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中的“理”與“道”之關聯

雷 愛 民

(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黃帝四經》中的“理”與“道”之關聯

雷 愛 民

(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 100871)

《黃帝四經》中的“理”與“道”聯系緊密，二者之間有著順暢的溝通渠道，將“理”與“道”對勘，方顯“道、理”之同異以及理之內涵、理之層次及理之意義?！袄怼庇小疤炖怼敝?，這與作為“本原、本始”的終極之道相當?！暗?、理”有別，疏密不同，道若“為一、為總”，則理“為多、為分”。道生法，法者，由道而出，但“道”必須經過現實的下落過程，外化“道”、承擔“道”各種實際功能者為“理”。理為現實中法的依據與規范性標準，由理到法，便有“法度、刑名”清晰化之要求，而一旦“刑名法度”規范化、清晰化，緊接著便是“循名責實”之需要。然而，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擔起“循名責實”之重任，因而“順道、執道與體道者”便成了最終有資格充當“循名責實”之主體。

《皇帝四經》；道；理；法；名；度

在《黃帝四經》中，“道”作為一個重要范疇是沒有什么爭議的，“道”作為形上的根源為“天道推人事”的運思方式提供了基本前提與重要依據。在篇幅布局上，《黃帝四經》的作者用了“道生法”、“前道”、“順道”、“道原”四篇來論述“道”，從“道”與“法”的關系、“道”與“人事”的關系等角度闡釋了“道”如何為現實社會的運行機制提供依據與合法性支撐。但在《黃帝四經》中，從形上之“道”向形下之“事”的轉化過程有一個重要環節，這就是“理”?！袄怼狈懂犽m然不如“道”一般提供人事的基本依據與前提，但“理”是“道”向人世的制度設計、法律規范、運行機制下落過程的中間環節與具體的執行者、體現者?！袄怼弊鳛橐粋€名相概念，在《黃帝四經》中出現的頻率不如“道”多①，但其呈現的內涵卻非常豐富，尤其是從它與“道”范疇的對勘比較中更能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一、“理”與“天道”

《黃帝四經》中的“理”之含義不是單一的，雖然它最重要的責任不是承擔形上根源的角色，但是，它在作者的行文以及概念表達中卻與天道有相通之處，“理”的意涵之一便是相當于“道”?！袄怼痹谶@個層面上就是“天理”，即“天道”。

“順者，動也。正者，事之根也。執道循理，必從本始，順為經紀，禁伐當罪，必中天理……當者有□，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逆順同道而異理，審知逆順，是謂道紀?！盵1]496-497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時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有數，天地之紀也。三時成功，一時刑殺，天地之道也。四時時而定，不爽不代(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廢，一生一殺，四時代正，終而復始。[人]事之理也……”[1]502

此處的“理”具有本始與依據地位，實際上“理”的含義就是“天理”，它與“道”應為異名而同義。在《黃帝四經》的“道原”篇中，作者對“道原”專門進行過描述，至于“道原”的內涵，荊雨說：“我們認為，‘道原’相應地可以具有如下內涵：其一，道為始源；其二，道為本原、本質；其三，道為邈遠無涯的存在之域的展開；其四，道為廣大之元氣；其五，‘道原’即推究、探尋、追問道之本原存在的樣態?！盵2]18以個人之見，道為“本原、本始、根源”之義是比較符合《黃帝四經》中關于“道”的描述的。在這個意義上，“道”與“天道”相當，因此，在《黃帝四經》中“四度”篇與“約論”篇對“理”的描述中，“理”為“天理”，“理”可以在這個意義上與“道”相通，即“天理”、“天道”。

陳淳在《北溪字義》的“理”字一篇中說：“道與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為二字，亦須有分別。道是就人所通行上立字。與理對說，則道字較寬，理字較實，理有確然不易底意。故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盵3]41在陳淳看來，“道”與“理”對說，只是從不同的方面去看，其實一也。

在《黃帝四經》中，作者在“名理”篇一開始就說“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處于度之內而見于度之外也……有物始[生]，建于地而溢于天，莫見其形，大盈終天地之間而莫知其名……”[1]503這里對“道”的描述與“道原”篇對“道”的描述具有相似性。實際上，“名理”篇的“循名究理”、“審察名理”等都是從“道”上往下落實，從“名理”篇的結構可以完整地看出從“天道”到人事的下落過程，而此處的“道”就是“理”或“天理”。

