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烏熱爾圖小說中的外來者形象類型

羅宗宇

(湖南大學文學院，湖南長沙410082)

外來者形象是一種他者形象。外來者從某一民族、地域或國家進入到另一民族、地域或國家，常常出現在文藝敘述中。在中國現當代小說中，沈從文的《鳳子》和《阿麗思中國游記》、老舍的《二馬》和《貓城記》、茅盾的《子夜》、艾蕪的《南行記》、瑪拉沁夫的《愛，在夏夜里燃燒》、賈平凹的《九葉樹》和《西北口》、張承志的《黑駿馬》、葉蔚林的《茹母山風情》、阿來的《塵埃落定》、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及眾多知青小說和涉及異國形象塑造的小說都有外來者，它成了一個現當代小說敘事現象。當代作家烏熱爾圖作為鄂溫克民族文化的講述者和代言人，同時也是鄂溫克族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小說在創造一系列作為鄂溫克民族自我形象的薩滿、獵人、老人、兒童等人物形象的同時，也塑造了不少外來者形象。根據外來者進入鄂溫克民族地域的目的態度及小說的敘事處理，烏熱爾圖小說中的外來者形象可分為幫助者、過路者、旅游者、冒犯者和入侵者五類。

相對于森林里游獵的鄂溫克人，山外人是他者。山外人進入森林里就是外來者。在烏熱爾圖小說中，一些被鄂溫克人指稱為山外人的外來者進入大森林中，和當地鄂溫克族人民一同生活，建立友誼，幫助鄂溫克族人民提高社會生活和生產力水平，引導鄂溫克族人民走向解放和現代，這些外來者就是一種幫助者形象。如《森林里的夢》中的工作隊王隊長，小說采用側面描寫，借走出山林受教育又回來當旗長的鄂溫克族人奔布之口說:“那年工作隊頂著風雪進山，找到了我們鄂溫克人，給了糧食、布匹，還為我們治病?！保?］209又如《熊洞里的孩子》，小說以小孩子釀滿那和爺爺的經歷寫1949年冬天來的山外人即共產黨對他們的拯救?！霸谶@凍死松雞的冬天進山，就是來找我們——受苦的鄂溫克人。孩子，他們要讓咱們也過上你常想的小鳥在天上唱歌，小魚在河里游，那樣沒人欺負的好日子。孩子，是他們從熊洞里救了咱們，是共——產——黨!”［2］238在此，外來幫助者成為了共產黨的政治化身，對其肯定和歌頌具有政治認同的功能。類似的形象還有《瞧啊，那片綠葉》中的老吳，他過去是山外人，現在是民族鄉政府的鄉長，他執行民族政策，幫助獵民建起了獵民新村，村子里的房子都像畫一樣漂亮。

外來者形象中的過路者是由于偶然或不清楚的因素臨時路過鄂溫克族生活地的人，在小說中，他們自身的個性特點模糊不清，基本上起一種構架敘事的作用，或者說是一種展現鄂溫克族文化圖景、實施文化評價的功能者。如《琥珀色的篝火》中的三個無名無姓的外來者和《綠茵茵的河岸》中的“我”?！剁晟捏艋稹分谐霈F了老漢、中年人和年輕人三個外來者，他們無名無姓，來自城市，在山林里迷了路，又冷又餓，鄂溫克獵手尼庫在護送重病的妻子去醫院的途中，發現了這三個外來者的足跡和危險，尼庫鉆進森林里搜索并成功救助了三個凍得半死的外來者，然而他的妻子卻生命垂危。小說中三個無名無姓的外來者，是作為鄂溫克人的他者符號來處理的。他們與尼庫的有限對話，并不呈現自身的個性特征，而在于延續敘事，顯示鄂溫克獵人尼庫高尚而樸素的道德與精神品格，如下段文字:

“您救了我們三個人的命!”戴眼鏡的老漢嘴唇在抖，眼眶濕了。

他坐起來，瞅瞅他們，沒說什么。他覺得沒什么可說的。不論哪一個鄂溫克人在林子里遇見這種事兒，都會象他這樣干的。只不過有的干得順當，有的干得不順當?！难凵裨谶@些陌生人臉上慢慢地滑過。那種不痛快的感覺消失了，他心里又覺得很順暢。這是從大城市來的人呀!他們見過多少世面!現在，他們用這么恭敬的眼光望著他——一個鄂溫克獵人。他發現自己被人推到一個尊貴的位置，這是難得的心靈里的位置。這是第一次!多漂亮的第一次呵!［3］17－18

在此，外來者的遇險經歷及獲救后的感激和崇拜，從他者的角度肯定了鄂溫克人的德性之美。同樣的敘事處理還見于小說寫尼庫烤狍子肉。三個外來者吃光了尼庫帶的餅和熟肉，滿臉憂愁，尼庫只好出去打獵，在連個鍋桶都沒有的情況下，用鄂溫克人的生活方式將肉燉熟了，“把祖輩傳授的古老的生活經驗表演出來了，就憑一把獵刀，一雙手”［3］22，其中“表演”一詞顯示了外來者的過客身份，他們對尼庫的佩服，正是對一個民族生活文化的肯定。

