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明朝問題與《傳習錄》的解決方案

劉芳

（1．德宏師范高等?？茖W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2．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致良知：明朝問題與《傳習錄》的解決方案

劉芳1，2

（1．德宏師范高等?？茖W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2．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100871）

王陽明以其睿智的思辨能力，務實的工作與生活作風，超強的實踐能力發現了明朝的深刻矛盾，并將之上升到哲學問題，繼而在對儒道釋三家的辨析與取舍中，聚合各家之所長，找到了哲學的、學術的、教育的及政治實踐的解決方案，并最大限度地用于實踐、教化民風及言傳身教于弟子及同仁之中，對后世的影響意義重大。

王陽明；儒道釋；拔本塞源；教育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4.007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認為宋朝和元朝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綱紀廢弛，法律不嚴明，因此他在廢除丞相制，分權給六部，廢中書省設三司，設東廠和錦衣衛監視臣民，特務制度相當嚴密，強化了中央集權統治。同時，明朝的經濟有了相當的發達程度，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或萌芽，明中期以后出現機戶與機工間的雇傭和被雇傭關系，各地紡織業興起，陶器瓷器發展迅猛。張居正肯定商業，推行“一條鞭法”：按地畝承擔，合并征銀。這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道路，同時，海禁開禁，錢莊出現，商業發展生機勃勃①可參見許大齡.明史［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但隨之而來的，是明朝賴以為貨幣媒介的白銀也為自己埋下了導火線，使得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均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②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發展的不匹配性，政府對知識分子以及商人、市民及農民的壓榨與剝削導致了明朝社會及邊疆有不可忽略的動蕩，少數民族及地方起義乃至藩王叛變均有發生。

王陽明即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個極有天賦與抱負的官宦及書香子弟，從一開始就想做圣人，從與道士一起打坐、格竹、追胡人騎射、演繹兵戰、鉆研兵法，到哲學思考、現實問詰，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并實踐，也充滿了質疑與探索，因此，他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成就了他著名的《傳習錄》哲學精神，他被放逐、貶謫以及不等皇帝旨意便邀約其他官吏一起擒拿背叛朝廷的寧王朱宸濠，奉旨鎮壓多起農民起義，成了常勝將軍。但是，他對農民的鎮壓是建立在不浪費財政，不涂炭生靈基礎上的，他更期望的是能教化百姓，提高官吏素質，親民為民、造就一個和諧的太平盛世，由此，便有了他的“格物致知”（希望所有人都有良知）及“十家牌法”、《教約》等教育思想等等③可參看董平.王陽明的生活世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朱承.治心與治世——王陽明哲學的政治向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一、王陽明對明代社會問題的發現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也是朝廷重臣，在朝野頗有威望，打擊王陽明的宦官劉瑾曾數次拉攏而未果。王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驛站回余姚省親途中曾被劉瑾暗暗派人追殺④可參看袁仁琮.解讀王陽明［M］.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9。，他先后經歷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在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及教養規訓，使得他能夠洞察明朝乃至孔孟之后的中國積弊，乃是良心的喪失導致了朝野上下與閭井世俗等整個社會的紊亂與自私、爭奪、訴訟與戰爭無窮無盡。他在《答聶文蔚（一）》中說：

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人，視民之饑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真知而行之也。

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是如此簡單，有良知即可互相對話和理解，而當此之時呢？他接著分析說：

后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于不可勝說：外假仨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辭以阿俗，嬌行以干譽。（81—82）①（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81—82。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可見，王陽明認為亂世之不治正是由于良心受阻，自私橫行其道，使得天下無法太平，因此大到戰爭、藩王叛亂、朝廷腐化、奸臣當道而良臣下獄，小到百姓抗拒朝廷乃至武裝起義、訴訟頻繁、社會無信、良心喪失殆盡、盜賊猖獗，使得天下大亂，社會動蕩，國家受損。這也是他在《答顧東橋書》中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拔本塞源”之論的原因：學術與社會問題的積弊由來已久，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方有解決之可能。

王陽明針對上述問題尤其是如何“致良知”的問題提出了哲學、學術、教育以及政治上的解決方案，這些思想主要散見在以《傳習錄》為核心的著作中。

二、王陽明的哲學解決方案：儒道釋的差異與局限，唯物主義特質

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者，這以為大家所熟知，他提出“致良知”有一個暗含的前提，這邊是人性善，這才能夠說明堯、舜、禹直到孔孟之時的天下用最簡單的方法便治理得很好。他還提出了“心理”一元論及“知行”一體化等主張，尤其看重實踐而非空談。