二、“道”一而“理”萬殊

“理”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與“道”相當，這可以從“道原”、“根源、本始”的意義上得到說明。但是，“道”與“理”的不同也是比較明顯的?！饵S帝四經》中“理”的第二個意涵是在與道既相區別又彼此關聯的角度上被界定的。王中江先生說：“黃老學的‘理法’按照彭蒙的說法(“圣法”出自“理”)就是道法。只是，在韓非那里，‘道’與‘理’是既區分又彼此關聯的：‘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枕n非的說法，‘道’是萬物各種法則會通起來的總法則，是萬物之所以成為萬物的總根據；‘理’則是萬物各自具有的不同法則、條理和分際。道與理的這種整體與部分關系，也許可以看成是法則上的根本法與門類法、秩序上的整體秩序與局部秩序的關系?！盵4]453韓非認為，“道”為萬物所以成，“理”為物之制，簡單地說，“理”是“道”外化為萬物的工具與執行者，“道”一而“理”萬殊。朱子說：“道字宏大，理字細密”，借朱子的“理一分殊”來說，實際上在《黃帝四經》一書中，可謂是“道一而理殊”。道為一、為總，理為多、為分。

“七法各當其名，謂之物。物各[合于道者]，謂之理。理之所在，謂之[順]。物有不合于道者，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謂之逆。逆順各自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強生威，威]生慧，慧生正，[正]則靜。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極，與天俱見，盡施四極之中，執六枋(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為萬事[稽]，察逆順以觀于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為，達于名實[相]應，盡知情 偽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盵1]499

在此，“道”與“理”的區分就非常明顯，物各合于“道”者則謂之“理”，也就是說從“道”到“物”的過程中，“理”起到了一個溝通聯接的作用?！暗馈鄙f物，“理”主之。順于道者則生，則物成，則理貫其中；逆于道者則物不成。如果說道在成物的意義上屬于無形之主持者，那么“理”則是道形式化的外在體現。

三、“理”與“道生法”

從“道”到“理”，再到“物”，道生萬物而理主之，因此，“理”便在“道”與“現實世界”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袄怼被癁楝F實生活中的各種規則與制度架構，如此之類的便是人事之理。其中“道生法”的“法”便是人事之“理”的重要類型。

(一)理與法

“道法”篇開頭便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廢也?！盵1]489此處一上來就標明“法”的來源，法是來自于“道”的。但是“道生法”只說明了法的正當性與來源，它并沒有說明此處的“道”指什么意義上的“道”。當然，我們可以說此處的道就是本原之道或天道，但問題是：如果此處的道是本原之天道，那么“道生法”就具有直接性的生成關系?？墒?，形上之道在生成萬物的時候卻有一個“理”的執行與外化環節，也就是說，“理”負責把道的命令具體實現。因此，如果上文的判斷成立的話，那么，此處的“道”便是“分殊之理”，為法理。更具體地說，此處的“理”便是人類社會法律的現實性依據，為具體的、可操作的、可規范化的理由與權威性說明?！袄怼睘榉稍O計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與根本性原則，而這種原則是切實可行的。

(二)理與度

法律有了現實依據后還不意味著法律體系的確立與法律權威的樹立，在此過程中，還必須經過“度”這一環節?！饵S帝四經》“四度”篇曰：“君臣易位謂之逆，賢不肖并立謂之亂，動靜不時謂之逆，生殺不當謂之暴?！盵1]495此處講的“度”是指各自的位分與角色，“度”是一定的，符合位分的情況便是“度”，便是合適的標準及模本。當然，這個“度”根椐“理”而確立，無理便無度可言。但是，此處的“度”還有另外一重含義：法度。法度是指根椐“理”而確立的、一定意義上比較固定的法律制度與法律信譽。

(三)理與名

由理而確立法度，實際上為整個社會樹立了一個權威體系，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標準的言行參照。也就是說，在這個標準之下，一切的言行與社會活動都將得到規范，而違反規定則應該得到懲處。這便引出了另外一個概念：名。如果說法度的確立為整個社會提供了基本的評價標準與言行參考，那么由此而形成的一切就對應一定的名號、名聲，或說稱號，這便是名?！懊钡拇_立實際上與法度、法理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名”的確立并不意味著社會問題的實際解決，因此，這才有“循名責實、循名究理”的必要。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名不符實、名實相背”的情況并不少見，《黃帝四經》的作者給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審察名實”：