如果說《琥珀色的篝火》中的外來過路者因其是一個集體而不好作個性化呈現的話，那么《綠茵茵的河岸》中的城里人“我”應當是可以進行個性化刻畫的，但小說并沒有如此處理?！拔摇钡能嚦隽嗣?，在等車修好的時候遇到了“他”，“我”于是充當了“他”講述自己那段浪漫而憂傷的異國愛情故事的聽眾。車修好時，“他”講完故事，騎馬離去，“我站在那里，望著他遠去的背影，望著那片綠茵茵的河岸，想把這最完美的印象記在心里”［4］41。在此，“我”由于汽車故障與鄂溫克男子“他”相遇是偶然的，“我”與“他”的對話，并無顯現“我”個性的語言，“我”的性格特征也因此模糊不清，而“他”與“我”的對話卻呈現出“他”的人性美?！拔摇弊鳛檫^路者的看、聽和感慨，肯定的既是“他”這一個，也是“他”這一族，“我”成為表現和肯定鄂溫克民族的他者鏡子。

第三類外來者形象是旅游者。旅游者與過路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有意識有目的地，成了文化穿梭者和進入者，他們自身的個性特征也不鮮明，小說敘事同樣讓他們充當敘事聚焦者和文化評價者。如小說《薩滿啊，我們的薩滿》和《綴著露珠的清晨》中的外來者。在前一篇小說中，公路伸進森林里后，旅游者一批批從遠方涌來，絡繹不絕地出現在鄂溫克人的林子里，“好似從另一個世界闖入的”，他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一切，“神情好似他們在某一處輝煌的圣地和蒼老的古墓之間漫游”［5］164，發現了老薩滿達老非和鄂溫克文化的神性之美。一批批的旅游者面影模糊，只是作為與老薩滿互相“看”與“被看”的對應物而存在。當老薩滿發現自己被旅游者當做“活化石”而獵奇、民族莊嚴神圣的含魅文化滑向世俗的商業文化后，他主動失蹤躲在熊洞里。在最后一次出于無奈披上神袍被游客觀看時，他發出了“我——是——頭——熊”的吶喊，旅游者的獵奇觀賞終于讓老薩滿以憤怒的方式表達出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強烈認同。

《綴著露珠的清晨》也寫到了外來旅游者，他們是應邀來參加鄂溫克族獵人定居歡慶大會的舞蹈家、歌唱家等人:

這是從遠方飛來的鳥兒，頭一次飛到這樣一片陌生的林子，樹枝上的每片葉子大概都使他們感到新奇。說實在的，能陪著這樣的名人在村子里轉游，我心里也真夠暢快。這可是城里來的名人，要不是村里舉辦鄂溫克獵人定居歡慶大會，有野餐，有篝火，人家才不來鉆你的山溝溝。［6］165

這些外來者由“我”陪游，他們對鄂溫克族的狩獵文化、樺樹皮文化、馴鹿文化、民歌以及服飾文化都很感興趣，并對其贊美?！啊蛱?，一下汽車，我真呆住了。在車上，我打了個盹兒，睜眼一看，你們猜是什么感覺，覺得自己走進了安徒生的童話世界?！璩覔P著一雙細長的眉毛，說得那么動情，兩只眼睛閃著迷人的光亮?！艺嫦胱阡撉倥?，彈上一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保?］166對鄂溫克文化的傳播者別吉大叔，歌唱家還以稱贊佩服的語氣說:“你是真正的獵人!”［6］168

外來者形象中的第四類是冒犯者，他們無意或無奈地進行文化犯規。冒犯者的個性特征相對過路者和旅游者更為鮮明，如《森林里的夢》中外來的套鹿人。鄂溫克老獵人沙日迪在林子中發現了一個陌生人的足跡，他積極追蹤，發現了外來的套鹿人，老獵人于是堅決制止他的套鹿行為。當老人聽說套鹿人是因為家中“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生活慘狀被迫來套鹿時，又主動送給套鹿人兩張熊皮和五張狼皮。套鹿者以“不能白要你的東西”予以拒絕，誰知沙日迪“臉上露出悲憤、堅毅以及被人蔑視而盛怒的神色，‘你看不起我，看不起鄂溫克’”［1］217。外來套鹿人于是收下禮物，向沙日迪猛一個鞠躬，帶著對老人也是對一個民族的感動走了。小說敘事通過外來套鹿人的糾錯，既展現了外來套鹿人和鄂溫克老人沙日迪的“義”，更唱出了鄂溫克民族心性美的頌歌。又如小說《熊洞》，其中的林場主任也是外來者?！八痹诹謭霭l現有熊后，請“我”當槍手去獵熊，“我”按鄂溫克族的習慣保持著沉默和悲哀，“他”卻不明白要閉緊自己的嘴，張嘴說了犯忌的話，無意中沖突了文化的規定。