王陽明吸納了儒道釋的營養：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112）

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118-129）

草木萬物、鬼神靈明，均與人發生關聯，但前者已然是泛神論思想，后者則是主觀唯心主義：鬼神靈明均需要我的投射與接觸方能發生。王陽明的泛神論對日本有很大的影響，而主觀唯心主義則是對佛教的“霸道”運用，這與他的膽大勇敢、有能力有實干精神相關聯。

既然儒道釋是相通的，那么人生修養（如何“致良知”）的方法便是殊途同歸了：

仙家說到虛，圣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圣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于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于本體有障礙。圣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111）

不過，王陽明卻是看出了道家與佛家之局限的：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27）

又問：“釋氏于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痹唬骸耙嘀皇且唤y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保?8）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保?11）

同樣，王陽明對于墨家的“兼愛”照樣不茍同，他是主張“差等之愛”的：

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后發干，發干然后生枝生葉，然后是生生不息。

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卻是仁理從里面發生出來?！保?7）

他的這段話可以看做是其暗含的樸素唯物主義反應：因為對他者的愛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意了。這種出發點將“愛”拉回到現實，以免于爭論、篡改和虛化、懸置。

但儒家“差等之愛”卻似乎和他的泛神論思想互相解構：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

《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276）

這段話在今天看來，對那些極端環保主義者依然有著深刻的警示。有意思的是，他的“差等之愛”到了“吾身與至親”的關系時，卻必須是平等的。

由此，我們看到了王陽明在吸納儒道釋等各家的營養時，也清醒地認識到它們的局限，并進行了相當有效的改良和取舍，他唯心主義中散發出唯物主義光芒，泛神論交織其中“差等之愛”中又有著平等兼愛的底色。他復雜包容的哲學思想和他的心理一元論、知行一體化同時推動著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素質提高，且簡便易學：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保?8）

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圣人?！保?29—130）

三、王陽明的學術及教育解決方案：學術積弊與教育改革

“拔本塞源”論是王陽明的重要思想，在《答顧東橋書》中，他淋漓盡致地闡述了這一學術及教育的積弊，幾乎歷史性地概括了孔孟以來的學術與教育弊端：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猖；孔、孟既沒，圣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

圣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趣愈下。其間雖嘗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58—59）

這樣的學術界“如入百戲之場”，好戲連場卻直奔私利而去，即便有睿智之士想要突出重圍，但憑借老、佛之說也“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如此觸目驚心的現狀與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之學術生產似乎很相近：大把的學術論文難以有創見性的思考，更別說引領社會前進了。王陽明說，通向良知的大道既塞的后果便是：

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圣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圣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

不過，希望尚在：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9）

與之相對照的是堯、舜及夏商周三代至孔孟時代的簡便易學的治世之道及理想狀況：

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圣，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57）

他認為這樣的理想社會是因為有這樣的理想國民：

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57）

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58）

而這一理想國民又來自于這樣的圣人教育之道：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56—57）

正是基于上述刻骨銘心的“拔本塞源”①與其說“拔本塞源”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大道既塞之學術與教育積弊拔了圣人治世知道的本，塞住了人世良心之源。之認識，王陽明實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例如：在平定了江西各地的農民起義后，他認為這些地方民心不善是導致起義的根源，因此開始辦社學、定鄉約，移風易俗，教化百姓②（明）王守仁著，崔存明注.傳習錄［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112。。如他的《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若近世之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持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俗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89—90）

這完全就是今天各高校制定的“人才培養方案、計劃”，從針對的教育對象及其特點、教育目標的設定、方法的實施、考核的標準與考核辦法都有完整且深刻的體現。而在《教約》中，更是詳細規定了每課時、每天、每周的教學方法與技能技巧，從準備上課（導入語）到可見提問設置都有說明，更像是一份教學教案或說課的設計。

王陽明對教育如此重視，提出了如此精心的設計，無疑是為了詢喚新國民的產生，讓人聯想到后來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在一個個人力量有限的皇朝年代，他已經最大力量地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不惜冒著生命威脅，然而，他的實踐范圍畢竟受朝廷及歷史條件的限制，盡管他也意識到明朝的財政及基層建設有問題，且有過政治上的理論與實踐，如寫過《陳言邊務疏》、《表擬唐張九齡上千秋金監錄表》，厲行過《南贛鄉約》、《告諭廬陵父老子弟》、《選揀民兵》、《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疏通鹽法疏》、《再疏通鹽法疏》，但只能在一己之管理范圍內實施，外部實踐的局限使得他以及后來的梁啟超等人不得不轉向內部新國民的詢喚與培養。