“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理者]，循名究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審察名理終始，是謂究理。唯公無私。見知不惑，乃知奮起。故執道者之觀于天下[也]，見正道循理，能與(舉)曲直，能與(舉)終始。故能循名究理。形名出聲，聲實調合，禍禍(災)廢立。如影之隨形，如響之隨聲，如衡之不藏重與輕。故唯執道能虛靜公正，乃見[正道]，乃得名理之誠?！盵1]505

也就是說，法度已立，名實已彰，由此便可以依據成法而規范人們的行為了。因此，判斷一個行為合適不合適、合理不合理，現實性的依據就是法律、刑名?！皩彶烀麑崱边壿嬓缘难由煊袃煞N可能：一者為名實不符，一者為名實相符。名實相符者則為規范性的行為，直接導向社會的安定與大治；名實不符又有兩種情況，一種為實不符名，并且具有嚴重的社會后果，那么這種情況便引出了另一個概念“刑”，即“刑法與刑罰”，也就是通過“刑法與刑罰”來處理這種嚴重的名實不符的行為。另一種情況不及前一種情況嚴重，且未曾觸及刑律，但又名不符實者，“循名責實”便對行為人有了督促與糾正的意義，而“循名究理”則是在“循名責實”的前提下為名實不合者指出了改正的方向。

四、“理”與“順道、前道”

“道生法”與“循名究理”為現實的社會規范與制度運行提供了基本的準則與可操作性的機制，這對整個社會的暢通運轉意義非凡。但是，《黃帝四經》的作者還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法的確立和法的執行與人的關系如何？這也就是通常所謂法理人情的問題。法理的確定與社會規范的落實是有前提的，法律當然是為人的存在而設立，法律的目標也是為了更好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對于法律制定者與執行者來說，就必須考慮人的本性、人的本質問題。如果法律的設計完全違背人性、人情，那么法律必然會遭到抵制與反對。因此，立法與執法的過程就必須考慮到人性、人情的狀況，這就是“因循”的問題。

(一)“因循”與“理”

上文提到“理”為“法”、“度”、“名刑”提供了現實的依據與可行性標準，在法律執行的末端，也就是涉及處理不合名實的行為時，我們不禁要發問：我為什么要遵守“刑名法度”？理由有三：首先，“法”為“道”所生，道的至上性為法的正當性提供了合理的依據與終極保障。從這個方面來說，它是應然的、理想層面的理由；其次，理想的、應然層面的法律依據并不能確?！暗馈痹谙仑灥饺耸缆闪钌暇哂斜厝坏目山邮苄耘c不可違逆性，“理”的出現提供了一個保障性的因素與必須的橋梁，“理”承接“道”而直接溝通人世的禮文制度；最后，“理”還有紋理、條理之意，也就是說，“理”還是道生人的過程中留存于人性之中的秩序與條理。唐君毅說：“謂理之主要涵義，乃指吾人所察見之客觀對象上之形式相狀，首與‘理治玉也?！?說文)‘理，順也?！?廣雅)‘順，猶理也?！?說文)，‘理，猶事也?！?玉篇)之言不合……理字最早涵義，大約即是治玉。治玉而玉之紋理見?！盵5]7大約“理”可以引申和理解為人與物之內在的本質與秩序。也就是說，在確立“法度刑名”的時候需要考慮到人的內在本質與共同本性。只有依據人的本性與內在機制而設立的“法律刑名”才是人們可以接受的，它具有現實性與可操作性，它與人們的行為舉止、生活實踐息息相關。因此，“理”內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它是人們接受“刑名法度”的現實性依據。所以，“因循”的基本內容就是指“順道、循理、因人之性”。

(二)“因循”與“前道”

如果說“循理”是通向“刑名法度”的基本路徑，那么，“因循”實際上首先就是“循理”，而此處的“理”就是指人性、人情、性理，或說人的本性和共同本質。但是，“循理”也有其指向性，在《黃帝四經》的作者看來，治理國家者，即能“循理”者并非一般人，具體來說就是指王公、士人、圣賢之輩。其實，從整個《黃帝四經》的篇章來看，此文的讀者設定十分明確，作者非常清楚他寫作此文是給誰看的，是為誰而作、為何而作。作者目的很明確：他就是寫給當政者和能執政者看的，他是為治天下、治理國家的人而作了此文。因此，作者始終要求的“執道者、執度者、因循者”就不是一般的民眾，而是指當時的王公貴族，《前道》篇曰：

