙，必不肯言人之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賤畜而無所恤也。義理之是非姑置勿論，且道世之為文者有如此語法乎？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于文勢語法不順者亦未可遽從，況未高乎？”楊氏對上述意見“非常同意”，確立的注釋方針是“不炫博，不矜奇”，對“立意求高”之論，“一概不加論列”[4]。充分體現出反對“鑿高之論”，追求“孔子原意”的實事求是精神。

其次，楊氏實事求是之原則，亦可在對《論語》詮釋歧見之態度中體現出來。學術史上，因經典原意之難以企及，因“六經注我”之主觀發揮，導致《論語》經文常常有兩三種乃至十多種不同解釋。楊氏對于這些不同歧見，并不枝蔓羅列，而是精心篩選，做到能疑則疑，不能疑則存，當斷則斷，不能斷則備。如注《里仁篇》第1章“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時云：“這一段話，究竟孔子是單純地指‘擇居’而言呢，還是泛指，‘擇鄰’、‘擇業’、‘擇友’等等都包括在內呢？我們已經不敢肯定?！薄妒龆返?1章注“陳司敗”時，云：“人名。有人說‘司敗’是官名，也有人說是人名，究竟是什么樣的人，今天已經無法知道?！睂Υ缫?，“不敢肯定”處不大膽斷定，“無法知道”時不妄加猜測。

有時，楊氏對有關異說采取兼采包容之態度。如《為政篇》第8章注“先生、弟子”時云“劉臺拱《論語駢枝》云：‘《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R融說：‘先生謂父兄也?！嗤??！弊ⅰ稙檎返?5章“殆”時，指出“《論語》的‘殆’有兩個意義”，即“當‘疑惑’解”，“當危險解”。認為“這里兩個意義都講得過去”。對這些并不導致經義齟齬或乖戾的不同經解，實事求是地予以包容兼采，能夠拓展經義空間。

此外，楊氏對不同歧見還采取呈現諸說、諸說取一說、諸說質疑一說、否定諸說的方式?！多l黨篇》第8章注“變食”時指出，“變食的內容，古人有三種說法?！睂⑷N關于“變食”的不同解釋予以呈現后，未加評判，不作選擇?！段⒆悠返?章注“四體不勤，五谷不分”時，在“丈人說自己”、“丈人責子路”兩說中“從后說”?！稇梿柶返?4章注“闕黨”時案云：“顧氏（顧炎武）此說很對”，并在括號內標明“閻若璩《四書釋地》的駁論不對”?！栋速返?章注“季氏”時，認為《韓詩外傳》、馬融《注》等解釋“恐皆不足信”?！秾W而篇》第12章注“有所不行”句時，認為皇侃《義疏》的句讀“值得考慮”，但把“和”解釋為音樂，且將“小大由之”的“之”理解為“禮”，“都覺牽強”。凡此等等，楊氏游刃于各種復雜的情境中，均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體現出不拘執、不僵化、不妄測的理性客觀態度。

再次，楊氏實事求是之原則，還在其對朱熹《論語集注》的態度中得以昭示?！墩撜Z譯注》初成于1958年，由于歷史之局限，楊氏認為朱熹“他究竟是個唯心主義者”，“也有意地利用《論語》的注釋來闡述自己的哲學思想，因之不少主觀片面的說法?！倍?，“他那時的考據之學、訓詁之學的水平遠不及后代，所以必須糾正的地方很多?！备螞r“他這本書給后代的影響特別大，至今還有許多人‘積非成是’，深信不疑”。因此，“在某些關節處”，楊氏“對其錯誤說法，不能不稍加駁正”。以上引文均出自楊氏《論語譯注·例言》，從這些引言中似乎看出楊氏對朱注主要采取“駁正”態度，然從其實際注釋看，則當非則非，當從則從。如《學而篇》第1章注“學而時習之”時，贊同王肅解“時”為“以時”，即“在一定的時候”或“在適當的時候”的意思。指出“朱熹的《論語集注》把它解為‘時?！?，批評其“是用后代的詞義解釋古書”[1][2][3]楊伯峻：《論語譯注》，第1頁，第16頁，第8、9頁。。然對《為政篇》第9章“退而省其私”理解，譯文中為“等他退回去自己研究”，即顏回自己“省”“私”，注釋中則點明“朱熹的《集注》以為孔子退而省顏回的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說也可通”[2]。而注《里仁篇》第10章“適”“莫”時，先羅列了兩種說法，均未采納。最后強調“我則用朱熹《集注》的說法”。注《雍也篇》第2章“簡”字時，指出《說苑》之說不妥，認為“朱熹以為‘簡’之所以‘可’，在于‘事不煩而民不擾’，頗有道理”。楊氏甚至對朱熹有關解釋加以補證，如注《學而篇》第13章“復”時，先引“《左傳》僖公九年荀息說：‘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又哀公十六年葉公說：‘吾聞勝也好復言，……復言非信也?！@‘復言’都是實踐諾言之義”。在此基礎上指出“《論語》此義當同于此”。緊接著點明“朱熹《集注》云：‘復，踐言也?！磁e論證，因之后代訓詁家多有疑之者。童第德先生為我舉出《左傳》為證，足補古今字書之所未及”[3]。