四、王陽明對后世“人心向背”與“實踐”的影響：與毛澤東、鄧小平的關聯

王陽明對后世的影響意義深遠，首先就表現在上述關于新國民的詢喚與培養問題之繼續。例如王艮《王道論》提倡“安身保身”而非儒家動輒“殺身成仁”，先治身以治世；李贄提出的“童心說”和王陽明《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脈相承。關于后來龔自珍對“心力說”的推崇以及王陽明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影響已有多人論述，這不再贅述①可參看孫中山等.著名思想家、新儒家點評王陽明［M］./（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北京：紅旗出版社，1996。。

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后來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一直到今天的中央領導人不斷在歷次重要會議中強調的民心向背與政黨存亡的關系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然深入了今日執政者的理念中，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指出人民大眾雖然腳上沾著牛糞，可他們的靈魂比知識分子還要高尚，這種底層高于上層社會的僭越式翻轉導致了后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并成為其主要的斗爭邏輯及新的等級標準②可參看劉芳.“僭越”與“狂歡”——“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意義［J］.改革與開放.2013（5）下.（總367期）：189—190。。世紀之交，江澤民以“三個代表”的表述再次強化。

此外，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的樹立與王陽明對儒道釋的區隔與吸納，和“拔本塞源”論也不是沒有聯系。

不過，這里要重點論述的是王陽明思想中與鄧小平理論關系的契合點。我們知道鄧小平在實施改革開放這一具有重要的戰略舉措、使“中國人富起來”的過程中，也有相當的阻力，但鄧小平力主先實施再討論關于什么是姓社姓資的問題，以及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不愿拘泥于那些枝末細節的無謂爭論，而希望以實踐為第一要務，并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并指導人們“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再邁開一點”。在剛從“大鍋飯”的計劃經濟走出來的人們還未完全適應的情況下，鄧小平果斷地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

王陽明也有同樣的思維方式及行動果敢力，他在皇帝未下旨之前，已先一步行動將叛亂的寧王朱宸濠擒獲，而在明朝法律中，這是十大罪惡之首。但這樣的思維或性格早已經在他內心深處醞釀了，在《答顧東橋書》中，他對拘泥于細枝末節、舍本逐末而不抓住重點要害解決問題非常之憤懣與無奈：

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

而后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于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余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52—53）

可見，王陽明特別厭惡做事情一定要先找個規矩，“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方圓是根本，規矩是工具，而不能做出“鄭人買履”那樣的事情來。如果聯系上文他所憤恨的“拔本塞源”論，這種憤慨就更加強烈了。然而，明代法律之完備卻總是妨礙了國家的治理，找到一個做事的“規矩”和依據總是堂而皇之，但卻誤了天下蒼生，這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施政實在有著驚人的相似。在實踐中，王陽明也不拘泥于“規矩”，該干嘛干嘛。在《告諭廬陵父老子弟》中，他犀利而又狂放不羈地說：

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于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1088）

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1089）

對這些雞毛蒜皮、甚至捏造的事兒王陽明頗不耐煩，先是只準寫少而精、爭取少打官司，后來干脆懶得處理這些雞毛蒜皮的事，認為這反倒是助長刁風。這就是前面講過的他為什么要辦學教化民風的重要原因。

回顧今天某些政府部門官僚作風與不作為的中庸主義，足令先圣汗顏。

綜上所述：王陽明以其睿智的思辨能力，務實的工作與生活作風，超強的實踐能力發現了明朝的深刻矛盾，并將之上升到哲學問題，繼而在對儒道釋三家的辨析與取舍中，聚合各家之所長，找到了哲學的、學術的、教育的及政治實踐的解決方案，并最大限度地用于實踐、教化民風及言傳身教于弟子及同仁之中，對后世的影響意義重大。

To Conscience：Problem s and Solutions of the M ing Dynasty in The Older Record

Liu 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Dehong Teacher’s College，Mangshi，Yunnan 678400；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With intelligent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pragmatic work and lifestyle，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Wang Yangming had found the deep-seated problems，and raised them up to philosophical problems.He discriminated the ideologies of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and obtained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n philosophy，academic field，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These solutions were extremely applied to practice，and educating people and his students as well as his colleagues，which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Wang Yangming；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pull out the root and plug the source；education

2015-05-22

劉芳（1974-），男，云南鎮雄人，云南省德宏師范高等?？茖W校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在讀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女性文學中的性觀念與女性解放、民族與國家認同等文學文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