外來者形象中的最后一類是入侵者。與冒犯者的無意或無奈的文化犯規不同，入侵者是故意的文化侵犯者，他們憑借權力或暴力進入鄂溫克族地域進行侵略。烏熱爾圖小說中的入侵者形象有兩種，其一是日本侵略者。小說《雪天里的樺樹林》寫鄂溫克人雅日楞和興泰被日本鬼子抓到山下關押做勞工，日本人川島將雅日楞摔在地上，用腳踩踏著侮辱他。后來兩人逃回森林里。一天，他們在雪天的樺樹林里發現了三個日本軍人，“小路上急匆匆地奔過來的是三個日本軍人。他們耷拉著腦袋，臉色灰暗，濺滿泥水的皮靴深一腳、淺一腳地踩在雪地里”［7］47。面對侵略者，他們舉起了槍，但當雅日楞發現川島在其中后，立即制止興泰開槍，而是選擇用川島曾經羞辱自己的方式解決川島:

川島很快從地上爬起來，直奔雅日楞沖去。雅日楞退了一步，雙手抓住川島的右手，用力一扯，川島趔趄著朝雅日楞懷里撲去。雅日楞閃身動作干凈利索，他拽住川島的右臂，用肩、腰、手的全部力氣猛地朝前一甩，川島頓時雙腿騰空，整個身子從雅日楞的肩上甩過去，咚地一聲，狠狠地摔在地上。

……

川島臉色青紫，從地上爬起來。雅日楞重又拉開摔跤的架式，等待著他。［7］50

雅日楞最終贏得摔跤勝利，羞辱了川島并使其自殺。雅日楞的舉動顯現出鄂溫克人獨特的血性和勇敢，小說因表現抗日而具有鮮明的愛國主義主題，其中也蘊含了對民族精神的認同。

另一種入侵者則是極“左”時期的某種山外人。烏熱爾圖的這種小說因其對極“左”政策的反思與批判而帶有反思小說的味道，其中也有鮮明的民族文化認同內蘊。如《一個獵人的懇求》，古杰耶等鄂溫克獵手在極“左”政策下被收繳了獵槍，他本人被山下的“群眾專政指揮部”關押了三個月，他弄壞木窗逃回山里。外來者張喜勝和王斌為了追捕古杰耶而進山，在他們抓捕古杰耶的過程中，沒有了獵槍的獵人古杰耶力除熊害，只身用獵刀殺死了一頭熊，讓追捕者驚得目瞪口呆，見識了什么是真正的鄂溫克獵人和文化。小說借波熱木老人的口表達對外來者收繳鄂溫克獵手的槍實際上也是對侵犯民族文化習慣的行為的憤怒:“可現在，怎么回事?你告訴我，為啥沒收我們鄂溫克獵人的槍?唉!是條魚就把它放回水里，是只鹿就讓它跑回山上”，“為啥不讓我們靠山吃山?收槍，還隨便套死我們的鹿，呸!”［8］149類似的小說還有《森林里的夢》，小說以鄂溫克老獵人沙日迪的回憶展開敘事，其中第三件事與外來入侵者相關，“文革”時期的一天，沙日迪在森林里巡視，發現一伙帶著紅袖標的外來人進山打天鵝，老獵人堅決阻止，被外來者“前進帽”痛罵:“混蛋，你這個老不死的!”“你他媽的好大膽，敢擋我們的駕!”［1］219老獵人憤而開槍警告，卻招至毒打，“從西邊的樹叢中突然沖出一伙人，還沒等沙日迪清醒過來，他就被打倒在地。在飛舞的拳腳中，他看見了那頂前進帽”，“帶紅袖標的這伙人，撇下了他，發瘋似地在河岸上揮舞著獵槍，追趕著越飛越高的天鵝”［1］220。他蘇醒過來后，對保護動物無怨無悔，并祈禱惡夢快點過去。在此，入侵者因其文化入侵行為而遭到了鄂溫克人的堅決反抗，同時更強化了他們的民族文化堅守和認同。

比較文學形象學學者亨利·巴柔曾說:“一切形象都源于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系的自覺意識之中，……因此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的，且能說明符指關系的表述?！保?］4烏熱爾圖筆下的外來者形象正是在一種自我與他者的自覺意識中塑造的，是對“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表述，融入了個體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認同，其中有一種“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立場，顯現的是鄂溫克人對新政權和民族文化的認同姿態。由于外來者形象中并沒有鄂溫克文化的反思者一類，烏熱爾圖小說中的外來者形象大體上成為了美己之美的借鏡。

［1］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森林里的夢［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2］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熊洞里的孩子［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3］烏熱爾圖.琥珀色的篝火［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4］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綠茵茵的河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5］烏熱爾圖.你讓我順水漂流·薩滿啊，我們的薩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6］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綴著露珠的清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7］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雪天里的樺樹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8］烏熱爾圖.七叉犄角的公鹿·一個獵人的懇求［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9］巴柔.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M］∥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