“圣[人]舉事也。合于天地，順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謂義也。身載于前，主上用之，長利國家社稷，世利萬夫百姓。天下名軒執[國]士于是虛。一言而利之者，士也；一言而利國者，國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從道……王公若知之，國家之幸也……故王者不以幸[幸]治國，治國有前道：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陰陽……”[1]518-519

從“圣人”到“士”，到“王公”，作者就是針對此類人物進行言說。因此，“因循”的主體無疑是指當時王公貴族之類的執國者。但是，作者并沒有賦予這些人物以現實中絕對的“因循”權利。這牽涉“因循”與“前道”的關系問題?！耙蜓敝碛伞暗馈?、“理”、“人之本性”共同決定，現在的問題是：在落實到具體的執行層面時，對實施這一重大任務的主體需課以嚴格的規定，“明前道”與“執道者”方有資格承擔起“循名責實”、“化成天下”之重任。也就是說，明“前道者”必須“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非此者則不具有“循名責實”的能力與資格。這種想法是典型的“圣賢、王者之治”的賢人政治理想?！饵S帝四經》的作者認為，“賢不肖并立謂之亂”，意思就是說，如果不是圣賢在位，甚至于有“不肖者與圣賢并立而治”都是不可容忍的，謂之亂。這一點把圣賢之治的理想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治國、治天下者不只要由圣賢來實施，或者說由有道之人來治理國家，如果有不肖之人在位，那么，此國便是亂國，此世便是亂世，都是不可忍受的。再往前推進一步，從這個角度來說，《黃帝四經》的作者所要求的在位之人就已經超出了當初設想的“讀者對象”——王公、士人。除非假設王公士人們都是圣賢之人——但是，如果說王公、士人都已然是圣賢之人了，那么作者何必這樣苦心孤詣地講一大通道理？也就是說，這種假設是不符合實際情況與立論目標的?？墒?，如果王公、士人在位而不是圣賢之人、有道之士，那么問題更嚴重，那便意味著亂國、亂世，而這正是不可忍受的國政。主政之人都是圣賢之士，這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的，因此，順著作者的思路去推導，就必然得出要么廢除當時不賢的執政者，要么修正“賢不肖并立謂之亂”的說法。實際上，如果廢除不賢之王公貴族，那么就可能意味著事實上的“君臣易位”，而作者又認為“君臣易位謂之逆”，這顯然是有矛盾的。除非作者認為“圣賢之士”可以超出“王公貴族”之列，有道之士的范圍不是限定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可能是希望擴大治國之士的范圍，使一般的、擁有相當知識與道德水準的普通民眾上升至治國之士的行列，同時，作者又認同現行的“君臣設置”之政治制度。無論如何，能“因循”者非一般人，而必須是“有道之士”，即能順道、執道者。

在“順道”與“因循”的意義上，從“循名責實”到“刑名法度”，現實層面的“因循”又可以追溯到“道”與“順道”；而從“道”到“理”、“法”、“度”、“名”，又可以一直貫通下去，這兩個向度是可以徹上徹下的，雙向貫通的。

五、結論

“理”者，與“道”可通，在“本原與本始”的意義上相當于“道”；“道一而理殊”，道總而理分，道為形上主宰，理為道之執行、外化、條貫者；道生法，法由理出，理出而“法、度、名、刑”立。落實到具體的“循名責實”上，由“順道”而來的“因循”便占有重要地位，而“因循”又要求當政者能賢明執道，因此，從“道”而來的一切又必須回到“道”那里去，如此，形上形下一并收攝，理想現實全部統攝于“道、理”之中。

注 釋：

①本文參考的《黃帝四經》版本為：《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陳鼓應譯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在《黃帝四經》中，“理”字共出現34次，分別出現于“六分”、“四度”、“論”、“亡論”、“論約”、“名理”、“成法”、“名刑”、“稱”諸篇目。本文考察“理”之含義主要限定于以上篇目?！暗馈弊鳛橹匾懂犞饕霈F于“道法”、“前道”、“順道”、“道原”等篇。本文考察“理”與“道”的關聯，也是針對這些主要篇目而進行討論。

[1] 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2] 荊雨.自然與政治之間——帛書《黃帝四經》政治哲學研究[M].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 陳淳，熊國禎.北溪字義[M] .高流水，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4] 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高建立】

2014-09-11

雷愛民(1984-)，男，湖南衡陽人，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哲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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