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化社會背景下的執政黨認同

祝靈君　冉茜儀

〔摘要〕當今世界，社會發展的個體化趨勢越來越明顯，我國也正步入個體化社會的進程。個體化社會造就了一個嶄新的經濟社會環境，呈現出許多新的顯著特征。在新的環境下，影響執政黨認同的因素表現出多樣化，執政黨認同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分析和認識個體化社會新環境下的新特點和新規律，理解和把握個體化社會對執政黨認同的影響，有助于世界各國執政黨共同正視風險和挑戰，共同提升執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關鍵詞〕個體化社會；執政黨認同；經濟增長；城鎮化；新媒體；反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4-0045-05

在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繼續研究執政黨認同與經濟增長關系這個大課題時，世界形勢正在日復一日地發生變化?？傮w上看，一個以全球化、互聯網、新能源、大數據等為主要標志的“個體化”社會（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已經到來。與經濟自由化的浪潮所鑄造的多元化社會相比較，個體化社會具有新的特點，如：勞資之間連接紐帶弱化（如勞資之間的相互依存轉變為彼此之間的自主性、資本取悅于消費者壓倒了資本取悅于生產者、勞動雇傭關系的短期化取代了長期化，等等）、社會組織的扁平化、世界的虛擬化、公民的自我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情緒化”。如果說，現代政黨政治是多元化的產物，是成功應對多元化社會的文明成果，那么個體化社會究竟會帶來什么挑戰？在這個全新的背景中，尋找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的關聯度正變得愈發不可琢磨，影響執政黨認同的因素越發具有多樣性。也許是由于人性的弱點容易被個體化社會所張揚，幾乎所有人都想“變”，人們對組織、約束、規范的吸引力越來越淡化，選民越來越感性化、情緒化、自我中心、自我認同，容易受個別事件的刺激而天然地判斷在野黨一定比執政黨更好，從而忽略執政黨比在野黨更適合、更優秀的可能。那么，個體化社會究竟對執政黨有什么影響？

一、個體化社會造就了一個嶄新的經濟社會環境

“個體化社會”理論是當今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這個概念最早由貝克（上世紀80年代中期、1992年）、吉登斯（1991年）、鮑曼（2001年）等學者提出并系統闡釋，如今已經發揚光大并登堂入室，成為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哲學等領域的熱門概念。盡管有一定聯系，個體化社會并不等同于個性化社會或個人主義社會，也不等同于自私自利的社會，或簡單等同于自我中心的社會。它是一種社會結構與現象，反映了有關社會制度以及個體和社會關系的一個結構性的、社會學的轉變。個體化反映了一系列出現在全球化時代、后工業社會時期全新的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如：職業變化（如就業短期化的出現）；公共權威的衰落和個體孤獨感的增長；倡導個性與自力更生；男女之間權力天平的變化；對男女之間關系的重新界定；對私人生活和公共領域之間關系的重新界定；一種私密性、非正式性、自我表現的文化的興起，等等?！?〕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則歸納出了諸如勞動力就業短期化、勞資之間的依存關系被打破、由于資本的全球性霸權而導致的世界無序、社會分化加速、貧富差距擴大、生活政治與“消費者”政治的出現、家庭的解體、傳統的民主理論面臨挑戰、對性的全新解讀等一系列個體化社會特征?！?〕

用貝克的理論來闡釋，如果要給工業社會的理論貼上一個標簽，那么可以用“第一現代性”理論來指代，而后工業社會自然可以用“第二現代性”理論來指稱。當代世界正在經歷從“第一現代性”向“第二現代性”的轉變，伴隨這個轉變產生了個體化社會。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幾乎都被納入全球秩序，因此，即使最貧窮的國家也出現了“第二現代性”的萌芽，因而“個體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發展趨勢。如果說，“第一現代性”理論把歐美國家的經驗絕對化、普世化，并視為世界各國的榜樣，那么“第二現代性”理論則重視一種具有差異的“普世主義”，個體化社會理論即是其中的典范。也就是說，世界各國都進入了個體化社會的進程，但由于現代性的差異而導致個體化進程的實現途徑與特征各有差異。用貝克的話講：“個體化就其本質而言是對新的社會生活之道和社會生活形式敞開的，歐洲以外的國家既非歐洲個體化模式的重演，也不是這種模式的延伸。更確切地說，個體化進程的多維性必須擺脫民族的、歐洲視角的束縛?！薄?〕