今考《論語譯注》之所有注釋，直接點明朱注者共21處。其中明言從朱注者11處（含補朱注者2處），備朱注者7處，非朱注者3處。其主觀命意與實踐態勢的疏離，蓋由其不主一家、實事求是的胸襟決定。

三

楊伯峻《論語譯注》重視詮釋的論證和發現。

楊氏在《論語譯注·例言》中云：“本書雖然不糾纏于考據，但一切結論都是從細致深入的考證中提煉出來的。其中絕大多數為古今學者的研究成果，也間有著者個人千慮之一得。結論固然簡單，得來卻不容易。為便于讀者查究，有時注明出處，有時略舉參考書籍，有時也稍加論證?！痹谶@一思想指導下，楊氏憑借自身深厚的小學文獻學修養，做到雖不糾纏于考據，卻精于考據，且在穿越古今學者研究成果時能夠“稍加論證”；楊氏緣于推陳出新的強烈驅動，追求從深入細致的考證中揭示規律，在爬梳剔抉的“千慮”中強調“一得”。

《論語》畢竟是遠古時代的經典文獻，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于語言的流變、語境的消失，由于漢語語言的豐富性、模糊性，常導致同一經文產生不同乃至相去甚遠的解讀。注釋時如何取舍？如何判斷？楊氏不是簡單地給出答案，而是作出簡要的分析論證，以增加說服力和可信性。如《學而篇》注“習”，“一般人把習解為‘溫習’，但在古書中，它還有‘實習’、‘演習’的意義，如《禮記·射義》的‘習禮樂’、‘習射’?！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骸鬃尤ゲ苓m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一習字，更是演習的意思?？鬃铀v的功課，一般都和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結合。像禮（包括各種儀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這些，尤其非演習、實習不可。所以這‘習’字以講為實習為好?！盵1][2][3][4][5][6]楊伯峻：《論語譯注》，第1頁，第2頁，第5頁，第9頁，第164頁，第86頁。同篇注“人不知”時云：“這一句，‘知’下沒有賓語，人家不知道什么呢？當時因為有說話的實際語境，不需要說出便可以了解，所以未給說出。這卻給后人留下一個謎。有人說，這一句是接上一句說的，從遠方來的朋友向我求教，我告訴他，他還不懂，我卻不怨恨。這樣，‘人不知’是‘人家不知道我所講述的’了。這種說法我嫌牽強，所以仍照一般的解釋?！盵2]以上二例中，何以將“習”理解為“實習”？何以認為“知”之賓語為“我”，而不是“我所講述的”？楊氏用簡明的語言作了清晰的闡釋，令人信服。

楊氏注解中不乏高屋建瓴之見解，時常從眾多材料中進行總結性的揭示。這一方面表現在其對古漢語詞法、句法規律的深入了解、高度把握。如注《為政篇》第19章“錯諸枉”時云：“一般人把它解為廢置，說是‘廢置那些邪惡的人’（把‘諸’字解為‘眾’）。這種解法和古漢語語法規律不相符?！弊ⅰ妒龆返?1章“子行三軍”時云：“‘行’字古人用得很活，行軍猶言行師?！兑捉洝ぶt卦·上六》云：‘利用行師征邑國’，又《復卦·上六》：‘用行師終有大敗’，行師似有出兵之意。這種活用，一直到中古都如此?！弊ⅰ秾W而篇》第6章“仁”時云：“仁”即“仁人”，和《雍也篇》的“井有仁焉”的“仁”一樣?！肮糯脑~匯經常運用這樣一種規律：用某一具體人和事物的性質、特征甚至原料來代表那一具體的人和事物?！盵3]這些都是對古漢語語法規律的準確揭示。另一方面表現在其對《論語》經文的透徹理解和宏觀把握。如“《論語》的君子有時指有位之人，有時指有德之人。但有的地方究竟是指有位者，還是指有德者，很難分別?！盵4]“《論語》的‘約’字不外兩個意義：窮困，約束。至于節儉的意義，雖然已見于荀子，卻未必適用于這里?！薄啊墩撜Z》中的‘士’，有時指有一定修養的人，如‘士志于道’的‘士’。有時指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如‘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以謂士矣’的‘士’?！盵5]這樣的解釋啟人心智，催人思索，有舉一反三、融會貫通之效應。

楊氏注經追求“千慮之一得”，時有獨特之新見。如關于《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句，《論語》文本中言利、命較少，然言仁“最多”，可為什么還說“孔子罕言”呢？由此生出多種解釋。楊氏曰：“我則以為《論語》中講‘仁’雖多，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別人問答之詞，另一方面，‘仁’又是孔門的最高道德標準，正因為少談，孔子偶一談到，便有記載。不能以記載的多便推論孔子談得也多?？鬃悠缴?，自然千萬倍于《論語》所記載的，《論語》出現孔子論‘仁’之處若用來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可能還是少的。諸家之說未免對于《論語》一書過于拘泥，恐怕不與當時事實相符?！盵6]再如《顏淵篇》第5章之“司馬?！?，“自來的注釋家都說這個司馬牛就是宋國桓魋的兄弟”，認為其事見于《左傳》哀公十四年。如何晏《論語注疏》引孔安國曰“牛，宋人，弟子司馬犁”，“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盵1]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86、487頁。朱熹《論語集注》亦曰“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盵2]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33頁?，F代學者蔣伯潛先生也認為“司馬牛,孔子弟子，就是宋國桓魋之弟?！盵3]蔣伯潛：《四書讀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頁。但楊氏認為，“孔子的學生司馬牛和宋國桓魋的弟弟司馬?？赡苁莾蓚€不同的人，難于混為一談?！彼赋觯骸暗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既不說這一個司馬牛是宋人，更沒有把《左傳》上司馬牛的事情記載上去，太史公如果看到了這類史料而不采取，可見他是把兩個司馬牛作不同的人看待的。第二，說《論語》的司馬牛就是《左傳》的司馬牛者始于孔安國?？装矅终f司馬牛名犂，又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司馬牛名耕的不同。如果孔安國之言有所本，那么，原本就有兩個司馬牛，一個名耕，孔子弟子；一個名犂，桓魋之弟?！盵4][5][6]楊伯峻：《論語譯注》，第125頁，第52頁，第31-32頁。同樣在注《公冶長篇》“左丘明”時，他明確道：“這一問題，經過很多人的研究，我則以為下面的兩點結論是可以肯定的：（甲）《國語》和《左傳》的作者不是一人；（乙）兩書都不可能是和孔子同時甚或較早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作?！盵5]上述之見解，皆人所罕言，新穎獨特。這些“新見”，誠如楊先生所言“結論固很簡單，得來卻不容易”，經歷了細致深入的考證過程。在具體的呈現形式上，有的是結論性的，較為概括；有的是推論性的，較為具體。出于面向“一般讀者”的對象考慮，楊氏注釋中對考據過程較少羅列，但有時亦展示其通過具體史料深入考證之“一得”。如注“三歸”：

三歸的解釋還有：（甲）國君一娶三女，管仲也娶了三國之女（《集解》引包咸說，皇侃《義疏》等）；（乙）三處家庭（俞樾《群經平議》）；（丙）地名，管仲的采邑（梁玉繩《瞥記》）；（?。┎厝獛诺母畮欤ㄎ鋬|《群經義證》）。我認為這些解釋都不正確。郭嵩燾《養知書屋文集》卷一《釋三歸》云：“此蓋《管子》九府輕重之法，當就《管子》書求之?！渡街翑灯吩?，‘則民之三有歸于上矣?！龤w之名，實本于此。是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腹劝?，遂以賞管仲?！稘h書·地理志》、《食貨志》并云，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言較然明顯?！俄n非子》云：‘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三歸之為市租，漢世儒者猶能明之，此一證也?！蛾套哟呵铩忿o三歸之賞，而云厚受賞以傷國民之義，其取之民無疑也，此又一證也?！边@一說法很有道理。我還再舉兩個間接證據。甲：《戰國策》一說：“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彼埔嘁匀龤w為市租。乙：《三國志·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亦以管仲不是清廉之士，當指三歸。[6]

楊氏先列出其他義解并加以否定，再從《養知書屋文集》、《漢書》考出“三歸”之出處及義解，然后引《韓非子》、《說苑》證之，引《晏子春秋》再證。仍然不肯罷休，又引《戰國策》、《三國志》分別予以間接論證。真可謂證據鑿鑿，波瀾迭起，捭闔縱橫，令人信服，對《論語》誦習提高者無疑具有范式意義。