盡管各國個體化途徑和方式并不相同，但依然有一些相同的特點，這些特點被貝克歸納為“四項基本特征”：一是去傳統化；二是個體化的制度化抽離和再嵌入；三是被迫追尋“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個性；四是個人面臨的不可靠的自由與不確定性導致的風險內化。也就是說，個體化社會的出現會經歷三個階段：脫嵌（個體從已有的社會規范、組織中擺脫出來）、去魅（原有的規范或既有權威的瓦解）、再嵌入（個體化的必然階段，即個體與社會關系的再建立，個體重新回歸某種規范、倫理之中，但已經超越傳統規范、組織等）。

二、執政黨認同的影響要素具有多樣化特征

1960年，美國學者奧古斯·坎貝爾（Augus Campbell）等最早提出了“政黨認同”的概念，把政黨認同看作是人們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心理傾向?！?〕從此，在選舉政治中，政黨認同或政黨認同轉移被看作是一個觀察選舉的主要指標，成為研究公眾政治行為的核心概念。一般認為，政黨認同變遷是政黨變遷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黨變遷的根本動力。關于政黨認同的研究，出現了20世紀60年代的“密歇根模式”和小V·O·基的“負責任選民模式”，70、80年代的杰克遜模式、馬庫斯模式、費奧里拉模式。40多年來，政黨認同研究總體上有兩個傾向：一是持久性和穩定性傾向；另一個是重大議題、回顧性評價、突發事件的影響。建構政黨認同的途徑有很多種，如政黨社會化、經濟績效、意識形態、社會階層歸屬等，其中研究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相關性的途徑屬于經濟績效途徑，在國外文獻中也稱為經濟的“回顧性評價”途徑，即：人們依據經濟業績來決定是否擁護執政黨，如果經濟增長快、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就能夠對執政黨形成較高的認同度，相反，經濟業績差的執政黨即使在其他方面有突出成績也難以獲得人們的支持，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國保守黨在二戰時期贏得了軍事上的勝利，卻因為糟糕的經濟業績輸掉了選舉?！?〕

經濟增長是影響政黨認同的重要因素。不僅在成熟的西方政黨政治國家，政黨政治與經濟增長具有直接關系?！?〕而且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也有相當大的關系，比如，一些國家執政黨把經濟增長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合法性資源，一旦出現經濟衰敗、失業率增高，就可能出現社會動蕩，引發政治危機，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沖突是應得權利與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7〕的規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也會出現社會結構的變遷，如建立在血緣、地緣、親緣關系基礎上的傳統社會規范網絡將不可避免地被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建立在科層管理基礎上的“陌生人”社會網絡所代替，從而形成新的社會結構，這將給社會治理帶來新的挑戰，間接影響到執政認同問題；又如，在經濟發展中，中產階級的隊伍將逐漸壯大，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人民政治參與的意識會逐漸增強，這將對那些禁止擴大人民參與的執政黨形成新的挑戰；再如，在那些正在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國家，法治不健全是一個普遍現象，因而給執政黨干預市場留下了許多空間，形成執政權力與市場權力（資本權力）的高度融合，出現執政權力支持市場的發展，反過來又利用市場創造的新資源回報執政權力的“權力尋租”現象，最終瓦解了增長成果由全民共享的格局，少數精英獲益遠超過大多數人。在這些國家中，短時期看，這種模式可能形成經濟的高速增長，腐敗變成名副其實的經濟增長“潤滑劑”，但長遠看來，如果執政權力與市場權力不能既分離又制衡，則潛伏著許多風險，最有可能的是經濟增長減速與執政認同降低互相激勵，最終形成全社會的不穩定?！?〕上個世紀80-90年代的拉美國家、前蘇東國家以及近期的中東、北非國家在向市場轉軌的過程中都多多少少出現過類似問題。