楊氏之“一得”，果斷、自信、富有創見，源于其豐厚的積累，深入的考據，精辟的論證。

四

綜上可知，楊氏之注釋緊緊圍繞普及與提高之目標，采用了不同于古代的注釋體例，“不糾纏于考據”，“不炫博”，“不矜奇”，“不自是”，“不遺美”，尊重傳統，實事求是，且能有所發見。

楊伯峻獨具一格的注釋特點，源于其深厚的學術積淀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此從“論語詞典”之一隅即可窺見。楊氏幼時由祖父親自授讀古書，又先后師從其叔父楊樹達和黃侃兩位大家，文獻學和語言學造詣很高，早在1936年就出版了著作《中國文法語文通解》，1956年又出版了《文言語法》。在撰述《論語譯注》之前，楊氏還“曾經對《論語》的每一字、每一詞做過研究，編著有‘論語詞典’一稿。其意在盡可能地弄清《論語》本文每字每詞的涵義，譯注才有把握”[1]楊伯峻：《論語譯注·例言》，第36、37頁。。這樣細致深入的準備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譯注完稿后，采納呂叔湘先生的建議，將其擬欲廢棄的詞典，加以整理附于譯注之后。其“詳于注釋者，詞典僅略言之；注釋未備者，詞典便補充之”。詞典與注釋交相為用，相輔相成，為讀者閱讀或研究《論語》及其中詞的用法提供了方便。

楊氏花費大量心血編撰《論語》詞典，使其十分熟悉《論語》詞法、句法規律，在經文注釋時能夠融會貫通，做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如注“攻乎異端”章之“攻”時云：“論語共用四次‘攻’字，像《先進篇》的‘小子鳴鼓而攻之’，《顏淵篇》的‘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的三個‘攻’字都當‘攻擊’解，這里也不應例外。很多人卻把它解為‘治學’的治?！盵2][3]楊伯峻：《論語譯注》，第18頁，第98頁。再如，注《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時指出：“這‘鞠躬’兩字不能當‘曲身’講。這是雙聲字，用以形容謹慎恭敬的樣子?！墩撜Z》所有‘□□如’的區別詞（區別詞是形容詞、副詞的合稱），都不用動詞結構?！盵3]這樣的注釋，比比皆是，既有微觀的審察，又有宏觀的結論，既有定量的統計，又有定性的分析。其充滿自信的論析、富有高度的斷語，源自辛勤編制詞典打下的基礎，積淀的底氣。

楊氏曾居家與其學生嘗桔論道。屈原《桔頌》中的“桔”當為南桔，古代湖南特產，俗稱“大紅袍”。但由于幾千年一貫制，品種退化，存在果小、味淡、籽多的缺點，已經面臨淘汰的局面。而當時流行的是蜜桔而非南桔，是引進的外來優良品種，它色澤橙黃或淺紅，皮薄圓潤、肉嫩無渣、汁多爽口、甜味濃郁，吃來沁人心脾，回味無窮。楊由此引發感慨：“任何事物，都不應固守舊的東西，不思改進，抱殘守闕，那是沒有出路的；而應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革故鼎新，學習外來好的東西，有所創造，有所發展，才有廣闊的前途。桔子發展的歷史是這樣，我們辦事情、做學問又何嘗不是如此咧！”[4]歐陽周：《不隨寒暑換貞心》，http://people.rednet.cn/PeopleShow.asp?ID=646848。是的，楊氏這種強烈的創新精神，驅使他在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全新的讀者群時，不固守兩千多年的《論語》注疏傳統，有所發展，有所創新。楊先生的實踐及其成果，對于傳統文化的價值挖掘與當代轉型，對于今天的文化發展與文化繁榮，對于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無疑具有啟迪意義和參照價值。當然，由于時代、認識的局限，《論語譯注》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但白璧微瑕，楊氏的《論語譯注》依然被公認為當代最好的《論語》讀本之一。

〔責任編輯：平嘯〕

On Annotating Features of Yang Bojun's The Annotated Analects of Confucius

Cai LailiLiu Hong

Annotated texts in history are indispensable to passing down the Confucian classics.Facing a new era,Yang Bojun made changes to keep pac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His The Annotated Analects of Confucius quests for models and annotating methods for modern annotating-style texts with distinct annotating features.His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are undoubtedly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 the exploration into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to the pres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and to the entry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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