然而，把握經濟增長與政黨認同關系并不容易。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尋求一個普遍存在的經濟增長與執政認同的相關性規律的難度越來越大，因為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不同國家政治體制差異、宗教、文化、外部力量干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研究這個領域的國外文獻揭示，威權型政黨比民主型政黨更依賴于經濟增長的績效合法性，因而其政黨認同受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大。此外，在威權體制下的政治不穩定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要比民主體制大；此外，宏觀的經濟形勢并不能決定選民政黨認同水平的高低，宏觀經濟形勢良好而失去政權的案例比比皆是。只有當微觀經濟狀況改善與否與執政黨公共政策掛鉤時才會影響公民的政黨認同。但是，在一個自治水平更高的社會中，如果公民傾向于認為微觀經濟形勢的改變是個人的事情，那么微觀經濟狀況因素對政黨認同的影響度依然很小。

三、個體化社會對執政黨認同的影響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經指出：在一人一票的體制下，“有時人民是變化無常的。他們厭倦了生活穩定改善的日子，可能會貿然為了追求新鮮而選擇改變現狀”。而政客最容易煽動民眾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簡單的、煽情的呼吁，而不是承諾促進經濟發展與增長或承諾其他民眾不甚了解的事情，只需要在一些簡單的事情上做出承諾，比如種族自豪感、語言、宗教和文化?！?〕受這個規律的影響，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一些老黨、大黨面對認同度都在滑坡的趨勢卻束手無策，這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政治難題。① 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999年在倫敦接受的一次采訪活動中披露：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30%-40%的德國人熱衷于某種嘗試性的（experimental）生活方式，并表現出某種新的高度政治性的取向。對此人們完全無法理解，因為這些人不參加任何政黨，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社會民主黨黨員，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綠黨成員，甚至也不參加工會。但他們依然以非常直接的方式積極參與政治，無論是圍繞他們的私人關系，還是圍繞著更為廣泛的問題?！?0〕

因此，在個體化社會的集體性挑戰面前，全世界的執政黨有義務摒棄意識形態與文化的差異，坐下來協商對策，使人類健康的政治文明保持著連續性并向前發展。

個體化社會與全球化趨勢相互強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也在改變執政黨認同的基本規律。具體說來，首先，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及其覆蓋范圍的擴大極大地改變了經濟增長的規模與特征。一個處于國際貿易價值鏈底端的國家如果具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土地資源、豐富的水資源、礦藏資源，這個國家進入全球化進程之后可以迅速實現經濟增長。但是隨著勞動人口成本的上升、土地資源的進一步縮小，保護環境資源壓力的增大，礦藏資源的開發接近尾聲，如果不能有效地向創新驅動轉型，邁向價值鏈高端，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自然下降。但是，在受到價值鏈高端的全球資本力量打壓的前提下，邁向價值鏈高端絕非一日之功，而且，經濟增長受國際因素的影響自然就不可排除國際因素對執政黨的影響力，因而執政黨認同中的因素就增加了一種外部因素：國際資本力量以及站在這個力量背后的眾多國家。這表明：在全球化時代，執政黨認同已絕非單純的國民認同那么簡單，

①2013年6月，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們與來自德國的政黨學者在交流時發現，這些學者都表達出了一種憂慮：即當今歐洲的老黨、大黨的選民認同度都不同程度地滑坡，而一些小黨（如綠黨、海盜黨等）卻如魚得水。

而是呈現出一種紛繁復雜的組合性認同現象（國內與國際），這才是我們需要給予高度重視和給予深思的話題。

同時，受全球化的影響，資本的國際流動性不斷增強、影響力不斷擴大，必將形成資本的世界霸權。與資本的高度流動性相比，政治權力往往是地域性的，影響也是地域性的。由此，全球性的資本霸權必然與地域性的政治權力相抗衡，并最終在分合之中產生矛盾，這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在全世界兜售政治自由主義方案的根源，因為，唯有政治自由主義方案才能掃除資本在世界各國自由流動的政治藩籬，這是一個必然結論。政治自由主義的思想通過大學教科書以及知識分子的口傳遍全球。政治自由主義、政治多元主義的思想必然與多黨制相伴隨，政治多元主義傳播得越深入，一國的民眾對某個執政黨的認同度越容易受到侵蝕。

其次，在全球化進程之中，隨著全球資金與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加速，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進程也在加速，這又帶來了一個對發展中國家執政黨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挑戰：城鎮人口聚集和社會穩定。這個挑戰已經超越了“政黨認同或不認同”的“二分法”界限，表現為一個非常復雜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現象：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少數幾個城市比如首都，將會出現經濟增長提速與社會動亂危險升高并存的局面。一旦居住在城鎮區域（尤其是大城市）的人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如CPI上漲），城鎮普通人群（尤其是青年人）很有可能采取集體行動，向執政黨領導的政府表達抗議，近年爆發在中東、北非的亂局已經反映了這種可能性。在非洲，衡量一個執政黨的領袖能否領導國家，一個主要的標準是他能否有效控制首都。在非洲的剛果（金），總統小卡比拉的心病是如何通過農村復興運動將首都金薩沙的人口吸引到農村去，否則首都將時刻處于不穩定之中。①在拉美，大量的農村人口匯聚城市，形成了貧民窟、犯罪、貧富懸殊、城市環境破壞，以及無時不在的社會穩定被破壞的危險。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國家通過再分配政策有意識地向城鎮人口傾斜更多的社會福利，在短期內表面上有利于維護城鎮穩定，但更好的福利環境將吸引大批農民進城，從長期看，城市大規模的人口聚集最終將不利于這些國家的威權型執政者（黨）?！?1〕因此，城鎮化進程將是威權型的執政者（黨）最終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

再次，新興媒體快速發展極大地改變傳統的政治溝通模式，使政黨認同變得更加復雜。196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第一次在全世界使用了電視媒體，1996年美國民主黨主席第一次在全世界使用互聯網募集競選資金并在網絡上進行政治營銷，參與黨內競選。今天，利用電視媒體、社會媒體、新媒體進行政治競爭已經成為常態，黨內“大佬”對黨的影響力在降低，政黨內部的權力譜系已經改變，政治競爭越來越專業化，媒體力量、利益集團與政黨候選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政黨與選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松散，政黨認同度的提高越來越依賴于議題與候選人，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注定了經濟增長與執政黨認同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弱。照此趨勢，今天歐洲的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老黨、大黨的選民日漸弱化，認同度日漸減低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與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的是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這股力量首先表現為與各國的政治生活結合起來，最終把全球貿易的道德評價轉變為政治評價，②政黨認同開始受國際國內各種要素的影響。一位名叫皮厄特拉·里佛利（Pietra Rivoli）的美國喬治城大學商學院學者花了五年時間跟蹤調查一件T恤的全球履行軌跡，摸清了全球化的基本規律，她展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全球化的支持者或反對者爭論的焦點是市場，而在她的T恤的世界旅程中，它幾乎沒有真正進入過自由市場。政治反作用于市場，政治保護市場，政治包含市場，而不是在市場上競爭，這才是“T恤生命歷程”的主要內容。因而，情緒化地反對全球化是片面的，一位普通的勞動者被保護在市場之外（不進入市場）比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遭受的貧窮要多得多?！?2〕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通過長期的觀察發現，即使沒有中國，傳統工業的轉移

①2010年9月，筆者在訪問非洲時幸運地與剛果（金）總統小卡比拉先生見面，親耳聽到了他對中國朋友表達出這種憂慮。

②在人類經濟史上，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曾經有過很長一段對貿易的道德評價時期。在西方，基督教曾主導了對貿易的道德評價，直到宗教改革以后才開始有經濟學者理性地從市場化的角度討論貿易問題；在世界東方比如中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商業被來自各種道德評價的壓力所約束，處于“士農工商”之末，受到人們的歧視。

也必然會發生，例如1950-1980年間法國紡織業就業崗位的減少就比1980-2000年間要嚴重得多。中國自然就成為法國和歐洲的一些人為社會不公現象尋找到的替罪羊，其實，沒有中國，法國和歐洲紡織業的轉移也會發生?！?3〕里佛利追蹤T恤旅程的故事以及皮凱蒂的觀察告訴我們，純粹市場化的全球化是沒有的，在全球化進程中逐步有序地擴大公民或勞動者的政治參與、表達的權利才是讓勞動者真正擺脫貧困和弱勢地位的有效手段。這就給那些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又帶來一個政治上新的挑戰，能否迎接這個挑戰反映了執政黨的信念、信用、信心，也為執政黨在全球化進程中展示了一個“通過穩妥有序地擴大民眾參與來增加認同度”的基本規律。

反全球化的力量還表現為“地方化”的興起。地方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地域認同和民族認同增強，在對抗世俗化（如市場化）力量過程中非世俗化力量（如伊斯蘭主義）重新崛起。由于全球化一方面加劇了世界的兩極化分化，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個結論早已被國際政治經濟學所證實。當全球化制造的貧富兩級分化與“地方化”匯聚到一起時，立刻在世界的一定區域內產生了極端主義思潮、追求地方自治并演變為地方獨立思潮，主要集中在非洲、中亞、中東、中東歐等亞歐板塊的交界地和非洲板塊上。最終，在這些區域內的國家出現了極端主義運動，如塔利班與分裂勢力的崛起，中亞與東歐國家、宗教狂熱思潮的興起，中亞許多國家、中央與地方關系的緊張，等等?！暗胤交钡呐d起最終會對一個全國性的大黨（或執政黨）認同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卻給那些具有較大地域影響力的執政黨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

〔參考文獻〕

〔1〕〔3〕〔10〕〔德〕烏爾里?！へ惪?，伊麗莎白·貝克·恩格斯海姆.個體化〔M〕.李榮山，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35，6，241.

〔2〕〔英〕齊格蒙特·鮑曼.個體化社會〔M〕.上海三聯書店，2002.

〔4〕Au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Donald E. Stokes， the Ameican Voters， New York： Wiley， 1960.

〔5〕王慶兵.發展中國家政黨認同比較〔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6〕〔美〕羅伯特·古丁，迪特爾·克林格曼.政治科學新手冊：下〔M〕.三聯書店，2006.943-944.

〔7〕〔英〕拉爾夫·達仁多夫.現代社會沖突〔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3.

〔8〕【美】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國家為什么會失?。簷嗔?、富裕與貧困的根源〔M〕.吳國卿，等譯，衛城出版社，2013.

〔9〕【美】格雷厄姆·艾莉森，羅伯特·布萊克威爾.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M〕.蔣宗強譯，中信出版社，2013.144.

〔11〕Jeremy Wallace， Urban Concentration， Redistribution， & Threats to the Survial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2012.

〔12〕〔美〕皮厄特拉·里佛利.T恤的全球之旅：一位經濟學家對世界貿易的市場、權力與政治的考察〔M〕.肖建平，王昭平，蔣玉瑾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6.226-230.

〔13〕應強.用征稅解決中國財富的不平等：皮凱蒂談中國收入分配問題〔N〕.參考消息，2014-06-12.【責任編輯：石本惠】